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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武元年（221年）四月，劉備在成都稱帝；七月，率軍伐吳。次年閏六月，劉備軍敗，退駐魚復，改名永安。兩百年前，公孫述將這個地方改名白帝，以宣示自己已得天命，卻終究未能走出偏居一隅的霸業。從這裏，西望益州，那是「高祖因之以成帝業」的地方。劉備自己在那裏建立起了一個政權，這個政權也叫漢；東望荊州，那是他與孫權聯手破敵又幾度爭奪的地方。他稱帝後的第一個重大舉措便是走過白帝城，去爭奪荊州，鎩羽而歸後就一直困在那裏。於是，這個地方似乎成了兩種事業的分界點：一種是走向更加光大的帝業，一種是走向偏居一隅的霸業。劉備把這個地方改名永安之時，他的政權正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他困在這裏，直到死去。
蜀漢政權中的另一個重要人物是諸葛亮。諸葛亮自建興五年（227年）春北屯漢中，着手北伐；幾度出師之後，建興十二年（234年），他在最後一次北伐中死於關中，那是他期望百姓「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的地方。但是，其功未竟，其身先死。他葬在漢中，那是大漢帝國基業的起點，也是他長年經營的北伐基地。從他的死地與葬地中，我們可以勾勒出一個生死以之地努力於北伐事業的艱難身影。
劉備和諸葛亮，在這個政權建立後的大部分時間裏，其活動都不在蜀地，其死也都不在蜀地。他們分別死在了巴蜀通往外部的兩個不同的方向。
蜀漢政權中這兩個最重要人物的死似乎也具有了象徵意味。一個象徵着這個政權的局限，一個則象徵着局限中的努力。從這兩個象徵的聯繫中，我們基本上可以剖析出蜀漢政治的核心問題。
劉備死後18年，供職於他政權中的一個叫楊戲的人，在《季漢輔臣贊》中總結了他的一生：
初自燕、代則仁聲洽著，行自齊、魯則英風播流，寄業荊、郢則臣主歸心，顧援吳、越則賢愚賴風，奮威巴、蜀則萬里肅震，厲師庸、漢則元寇斂跡，故能承高祖之始兆，復皇漢之宗祀也。然而姦凶懟險，天征未加，猶孟津之翔師，復須戰於鳴條也。
一百多年後，另一位巴蜀才俊常璩這樣評價他：
於時先主名微人鮮，而能龍興鳳舉，伯豫君徐，假翼荊楚，翻飛梁益之地，克胤漢祚，而吳、魏與之鼎峙。非英才命世，孰克如之！然必以曹氏替漢，宜扶信順，以明至公；還乎名號，為義士所非。
一千多年後，王夫之乾脆說：
以先主紹漢而繫之正統者，為漢惜也；存高帝誅暴秦、光武討逆莽之功德，君臨已久，而不忍其亡也。若先主，則惡足以當此哉！
楊戲和常璩都用了那個時代流行的政治詞彙高度評價劉備前期的作為，最後則都委婉地使用了轉折詞。楊戲因為供職於本朝，所以只是暗示劉備未能親自領導誅暴討逆復興漢室的事業；常璩則批評劉備將漢獻帝封拜的左將軍、宜城亭侯的名號還給漢帝，自稱漢中王，不是一個「欲信大義於天下」的人所應該做的；自立稱帝，亦非「至公」。在王夫之看來，後世那些仍把蜀漢看作正統的人，只不過是出於對兩漢功德的懷念；劉備的所作所為，根本不配代表漢室，更不配代表那個時代三個政權中的正朔所在。
從楊戲到王夫之的這些評論，足以提出一個歷史性的問題：在漢末風起雲湧的大舞台上，劉備何以能從紛爭的群雄中脫穎而出？又何以最終未能復興漢室，而只成就了割據巴蜀的偏霸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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