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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文學東北與中國現代性／王德威
持東北事以問國人，每多不知其蘊。
──傅斯年，《東北史綱》
「東北」作為中國現代經驗的輻輳點，具有多重意義。狹義的東北指代東北三省──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以及內蒙古東部。這塊土地面積一百六十二萬平方公里，人口超過一億。廣義的東北則指涉中俄簽訂《尼布楚條約》（1689）時的規劃，包括外興安嶺以南、烏蘇里江以東、庫頁島在內的大片土地。東北一詞最早出現在《周禮．夏官．職方氏》，《尚書．禹貢》、《山海經》均有記載。1907年清廷於東北設置三省，正式使用「東三省」一名。「東北」、「關東」或「關外」為中國一般習稱，而「滿洲」一詞則為近現代日本及西方所沿用。
東北歷史源遠流長，卻從來被視為中原文化與政治的外圍。「關外」意味政治地理和文化傳統的邊緣。但在中國近現代史脈絡中，東北的地位無可比擬。1644年，雄據山海關外的滿族入主中原，建立大清，開啟所謂「華夷變態」──華與夷地位顛倒──的契機。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不僅關乎東北的歸屬，更牽動歐亞霸權博弈。1931年九一八事變，導致日後偽滿洲國的建立以及第二次中日戰爭。1946年後的國共內戰，東北是兵家必爭之地，也最早易幟。1949年後，東北以其戰略位置、自然資源以及重工業基礎，成為「共和國的長子」。
然而曾幾何時，東北遭遇種種挑戰，不僅產業下滑，民氣積弱，甚至人口不斷外流，成為亟待「振興」的區域。事實上，從毛澤東時代以「三線建設」為名開發西北、西南，到江澤民時代倡導「西部大開發」，東北總是瞠乎其後。近年「一帶一路」計劃再次強調西北與西南，相形之下，東北又錯過了大勢之所趨。從偏見的眼光看來，東北是落後與落寞的。
在如此嚴峻的情況下，我們如何從文學研究的角度談「振興」東北？方法之一，是重新講述東北故事。所謂故事，當然不只是虛構的起承轉合，而更關乎一個社會如何經由各種對話、傳播形式，凝聚想像共同體。換句話說，就是給出一個新的說法，重啟大敘事。目前東北文學與文化研究往往囿於邊緣意識，成為主流論述的對應或從屬，因此難以凸現特色。而在海外，滿洲或偽滿洲國研究獨樹一幟，又遮蔽了東北文化的來龍去脈。我們必須借助敘事的力量為這一地區的過去與當下重新定位，也為未來打造願景。
東北是個有「故事」的地方。在東北，清代流人寫下困蹇蹉跎的詩詞，闖關東的移民口耳相傳墾荒冒險的傳奇。《呼蘭河傳》（1940）、〈松花江上〉（1944）、《額爾古納河右岸》（2005）、《巨流河》（2009）等當代文人創作見證這塊土地的魅力與情懷，電視劇《闖關東》（2008）、紀錄片《鐵西區》（2004）演繹一個世紀東北創業史的希望與悵惘。《八月的鄉村》（1935）、《林海雪原》（1957）傳頌革命歷史的豪情壯志，《杜晚香》（1978）、《北荒草》則銘記一代革命人的激情與創傷。
在東北，白俄、猶太難民引進歐洲摩登，日本、臺灣、朝鮮移民勉力落地生根。滿鐵、中東鐵路快車奔馳著，紅鬍子神出鬼沒，薩滿大神遊盪四方。張作霖、張學良、愛新覺羅．溥儀、馬占山、楊靖宇、趙一曼、安重根、川島芳子、李香蘭出入歷史舞臺。另一時空裏，王進喜、雷鋒以生命證成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樣板；劉賓雁、劉曉波以生命捍衛個人的理想與信仰。東北蒼莽沉鬱，卻絕不乏世俗的生命力甚至自嘲嘲人的韌性和痞性。上個世紀末「二人轉」突然發揚光大，「忽悠」文化傳染全國，〈東北人都是活雷鋒〉歡唱一時。
這林林總總的線索如何能匯集成有關東北的敘事？相對於海外方興未艾的滿洲和偽滿洲國研究，以「東北學」為名的論述是否有其可能？
「東北」的定義至少包含三個層次：第一，一個地理所在，包容獨特的社會人文與風土自然生態；第二，一個流動的文化、族群、政經脈絡，啟動關內與關外各種關係運作；第三，一個「時空座標」（chronotope），投射、建構有關「東北」的想像、言說、論述、演繹。如上所述，文學所指不僅限於書面文章，也是具有社會意義的象徵活動。「東北」既是一種歷史的經驗累積，也是一種「感覺結構」──因器物、事件、風景、情懷、行動所體現的「人同此心」的想像、信念、甚至意識形態的結晶。
本章將從四個角度切入，說明文學對東北研究的意義。第一，東北的（文學）現代性與空間政治的關聯；第二，「東北」與「滿洲」敘事線索的辯證；第三，東北的跨區域及跨文化屬性；第四，講好東北故事的方法。
地理就是歷史
儘管東北文明可以上溯八千年前或更早，東北的文學與文化卻必須與近現代掛鉤。和關內傳統相比──不論是江南還是巴蜀，關中還是荊楚──東北都顯得瞠乎其後。清代以前東北漁獵、游牧、農耕文化夾雜，不利文風滋長；清代以來東北被視為龍興之地，嚴禁移民，更難以形成氣候。反倒是貶官囚徒如楊賓、吳兆騫、方式濟等以血淚書寫謫民背井離鄉之痛，形成獨特「流人文學」傳統。十九世紀下半葉東北解禁，大批墾殖者湧進，繼之以殖民勢力入侵，每每因時因地激發出歌謠傳奇，形式則未必能登大雅之堂。
如果東北缺乏傳統文學史的譜系，這一地區文學文化就必須從不同方面着眼。我以為與其刻意追蹤歷史脈絡，東北文學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興起，從無到有，本身恰恰就是現代經驗的表徵。「現代」的意義源出多端，歸根結底，在於歷史主體置於前無來者的情境下，對時空絕續的深刻體會，對文明板塊位移的巨大警醒，對種種生命可能與不可能的決絕演練。「東三省」的設立在二十世紀之初（1907），恰恰是甲午與日俄戰爭後，中國與東洋、西洋，封建王朝與革命勢力衝突的「核心現場」。「東北」此時浮出歷史地表，宛如一場關鍵詞的命名式，是帝國命運急轉直下的標記，也是新世界發生的起源。因為東北，「現代」有了地理意義，進入文學視野。
相對於中原各個文學區域所根植的歷史譜系學（genealogy）傳承，我強調文學東北最重要的依歸是對地理拓撲學（topography）──空間的符號學──的指認和銘刻。現代文學濫觴時刻，東北已經是重要座標。「新小說」發起人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1902）即是以兩位留歐青年革命者搭乘西伯利亞鐵路，經過山海關回到中國。黃克強主張立憲，李去病號召革命。他們激烈辯論新中國的未來時，放眼望去是殖民者蠶食鯨吞的東北大地。
新文學之父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提到，他之所以從事文學，肇因於1906年在仙臺醫事專校所見日俄戰爭的砍頭幻燈片。一般所論多集中在幻燈片中等待行刑的中國罪犯以及環繞四周的中國看客，但少有論及砍頭發生的地點。日俄戰爭的主戰場不在日本或俄國，而在遼東半島：「日俄戰爭發生在中國的土地上，大批無辜的中國人被捲入戰爭。」我們有理由揣測，魯迅所述的無名中國罪犯和看客是一群東北人。
《吶喊》自序一向被視為魯迅為中國現代性創傷所做的追述，而那創傷的發生地是東北。作為無感也無知的中國人代表，東北人參與了現代中國文學的原初場景。誠如作家素素在報導文學《旅順口往事》（2012）所描寫，我們今天憑弔旅順日俄戰爭的戰場，能不聽到他們的鬼聲啾啾？
晚清女作家／翻譯家湯紅紱（1886?-?）翻譯改寫《旅順雙傑傳》（1909）也以日俄戰爭為背景。〈旅順土牢之勇士〉描述日本軍官被俄軍俘虜、歷經百死不屈的英勇事蹟；〈女露兵〉則描述一位俄國軍中女護士在砲火中看護傷患，壯烈成仁的故事。湯紅紱傳述日、俄軍人的故事，當然意在鼓舞中國士氣。同梁啟超、魯迅一樣，她與東北沒有太多淵源，但在這塊土地上所發生的故事，卻成為她藉以投射中國現代性的條件。
橫貫二十世紀，東北一再成為現代經驗──與敘事──首開其端的節點。皇姑屯鐵路爆炸（1928），炸死奉天軍閥張作霖，為第二次中日戰爭早早拉開序幕。「九一八事變」次年偽滿洲國成立（1932），史無前例的形成國中之國的傀儡政權。與此同時，流亡關內的東北作家以他們肉身與筆鋒形塑民族敘事。1940年代末國共內戰，東北首先易手，紅潮由此席捲中國。《雪白血紅》（張正隆，1989）的長春戰場白描在在令人觸目驚心。50年代朝鮮戰爭，百萬「志願軍」從這裏開赴楊朔筆下的《三千里江山》（1953）。1960年以鞍山鋼鐵公司為模本的《鞍鋼憲法》完成，樹立社會主義生産模式的樣板。曾任鞍鋼黨委副書記的草明已經先以《乘風破浪》（1959）為題，寫出工業版本的《創業史》（柳青，1960）。三十多年後，中國社會結構改變，千百萬下崗工人艱難轉業。小說《逍遙游》（班宇，2018）、電影《鋼的琴》（張猛，2010）的廢墟紀實成為國家工業體制崩落的見證，從而讓我們理解「現代」是有關時間開始，也是結束的神話意義。
東北的白山黑水一再成為現代中國想像共同體的場景。抗戰爆發之際，〈松花江上〉（張寒暉，1936）歌聲傳遍中國：「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滿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裏有我的同胞，還有那衰老的爹娘。」東北存亡與否，成為戰時中國人的國仇與家恨所繋。《林海雪原》（曲波，1957）中的少劍波、座山雕，文革第一部樣板電影《智取威虎山》（1968）中的楊子榮又是另一代人的集體記憶結晶。江湖俠情加革命聚義，鋪陳出冰天雪地裏的「紅色《水滸》」。「穿林海跨雪原氣衝霄漢，抒豪情寄壯志面對群山！」俱往矣，那些激情狂飆的歲月。文革最受歡迎的《紅燈記》也發生在東北，原型人物傅文沈是黑龍江人，抗戰時期任密山國際交通站的交通員。
是在這樣的意義下，蕭紅的《生死場》（1935）、《呼蘭河傳》（1940），端木蕻良的《科爾沁旗草原》（1933）、蕭軍的《八月的鄉村》（1935）、梁山丁的《綠色的谷》（1940）無不以地緣景觀召喚東北最生動的感覺。哈爾濱街道一隅，呼蘭河小城內外，群山草原深處，高粱大豆田陌之間，東北的庶民生活於焉呈現。那是他們生生世世的所在，也是鄉土情懷最密實的根源。鄉土中國與鄉土文學如果缺少了東北元素，會是什麽樣的面貌？
同在這些作品中，我們已然得見東北不安的悸動，保守習俗的壓力、外力的侵擾、知識資源的匱乏，滋長出怪力亂神的迷信，也滋長出突破現狀的渴望──《呼蘭河傳》縣城裏那泥濘不堪的大坑成為文學東北揮之不去的地標。時至當代，劉慶的《唇典》（2017）依然回溯早年東北草莽與神秘的民間文化。東北的青年男女由家鄉出走，天涯海角，革命啟蒙加戀愛。蕭紅、端木蕻良、駱賓基浪跡香港，蕭軍、羅烽、白朗等的奔赴延安，都必須看作是東北人文地理的辯證延伸。香港導演許鞍華的電影《黃金時代》（2014）誠懇的記錄著一批流亡作家的漂流經驗。
但還有什麽比「北大荒」更令人驚心動魄？1947年遼西會戰後，第一批轉業軍人即赴北大荒墾荒。之後志願學生、下放幹部和知識份子前仆後繼，而以1958年十萬轉業官兵赴北大荒、「向地球開戰！」（郭沫若語）為最。文革期間來自關內的知青來到北大荒，人數高達四十五萬。國營農場，建設兵團，抗聯鬥爭曾是多少人刻骨銘心的經驗。雖然多數屯墾者日後離開北大荒，粗厲艱難的生活已經讓他們脫胎換骨。資深作家如丁玲、艾青、聶紺弩、吳祖光，知青作家如張抗抗、梁曉聲、蕭復興、陸星兒等都在此留下了他們的生命軌跡。尤其像丁玲的《杜晚香》、《牛棚小品》，聶紺弩的《北荒草》等作上承清代「流人文學」的感懷抑鬱，兼有革命作家的動心忍性，發憤為文，立場不論，自然愷切動人。而知青作家由此展開傷痕與反思的道路，或壯闊，或悲愴，成為新時期文學的先聲。用張抗抗的話說，「北大荒的風雲，北大荒的悲壯，曾是澆灌我們這代人青春的源泉，我知道自己的筆永不可能窮盡它。」
東北的地理現代性也表現在城市與殖民文化上。東北鐵路建設始於1897年，迅速擴及全境，帶來殖民勢力、商機和現代化文明。1921年，瞿秋白經過哈爾濱、滿洲里乘西伯利亞鐵路到赤都莫斯科取經，1925年，徐志摩經由同一路線赴歐暫避感情風頭。1928年，哈爾濱火車可以訂購直通歐洲各大城市的車票。瀋陽、長春、哈爾濱、大連各有各的故事。十九世紀末的哈爾濱仍是村落，到了1920年代已經是遠東歐洲人口最多的城市。西方音樂舞蹈、「中華巴洛克」建築同時並存。哈爾濱的從無到有就是「現代」神話的最佳例證。瀋陽是滿族舊京，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的發祥地，更是工業重鎮。20年代末的瀋陽是東亞最大的工業城市，被譽為東方魯爾。長春因緣際會，成為偽滿新京，市政規劃如地鐵早於中國任何城市，煤氣管線鋪設領先亞洲；「滿洲映畫協會」──亞洲最大電影片厰──帶來前所僅見的新奇色彩。大連開埠極早，兼具日俄風情，30年代從大連開往長春的亞細亞號是全球最快速的「高鐵」，日本作家在此成立現代風格詩社。
然而東北「摩登」之下或之後總是暗潮洶湧。早在1929年的哈爾濱，青年詩人馮至寫下《北遊》（1929）組詩，發出艾略特《荒原》般的歎息。偽滿時代，作家爵青看出了這座城市的頹靡與虛無。而在當代導演刁亦男（1969-）的電影《白日焰火》（2014）裏，哈爾濱是黑色淵藪。長春的金仁順以冷眼掃描城市情愛光影，瀋陽的雙雪濤徘徊瀋陽工業區舊址，寫下一篇又一篇後社會主義浮世繪（《平原上的摩西》〔2016〕）。2018年，小說家兼導演胡波（1988-2017）的電影遺作《大象席地而坐》一嗚驚人。四個生活中的敗北者百無聊賴，乘坐長途巴士瀋陽中轉到滿洲里動物園觀看奇景：一隻坐在地上不動的大象。為什麽滿洲里成為見證荒謬與創傷的所在？東北就是席地而坐的大象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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