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我寫故我在：戰後台灣的日語遺緒（摘錄）
語言問題一直都是台灣文學研究的核心議題，從1920年代的新舊文學論戰、1930年代台灣話文論戰都是圍繞著語言問題展開論述。1937年迨中日戰爭爆發，報刊「漢文欄」遭廢，獨尊日本帝國的國語日語，日語成為當時台灣文壇的主要用語，作家也只能使用日語書寫「台灣人」和「在台灣」的歷史經驗與生活情感。1945年8月日本帝國崩解，台灣作家被迫重新學習中文，出現被語言跨越和跨越語言的日語世代。戰後豈料中國內地爆發國共內戰，1949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潰敗，播遷來台，台灣從中華民國的「一省」，搖身一變成為反共基地，被要求擔負起延續中華民族道統和復興中華文化的責任，中文成為新的國語。
台灣人在半世紀內經歷兩次「國語」運動，1937年報刊漢文欄被禁，1946年日語版被禁，日語、中文、母語在島內的語言價值顯然並非等值，其中隱含著不同的歷史暴力性和語言的階級性。假設將「日語」視為是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所謂的「資本」（capital）（Bourdieu 2000：5-49），在戰後政權更迭後，因政治力的介入，「日語」在台灣究竟還存有多少資本殘值？台灣知識分子的「兌換感」為何？每位作家在所處的文化場域中又如何各自「兌換」？整體而言，本省籍作家們在戰後顯然無法在公領域直接快速地將日語兌換成政治、社會、經濟資本，僅能在私領域積累個人的文化資本。
台灣知識分子在殖民地解放後，語言使用的選擇，夾雜因二二八事件帶來的憤怒情緒。有人以拒絕學習中文作為對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反抗，甚至重啟日語學習，成為「日本語人」，以「日本」基準批判國民黨政府，藉以對抗「中國的東西」。戰後初期他們經歷去日本化、再中國化的洗禮後，究竟還有誰政治不正確地使用「日語」，書寫台灣的歷史經驗與文化記憶？作為帝國遺緒的「日語」在戰後台灣文化場域中，究竟還能發揮怎樣的工具性價值，並展現它的文化動能？
本書主要的問題意識，在於延續筆者的專書《譯者再現：台灣作家在東亞跨語越境的翻譯實踐》（2020）的研究議題，繼續探討戰後日語世代文本的翻譯與創作活動的課題，其中包括台灣參戰作家的證言敘事、跨時代不跨語的書寫、創作文類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日語作為譯語橋架引介島內世代文化經驗與世界文學的引介等議題，藉此延伸更多可供思考的研究面向，具體呈現另一種台灣後殖民日語文學與翻譯的研究課題。
戰後台灣文壇以中文文壇為主，承繼中華民國反共、抗日的歷史敘事；然而台灣民間社會的本省籍文化人在適應新政權，學習新語言之餘，並未完全放棄使用「日語」。他們藉由日語閱讀提升個人的文化教養，汲取世界新知或進行文藝創作與批評，介入台灣島內多語文化發展的形構。丸川哲史將這群在戰後仍堅持使用日語的人稱為「日語世代」（丸川2000：15）。若林正丈將他們稱作「日本語人」（若林1997：25）。這群能操日語的本省籍菁英亦自稱是「日語族」（柯德三2005）。
這群「日本語人」的日語能力並非均質的，其中存在代際差異，學經歷亦有別。誠如圖1，至「1945年」日本戰敗為止，三十多歲的龍瑛宗和巫永福，他們在戰前皆發表過日語小說、詩作，在當時文壇已是具知名度的日語作家。早慧的邱永漢（1924-2012）在台北高校階段已開始在《文藝台灣》、校內刊物《翔風》、日本內地詩刊上發表詩作。台灣大學外文系輟學生黃靈芝（1928-2016）較為特殊，戰後他雖身處台灣，卻因罹患肺結核擔心時日無多，選擇「日語」作為他的創作語言。職校生磯村生得（原名柯生得，1921-？）戰後隨日軍「引揚」（被遣返）移居日本，在日繼續使用「日語」寫作。鍾肇政畢業於青年師範學校，具有中等學校的日語程度，日本戰敗時，二十歲的他積極跨語，選擇中文作為他的文學創作語言。當時葉笛（1931-2006）和鄭清文（1932-2017）兩人才十多歲，只有國民學校畢業的日語程度，尚無法進行文學創作，因而被稱之為「後跨語世代」，但日語仍是他們重要的閱讀語言之一，在他們翻譯實踐中成為重要的「譯語」。
戰後邱永漢流亡到日本，他的台灣殖民經驗著述備受關注，磯村生得則滯日書寫台籍日本兵的戰場經驗，以及在台日人書寫戰後初期的滯台經驗。他們藉由日語書寫重新組織編排經驗的存在。但這些經驗在台灣戒嚴時期的「公共領域」中是充滿政治禁忌的議題，唯有「在日」才能提供他們言說記憶的空間，「日語」成為他們重構台灣歷史與記憶的敘事語言，並展現日語的政治性。反觀，台灣島內的日語只能委身於「私人領域」，存在龍瑛宗的私人家書、黃靈芝的自費出版品、巫永福的同人歌誌之中。中文作家鍾肇政、葉笛、鄭清文以「翻譯」作為生產本土文化知識的路徑，發揮「日語」作為「譯語」在島內傳承文學遺產和見證台灣人的戰爭、殖民經驗；對外作為台、日文化知識交流的工具。台灣日語文學即是台灣殖民地的傷痕文學，戰後他們卻透過「日語」試圖進行「去殖民」（decolonization）進行文化再生產，力求展現不同世代位置的文化能動性。
戰後個別作家選用寫作語言，有其各自的取徑，有人的創作時間因「終戰」而停格，選擇繼續「住在日語裡」，但他們以日語寫作的行為並非純粹是文青式的自我滿足，其中也蘊含著「我寫故我在」的生命哲思，因為「語言是存在的住所」（Heidegger 1993），書寫成為他們個人生命實踐的一部分，見證戰後台灣文學發展的時代軌跡，日語書寫成為他們自我存在的召喚與證明。有人選擇重新搭建「台語」園地，藉以重構台灣民族文化的主體意識，實踐語言是民族靈魂的建造工程，書寫語言從「日語」轉換到「台語」。有人直接「移居到中文裡」，跨語成功後使用「日語」存取台灣人的戰爭記憶，再以「中文」重新譯出。或是「跨國境」翻譯日本文學、「跨世代」譯介台灣日語作家的文化遺產，展現「日語」在戰後台灣文化場域中的價值與意義。希望藉由這些不同的作家個案研究，呈現戰後「日語」在台灣文化場域中的多元性。
目前戰後台灣日語文學大多被置於日本國語教育史、日本語文學史、後殖民理論的研究框架下展開討論。「日語」曾是台灣日治時期的「國語」，由於戰後的日本曾將台灣研究視為禁忌，在日本國語教育史中，並未將戰後殘存於舊殖民地台灣的「日語」課題納入範疇中討論。對此，日本近代國語史專家安田敏朗的《「他們」的日本語：日本人如何看待「我們」台灣人的日語》（かれらの日本語：台湾「残留」日本語論，2011/2016），近年才重新檢討戰前台灣的「國語」和戰後的「日語」跨時代問題，探討1945年後在台之「他們的日本語」。1960年代隨著訪舊、經商訪台的人數增加，戰後的台灣被「再發現」，甚至發展出殖民支配「成功」之說，這樣「無反省」的論調備受左翼文化人士批判。有鑑於此，安田將「他們的日本語」重新放回戰後的歷史社會脈絡裡展開論述，作出一個重要的結論：「他們」的日語和「我們」的日語存在著本質上的矛盾與鴻溝，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在殖民體制下的歧視位階，使「他們的日語」成為殖民地傷痕的表徵，不應該被視而不見。
戰後在日本和歌界最受到關注的兩本台灣和歌集《台灣萬葉集》（台湾万葉集，1994）和《台灣俳句歲時記》（台湾俳句歳時記，2003），分別代表戰後台灣的日語文學。然而，孤蓬萬里（吳建堂，1926-1998）與黃靈芝的日語觀不盡相同。但安田更注意代表「日方」的大岡信（1937-2017）對《台灣萬葉集》的評述觀點，其中大岡雖強調民族與語言應該分開討論，但仍從日人的立場「賦予」吳建堂「日本語人」的肯定，這樣「加冕」的舉措，未嘗不是有自覺地強調彼此間的差異。從明治時期起，《萬葉集》被重新定位成從天皇到庶民，從中央到地方，所有人都能吟詠的「國民歌集」（安田2016：292-293）。然而，在台灣的吟詠者大多局限在日治時期中等學校以上學歷的人士，即所謂台籍知識菁英階層。顯然戰後在台使用日語寫作短歌本身，就是一種具有社會階級性和個人文化教養的文化象徵，並未具備老嫗能解的普遍性。這些作品對當代台灣整體社會解殖的影響力是有限的，甚至被批判是對日本文化的傾斜。
在後殖民論述中，強調語言作為權力中介的重要作用，要求後殖民寫作者奪取位於中心的語言，重新把這個語言置入，完全地適應於殖民地的話語，以定義自己（Ashcroft 1998：41-42）。但在台灣文學場域中，「中心語言」都是「他者」的語言，只是換一種中心語言而已，台灣日語作家仍不斷進行跨文化棄用與挪用，磋議了語言世界的夾縫。以黃靈芝的個案為例，他雖然在日本殖民時期並未具有作家身分，戰後由於他自主地選擇日語作為主要創作語言時，旋即面臨殖民地作家的困境：「穿著借來的袍子而要成為真正自我」的兩難與尷尬（Boehmer 1998：131）。他卻比任何戰前的日語作家更執著，認真地面對使用日語寫作的種種質疑，他用「我的日語」挑戰日本國的「日語」，向殖民文化進行挑戰，出版《台灣俳句歲時記》，明確標舉自我與他者日本歲時季語的「差異性」，展現「去殖民」的文化自信，也突出台灣語言文化多樣的混雜性。因此，筆者希望從正面探求戰後台灣的「日語」在撕下帝國的、奴化的語言標籤後，如何展現在台灣文化場域中的價值和積極的文化能動性（agency）？突破戒嚴時期的政治禁忌，建立他們的日語共同體，跨越世代與國境透過譯介達到文化交流的目的，釐清他們如何藉由這些後殖民日語文本、中文譯作試圖重建台灣文化的主體性。
台灣人的認同問題一直是台灣文學研究不可迴避的重要課題，作家創作語言的選擇未必能直接與國族認同劃上等號。垂水千惠探討邱永漢戰後小說文本時，曾發現邱永漢拒絕將自我認同置於民族和血統之上，只想當「浪跡天涯的猶太人」，試圖成為與民族國家斷絕關係的「亡命者」。對邱永漢來說，「血統只是一種意識」根深蒂固於民族和每個人的心中，成為始終無法跨越的鴻溝。最後他選擇「拒絕認同」作為他的認同方式。戰後黃靈芝一直不合時宜地繼續使用日語寫作，追求語言藝術的純粹性，批判語言的政治性，標舉語言的選擇無關國家民族認同，強調自己並非是「親日派」而是「親日語派」。他們的「拒絕認同」或許正是這群不斷被時代翻弄的台灣作家們不信任國家體制，拒絕被索求認同的一種反動。這樣的反動與語言的選擇，與使用「台語」寫作的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的認同邏輯，並不全然相同。
1990年代後殖民理論研究在台灣學界盛極一時，坊間陸續譯介出版不少後殖民主義的相關書籍。但，後殖民文學理論相關論著中，仍多以西方英語文學文本作為主要的討論範例。其中，羅伯特．揚（Robert J.C. Young）《後殖民主義：歷史的引導》中特別提到：「翻譯與後殖民主義研究也存在著至關重要的關聯。」（Young 2016：175）、「翻譯行為不可能發生在一個絕對平等，完全中立的空間內」、「語言像階級和國家一樣，也存在著社會等級，翻譯也是如此」（177）。觸發筆者想進一步探討戰後台灣文化場域中，本省籍作家的譯者身分與後殖民文學相關的議題。目前台灣翻譯研究界主要關注的重點仍是，西風東漸後在台外文學術體制的建置與西方知識如何傳譯來台，至於曾是台灣殖民語言的「日語」，似乎被排除在「外文系」考究討論的閾境（Liminality）之外（王智明2021）。戰後台灣中、日的譯介工作實多委由學院學術體制之外的「民間」譯者，因此，筆者認為若要重新檢視台灣的後殖民文學，自不能無視戰後台灣日語文學文本及其相關譯本生產中的各種文化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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