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類所知的學問中，經濟學是受最多謬論困擾的一門。」亨利．赫茲利特（Henry Hazlitt）在1946年出版、迄今價值不減的經典作品《一課經濟學》（Economics in One Lesson）中，劈頭第一句話就這麼說。這句話至今還是成立，某種程度上正反映出人類文明智能發展的可悲狀態。赫茲利特此書剖析了政治辯論中常用的二十多個論點，全部建基於經濟謬論。現在看這本書讓人感覺沮喪，因為到了二十一世紀，讀者對書中批判的多數謬誤仍非常熟悉，可見這些謬誤「深入民心」的程度幾乎未曾稍減。
想搞清楚經濟學基本概念的話，《一課經濟學》仍是必讀之書。但赫茲利特這本書還是有其缺陷。核心問題在於作者毫無保留地擁護自由市場，因此若任何人對自由資本體制有任何疑慮，他都認為若非出於特殊利益考量，否則就是頭腦根本有問題。整本書中，赫茲利特完全忽視人們對市場運作方式可能懷有合理的道德疑慮。
結果是作者未能體認人們對資本體制的合理疑慮，抱持這種疑慮的人因此不太可能重視赫茲利特的觀點。一個人若對社會公義抱有某些深刻的道德信念，卻遭人嘲笑是出於私利計算或根本頭腦不好，那麼無論對方再說什麼都很難聽得下去了；更不用說是一些並不易懂的經濟推論。可惜這就是赫茲利特一再使用的敘述手法。
多數經濟學普及作家也仿效赫茲利特這種寫作風格。經濟學家常慨歎世上太多經濟盲，但試圖普及經濟知識的人卻對讀者表現出強烈的不屑，更鄙視讀者的道德疑慮，這也難怪他們的努力成效不彰。閱讀多數經濟學「普及」作品時，讀者不難感覺作者是在推銷些什麼，而且還是倒人胃口的東西。
這是非常遺憾的事：赫茲利特剖析的眾多謬論仍普遍流傳，首要原因之一即是人們對市場經濟的道德疑慮未能獲得安撫。人們會提出那些他猛烈抨擊的經濟建議，主要是出於對公平或社會公義的關心。理想的做法是承認這種道德考量是合理的，然後清楚說明為什麼那些建議其實無法產生人們渴望的效果。但赫茲利特不但蔑視人們的道德疑慮，還奚落他們的建議。結果是溝通完全無效。人們不接受赫茲利特的論點，因為他們覺得他的前提在道德上令人反感，整體思路就更別說了。謬論因此揮之不去。
我願冒昧的說一句：普通人自以為掌握的經濟知識，幾乎都是錯的（或跟錯誤只有「一線之隔」）。相信這正是許多經濟學家暴躁不安的原因。畢竟，每天早上讀報時，你無法不看見至少三至四個明顯的經濟謬論，即使財經版也未能倖免。經濟學家一定氣壞了。例如，每次你看到記者、政客或遊說者做「成本效益分析」時，幾乎一定是錯誤示範。他們的典型做法是將自己反對之某項政策的全部代價加起來，效益則完全忽略不計，然後就宣稱該政策是重大的社會禍害。我稱此為「只計成本、不計效益」的謬誤。
相關例子中，我最喜歡引用的是人們對吸煙的社會成本之議論。堅毅的反吸煙勇士通常會將以下各項成本加起來：因病與曠工所損失的薪資，治療吸煙相關疾病（如肺氣腫、肺癌、心臟病與各種血管疾病）對公共醫療體系造成的成本。但他們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所有人最終都會因為某種原因而死。由此直接衍生的推論就是：一個人若不是死於某個原因，則必然是死於另一些原因。因此，一個吸煙者若非死於肺癌或心臟病，也必然死於另一些原因。而這另一些死法很可能更加昂貴，因為肺癌基本上是治不了的，心臟病發作則是成本最低、最快的死法之一。稍微想一下就能明白，吸煙者可能替「社會」省下很多錢。事實上，正規的成本效益分析也得出同樣結論：某位美國分析師1995年的研究結論是，吸煙者每消費一包香煙，平均為社會貢獻0.3美元的淨效益——這甚至還沒將煙稅算進來。
過去驗屍官填寫死因時，是有「自然死亡」這一項的。例如，1655年英格蘭一份著名的「死亡統計表」（bill of mortality）在死因登記上用了一些奇特的名稱，像是浮腫、「格魯布性喉頭炎」（rising of the lights）以及「淋巴結結核」（King’s evill），但此外還有「發現死在街上」或簡單的「年老」。但現代人不會只是死在街上或年老過世，醫生總會給一個醫學上的死因。因此，每當我們醫好了某種疾病（譬如鼠疫、小兒麻痺症、結核病或霍亂），因其他病況死亡的數目就會增加。但人們往往忽視此一事實。
例如，二十世紀工業國民眾罹癌率節節升高，環保人士即喜歡以此為證據，力陳大難將至。但癌症病例持續增加的同時，民眾的平均壽命也大幅升高。這怎麼可能呢？原因很簡單：癌症病例增加，民眾壽命延長正是主因之一。一個人只要活得夠久，細胞複製出錯的情況持續累積，罹患癌症的機率是相當高的。「死於癌症」許多時候不過是「年老過世」的醫學說法罷了。因此，罹癌率整體上升，其實是因為現在更多人能活到可能罹患癌症的年紀——以往導致大量人口死亡的一些原因如今已不復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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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我很想推動一場反安全帶運動，理由是它們導致更多人罹患癌症。我肯定自己能找到統計數據支持這論點。過去三十年來，加拿大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數減少了一半左右，主要是因為汽車安全技術改善。這些在交通事故中倖免於難的人，最終總有一些將罹患癌症，因此罹癌率（或罹患糖尿病、心臟病等疾病的比率）小幅上升是遲早的事。屆時我就能振振有詞地質疑：政府立法強制民眾扣安全帶，此後罹癌率就上升了！天底下有這麼巧的事嗎？
我並不是想找環保人士的碴。毫無疑問，某些癌症病例是由環境污染造成的。我叔叔和1960年代絕大多數的農夫一樣，沒戴手套就接觸大量除草劑，當然也不戴口罩。加上他每天抽三包煙，他因肺癌辭世無疑跟這些環境因素有關。但試圖將罹癌率整體上升歸咎於「化學工業」或其他環境污染者，則犯了基本的概念錯誤。當然，此一謬誤跟「經濟」沒什麼特別關聯。只不過經濟學家因為他們的學科訓練，特別善於避免此類錯誤。
本書每章剖析一項此類迷思，以及由此衍生的謬論。上半部可視為「右派愛講的經濟謬論」，也就是保守派人士慣常散播的一些論點。他們宣揚這些觀點，並不是因為它們有道理，而是因為相關結論很符合他們的需要。下半部則剖析「左派愛講的經濟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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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對經濟學的種種誤解中，最令人遺憾的其中一項是認為經濟學只關心跟錢有關的事。但事實上，經濟學家過去百年來日漸受到尊崇，最主要的可能不是他們研究的題材，而是他們研究的方法。為我們帶來有益見解的是他們的研究方法——他們試圖塑造社會互動模型的方式。這種研究法可應用在跟買賣完全無關的社會生活領域。駕駛便是一個好例子，因為我們駕車時，似乎都變成了追求最大效益的理智者。我曾想過寫一本書，書名就叫《我該懂的一切，都是在塞車時學的》。講得太誇張了點。我確實懂的是，每當你想到「社會」時，不能忘了四件事。
1. 人們並不蠢
我們常常輕易忘了地球上除了我們自己，還有其他高智能生物——名為「其他人」。當你坐下來擬訂計劃、有所圖謀時，你必須謹記其他人也在做同樣的事。他們或許不是很在行，但的確也會事先謀劃。如果你希望自己的計劃如願實行，你就必須考慮其他人的計劃。經濟學家稱此為社會行為的策略面。
塞車時人們的駕駛行為就是一個好例子。假設你正塞在某條車道中龜速前進，突然間右邊的車道開始動了起來。一直出現在你側視鏡中的卡車快速開到前面去了。此時你顯然該怎麼做？當然是換車道，切進車輛正快速前進的那一條啦。
我們很容易會這麼想，但這個想法忽略了一個關鍵：路上想快點回家的並不是只有你。事實上，跟你同車道、前前後後的所有人，莫不希望早點回家。他們跟你一樣，就堵在那裡，看著右邊車道的車快速前進。所有人都有轉換車道的誘因。但如果你前面的車換車道，你的車道也將可以動起來。因此，你其實有兩個選擇：轉換車道，或留在原車道上，讓前面的車去換道。不管你選哪一項，你所能提高的速度很可能是一樣的。（一般來說，所有車道的行車速度估計都差不多；大賣場等結帳的每一條隊伍都差不多長，道理相同。）
因此，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你是否想轉到較快速的車道，而是你想換多少次車道。轉換車道一般來說有一定的危險，答案因此取決於你避免交通事故的欲望有多強。注意到這現象的是某位經濟學家（不足為奇吧？），他的建議是：如果你正開著一輛破車，那你應該換車道；但如果你開的是嶄新的賓士，則最好不要動，讓前面的車去冒撞車的風險。
2. 均衡狀態很重要
因為非常重視社會互動的策略面，相對於其他社會科學家，經濟學家對純粹的行為模式或統計相關性的興趣較淡。經濟分析的核心概念是所謂的「均衡」，即沒有變動傾向的一種狀態。因為人們會因應環境變化調整自己的行為，預測人的行為時，不能只看他們當下在做什麼，還要考慮他們對環境的變化會有何反應（以及這種反應是否會引發進一步的變動，諸如此類）。
公共政策失敗的最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忽略了人們這種行為調整。每次我開車停在號誌燈前等待左轉時，我都想到這一點。現在我已幾乎不可能在黃燈時左轉，但以前不是這樣的。當我還是少年時，交通燈號轉換的模式很簡單：一邊轉紅燈時，另一邊馬上轉綠燈。這樣一來，闖紅燈是很危險的蠢事，因為很容易被另一方向的車撞到。當時黃燈就是黃燈。但現在就不同了（至少在我住的多倫多是這樣）：一邊轉紅燈時，另一邊並不是馬上轉綠燈；兩邊會同時維持紅燈約兩秒鐘。
我能想像這種轉變是怎麼來的。某些好心的官員看到路口撞車事故的統計後，心生妙計：大家如果多一點緩衝時間，應該能更妥善因應燈號轉換吧。當局因此下令，兩邊的燈號應同時維持紅燈數秒鐘，以便駕駛人能及時停下來。但此政策當然無法達到這目的。駕駛人知道轉紅燈後還有兩秒的時間可用，因此就將黃燈視為綠燈，剛出現的紅燈則視為黃燈。換句話說，均衡狀態變了。結果闖紅燈蔚然成風（黃燈左轉變得難如登天就更不用說了）。
當局因未能預見均衡狀態的轉變，新燈號政策完全無助於加強交通安全，反而可能適得其反。這一切都是因為某些官員未能料到政策改變後，人們也會相應改變自己的行為。這是各式社會工程師常犯的一種錯誤，情況之普遍叫人難以置信（此謬誤的技術說法是「參數思維」[parametric thinking]——視社會環境為外在固定因素）。不論你喜歡或討厭經濟學家，他們犯這種錯的可能性最低。
3. 事物環環相扣
只要留意一下經濟學家的言論，你會發現他們回應問題時常說「這得看情況……」（it depends...）。這並非他們不老實或想迴避問題，而是因為許多問題的答案的確取決於許多其他問題的答案。現實世界中，許多事情結果如何，真的得看許多其他事情的結果如何。經濟學家對這點通常比多數人有警覺心，因為市場經濟本身就是一個龐大的相互依存體系。
因此，一件事情發生時，若想釐清其影響，我們必須尋根究底，想得夠深夠遠。典型的錯誤是僅考慮即時效應，忽略由此衍生的進一步影響。且以「交通誘導」（induced traffic）現象舉例說明。如果你問一位交通規劃者某都市道路網「交通容量是否足夠」，答案會是「這得看情況……」。倘若交通流量保持不變，減少一些道路當然會令道路網整體變得比較擁塞。但取消部分道路實際上會有什麼影響，則取決於交通流量有何變化。
舊金山「濱海高速公路」（Embarcadero Freeway）1989年遭地震摧毀後，當地居民決定不重建。當局密切注意該公路的替代道路，想查明原交通量的流向。但他們發現，它們大部分消失了，灣區交通狀況並未如最初預期那樣顯著惡化。（紐約「西側高架」（West Side Highway）1973年崩塌後，當地交通部門對情況有準確評估，發現93%的交通量消失了。）
這些現象表明，某一時刻的交通量取決於某種受多項因素影響的均衡狀態，堵塞程度便是其一。（免收費的）道路可免費使用，但人們實際上以自己的時間「付費」（道理跟人們排隊購買定價偏低的商品——如某些演唱會的門票——是一樣的）。自己開車所費的時間如果越來越長，有選擇餘地的人會停止駕車：他們會改變行程、壓縮出門的次數、搭乘捷運或公車，或是尋找其他替代方法（長期而言，人們可能會搬近工作與購物的地點，或是住在捷運站附近）。因此，增加道路網的交通容量會「誘導」出更多交通流量。塞車情況改善會鼓勵更多人開車，促使他們搬離市區，而這最終只會令交通像往日一樣的擁塞。
那政府投入鉅資改善公共運輸系統又如何呢？這同樣不太可能改善道路的擁塞情況。如果更多人搭乘公共交通工具（因為政府的津貼或因為覺得更方便），道路上的交通狀況會顯著改善，而這會降低開車的「成本」。如果開車越來越便捷，將有更多人駕車上路（原本就開車的則可能會更常開）。只要道路不收費，這問題是無解的。
4. 道理要講得通
我曾看過某家服飾公司一個可愛的廣告：穿著入時的抗議者舉起標語牌，為各式社會改進倡議疾呼，其中一個標語牌寫著「更多綠燈」。這真是青春理想主義的一個好標誌。我和所有人一樣痛恨紅燈，但因為每一次紅燈的另一面是另一些人的綠燈，增加綠燈的總數不但實踐上不可行，道理上也完全講不通。不過這標語或許還蠻能鼓舞人心的。
如果你覺得我這麼講有點刻薄，或許你應該留意一下社會上多少人在為類似「增加綠燈」的經濟政策奔走遊說，他們就是未能體認到：道理必須講得通。綠燈的總數必須跟紅燈一樣，因為某人的綠燈必然是另一些人的紅燈。經濟交易的道理也一樣。每次有人賣出些東西，就必然得有人買入。為什麼？因為賣東西的唯一辦法是把東西賣給其他人。這或許是明顯不過的事，但人們議論各式經濟議題時，忘記這種基本道理的比率高得嚇人。
舉一個例子，個人的支出可以超過所得（因此背負債務），但社會整體是不能這麼做的，因為某人的支出必然是另一些人的所得。這就是為何國內生產毛額（GDP）可用兩種方法計算：第一種計算產值，將經濟體所出產的商品與服務的價值加起來；第二種計算所得，將經濟體中的所得全部加起來。舉辦「無消費日」（Buy Nothing Day）年度活動的積極人士就是搞不懂這一點。除非能降低所得，否則一天不消費是無法降低總消費額的。若真要產生影響，必須推動「無所得日」（Earn Nothing Day）才行。光是減少支出降低不了總消費額，因為這在道理上根本就講不通。
這種例子往往很微妙。例如，講到賦稅問題時，人們即常常忘了，若剔除遺產問題，大家的所得最終都會花掉。因此，「消費稅」其實不過是一種對儲蓄提供豁免的所得稅；而且這豁免還不是真正的豁免，不過是延後課稅而已，因為人們的儲蓄最終還是會花掉（此處再度剔除遺產問題）。但加拿大保守黨政府近期調降貨物及服務稅（GST，加國的「增值型」消費稅）時，一些評論者（部分甚至是一些知識份子報的作者）卻宣稱，這僅對那些正想購買貴重商品如汽車的民眾有利；對其他人來說，調降所得稅會比較好。
主張調降所得稅或許不乏好論據，但上述論點肯定不是。不管你是花1萬元買一件商品，還是購買1,000件10元商品，你付出的消費稅是一樣的。大家很容易忘了這一點。幾年前，我買新車時付了超過8,000加元的消費稅。看到發票時，我心裡直喊：「我的媽呀！」但其實這根本不值得大驚小怪。不管怎樣，這8,000加元最終還是會進入國庫。我就算不買那輛車，也會把錢花在各種其他商品上，而所有這些消費都會以同一稅率課稅。我因此醒悟，恰當的反應並非焦躁不安，而是禪定般的平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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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須坦承自己並非經濟學家，或許有些讀者會因此感覺好一點。正因為不是經濟學家，我覺得自己大可自在地大膽概括「經濟學家」的各種想法。（我執教於大學哲學系。人們有時稱哲學系為「不需要數據的沉思部門」，想想這也算是哲學家跟新古典經濟學家的一個共通點。）我希望讀者能正確理解我這種做法，明白以下事項應是不言自明的：當然不是所有經濟學家都想法一致，他們並非全數堅信自由市場，而經濟學界一直熱烈爭論各種議題，諸如此類。
除了不是經濟學家外，或許我還應該告訴大家，我基本上未受過正規的經濟學訓練。唸學士學位時，我的確修過經濟學101，但只上過幾堂課。那位教授讓我覺得很不自在。當我知道考試是選擇題形式、由搭配課本的軟體出題後，我就再也沒去上課了。我的正規經濟學教育到此為止，此後我都是靠閱讀自修。另外，上完高中後，我也沒有再進修數學。我是學過微積分，但已經都忘光了。
講這些並不是想降低讀者對本書論點的信心，我只是想證明掌握經濟學基本知識並不像人們有時聲稱的那麼困難。別誤會了，經濟學是可以非常複雜的。不過只要發揮正常智力，核心經濟概念是能全部掌握的，這當中並沒有必懂的秘訣。想避開本書剖析的各種圈套，也不需要修一個高級經濟學位。
我在本書中所提出的都是非常基本的概念，建基於簡單的模型，剖析一些所有受過教育的人都有能力規避的謬誤。當然，每一個簡單論點都可能有數以十計的例外情況與條件限制，以及表現略有不同的各種奇特模型。我不會就所有可能情況一一詳加解釋，讀者應視文章脈絡自行理解，並念及此書的類型。每當有人提出錯誤推論，有心人總能想出比較複雜、迂迴的版本，然後聲稱「這可能才是當事人的真正意思」。但是，如果某樣東西看起來像鴨子、游泳的樣子像鴨子，而且像鴨子一樣呱呱叫，那很可能牠真的就是一隻鴨子。這世上的經濟謬論太多了，若想讓世界變得更美好，我們必須糾正這些謬誤。
（以上摘自本書引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