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過的日子

風仔的煩惱不算特別嚴重，只不過就是有些難以啟齒。像是卡在下顎臼齒間的一條牛腩絲，舌尖怎樣推都推不出來，指甲怎樣摳都摳不出來。如果是爺爺的話，牙籤一戳一剔就挑出來了，庖丁解牛在牙縫裡實現了它古遠的寓意，那是經驗，也是實力。但肉絲始終就只不過是肉絲，不是煩惱本身，風仔多想找到一根靈動的牙籤，把話從爺爺的嘴裡勾引出來。這幾個月來，他唯一能從爺爺口裡聽到的話，就只有「開飯」。別小瞧這句「開飯」，它不是在公車捷運上三四個老姨太各佔著前後左右幾個博愛座扯開喉嚨拉票說你過來你過來的政治分配，也不是擋著商辦大樓玻璃門勾肩搭背堅持說你先走你先走的老頭們的長幼有序，開飯就是開飯，爺爺就是秩序，任你總統教宗天王老子來到爺爺的餐桌前，就只有開飯這個終極的意識形態可選。

爸爸媽媽是絕對理解爺爺的暴政的，這暴政背後有顯而易見的憂鬱，幾乎像爺爺的灰甲一樣泥足深陷了。一九五七年的某個雨夜，趁著邊防寬鬆，爺爺從共產主義的指尖縱身一跳採取了自由式。鯊魚、土改與祖宗沿著嚇出來的小便，飄散四周再不復見。他一手抓住了岸邊的資本主義，從番禺到香港，未來的觸感在五指間滾燙地蔓延。上帝說：事就這樣成了。毛澤東說：中國那麼大，許多地方都沒有管理好，急於要香港這塊小地方幹嘛？英女皇說：不苟安於圖存，尋且自力更生、銳意進取，其經濟日臻繁榮，民生日趨改善。應許之地閃爍著罪惡與錢幣的複雜燈光，一栽進去就沒完沒了，一栽進去就永無止境，一栽進去就靈根自植，一栽進去就是代代傳承。千言萬語，歷史就是一個栽字。

只是長話短說，六十五年後，爺爺坐上飛機再次出發，來到了臺灣。「臺灣是個退休的好地方啊。」爸爸說。那不算是說服，是個硬質的「走吧」。樓價，物價，健保，安老。就這樣，爺爺的生活在他方，退休也在他方。在過去完成式和現在進行式的畫框裡，都是一個蔣介石和一個孫中山，看著這兩個人，你除了開飯還能說什麼呢？這六十五年的光陰就像一條塞了過多推論過程的簡單算式，所有人都知道2+2=4的數學，但要拆解裡面的意思就是哲學了。

不過這些都算不上風仔的煩惱，歷史遠得像剉冰店，沒有大人他是絕對進不去的。六十五年足夠塞進十個風仔了，在壓倒性的數量之下，風仔其實只想問爺爺一個問題。那也不是什麼重要的問題，就是學校老師交派的作業。只是難以啟齒的通常不是問題本身，是要找到發問的時間地點，已經煩得風仔小小的腦袋像連滑五十則抖音那樣發熱過載。在剛來臺灣幾經辛苦找到鋪位開茶餐廳後，風仔曾聽到爸媽跟爺爺說，以後風仔放學回家後就帶他出去散散步。爺爺點了頭，眼裡的血統威嚴毫無謊言的成分與氣質。但也許爺爺是個政客，接下來的數個月裡，每當風仔放學回家，都能聽見浴室裡大聲放著YouTube政論節目，文章主旨與段落分布相當明確，日復一日地鋪張揚厲：共產黨真不是好東西。原來爺爺也得複習，每天對著同一篇課文深耕細作。一直到晚上六點，爺爺才會皇帝一樣推開大門披著酒紅色浴袍移駕出來，朝風仔點點頭，翻譯出來的意思也很簡單，沒有別的：開飯。

爺爺身上有種特殊的氣味，那絕對算不上是親切，更多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重量。濃稠、沉悶、溼潤又鹹腥，有點像海，但沒那麼大方，有點像逃亡，但沒那麼倉惶。這股氣味與習慣沒有直接關係，相反，爺爺的體面是茶餐廳裡有目共睹的。Armani灰色西裝外套，黑煲呔（領結），酒紅色襯衫與灰色西褲，GUCCI粗框眼鏡與Ferragamo尖頭皮鞋。他的家長氣質在沉默以外的符號裡證據確鑿。就只是那股氣味，風仔知道，這股氣味的本質就是時間。氣味與氣質是畢生的宿敵，再犧牲多少散步時間來泡澡也無補於事。

每晚七點半，爺爺與風仔都會來到鴻記茶餐廳準備開飯。爸媽找這個鋪位足足找了半年，從香港線上找到臺灣線下，從一針找到三針，從止暴制亂找到國安大法。既然雖遠必誅，乾脆就近開在臺北，茶餐廳海浪一樣捲上了光復路，爸爸開火，媽媽管錢，找來一些講廣東話的哥哥姐姐打工。爸爸跟風仔說這些哥哥姐姐是手足，風仔看著這五個人加起來還不夠一百歲，頭髮染得像螢光筆一樣，心想自己身上多了這些器官也不知道怎麼辦。只是器官歸器官，爸媽給了你這些器官就是孝之始也，但學校作業的問題還是得問的。對於這條問題，爸爸的答案是發達，媽媽的答案是退休。

那條問題來自一份作業，回家後去問十個人以後想過怎樣的日子。別小看以後這兩個字，如果不把問題的時態設定為將來式，十個香港人有九個會選擇當李嘉誠的兒子。至於李嘉誠的兒子究竟過著怎樣的日子，又有誰在乎呢？這就叫作存在先於本質。但當然，現在的香港人已經要當李嘉誠的曾孫了，這證明了夢想具備階級複製性。爸爸說，他想過的日子就是發達，風仔不知道哪裡是發達，聽起來像新北市。媽媽說她想退休，風仔問什麼是退休，她說就像爺爺一樣。爺爺連眉都沒挑一下，安然地喝他的牛腩清湯，臼齒咬合的力度一如往常的確鑿無疑。風仔想，那麼退休大概就是每天泡澡，聽節目和吃飯，但是爺爺本人又想過什麼日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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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過的日子

風仔的煩惱不算特別嚴重，只不過就是有些難以啟齒。像是卡在下顎臼齒間的一條牛腩絲，舌尖怎樣推都推不出來，指甲怎樣摳都摳不出來。如果是爺爺的話，牙籤一戳一剔就挑出來了，庖丁解牛在牙縫裡實現了它古遠的寓意，那是經驗，也是實力。但肉絲始終就只不過是肉絲，不是煩惱本身，風仔多想找到一根靈動的牙籤，把話從爺爺的嘴裡勾引出來。這幾個月來，他唯一能從爺爺口裡聽到的話，就只有「開飯」。別小瞧這句「開飯」，它不是在公車捷運上三四個老姨太各佔著前後左右幾個博愛座扯開喉嚨拉票說你過來你過來的政治分配，也不...

跋：另一種日子
通常在寫完一本書的時候，我都會先把它擺到一旁過過冷河，學術一點來說可以稱呼這段時間為休整期。總而言之，先去做別的事，淨空塞滿了書本內容的腦袋，到忘得七七八八再回來修稿。只是《代代》的冷河有點長，有些蜿蜒彎折，有些滔滔不絕了。
它在二三年底寫完前三章後，首次過了第一個月的冷靜期，修整後再投稿到臺北文學獎年金計畫。這幾乎預示了它的命運，到了二四年底，我寫了一章後又把它丟一旁去過冷河，隔年二月卯起來衝刺到五月，把全書交給年金評審後又冷落了五個月。跌跌撞撞到了十月才休整完成，坐下來把這篇後記寫完。還說什麼過冷河呢，這簡直是冰河時期，離散大師奈波爾的大河灣都沒我在臺灣這麼彎。港語有云：成本小說畀你搞彎哂啦。（注1）
在休息到半途的那個八月，我人生首次去了英國旅行，那裡有些往日在香港已經認識的朋友，也有在臺灣認識的港人，後來二次移民到英國去。十萬人有十萬種離散的形式與內容，風格與編輯，行銷與活動。但聚會聊天也總是類似的，我想除了臺灣日本英國以外，美德法俄義澳加紐也是這樣：見面就是「習慣了嗎」「還可以嗎」。還好還好，可以可以。
而在移民潮裡，我們要有吃到故鄉食物的權利。在這一點上，英國的香港食物毫不留情地拋離臺灣五六七八個馬位：煲仔飯、魚蛋燒賣、蛋撻奶茶，甚至雲南米線，簡直是香港胃的福音。缺點就是貴，但貴不算是英國的問題，是我的問題。我和朋友坐在紅磚巷的茶餐廳裡閒話家常，一時之間錯覺自己身處太子旺角。離開時坐上雙層巴士，才發現自己的身體仍然保存著在行車時上下樓梯的肌肉記憶。
當然去到任何地方也好，都會有類似以下事情的經歷：某天中午在泰晤士河旁吃一家難吃得要命的西餐時，隔壁座位剛好正在進行四個移英港人家庭的聚會，男士們低頭滑手機女士們高談闊論的那種典型。其中一位女士說，很擔心自己女兒的教育狀況，在過往呢，她就堅持要女兒考上在家附近的學校，因為你知道啦，搭巴士過隧道上學真的很不好嘛……我心想我還真不知道有什麼不好，身為一個香港人，從三歲左右開始每天穿過至少兩次隧道簡直是家常便飯。而且大姐你現在人在英國，獅子山隧道關你什麼事呢。不過這些支離破滅的邏輯在每個地方的離散社群當中，都是常態。香港離散潮的常態集中在哪裡呢，常態集中在中產。
只要是人在臺灣，就會逐漸習慣會有一些素昧平生的香港人，在握手以後劈頭就來一句「先生你做什麼生意？」這其實是因為，他們都選擇投資移民落腳臺灣，每個家庭六百萬生意興隆。買賣、製造、代工、服務，什麼都有。這養成了見面三秒就問候做盛行（做那一行）的直入習慣，反正這生意在拿到身分證後還存不存在也是問題。按照資本主義邏輯，一家店開幕和關門都是刺激市場，在這樣的語言裡，關店是道德的。對於心理健康而言，像鴻記一家人拿到身分證後決定進入休整期，也應該是道德的。
但其實在三、四年前，也許就是同一群人，一不穩定就開始嫌三嫌四的中產性格，曾在各種場合抱怨臺灣人一見面就問住哪裡房租多少，做盛行賺多少，簡直侵犯私隱……說到底也是入鄉隨俗，他們也都過完冷河了，新鮮熱辣一人一件大生意。至少，相比起來，沒有再以獅子山隧道作為尺規了。
──
眼尖的讀者可能已經發現了，《代代》裡出現的臺灣角色少得離奇，存在感薄弱得甚至有些可憐。這樣說吧，我想強調的是可惜我的功力和想像力不夠，不足以把他們全部從小說的臺前請到幕後去，因為那並不真實。我自己過著的並不是那樣與臺隔離的生活，甚至曾經聽過香港前輩在江湖中說：「沐羽現在都只跟臺灣人玩啦。」怎麼回事呢？而我想勾勒的其實就是這個狀況，一種移民故事的典型人物──「某某移民加拿大都快三十年了，依然住在唐人街，依然不會英文，沒有加拿大朋友」的世界。
這是已經存在，也是會即將繼續下去的事情。我當然沒有興致像用仇恨賺流量的網紅那樣，說這就是香港人的習性，而且當地人這裡不好那裡落後的指責。我希望帶出一種想像，關於沒有當地朋友的移民者，他們的故事是怎樣的呢？會不會有不認識韓國朋友的在韓臺灣人？會不會有不認識英國朋友的在英馬來西亞人？會不會有不認識香港朋友的在港英國人？會不會有不認識日本朋友的在日美國人？答應當然全部是肯定的。
我想寫關於這樣一種移民的故事。關於移民者應不應該融入當地社群，又或當地社群應不應該接納移民的故事，都是意識形態，都是道德倫理的辯論了。但是，在這些曠世辯論面前，有著一條邊界。物理上來說，是唐人街作為移民者的界線；心理上來說，每個移民社群都有他們分辨出誰是自己人的圍欄。有些人會把圍欄用力砸在你面前，要求你連滾帶爬地乞求重回伊甸園的機會。像《煙街》後記裡寫的，現在離散的人想說自己是香港人都要考牌面試了。而我為了把故事寫得完整，在小說裡把這條邊界圍欄擴張成一條鴻溝。說到誇張，我是把《代代》想像成一部諷刺漫畫那樣來寫的。
也是有一些私心，如果抽空了目的地，那麼離散在外的香港人，會不會能夠在讀這些故事時獲得更大共鳴？來自或抵達不同地方的移民者呢？甚至是移居他方的臺灣人呢？那種被詹姆士．伍德稱為「世俗的無家可歸」的自願移居？之所以選擇了這個角度，而沒有書寫關於港臺交流的另一角度，並不代表這不重要（相信我，在港臺邊界所發生的故事精采絕倫，畢竟我就是在這裡長期做人類觀察，簡稱吃瓜／食花生）。邊界和邊境往往是歷史地理經濟社會上爆發最多生機的地方，要把那些故事壓縮成我筆下的小說，實在太自私了，太寡頭了，太右派了。
──
這幾年我幾乎完全沒寫小說，《代代》的八篇佔了這四年以來超過七成的產出。作為對比，我一頭栽進了散文的世界，一方面用來研究自己（蒙田式），一方面用來丈量世界（桑內特式）。換言之，成為一個晃來晃去的人（不完全是貝婁式），偶爾亂入學者教授們的研究世界，偷偷臨摹他們的研究範圍和興趣。
某次與一群來自世界各地的香港學者（這句話乍看之下有點奇怪，但我們要習慣這是在二○年代以後的合理句子）聚餐，他們剛剛在臺北完成了一場歷史學研討會。一邊喝著啤酒他們一邊抱怨，有社會學教授跑來問他們研究這些歷史到底有什麼用，而他們就這樣反擊回去：我們的學科沒有責任預測未來。
我的朋友說，他們最喜歡的就是孤例。在歷史文獻裡，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一個與大眾走相反路線的人，就是他的興趣所在，也是這個學科的道德所在。這位老兄現在的休閒活動，就是跑去日本的荒山野嶺，請求寺廟負責人把神像回過頭去，給他看看這尊的背後刻著它到底是什麼年代製造的。關於這種研究他過往在香港已經做得駕輕就熟。而我那時在想，香港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孤例？香港文學，又是孤例當中怎樣的孤例？我們還有沒有興趣預測未來？誰會在日後會有興趣把我們調過頭去？（未完）

注1：意思為整本小說都被你搞垮啦。這個廣東話用法會用在比如香港電影院警告盜錄者，也會說「成個電影業畀你搞彎哂啦」，明星任達華曾拍過這樣的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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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過的日子
回憶現場有售
迫不及待
下次一定
坎撚筆記
順風順水
丈夫的，大丈夫的
是怎樣的？
跋：另一種日子
專文 謝曉虹、楊佳嫻、陳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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