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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為何非談不可？
如果你買了這本書，或正考慮要不要買——很可能你已經意識到，有必要和父母談談他們的財務狀況了。但如果你還不那麼確定，還在猶豫是否真的該問他們打算怎麼過退休生活、萬一需要長期照護能不能負擔得起，或他們是否已經立好遺囑，那我想分享一個故事，也許能說服你。
曾經有段時間，我並未意識到，和媽媽深入聊聊她的財務狀況有多重要。倒不是我害怕和她談錢。畢竟，我自己就是個談錢不臉紅的人，當了十五年以上的理財記者。媽媽也不是那種把金錢視為禁忌話題的人，雖然在她那一代人裡，很多人（包括我爸）都對此避而不談。
但隨著她接近退休，我也正忙著工作、養育孩子，同時打理好自己的財務。就我所知，媽媽一向對自己的財務狀況挺有掌握。她不是個揮霍的人，房子早就付清，生活也過得相當安穩。所以，我從未想過她在退休或年紀大了以後，會出現什麼財務上的困境。但就算如此，我還是應該在忙碌的生活中撥點時間，坐下來和她談談她對未來的打算，還有她如何確保自己能過上安穩的退休生活。
說起來，我還是有做到一點的。二○○三年，我和先生從華府搬回家鄉的時候，我曾建議媽媽去了解一下長期照護保險。她和爸爸早在那之前的幾年就離婚了，所以如果晚年得了失智症或其他無法自理的病，身邊不會有伴侶照顧。有份長期照護保險，至少能在她需要照護時，確保相關費用有著落。
於是她聽從我的建議，去找了保險業務員談。但沒有一家長期照護保險公司願意讓她投保，因為她被認定風險過高。她患有聽神經瘤，那是一種長在內耳通往腦部的神經上的良性腫瘤，而她選擇採取放射治療，沒有動手術切除。
當她告訴我沒辦法投保長照保險時，我本該趁機坐下來，和她一起把所有的收入來源理一理，看看萬一真的需要照護，她是否有能力自行負擔。但我卻沒有。
命運弄人，媽媽開始出現記憶方面的問題。當然，一開始我不願往壞處想，只以為她會重複問同樣的問題、說同樣的話，是因為治療聽神經瘤導致的左耳失聰。但有一晚，我在她家，一切突然變得再清楚不過——問題根本就不是聽力。
她問我要不要去看看她新買的露臺長椅。我們走到外頭，看了那張長椅，又回到屋裡繼續聊天。幾分鐘後，她又問我：「你想不想去看看我新買的露臺長椅？」我心頭一沉。
那一刻，我再也不能自欺欺人了，媽媽的短期記憶正在衰退。我本該馬上行動，請她列出所有的財務帳戶，確認她的法律文件（像是遺囑）都有更新過，也該和她談談長期照護的費用怎麼支付，因為這已經不是「會不會」需要，而是「什麼時候」會需要的問題了。
我本該做的——但我沒有。
那時我已經意識到，確實有必要好好談一談。但我很怕——不是怕跟媽媽談她的財務狀況，而是怕對她說：我們需要談談，因為你開始忘東忘西了。我不想成為那個告訴她「你正在失去記憶」的人。
後來，我打電話給她的家庭醫師（我們互相認識），問他能不能在媽媽下次回診時，建議她接受失智症篩檢。他答應了，這讓我大大鬆了口氣。媽媽之後去看了神經科醫師，也接受了檢測。但她告訴我，醫師說檢查結果並未顯示她患有失智症。
但我並不太相信。我也知道我不能再等下去了，必須開始介入媽媽的財務狀況。第一步，就是說服她約一位律師，更新一下她的法律文件：包括遺囑、預立醫療指示，以及財務授權書。後面這兩份文件的擬定尤其重要。在她的預立醫療指示中，指定我和妹妹為她的醫療代理人，有權替她做出醫療決策；而我們也同時被指定為她的授權代理人，有權代她做財務上的各種決定。
你可能會想：「這故事聽起來也沒那麼糟啊，最後不都搞定了嗎？」
其實差一點就搞不定了。
為了讓遺產規劃文件具有法律效力，簽署的人當下必須是心智健全的。而就在我媽簽署文件的那段時間，她又去看了另一位神經科醫師，做了更多檢查，最後被診斷出患有阿茲海默症。幸運的是，她當時對周遭的情況還有足夠的理解力，律師評估後認定她有能力簽署遺囑、預立醫療指示和財務授權書。
如果我再晚一點鼓勵媽媽去找律師，她可能就沒辦法簽那些文件了。那樣一來，我就得花很多時間和金錢，走法院程序申請監護權，也就是法律上對她帳戶與財務的管理權。
我認識的一個人就碰上了這種事。道格（Doug）沒有父親的財務授權書，但等到他需要時，卻已經來不及了，父親的失智症已經發展得太嚴重。在他父親因為修補消化道潰瘍出血的手術而住院、等待復原的期間，道格卻無法幫父親付帳，因為在沒有授權書的情況下，銀行不允許他使用父親的帳戶。結果，道格花了九個月和一萬美元，才取得父親的監護權。他不得不聘請律師，還得讓父親接受神經精神科醫師的評估，才能向法院證明父親已經不具備行為能力。為了成為合法監護人，道格還得通過信用與背景審查，並接受法院指定調查員的面談（這整個過程我會在第4章中詳細說明）。
「諷刺的是，花了那麼多錢，結果監護權只能用一年。」道格說。每一年，他都必須向法院報到，提交父親的資產淨值表，還要呈交一份報告，詳細列出每一筆支出，說明這筆錢是怎麼用的。
我算是僥倖逃過了一劫。但也因為拖到媽媽真的需要協助時，才開始了解她的財務細節，事情也變得更加棘手。我必須從一個記憶已經開始衰退的人那裡收集資訊，這就像在拼一幅連最後是什麼圖案都不清楚的拼圖。
在翻她的資料夾時，我能清楚看見她心智狀況的退化。那些報稅用的收據和文件不再像以前那樣，整理得井然有序；餐桌上堆滿了成堆的郵件，我根本不確定帳單到底有沒有繳；還有那些信，好多好多的信——都是些據我所知與她毫無關連的團體寄來的，但顯然她捐過錢，因為那些信裡不斷向她致謝，還希望她能再捐一筆。
因為她已經無法完整掌握自己的資產，其中一筆帳戶就這樣被我忽略了。直到收到一封通知，說她的帳戶即將被移交給州財政部，我才發現她竟然還有價值五萬美元的投資。那其實也只是幾年前的事，當時我媽已經住進了安養機構。幸好我有財務授權書，才能把那筆錢取出來，足足支付了將近一整年的照護費用。
但比起整理財務狀況，更讓人壓力山大的，是做出把媽媽送進安養機構這個決定。當時我確實和她討論過，但那些談話很快就被遺忘了。如果在她開始喪失記憶之前，我就先和她談過她希望接受什麼樣的照護、能不能接受住進一個有專業人員提供全天候照護的地方，那到了替她做決定的那一刻，我或許就不會那麼焦慮和內疚了。
我曾在接受信用評等機構益博睿（Experian）的播客節目訪談時，分享過這段故事的一部分。當時找我上節目的目的並不是要聊我和媽媽的經歷，但沒聊多久，話題自然就轉到這裡，接下來整場訪談也就圍繞在這個主題上了。主持人有兩位（一位比我稍長、一位比我年輕），他們都想知道，要怎麼開口跟父母談錢。節目結束後，當時在錄音室裡的另外兩個人也攔住我，說他們也該開始和父母談談了，問我該怎麼做。
那時我才真正意識到，我需要幫助其他人去做我當初早該和我媽一起做的事：和父母進行必要的金錢對話。我多希望那時有人能推我一把，讓我在媽媽記憶開始退化之前，就早點開口談談她的財務狀況。她確診阿茲海默症時，我才三十五歲，而她才六十五歲。我身邊沒有任何同齡朋友的父母已經出現記憶問題，或需要其他人介入處理財務。我只能獨自摸索，自己走過這段和媽媽談錢的艱難歷程，最終接手管理她的財務。
如今，很多朋友都開始面臨和十年前的我一樣的情況。他們察覺父母或岳父母可能需要幫忙，便來問我該怎麼做。讓我欣慰的是，那些採納我建議、真的去和父母談過的人，大多都得到了很好的成效。他們的父母願意聽，也有所行動，有的開始跟孩子交代財務狀況，有的則去聯繫律師、著手擬定或更新遺產規劃文件。
我無法保證，和父母談論隨著年齡增長會面臨的財務問題，會是件輕鬆的事。但你不必像我一樣，自己摸黑前行。這本書會成為你所需要的那記當頭棒喝，讓你明白，現在正是開始和父母談錢的時候。它會幫助你克服對於開啟這個艱難話題的恐懼，並提供各種展開對話的方法。書裡也收錄了不少成功與父母談錢的勵志故事；同時匯集了大量來自財務、法律與老年照護專家的建議，這些人曾幫助成千上萬的客戶，走過家庭金錢對話的過程。
有件事得先說清楚，這本書並不只是寫給那些富裕家庭，或想避免父母生前沒立遺囑、日後得為遺產爭執的人看的。事實上，對中低收入的家庭來說，這些對話更需要盡早進行，確保父母退休後不至於把錢用盡，並在真的資金不足時，能提前備好退路。這本書是為那些想搞清楚父母將來若需要長期照護，會怎麼負擔費用的人而寫的，畢竟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通常不涵蓋安養機構的開銷，要符合聯邦醫療補助（Medicaid）的資格也並不容易。這本書也寫給像我一樣，總有一天可能得接手，所以需要深入了解父母財務狀況的人看——事實上，我至今仍然在做這件事。
我明白，每個家庭的情況都不盡相同，不管你多努力，父母還是有可能不願意開口談錢。如果你照著書中建議的策略，試圖讓父母敞開心扉，卻還是無法讓他們開口，我也會提供一些實際可行的建議，有來自其他曾面臨相同處境的人的經驗，也有專家針對最壞的情況的應對策略。
另外，儘管為了行文簡潔，我在書中一律使用「父母」這個詞，但我也知道，許多家庭是單親，也有的是兩位母親或兩位父親。在只有一位家長的情況下，進行這些對話就更重要了，因為沒有配偶或伴侶能提供照護或財務支持。隨著父母年紀漸長，身為子女的你，就更可能必須出面協助他們。
希望你能從我的錯誤中學習，也從我做對的事情中得到啟發。我想成為一個友善的聲音，同時也分享其他人的聲音，陪你走過與父母談論這個可能不太自在的話題的過程。最重要的是，希望你和你的父母，將來都能說出這句話：「幸好我們談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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