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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二十世紀到二十一世紀的精神控制術
我試圖重頭釐清心靈受外力逼迫而甘於臣服的各個階段……
──米沃許（Czesław Miłosz），出自《禁錮的心靈》（The Captive Mind）
「那是對洗腦行為的洗腦。」共進晚餐的友人這麼對我說。「發生當下無人覺察。」時值夏季，我們坐在德國一所豪華研究機構的用餐場所，該機構座落在柏林蓊鬱的樹林間，儘管這座城市並非以綠地聞名，但隨處可見茂盛林木。我向友人描述當前的研究計畫，談到我在研究精神控制手段的演變史，並探討這些控制手法如何融入我們漸受資料制約的生活，影響集體和個人的現實認知。即便如此，我們似乎並未意識到正在發生的事情。「洗腦現象會消除其本身留下的痕跡。」友人補上這句。
聽到她的見解，我驚訝到差點跌下椅子（也有可能是因為我前一晚才從美國飛抵當地，在沙拉上桌之時，我已經三十六小時未闔過眼）。不過回國後想起那天晚上，我依然認為她的說法正確無誤。
洗腦很難察覺。這是因為洗腦具有雙重效果，同時對世界和我們對世界的觀察產生作用，因此我們時常無法在發生當下一眼洞悉。兩者間的分野因洗腦而變得模糊。除非如同本書所指，竭力尋找蛛絲馬跡才能發現洗腦的跡象。
先舉個例子：一九九〇年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讀研究所時，我熱愛多位法國思想家的智慧結晶，總覺得他們具有無比魅力。我試圖從他們的文字中尋找真正的意義，尋覓通往知識啟發的路徑，追求那把「貫通所有神話的密鑰」（Key to All Mythologies），這是艾略特（George Eliot）《米德鎮的春天》（Middlemarch）一書中那位糟糕人夫學者竭盡所能但從未完成的書籍暫定名稱。閱讀這些極為迷人但艱澀難懂的書籍一陣子後，由於我的想法產生變化，因此書寫風格也隨之改變。我寫的內容變得難以捉摸，更像是在舞文弄墨。彷彿提出了什麼論點，但又好像沒說什麼。有人這麼評論我的某篇文章：「作者的寫作風格高深莫測。」教授讚賞那篇文章在班上首屈一指，可能比她自己的著作更棒，因為那文章晦澀神祕，難以理解。
儘管這或許是研究所教育的重點──學習新知、改變自己──但學術圈內的風氣也造就了有如邪教般的現象：有些學生選擇以躋身「理論派」的特定群體為目標，有些另擇出路，有些則礙於能力不足無以為繼。我埋頭苦幹，總認為如果能仔細研讀拉崗或德希達如謎一般的散文，必能找到什麼卓越超群的真相。我會「敲定」真相，即便解構主義有如一把笨重的大榔頭，光是拿起它就讓我踉蹌不穩，就像動畫公司漢納巴巴拉（Hanna-Barbera）的卡通演的那樣。
這例子也許瑣碎日常，因為除了我的寫作能力，沒有任何生命受到摧殘。幾年後，這套想法的魔力逐漸消退，我開始認為，還是寫點一般人（包括我自己）看得懂、讀者能運用到自身經驗的東西比較好。魔法失效的原因是什麼呢？那時我就快要三十歲，走過一些人生低潮，包括離婚和健康拉警報。重新站起來後，我將自己歸零，開始研究社會與人類工程學，探究社會控制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運作，而且近在我們眼前，但幾乎隱而未現。
告別令人頭暈的理論，我轉而投入歷史的懷抱，探尋一個問題的解答：我們是如何知道那些我們自認為知道的事物？我從行為科學中找到一群為人遺忘的研究學者，他們的終極抱負是打造預測人類行為的完美技術。他們從一九三〇年代展開研究，在整個一九五〇年代逐漸成長茁壯。事實上，他們建構起或許是「全世界最大的檔案櫃」，記錄所有文化各種型態的人類活動（或取樣代表），從殯葬儀式、上帝信仰到各種擤鼻涕技巧皆有記載。他們將這些資料記錄成可傳遞的編碼形式。雖然除了我以外，沒人覺得這些被人遺忘的資料很有意思──就像我的研究領域中那些老舊的史料一樣──但我喜歡每個人都能根據個人體悟提出詮釋，並試著說服他人欣賞其中未經刻意雕琢的奇異之美。
我最近才知道一則拉崗的軼事：有天，他的車子卡在法國鄉間的泥巴路上動彈不得，他要求幾位路人幫忙推車，但他並未與那些伸出援手的人一同出力，而是尊貴地袖手旁觀，看著眾人為他推車。我一點都不感覺意外。並不是說解構主義學家的主張絕對有錯，只是當其他人努力貢獻心力之際，他們站在一旁冷眼觀看。
後來當我想到這些理論家，以及我自己的熱忱所在，我捫心自問：我被洗腦了嗎？我的所思所想絲毫不是出自於我，我表達的思緒與自身的傾向有所不同，我表達的甚至不是自己的意見。（舉例來說，我記得有次看到小狗在街上跑，那時我曾堅決表示：「我討厭小狗」。在我那時的印象中，我視為楷模的女性通常對小型犬科動物沒有熱情。但回想起來，我發現自己並不討厭小狗，事實上還相當喜愛。）
我與法國思想家的智識迷戀和人生轉捩點，與赫斯特（Patty Hearst）有何共同之處？她在一九七四年遭國內的左翼激進恐怖組織綁架，之後「選擇」與他們共進退，自稱都市游擊隊。一九五〇年代，一名美國士兵在中國與北韓交界慘遭捕捉，在絕望及政府的背叛之下選擇投靠共產主義，自此全心追隨這套思想。我和他有何共同點？或是與更近期一些的年輕女演員兼企業家艾德蒙森（Sarah Edmondson）有何相同？她加入邪教組織NXIVM試圖追求女性賦權，到頭來卻慘遭在髖骨附近烙印上邪教領袖和重要幹部的姓名縮寫，而那位幹部還是曾演出電視影集《超人前傳》（Smallville）的知名影星。還是與普羅大眾有什麼共通之處？我們上網時，往往自願提供個人資料，只為了看一眼特技表演或大肆亂買一番的快樂。這些例子或許看似獨立的經驗樣本，分散於幾十年間和不同文化之中，但共通點在於，不管情況為何，我們都臣服於這些事件的影響，而這些影響進一步左右我們的選擇，我們一方面瞭解其中的交互作用，一方面也完全忽視而未能真正體悟。
我的求學經驗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但讓我不禁思考小和大、私事和意識型態、個人和集體之間的關係。「強硬」（脅迫）如何過渡到「柔軟」（說服）。洗腦行為如何消除洗腦痕跡。我並非要你馬上同意我，贊成我的結論無比真確；我的用意是要鼓勵你一同踏上這趟追溯之旅，回顧那些瘋狂、難以置信但又平凡到非比尋常的經驗。那麼，請想想我們一貫的假設：所謂的洗腦並不罕見，反而相當普遍，任何時候都有可能在多項外力的助攻下發生，而且不只發生在別人身上，任何人都可能是當事人，尤其是幸災樂禍預設這件事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人，更是容易遭殃。看著別人的處境，直言那是羞恥且顏面無光的事（「聽說他加入邪教」「怎麼會有人受騙？」「紫色Nike運動鞋，認真？」「她幹嘛不直接離開？」「確定不是陰謀論？」），是我們與這普遍的現象保持距離的一種方式。
我主張不要敬而遠之，而是要更仔細探究這個隱藏於生活中但時常觸發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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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面上已有許多書籍從不同角度探討洗腦，例如《心靈強暴》（The Rape of the Mind）和《CIA精神操控術》（The CIA’s Control of Candy Jones）。第一本出版於一九五六年，作者是荷蘭內科醫師米爾洛（Joost Meerloo），書中的理論主張思想改造過程相當於有目的地灌輸理念，強迫屈服，或稱為「精神扼殺」（menticide），影響深遠。從此以後，世人紛紛引用許多額外理論來探討該主題，包括雙重歷程理論（dual-process theory）、賽局理論、社會公益最大化（social maximization）、認知偏誤、沉沒成本計算、代理人轉移（agentic shift）和認知失調等等。有神經科學方面的發現，也有立基於存在主義的沉思。有書籍分析以洗腦為主題的電影（沒想到這類電影這麼多！），也有書籍探討文學隱喻。第二本書講述一名紐約模特兒的經歷，她出於愛國情懷同意參與CIA的催眠訓練，因而（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變成名為艾琳（Arlene）的「虛擬殭屍」（virtual zombie），CIA用她來測試精神控制的可行程度，而我必須說，書中提供的第一手細節簡直令人大開眼界。（不過，這類說法也很難百分之百獲得證實，就像其他許多祕密計畫將紀錄銷毀或禁止公開一樣，過程中發生了什麼事，外界無從得知1。）
與此現象相關的許多定義和理論付之闕如，以致於無法明確描述洗腦所產生的矛盾。（如果只需提供一兩個權威性的定義，就能概括論斷「洗腦」這個重要字詞，就不必大費周章寫一本書來談了。）
同樣道理，要是只需宣傳「洗腦問題確實存在」那麼簡單，整件事早就塵埃落定。這十年來，我就不用開一堂課專門談論這個主題。專家學者不必爭論得你死我活。訴訟就不會因為洗腦論述而有所進展，但也因為此因素而遭遇瓶頸。軍方就不用開發反制武器。大眾不會恐慌，也不會（在某些情況下）自主採行對策，更不會養成在感恩節彼此恥笑或羞辱親戚是「被洗腦的笨蛋」的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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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洗腦與現代精神控制術」這門課已超過十年，這段期間，我最大的感想是，隨著教授的時間越久、我越嘗試進一步探測，這主題越讓人覺得高深莫測。（別忘了，「探測」（fathom）一詞最早用於海底測量，而我們自始至終無法明確測量洗腦，使其保有「我真的有看到嗎？」的朦朧特質。）
事實上，我的研究領域就是測量：量化。我爸時常細數我在運動場或學校的好表現（GPA或八百公尺跑步成績），令青少年時期的我相當厭倦，於是我帶著些許憤慨不平的心情開始叫他「量化王」。有趣的是，我終究還是走上量化的研究之路。引用經典著作《相信數據》（Trust in Numbers）知名作者波特（Ted Porter）的用語，我們可以這麼說：在官僚體制的發展過程和現代生活最枯燥乏味的長廊中，「追求計算常態化」能解釋大部分的事情。
但我也深受無法量化之事所吸引──於是我們談回到洗腦這個主題。只因為無法使用檢流計、MMPI或fMRI來量測（無法像追蹤火箭軌跡或製作披薩的流程一樣，「看到」洗腦的動作路徑），不表示洗腦未真實存在。最後我選擇鑽研一項非常棒的專業，稱為「科學史」，這門誕生於哈佛大學的學科結合哲學、社會學和其他領域的學問，旨在瞭解科學的運作方式。
本書中，我運用兩種我喜歡稱之為研究領域中的超能力，對洗腦提出新的論述。第一項超能力是「行為者分類」（actor’s category），這種難以駕馭的美妙方法並非科學史學者所創，但在我們的領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行為者分類的概念源於一九六〇年代民族學方法論的實務作法，基本主張是研究任何人或事時，務必先試著從當事人（行為者）的觀點去理解，不要輕率套用你自己（分析者）既有的預設或判斷。聽起來很簡單，但一旦運用到科學和科學家身上，便顯得激進。較新的解釋是，諸如研究電波或診斷視網膜病變等各種科學活動，對這些活動的「社會學解釋先從行為者的觀點切入是公認原則」。唯有事後才能針對分析者和行為者間的觀點給予些許意見回饋。
許多探討精神控制主題的研究皆以廣泛討論字詞、理論和定義拉開序幕。這種作法相當不錯，而且有其價值。但怎麼知道不同人對於「現實」或「邪教」等詞語的定義相同？或許有人會提議，看看一般人的實際使用方式吧，或是不如觀察行為者本身傳達的意思，都令人耳目一新。因此，我利用這種方式研究洗腦一詞，而且老實說，這是個複雜的大工程。不過我發現，有些人以特定方式使用這個詞彙，而觀察使用方式間的差異和變遷趨勢，為尋找明確定義的過程開了一扇新的窗。（真的有所謂的洗腦嗎？常常有人這麼問我。答案是肯定的。）此外，這方法也有助於追蹤洗腦一詞在全球的傳播情形，例如二〇一〇年代的奈及利亞女性可能使用這說法向BBC採訪人員解釋「博科聖地」（Boko Haram）的恐怖組織活動。當使用該詞的人之中出現一些相當專業的精神科醫師或行為科學家，且他們的看法可能改變人的一生（他們的行為者分類也是分析者分類），一切就變得非同小可。我試著回顧歷史，從涉及洗腦現象的法庭審判、祕密實驗室、軍事學校、邪教組織，乃至現今的數位網站，擷取許多為人遺忘或忽略的戲劇化事件。
這裡提到的行為者分類或許不像我們印象中的超能力，但其威力確實強大，因為這能拓展視野。行為者分類幾乎就像字面上所指，可以拓展視野和延伸時間感。而想理解行為者分類，必須具備嚴謹變換視角的能力才能辦到。
另一項超能力是「第二順位觀察者」（second-order observer），出自德國社會學家盧曼（Niklas Luhmann）。盧曼是一位喜愛從旁觀者角度描述體制狀況的思想家，但這裡指的是另一種旁觀者。（他也喜歡製作紙條盒，德文原稱為Zettelkasten；研究中遇到各種零散資料，他都能隨手撕張紙馬上記錄下來，丟進盒子裡，不可思議的是，他利用這種土法煉鋼的方法寫了三十五本書，克服了學者腸枯思竭、寫不出東西的窘境。）他的概念比較像是「從旁觀察觀察者」。換句話說，這與行為者分類互為對比。一旦太投入眼前當事人、參與者的世界，我們可以退後一步觀看全局。研究洗腦的歷史時，這兩種超能力讓我能客觀面對深陷其中的偏執分子，用心理解新事證，釐清真實樣貌。
在接下來的篇幅中，我使用專業領域的這些特殊工具深入調查過去和現在，並展望未來。
一般人（直到最近）依舊普遍覺得洗腦只是一種迷思或荒謬可笑的話題，但我抱持相反意見，主張我們必須嚴肅看待這個現象。不僅如此，我們還必須透過新視角去理解、連結創傷（主要的情感根源），並不斷省思釐清真相，而非視為笑話般等閒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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