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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一面用經濟好處討好鄰國，又不時秀中國武力肌肉，這樣的策略鄰國會單嗎？本書有精闢的分析。──《路透社》

本書巧妙的融合統計數據與生動的地方色彩，為讀...

二○一四年十一月，北京一向霧霾的天空變成明亮、蔚藍。之所以會出現藍天，是因為北京正要舉辦二○○一年以來在中國再次舉行的亞太經濟合作( APEC )論壇。美國總統歐巴馬、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等二十位世界領袖將蒞臨北京，政府決定端出最棒的一面接待貴賓。工廠奉命停工；店鋪、學校和商家放假；汽車不准上路；居民最好出城。農民奉命不要點熱傳統的坑床——違者抓去坐牢。貴賓一離開，鋼鐵廠重新開工，天空又恢復一向的灰濛濛。

在北京，亞太經合會議論壇是二○○八年奧運以來最重要的國際盛會，也是習近平主席主持的第一次外國領袖會議。如果說北京奧運是中國向全世界展現它已是現代全球大國的機會，亞太經合會議論壇就是習近平主席展現中國終於將扮演全球大國角色的機會。他並未失望，很有自信地與歐巴馬總統交涉。最重要的是，他利用這個論壇替中國打造宏大的地緣戰略野心，宣布計畫在未來十年提升海外投資到一兆二千五百億美元的規模。他把中國擺到亞洲外交的中心，提出契合其政府外交政策的新倡議——打造「新絲路」。

成立於一九八九年的亞太經合會議，原本應該帶領貿易和區域經濟整合，卻經常淪於放言高論的場合。習近平提出宏偉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Free Trade Area for APEC ) 概念，企圖替論壇貫注迫切需要的新活力——性質上是針對美國推動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Trans Pacific Partnership, TPP，中國十分明顯不是它的成員）更兼容並包的新版本。他也說服與會各國領袖通過一份嶄新的「亞太經合會議連結藍圖，二○一五至二○二五年」，涉及到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興建新公路、鐵路和航運路線。習近平把這些構想當作宏觀未來的願景之一，他對出席論壇的一千五百名企業界代表宣示：「我們區域的發展前景繫於今天我們所做的決定和行動。我們有責任為我們人民創造及實現亞太夢。」

習近平之前的中國領導人，沒有人有談論在中國領導下的「亞太夢」。中國傳統上，在高度外交的世界是個消極角色，寧願躲在「不干預」其他國家事務的背後，不去理會世界大事。但是在習近平領導下，中國準備到國外扮演更積極的角色，預備以巨大的經濟實力支持其外交作為。就在亞太經合會議之前兩星期，中國舉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典禮，二十一個國家同意成為第一個由中國人倡導的多邊開發貸款機構的發起人。而在亞太經合會議上，習近平宣布成立四百億美元的「絲路基金」，專門資助新絲路沿線的項目。

成立亞投行和絲路基金是中國深化其亞洲戰略野心的證據。它在二○一三年首次現出跡象，新任外交部長王毅宣布，外交政策的重心將轉回到中國後院。中國將尋求在鄰國之間建立「命運共同體」——不僅包括以巨幅經費支持擴大經濟整合，也要共同保衛國家利益的一個願景。中國的目標是以經濟誘因與鄰國建立更緊密關係，把它們更緊地團抱在一起，換取幫它們興建公路和電力線路，中國期待夥伴國家尊重其「核心利益」，包括對南海的領土主權之聲索。這就是北京所謂的「雙贏」外交。

在外交政策，中國已捨棄過去的做法。一九七八年展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外交政策奉行「鄧小平理論」，即外交必須為國內發展此一更大目標服務。也就是透過吸引外人投資、促進穩定的外貿環境，支援中國出口增長，這是鄧小平在一九九○年代初期訂下著名的「韜光養晦」策略。

中國領導人要求國際展現對它尊重，稍覺不受尊重，就會指控別人「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但他們很罕於要出頭當老大。他們專心經濟外交，力爭貿易協定，支持國有工程及資源公司到海外擴展。他們對東南亞國家協會最積極拉攏，希望鄰國害怕中國對其構成競爭威脅的感受。他們努力表現中國是個負責任的經濟大國的模樣：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維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決定，有助於區域穩定，另外在二○○八年全球金融崩潰下，中國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融資給東南亞國家。

然而，經濟力量帶來地緣政治的影響力。中國外交政策策略家，長久以來即辯論強大的中國要如何在全球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二○○四年，中國領導人一度短暫提起「和平崛起」，但當外國人覺得和平崛起太有挑釁意味，他們改用聽來比較溫和的名詞「和平發展」。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美國和歐洲經濟體疲態畢露，眾多人主張更低調的外交政策。在中國，胡錦濤政府遵守鄧小平「韜光養晦」的指示。二○一一年，北京政府發表「和平發展白皮書」，重申「中國外交的中心目標是創造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以利發展」。

二○一三年十月，習近平以總書記身分主持專門討論區域外交的中央工作會議，他發表題目為「讓命運共同體在鄰國生根」的演說。他遵循鄧小平路線，表示外交關係必須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穩定取得良好的外在環境，但是也說中國必須在亞洲承擔「共同命運」意識。他暗示摒棄鄧小平韜光養晦的建議，宣布中國在亞洲區域外交應該「奮發有為」。

同年十一月，即亞太經合會議過後兩星期，習近平主持罕有的外事工作中央工作會議。這是二○○六年以來首次類似高層會議，當時國家主席胡錦濤提出中國要在「和諧世界」取得地位。習近平則提出不同觀點。他說，中國應該推動「大國外交」，並鞏固在亞洲的領導地位。他重彈過去領導人的調子，表示友善的外在安全環境給予中國「戰略機遇期」，可以集中力量專注內部發展至二○二○年。但是他也首次暗示，維護有利的環境不靠運氣，要靠中國本身的外交努力。最後，他明白地把中國的大國崛起聯繫到民族復興的「中國夢」。

在「中國夢」的大旗下，習近平追求新的外交政策，以中國在亞洲獨領經濟風騷為最高優先。同時，他追求與美國發展「新型大國關係」，要求中國被平等對待。這些野心在全球體制上產生影響：中共中央政治局二○一四年十二月為發展亞太自由貿易區召開研究會議，習近平說，北京應該「帶頭參與，讓中國的聲音被聽見，並將中國元素注進國際規則」。中國長久以來即追求「多極」世界，但是習近平是至少兩代以來的第一個中國領導人，試圖促成實現。

這個野心得到一路成長的經濟力量支撐。中國的經濟雖已減速，但即使百分之五的年增率，也使它每年的國內生產毛額增加約等於阿根廷這樣一個中型經濟體的規模。中國已經占亞洲整體國內生產毛額的近一半，目前是本區域最大的貿易夥伴，並且挑戰日本要成為在東南亞的最大投資國。北京相信它的財金資源和工程將是無從抗拒，尤其是在缺乏能力自己出資、興建本身基礎設施的國家。祭出一帶一路倡議，北京實質上是對其鄰國掛出巨大的經濟胡蘿蔔。中國領導人判斷很少國家能不咬它，尤其是無法提供基本服務給予人民的弱國。

可是中國想要說服其鄰國擁護奉北京為中心的區域新秩序，將會很費一番勁，正因為這些國家忌憚它巨大的經濟力量。沒有人想成為中國的藩屬國家。北京追求的「命運共同體」，被整個區域視為威脅、而非機會——尤其是南中國海。很少人會懷疑，中國外交官一再強調的宣傳——中國的「雙贏」外交，其實是以服務中國利益為第一優先。即使在與中國友好的國家，也普遍害怕經濟上過分依賴中國。和亞太經合會議各國代表在北京享有的蔚藍天空一樣，中國有關共同繁榮的甜言蜜語恐怕當不了真。

一路一帶倡議
習近平的的一帶一路倡議，從南中國迤邐、跨越歐亞大陸，它堪稱是最宏偉的構想計畫。從古代由中國，經中亞，至歐洲的絲路得到靈感，它構想在地球上若干最地區興建公路、鐵路和工業走廊，把它們和在亞洲、非洲、中東和歐洲改善的港口貫串起來。北京說，這個倡議將投資障礙、創造新的貿易路線、改善國際物流，並深化區域金融整合。它甚至大言皇皇，聲稱它將促進「世界和平」。

習近平最先在二○一三年九月於哈薩克演講時提議興建一條「絲路經濟帶」——穿越中亞及中東、通往歐洲的陸上幹道。一個月之後，他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又提議創造一條「二十一世紀海上絲路」——穿越南中國海和印度洋的海路網。這套計畫起先稱為「新絲路」，後來通稱「一帶一路」。經過一番內部討論，現在官方正式將它命名為「一帶一路倡議」，英譯為Belt and Road Initiative。北京堅持它不應稱為「計畫」或「戰略」，以免被解讀為企圖建立龐大的經濟帝國。中國刻意聲稱此一倡議不是它獨家所有，它說這是「互信、平等、兼容並包、互相學習的雙贏合作」——不過，事實上，它道道地地是中國的項目。

北京宣稱這個倡議將通過六十七個國家，中國媒體也發布若干地圖。事實上，並沒有清楚界定的一帶或一路：只要能找到有意願的夥伴，中國企業將協助鋪設新公路和鐵軌。有些路線，如從中國經哈薩克和俄羅斯通往歐洲的鐵路，原本已經存在；有些還在繪圖桌上，或許根本不會踏出構思階段。譬如，絲路經濟帶擬想中的一條南線要穿過伊朗和土耳其，它是否會穿過哈薩克、是否會穿過伊拉克和敘利亞這兩個戰亂國家，都還在未定之天。和古絲路相似，一帶一路將受到地理、商業和地緣政治等相互競爭的影響，形成一個貿易路線網。

這項倡議是因為若干目標的考量所啟動。首先，它的目標是保護國家安全。中國希望創造一個經濟依存網絡，可以鞏固它在本區域的領導地位，使它可以對抗美國在亞洲的同盟結構，並且多角化它的能源供應。北京在亞洲沒有幾個友邦，但是若是鄰國知所回報，它會認真援助它們。這和過去政策大異其趣；過去北京除了和北朝鮮及緬甸等 rogue國家之外，並不努力開發親密外交關係。

同樣重要的是經濟動機。北京最大的希望是，國有的商品生產公司、工程營建公司和資本財製造公司，能找到獲利豐厚的新的成長源頭。一帶一路需要數十億噸的鋼筋水泥、數十萬的工人、數千具起重機，以及數十座新水壩、發電廠和電力站。北京把這項倡議試圖為國內需求疲弱、債台高築的企業解套，設法輸出它們過剩的產能。江澤民一九九九年發動「走出去」政策以來，這是中國第二次大規模推動海外投資。當時「走出去」的目標是讓中國國有企業取得海外能源和礦產資源。現在的政策則更廣泛、更有野心，包括一個重要的國內因素：北京盤算的是，改善連結可以幫助其低度開發的邊境地區成為有活力的貿易區。

這裡頭也有金融面的考量。二○一五年三月，北京發表一份政策文件，標題是「共同興建絲路經濟帶和二十一世紀海上絲路的前瞻及行動」。除了列出在海、陸兩方面改進連結，建立新貿易通路之外，它呼籲擴大金融合作和整合跨國巿場，也提議多使用人民幣為貿易清算工具。這可以照顧到促進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長期野心，使它和美元、歐元具有相等地位。此外，即使二○一五年出現大量外流現象，中國外匯存底在二○一六年仍然超過三兆美元，北京希望替它的巨額外匯存底培養另一條投資管道。投資美國國庫券，殖利率太低；融資給外國基礎設施項目利息有百分之五到六，划算多了——尤其是這有利於中國出口商和工程營建公司。

雖然太浮泛和含糊，稱不上是可運行的路徑圖，這份一路一帶政策文件是北京對此一倡議最完整的陳述。基本上，它描繪出戰略前瞻，把中國轉化為全球經濟發展的音要引擎，其基本認識是：把各國結合起更緊密的貿易及投資關係，最有利於中國的安全利益。文件以相當謹慎的外交詞令表示，「中國承諾將在能力範圍內肩負更大責任與義務」，強調它的主要目標是促成「共同發展」和「共同繁榮」。中國最高階的外交官員楊潔篪在文件發布之日告訴東南亞國家說，這項倡議「絕不是任何國家追求地緣政治優勢的工具」。經歷在全球一連串外交挫敗後，不只是非洲，北京痛苦地體認到國際上並不信任它。

然而，在中國國內，它的說法就大不相同。領導人繼續重申中國必須在經濟力量的世界，扮演更大的角色，中國將不再被人欺負。毫無疑問，習近平把一帶一路視為實現民族復興戰略目標——「中國夢」——的實際步驟，因此可以建立自己的政治功勳。據說他把中國的改革進程分為三個時期，每一時期約三十年。第一時期始於一九四九年共和國建立，經歷外國羞辱之後，毛澤東鞏固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強化中國。第二時期始於一九七八年的改革開放，鄧小平讓中國走上成為經濟大國的道路。到了第三時期，即習近平本人在二○一二年登上中共總書記大位開始，中國終於將取得身為世界大國應有的地位。胡錦濤和江澤民只不過是歷史的註腳。

習近平把一帶一路倡議攬到自己身上，即使它背後的大部分思維並非原創。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中國研究主任克里斯多福‧詹森( Christopher Johnson )說：「和希臘神話說雅典娜從宙斯腦袋裡出現不一樣，不應該認為它是習近平及其親信顧問的本意。」亞洲開發銀行多年來即一直在亞洲各國融資增進連結。譬如，在習近平上台之前許久，中國和歐洲之間的「歐亞陸橋」工程即已動工。但是習近平巧妙地把一些既有的、或計畫的項目包裝在一起，成為「中國夢」的大論述，使一帶一路成為他在地緣政治上推動於亞洲建立以中國為中心的秩序的重要成分。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
中國的野心建立在它的經濟力量上。最明顯的象徵就是，與一帶一路倡議有密切關係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事實上，習近平在二○一三年十月於雅加達的同一演講，最先提議中國成立它自己的多邊開發銀行，當時他宣布計畫興建海上絲路。這件事快速成功，讓人人都感到驚訝，也出乎北京意料之外：短短十八個月內，五十七個國家同意成為新銀行的發起人。這些國家包括亞洲絕大多數國家，以及許多歐洲國家，甚至與中國關係不睦的菲律賓和越南也表示共襄盛舉。亞投行協議條款於二○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生效時，只有美國和日本兩個主要國家不在其列。

亞洲開發銀行官方很緊張，起先稱它為「中國的銀行」。亞投行恐怕也比歷史上任何區域性開發融資機構引起更多的頭條新聞報導。這一點，北京恐怕要感謝華府：如果不是美國愚蠢地嘗試勸阻其盟國加入，全世界也不會注意到它。美國官員今天聲稱他們從來沒有遊說盟國、反對亞投行；但是這個說法不誠懇。美國的立場很清楚，澳洲、南韓和印尼等國家不願拂逆美國。但是當英國出乎各方意料，宣布包要參加時，其他許多國家紛紛加入，除了澳洲、南韓和印尼，歐洲另三大經濟體也相繼加入。即使中國的地緣政治對手印度，也決定排斥送上門來的大禮未免太傻。

亞投行的創立反映出中國的戰術改變。過去三十年，中國加入絕大多數大型國際組織，偶爾也發現它們挺有用——但是它通常喜歡藉由比較能發揮作用的雙邊談判運用其經濟力量。中國願意在全亞洲各地資助及興建基礎設施，意在爭取朋友。但這些努力經常產生反效果，在地人痛恨中國工人出現，或是為自己的經濟生計擔心。雙邊主義也有局限，因為小國家不希望被貶抑成中國的扈從。

中國的大問題出在，它很費力爭取在這些美國支持的機構得到足夠的影響力，為其所用。中國在世界銀行體系下負責的國際復興暨開發銀行，只有百分之五的投票權。美國的投票權為百分之十五；百分之四十五的投票權掌握在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手中。直到二○一五年十二月，中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的投票權更小，只有百分之三點八；國際貨幣基金在二○一○年同意將它提升到百分之六，但是美國國會共和黨人作梗，阻擋它的實現。即使依照新制度，美國的佔比仍有百分之十六點五，反映出它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霸主地位。最後，在亞洲開發銀行中，日本和美國捐助百分之三十一的資金，控制百分之二十六的投票權。多年來中國推動在亞洲開發銀行董事會有更大的代表權，並增加其百分之五的持股，但是遭到美國和日本的阻擋。

二○一三年，北京不再白費力氣尋求增加在既有機構中的代表權，轉而成立自己的機構。它先效法對手的做法：日本在一九六六年成立亞洲開發銀行，以促進本身的區域利益，起先貸款給其貿易夥伴進行基礎設施建設。今天的亞洲開發銀行強調降低貧窮，不過它還是日本資金進入亞洲的有用管道——尤其是安倍晉三首相鼓勵日本公司到別的地方投資，為在中國投資採取避險措施。中國表示亞投行不會干預亞洲開發銀行的工作，亞洲開發銀行日籍總裁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 ）公開歡迎亞投行。畢竟亞洲對基礎設施的需求極大，還有相當大空間容許其他金融機構發揮。但是私底下亞銀官員擔心亞投行會降低標準，和它角逐同一項目，因而威脅定居於「亞洲的銀行」的角色。
（摘自第一章一帶一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