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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言
許銘全、簡良如
「興」，一個既古老又現代的課題：它作為「詩六義」（〈毛詩大序〉）、「六詩」（《周禮‧春官》）之一，是《詩經》詩學之核心、詩美刺之形態；作為《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的首先啟示，是《詩》教之根本、學《詩》之原點；而當禮樂世界歸根究柢乃「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論語‧泰伯》）的結果，「興」便構成了人文制作生發之基底、禮樂之源。這些最初談及「興」的文獻，讓「興」在傳統中同時是《詩經》學、經學、文學、禮學、樂論不斷探問的標的。也因「興」寓意多重，影響深遠，它在當代亦理所當然成為關注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化人類學等不同領域者溯源考察的對象。
從上世紀初，顧頡剛（1893-1980）、朱自清（1898-1948）、聞一多（1899-1946）對「興」的討論，後如朱光潛（1897-1986）、徐復觀（1904-1982）、陳世驤（1912-1971）、葉嘉瑩（1924-2024）、趙沛霖、蔡英俊、葉舒憲，到近年顏崑陽、鄭毓瑜等，百年來眾多學者以「興」為焦點，或溯源流變、或深掘本質、或勾勒其影響版圖。從已有的研究來看，「興」所演繹出的「感受」、「感應」、「類推」、「聯想」、「想像」等系列感知與思維模式，其所形塑、串連人與宇宙萬有、作者與作品、作品與讀者、作者與讀者等所有類應、興發關係，體現了中國詩性思維與文學文化積澱的獨特性質與樣態。
本書作為近年唯一以「興」為主題的專論作品，正是對「興」多元意涵與重要性的回應。全書共計十四篇論文，聚焦以下五面向：
一、歷代詩學中的「興」義。
二、文學批評中的「興」義及論爭。
三、「興」義與文學創作、閱讀和應用的關係。
四、「興」義的社會文化面向。
五、「興」的跨域研究。
第一輯為「歷代詩學中的『興』義」，所收四篇論文，皆由傳統詩論切入，具體而微地反映「興」主題在中國詩學環境中的角色與內涵變化；通過諸位作者的詳審比對，也修正了「興」被歷史掩蔽的本色和原理。其中，簡良如的〈《詩經》「興」之合理性〉探究《詩經》「興」本義，對「興」性質與制作原理給出了界定。可注意的是，透過歸納詩歌文本與《毛傳》標「興」等直接材料，該文翻轉了傳統經說、當代新論對「興」的看法，首度指出「興」的思辨理性特質。後者表現在明確的主題結構特徵，以及喻意內容之普遍真理性。《詩經》之「興」因此可以分析演繹，可以重新再製，意義深刻而再無歧義。張健〈重探漢代經學中的賦比興說—兼論《毛傳》、王逸獨標興體〉，則利用經學史上人所熟知的今古文經學爭議，證明漢代一朝未以「賦比興」架構作為說《詩》觀念架構，漢人唯承《論語》「詩可以興」傳統，單獨說「興」，且以「譬喻」為主要意思。張健更指出：遲至東漢，賦比興始作為一組關聯範疇出現在經學論述中，真正影響漢代的是「詩可以興」的觀念。此說衝擊了時至當代以「賦比興」架構為當然基礎的全部論「興」之說，也將「興」從美刺諷頌中釋放出來。其後，蔡瑜〈論王昌齡《詩格》的「興」義〉和張宏生〈相似的內涵與不同的思路—朱彝尊和張惠言關於比興寄託的論述及其後學的接受〉兩篇文章，通過詩學、詞學論述，探究了《詩經》之後「興」在不同詩體上的新變和繼承。蔡瑜選擇現存盛唐詩學最具代表性的王昌齡（約698-約757）《詩格》作為考察對象，而盛唐詩無疑是《詩經》之後中國古典詩的最高峰，《詩格》汲取經學滋養，又同時將《詩經》之學演練成專注詩歌創作實踐的盛唐詩學，其成果格外引人注目。《詩格》突出了「興」在心物、景理往復迴盪的感興、意興義，以及創作過程中心身、意象間不可捉摸的融攝體驗，對形塑唐詩風格有推助之功。張宏生則分析清代重要詞派領袖朱彝尊（1629-1709）、張惠言（1761-1802）之比興論述，說明即使對「興」的理解相似，論者之主觀態度、是否付諸實踐等其他因素，仍影響論述效果。此現象對思考傳統意蘊與其繼承問題，有所啟發。四篇文章各自對向《詩經》詩學、漢代《詩經》學、近體詩、詞四種中國詩之關鍵樣式和階段，或稽考本質、或細察肇始、或觀其巔峰、或追其餘緒，實已展示對中國傳統詩史中「興」之鳥瞰。
本書第二輯「文學批評中的『興』義及論爭」，則探討二十世紀以後抉發「興」純粹詩學意義之論，呈現新時期為此所經歷的爭執和反思。對「興」之論述至此跳脫《詩經》「興」義框架，嘗試進入超越時代創作經驗的普遍詩學視野。本輯主題共收入三篇文章：第一篇為鄭毓瑜的〈為「詩」辯護：民國文學批評中「興」義重構的幾個面向〉，該文正是對現代中國如何通過「興」確立「詩」獨立自有領域，不再從屬於政治、道德、宗教等其他知識範疇，建構全新詩學傳統的一次回溯。歷述範圍包含顧頡剛、朱自清、聞一多、陳世驤、朱光潛、梁宗岱（1903-1983）、吳興華等，由民歌的音聲節奏為契機，進而至典故等象徵構作，實現和「起興」、「興隱」的新舊對話。其後兩篇文章則皆始於對王夢鷗（1907-2002）比興解釋的省察，它們分別是陳英傑〈「比」、「興」與「文學」—王夢鷗和徐復觀的異趣〉，以及廖棟樑的〈繼起的意象：從王夢鷗釋「興」說開去〉。兩位學者之所以都對王夢鷗說法特別關注，和王夢鷗《中國文學理論與實踐》（原名《文學概論》）一書對臺灣高等文學教育及當代研究中國文學理論者的廣泛影響有關。該書對純粹詩、純文學的崇尚和美學闡釋，態度鮮明；對文學本質之審辨，蔚成體系。陳英傑以徐復觀與王夢鷗二人對比、興不同的見解與爭論切入，徐復觀視「比」、「興」為詩中語言和事物之趨向「感情化」的「反省」、「直感」方式，王夢鷗則視「比」、「興」為「間接」、「繼起」的構辭法，以此推證「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徐復觀旨在打通文學與繪畫領域的「中國藝術精神」，遂與王夢鷗由詩到敘事體類「一氣衍成」的「文學」觀念，分道揚鑣。廖棟樑文則指出王夢鷗以「繼起的意象」釋「興」，不僅開發「興」在傳統與現代論述上的綜合場域，也綰合了「抒情」與「敘事」，某種程度重新詮釋了中、西詩學傳統的異同問題，由此更以龔鵬程、蔡英俊說法為案例，將討論觸角延伸至臺灣「抒情傳統」論述、「詩史」研究與「敘事」表達等相關問題。三篇論文均反映出建構「興」文學本質與意蘊所涉及的核心問題，提出具體實例，亦對其形成本末做出了歷時性的追溯與分析。
前二輯側重「興」此一詩學命題的提出到接續而來的定義詮釋。在後世「興」義的衍繹嬗遞過程中，尤可注意的是每個時代直面傳統與當代詩學問題，重新釐探「興」之本質，抑或重釋「興」義以與當代文學課題相結合。第三輯「『興』義與文學創作、閱讀和應用的關係」則聚焦作品，從其創作與詮釋角度以及作品所顯現出「興」背後的類思維及其與「勢」論之關聯關係。此輯收二篇文章。顏崑陽〈從興而賦、賦而興、興而比而賦、比而賦、賦而比到賦比興混融一體的表現：「賦比興」在創作與詮釋之總體存在情境及動態生產歷程中的虛實交互作用及其表現〉，文中特別指出過去研究，往往純作觀念或理論的探討，卻脫離詩歌創作及閱讀詮釋的實踐經驗，故顏文以為當回歸古代詩歌創作及閱讀、詮釋的實踐經驗情境，詩的「意義」乃在世界、作者、作品、讀者四種因素條件「共在」的總體存在情境之中，作者與讀者在「作品平臺」上相互感通，由此賦、比、興是詩歌語言形式的賦、比、興，也是作者感發、思維、操作語言的賦、比、興，同時也是讀者感發、思維、解讀語言的賦、比、興。於此理論基礎上，歸納古典詩歌有興而賦、賦而興、興而比而賦、比而賦、賦而比與賦比興混融一體等類型。陳秋宏〈「興」視域的類思維思考—創作「感興」與「勢」論互動之探索〉，文章一方面從「物」到「情」到「辭」的創作歷程結構分析，指出類思維實貫注了從感興到創作完成的整體歷程，另一方面反向從作品「辭」層面逆溯「情」及「物」，推闡作品中可能蘊含的類思維，並由此導向詩格中之「勢」論，認為「勢」或「取勢」，即隱含心物交接階段如何切入物我、情景關係的創作構思和題旨的展開之理論指向。故而「興」與「勢」二者有理論交疊，同時都與類思維相聯繫。
輯四為「『興』義的社會文化面向」，所三篇論文皆不拘限於文學作品的語言層面，而是自文學畛域出發，擴大至社會文化面向，意即將「興」置入社會文化行為以探究其意義。淺見洋二〈罪人與盲者：中國文學中光明與黑暗的象徵體系〉，以「興」的寄託表現手法切入，並聚焦在「興」的象徵表現功能上，指出古代士人文學書寫中，光明與黑暗二者呈現一種對舉的象徵體系，此一二元對立的象徵圖式疊合了古代君臣關係圖式，於是士人往往自擬為身處黑暗之中的「罪人」與「盲者」。「罪人」與「盲者」反映古代士人對君臣關係下的獨特自我詮釋，同時也是一種生存策略，被士人用來規避與權力的衝突、守護自我內在精神世界的一種象徵表現。葉倬瑋〈論碑無字的詩境和無字碑的考據與詩〉則從碑的物質性切入，檢視詩人面對無字碑時，其詩興的感發緣由與屬性。葉文考察歷代無字碑詩，指出唐宋時期詩中殘碑或斷碑之屬的無字碑不著重細節描寫，而是充當詩境某種空無或缺失之意象，是喪失永恆承諾後的抒情感發；而明清時期在考據風氣下，無字碑詩的書寫，則以考據與知識作為詩歌感興的發動與內容。葉倬瑋特別指出這是兩種「興」的感發法則。此文令人留意到，「興」雖與主客心物息息相關，但不同時期社會文化處境下，對客體之「物」或有不同的觀看與理解的可能。王德威〈士，可以興—革命詩國的惡聲〉，文章審視古典詩學「興」的論述如何啟發現代主體的自覺與公共性思辨，由此聚焦毛澤東時期學者文人如柳亞子（1887-1958）、陳寅恪（1890-1969）、錢鍾書（1910-1998）、聶紺弩（1903-1986）等人，如何調動比興詩意與政權唱和或抗衡的經歷，以此呈顯了歷史風暴下「興」的主體意義與疑義。
第五輯「『興』的跨域研究」收二篇文章，這裡的跨域主要為地理或文化層面上的跨境之意，一篇涉及江戶時代的日本，一篇則關涉當代法國漢學哲學。許建業〈「可解」與「不可解」：江戶時代《唐詩選》注解本的注解特色〉，「可解、不可解」為明清時期重要詩學議題之一，蔣一葵（萬曆二十二年〔1594〕舉人）箋注李攀龍（1514-1570）的《唐詩選》，認為「可解、可不解者，詩之道也」，唐汝詢（1565-1659）則深不以為然，認為「可解、不可解之論興，文不尋源」，故撰《唐詩解》實踐詩之「可解」，由此實現詩學論爭通往注解的一次維度轉化。與此同時，《唐詩解》注解文本隨著建陽本《唐詩訓解》的東傳進入江戶學者視野。江戶時期針對《唐詩選》存有三種注解面向：「簡注淺解」、「博引詳辯」及「針對《唐詩解》注解之回應」，本文藉由這三個面向的梳理，見出江戶時期《唐詩解》及關於「可解、不可解之論興」此一詩學議題與注解理念的受容景況。翁文嫻〈試自當代臺灣詩學背景—迴溯《詩經》「興」義的國際性意涵〉，這篇文章探討《詩經》中「興」的詩學概念，如何在當代臺灣詩學與國際語境中獲得新的詮釋與應用。作者透過葉嘉瑩、徐復觀等學者與夏宇詩作，連結法國漢學家朱利安的「間距」觀念，呈現「興」作為情與景對應關係的詩學價值與文化意涵。
本書結合來自美國、日本、香港、臺灣等海內外大家與新銳之學思力量，突破過往格局，提出了最新議題與成果，十四位國際間不同世代、領域之專家學者共同深化「興」作為中國文學批評之關鍵觀念的理論意義。
不論是「興」或「賦、比、興」之「興」，或「比興」、「興寄」、「興會」、「興象」、「興趣」、或更一般用法的「感興」、「情興」、「意興」、「詩興」這些近似的家族詞語叢，不時出現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而若從主客心物角度來看，「興」義往往含藏於當代詩學術語，如「物色」或「情景」這些變換面目不以近似詞語叢為術語者。就此可知，「興」義在古典文學文化中根深蒂固且具核心位置。然而「興」並不囿於文學批評畛域，綜觀全書十四篇文章，可以見及，環繞「興」的一切觀念和實踐，已延伸到華人文化審美活動的每一面向，它連通古典與當代，對話西方詩學、人文學。
作為一種知識的考掘，不同時代對「興」的探討深研，與本書各篇文章並無二致，但考掘的同時，對「興」的探討，往往意味著各時代對當代詩學探索與詩歌創作對傳統之召喚、對接甚或轉換，換言之，這亦是一種知識的實踐。即如早期葉嘉瑩從主客心物討論「興」義，不只是一項古典文學研究，更是對當代詩學與書寫甚或一切文化創作的召喚與提示。同樣的，我們希望本書各篇文章提供「興」義知識探究的新方向之外，同時期待能對當代詩學、文學創作與文化研究有所對話與啟引。換言之，本書所集各篇文章，一方面可視為當前「興」之階段性總結，另方面可看作下一階段的討論基奠。就此而言，「興」之深研與開創性思考，正方興而未艾。
後記
陳國球
《「興」的闡釋：感受、類推與寄託》一書即將面世，請讓忝為主編之一的筆者，在此向讀者報告此編的源起。2021年12月17日至18日，國立清華大學「文論研究中心」與「科技部人文司文學一學門」合辦以「興：感受、類推與寄託」為主題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這次會議由醞釀、籌備至正式舉行，有其種種時數機運，過程中的艱辛困阻，實不足為外人道。情隨事遷，感慨猶繫；尤其在疫癘流漫未息、人世無常之際，學術中人仍然無怠無荒，或親臨宣講、或遠距論理，就這個中國詩學的重要議題攻錯商討，索微致遠；致志之專，其背後固然是各人敬業的虔虔之心，更見出大家在危機時刻不失人文學術的信念。
會議在重重困難的情況下順利完成，我們和與會各位學者商量延續相關討論，重新規劃論述框架，邀請大家修訂講稿以回應過程中的討論，撰成完整學術論文；部分學者為配合本書架構決定全面改寫。由是本書最後的面貌，並不是會議所宣讀論文之結成一集，而是一本自有結構的合著。緣此，本書的修撰編輯過程相當漫長；出版社也嚴格把關，學術委員會前後覈議，書中各篇經匿名評審，一再修訂以完篇秩。書中部分篇章有作者另行在期刊先發，或與收入本書者不盡相同。建議讀者遇上作者類近篇題的文章，可與本著並參。至於本書所彰顯以至發揮的學術意義，請見書前〈導言〉。
筆者是前述國際會議的召集人，然而具體籌辦工作主要由國立清華大學同事許銘全教授、簡良如教授兩位領導清大「文論研究中心」會議工作小組進行；期間又得「科技部人文司文學一學門」召集人林啟屏教授全力襄助。至本書從構思框架、與各作者研議會商，以至編集送審、反覆修訂的整個過程，也是由銘全、良如兩位費心勞神主持大局，「文論研究中心」助理晏鋒、卉妤，以及安婷幾位，堅持不懈而奮力完成。謹誌記成書過程於此，並致上個人對本書作者及工作團隊的由衷謝忱。
2025年4月記於相思湖畔
2026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