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一九一一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三和十九日星期一，奧匈君主國之帝制奧地利全境的村鎮市，有四百五十多萬選民出門要選出新國會。個別選區選戰打得火熱，政黨宣傳家直到最後一刻仍在努力拉票。投票日前的幾個星期裡，從佛拉爾貝格（Vorarlberg）到布科維納（Bukovina），從布拉格到杜布羅夫尼克（Dubrovnik），政黨造勢大會、誇大的黨綱、層出不窮的宣傳小冊、乃至高明的諷刺，主宰公共生活領域。
政黨機關報敦促還未帶正式身分證明文件去地方政府機關的讀者，趕快去投票。在那裡，他們能領到選民身分證明卡（德語稱之為Legitimation）。投票後，應把證明卡擺在手邊，以防所屬選區第二輪投票時找不到。各政黨機關報都要讀者提防對手在最後一刻使計耍詐。在格拉茨（Graz）和林茨（Linz）這兩個地方，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 Party）的報紙懇請輔選黨工繼續在每區的每條街、每個居住區拉票，直到投票結束為止。在切爾諾維茨（Czernowitz），資產階級屬性的德意志、羅馬尼亞、烏克蘭、波蘭民族主義政黨，鼓吹各自族群合力拉下現任的社會黨議員。在佩陶（Pettau），斯洛維尼亞語報紙《斯泰耶爾奇人》（譯按：Stajerc，斯洛維尼亞語對施泰里亞人的稱呼），力促其身為「選民！農場主、工人、工匠」的讀者一致支持其在南施泰里亞認同的候選人。
不管是哪次選舉，預言者和候選人都喜歡誇大選錯人的政治後果。事後來看，一九一一年這場選舉的利害程度可能和其他場沒什麼兩樣，但地區性報紙裡抒發的激動情緒和投票日當天的高投票率，似乎反映了個別選民對這次投票的高度看重。有份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報紙清楚表達了這種心態的本質，宣稱：「投下手中的選票，就決定了自己的未來。」
奧地利人紛紛前往投票所決定自己未來時，非常清楚自己也在決定他們帝國的未來。其中有些人甚至為自己決定投下一票而付出最大代價，而六月二十日，即投票結束的隔天，君主國各地的報紙讀者得知此事時，無不震驚不已。話說就在那前一天，在加利西亞（Galicia）的產油城鎮德羅霍貝奇（Drohobych），發生了選舉日屠殺事件。一群說猶太語和魯塞尼亞語（Ruthenian，也就是烏克蘭語）的加利西亞人，聚集於該城廣場，決意在激烈的議員競選活動結束時，行使他們的投票權。許多人有充分理由擔心當地政府會作票，好讓現任議員納坦．勒文斯泰因（Nathan Löwenstein）連任，會竭力阻止他們把票投給他們的候選人，猶太復國主義者格爾雄．齊伯（Gershon Zipper）。勒文斯泰因代表該城的猶太裔權力掮客和「波蘭人俱樂部」的保守精英出馬競選，這些保守精英則是加利西亞這個領邦的實質統治者。
為了這次的選舉，把持城鎮者設了單單一個投票所，好容納將近八千名可能前來的投票者。但到了投票當天，當地警察卻只准支持勒文斯泰因的選民進場投票。騎警多次將騷動的民眾驅離投票所。當地店鋪老闆原以為大批懷著節慶心情的選民到來，會大發一筆選舉財，結果卻是店家窗戶遭砸破，日益氣憤的暴民讓他受了池魚之殃。接著在當天下午，把持城鎮者鼓動從普熱梅希爾（Przemyśl）要塞附近的熱舒夫（Rzeszów）衛戍部隊調來的士兵向群眾開火。二十六人當場斃命，包括女人、老人、小孩。後來調查人員斷定大部分死者都被從背後開槍擊斃，這意味著他們當時已在逃離部隊鎮壓。
這件讓人大為恐慌的事，不只說明了當地政府在集體動員選民的時代，會為了保住自己的權位而不擇手段，還可被解讀成一項指標，讓人了解在距離維也納、布達佩斯甚遠的一個工業城市裡，民眾在政治上、情感上與他們帝國關係密切的程度。這是自一九○七年讓所有成年男子都可以投票選國會議員以來舉行的第二次選舉，也是自一八九七年讓無財產男子可以投票以來舉行的第三次選舉。正因為上述原因，人民把好不容易爭取到的投票權看成攸關他們生活的大事。在當時的加利西亞，選舉給人的形象通常是腐敗的。德羅霍貝奇的居民很清楚，治理他們鎮的那些人會想出各種詐術來操控投票結果。但民族出身、宗教信仰、語言分殊多樣的工人階級群眾，決意選出自己中意的候選人。猶太復國主義者和魯塞尼亞人農民結為盟友或許讓人覺得不可思議，尤其是常聽到奧地利境內的衝突使不同民族或宗教團體如何水火不容之後，特別會感覺如此。但這兩個族群都非常關心這場位在離他們甚遠的維也納的國會議員選舉，儘管國會對他們日常生活的影響，遠不如位在倫貝格（Lemberg）的加利西亞政府、和代表該政權掌管城鎮的那些人的影響來得大。為何當時德羅霍貝奇的每個人，不管是從象徵角度，還是從實際角度，都把這次選舉的成敗看得這麼重呢？關於哈布斯堡帝國和其機構在人民生活裡所具有的地位，這給了我們什麼啟示？
對許多奧地利人來說，帝國是象徵權力與真實權力的替代來源之一，該權力或許不如本地精英的權力大，但至少能壓低後者的氣燄。例如，猶太復國運動與魯塞尼亞人的政治領袖向維也納的內政大臣抱怨本地選舉舞弊之事時，維也納即使無法徹底根除當地的政治弊端，但至少依法糾正了選舉舞弊之事。六月十九日，德羅霍貝奇的群眾運用其身為帝國子民的投票權，以對抗他們眼中在當地壓迫他們的人，不管這反制工具的效用有多微不足道。
對帝國各地的人民來說，國會議員選舉具有無比重要的文化意義和社會意義。在這些選舉裡，或許只有年滿二十三歲的男性居民才有投票權，但在德羅霍貝奇遇害者有女人、小孩一事，證明了那一天帝國攸關每個人（不只有選舉權者、不只有權有勢者）的程度。女人、青年，甚至小孩，未因選舉權限制，就不參加這場有政治性、文化性、公民性，且往往具歡慶性質的儀式性活動。這場儀式性活動使成千上萬的人聚在一塊，使他們所屬的族群和帝國裡的其他人聯繫在一起。
我們若審視一九一一年六月在奧地利各地村鎮發生的騷動，會看到在社會、宗教背景上差不多一樣多元、在語言上往往也一樣多元的群體，以自信的語氣申明他們如何打造帝國的未來的主張（且往往會為此結成令人意想不到的盟友）。而在此二元君主國的匈牙利部分境內，往往也是這樣的情形，儘管嚴格的選舉權資格規定讓匈牙利境內的選民不多。但到了一八九○年代，匈牙利境內未獲授予選舉權的民眾，也會常常在投票日當天動員起來支持特定立場或候選人，即使他們無權投票。在投票日，帝國對他們來說猶如供他們將自己的信念、價值觀、希望、沮喪，以及最重要的，將自己所構想的未來，投射其上的屏幕。投票日成為至關重要的帝國儀式，社會各階層的人都會參與的儀式。人民對投票過程也抱著共同的期待，認為官員會確保其公正與合法，但德羅霍貝奇當局以如此駭人的手段、悲慘的結局戳破了這份期待。
本書探討從十八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歐各地無數地方社會與哈布斯堡王朝欲打造統一且能統合分歧之帝制國家的作為，有何等密切的關連。其次，本書也探究從十八世紀晚期到二十世紀初期，帝國機構、行政上的習慣做法、文化計畫是如何有助於形塑帝國每個地區的社會。最後，本書也考察帝國每個角落的公民與這數種習慣做法和機構，有何等密切的關連，他們往往利用這些機構來遂行自己的目的，或重新解讀它們以符合自己所需。整體來看，這些錯綜複雜的帝國建立過程，使帝國每個角落的公民有了不被語言、教派、地區藩籬所局限的集體經驗。
無數個例子可以說明從共有的機構、習慣做法、文化視角探討帝國史，會如何挑戰並改寫鑽研哈布斯堡帝國的學者所習慣的，以民族為基礎的敘述，而一九一一年發生在德羅霍貝奇的暴力事件，只是其中一例。把帝國擺在探究的中心，而非把語族或民族視為建造歷史的基本材料，凸顯了另一種中歐、東歐歷史敘述。社會裡地域性、語言性、宗教性或族群性（一九○○年左右的人往往稱族群為「民族」）的差異，未以可輕易預見的方式決定哈布斯堡中歐的政治情勢。例如，在德羅霍貝奇被士兵用槍瞄準的群眾，其實可歸類為數種教派、數種語族。他們堅稱自己有權投票時，並非主要從傳統的族群或民族角度（猶太人對抗魯塞尼亞人、對抗波蘭人），來解讀他們的政治立場差異，至少當天不是如此。六月十九日當天的抗爭是民粹主義的抗爭，抗爭者是人民，抗爭對象是欲以不當方式剝奪他們身為帝國公民之權利的當地巨頭。在其他情況下，則出現另外幾種結盟。
統治者、政治家、官僚、軍事顧問或科學專家，的確有助於使哈布斯堡帝國崛起並昌盛。但這也是個尚在進行且讓其出身自社會各階層的許多公民投入心力與情感的工程。本書從數個方向分析哈布斯堡帝國的雙向建構過程（從上而下的國家建造和由下而上的國家建造），從而把重點擺在國家與社會的關係上。在此，我所理解的這個國家，遠不只是一個自成一體的政治領域，或一套和社會不相干的正式機構。我所討論的這個國家，其實涉及非常多樣的文化性、宗教性、社會性習慣做法，社會則構成一個同樣重要且供政治在其上發揮作用的場所。
十八世紀，哈布斯堡的統治者致力於將一套一體適用且中央集權的機構，用在他們所統治的多樣領土上，其中許多領土的運作大體上按照各自的法律、機構和行政傳統。這個新帝國的中央集權化和一統，攸關她的強國形象的塑造和能否頂住諸多敵人的進犯。但這個哈布斯堡國（一如歐洲境內其他正在形成的國家），同時也必須鼓勵人民把個人利益或群體利益與帝國利益相連，藉此激發人民對她的忠誠之心。
本書的開頭，會描述並分析十八世紀君主瑪利亞．特蕾莎和其兒子約瑟夫二世、利奧 波德二世開始試行的種種行政制度和機構―從減少廣大農民的徭役負擔到向貴族課稅。這些措施為帝國贏來數個地區農民的大力支持。接下來數章會探討他們之後的數個皇帝後續的國家建造作為，諸如一八五○年代自由主義專制統治、一八四八年與一八六○年代的憲政實驗、一八六七年二元國家折衷協定、一九○○年後試行其他所謂的「民族折衷協定」（national settlements）、一九○七年君主國之奧地利境內的成年男子全部享有選舉權、一九一八年十月採行聯邦制，以及哈布斯堡帝國覆滅後繼起的國家在一九一九和一九二○年採用某些哈布斯堡的法律和習慣做法。
哈布斯堡歷史上這些具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每一樁都為今人所熟悉，而且除了一個例外，本書會遵循頗傳統的分期法。本書的不同之處，在於我如何解釋那些具重大歷史意義的時刻、我在何處找到偶然因素，以及最重要的，這些因素如何招來社會的主動作為和支持―和甚至往往被這些主動作為和支持催生出來。在這些眾所熟悉的歷史時期的每一個時期裡，哈布斯堡繼續致力於打造有著一致目標的一統帝國。但他們為此採取的實際作為，展現了令人嘆服的創意和彈性，口頭上卻堅稱他們帝國的權力依舊不變且完整。帝制國家的建造，在正徹底改變的地方、全帝國、全歐洲的情勢下進行，而且必然回應正徹底改變的情勢。這些情勢需要巧妙的策略來因應，而且這些策略需要社會裡不同盟友的支持才能成功。
從帝國政權本身的未來構想、政策、戰術性退卻或戰略性妥協，只能稍稍看出帝國在地方社會裡所具有的意義。但哈布斯堡的國家建造政策，從一開始就尋求非常多個群體和社會行動者給予未明言和有時明言的支持。例如在十八世紀，廣大農民和受過教育的中產階層會出於大不相同的理由，自認是哈布斯堡改革的間接受益者。對於帝國政策（例如廢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或創建帝國官僚體系）在公共生活裡創造出的空間，他們往往以積極且機會主義的心態予以回應，來實現自己所追求的目標。藉此，他們表達了對帝國和帝國機構有所保留的支持。
拜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前法律、經濟、教育方面的創新之賜，哈布斯堡政權發展出一個共享帝國公民身分的模式，藉此默默承諾其子民（不久就會成為公民的子民），將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待遇，將背負一樣的義務。這點全民皆為公民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是哈布斯堡政權欲從受地方貴族統治的廣大農奴裡，打造出較具生產力的獨立納稅人階層時，無意間製造的產物。對一個想躋身大國但財政拮据的國家來說，自由的納稅農民所能貢獻的資源，會比農奴身分的農民多上許多。但讓廣大農民獲得自由，也意味著貴族在地方的權力降低，使許多貴族失去利用其土地所需的資源。卑下農民和高貴地主都清楚哈布斯堡政權的改革作為，將攸關他們自身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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