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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文化的失語下，重探啟蒙人文精神的可能　　
文◎黃哲翰（udn Global轉角國際專欄作者）
這是一部從德國人文主義知識份子的視野來反思取消文化的作品。當代取消文化的原產地是美國，其內涵一言以蔽之，就是在如今社群平台的時代裡，透過集體抵制的手段，讓一系列引發爭議的言論者失去平台曝光的機會，而這些言論則涉及種族主義、厭女、恐同、恐跨性別、反猶太等仇視性意涵，無論是明文表達的，抑或只是言辭下的弦外之音。
再者，社群平台上的抵制也往往能延伸到社會現實裡，例如對爭議言論者的公開活動進行抗議施壓、使其退出活動，甚或迫其離開現有的工作崗位等等。於是乎，剝奪平台曝光的集體抵制乃擴大成系統性的社會排除，旨在讓對象的個人聲譽破產，並遭受社會性死亡的懲罰。
取消文化之所以在民主社會中頻頻引發爭議的真正癥結點，並非是秉持道德原則對歧視與仇恨言論進行撻伐，而正是在於將道德抵制繼續上綱，變成鋪天蓋地執行社會懲罰的戰鬥工具；並且關於誰該被抵制、被懲罰，也主要是透過社群網路上各種KOL、言論風紀自走砲的一呼百應、召喚集體情緒滾雪球的出征行動來決定，而不再依賴傳統民主文化下有來有往的公開辯論。
正因為與公共辯論脫鉤，取消文化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不同程度的教條化傾向，有時也儼然成為一種「去中心化的」、沒有權威機構的，但卻依然具有實際懲罰力的言論審查。這種社群網路時代所內生的新式言論審查，當然與威權或極權統治下的言論審查大不相同（有反對者將取消文化〔以及與其緊密相連的「覺醒主義」〕怒批為「法西斯」，其實是混淆了兩者的關鍵差異），但它就像一切教條化的言論審查那樣，往往帶著過度敏感的歇斯底里，在真正該被撻伐的對象之外，也經常讓戰線失控、牽連他者——而這也是出於對這種去中心化，卻又敏感嚴厲之「蜂群式」言論審查的畏懼，讓被排除在公審團之外的不少人自覺受到某種看不見、無定形，卻又無處不在之言論權威的規訓。
此一原生於美國身分政治盛行之社群網路生態的取消文化，對德國社會而言原本是相對陌生的。在美式取消文化開始廣泛流傳進德國之前，勉強能稱得上是「德式取消文化」的，或許就是自二戰以來的唯一社會禁忌：亦即德國社會對新納粹主義，以及對一切否認二戰罪責之言論的「取消」。然而，這樣的「取消」卻是立基於德國社會一九八○年代對於歷史反省的公共辯論——特別是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七年間著名的「史家大論戰」（der Historikerstreit）——所獲得的深刻社會共識。
對納粹的「取消」自此成為維繫聯邦德國之共同體的主流共識，此一成功的公共溝通經驗也讓德國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在面對危機與內部分歧時，特別傾向強調以民主文化下的公共辯論作為克服困境的解方——當代德國的政治國師、舉世聞名的哲學家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如是，而本書作者、被哈伯瑪斯盛讚為能同時扮演好哲學家與政治家角色的作者尼達諾姆林亦如是。
然而對德國社會而言，二○一五年或許可以說是德式公共辯論的信念衰落，急速傾向美式取消文化與「網路屎尿風暴」（Shitstrom）文化的關鍵分水嶺：該年夏末到隔年初，人數近百萬的難民潮（多數來自敘利亞、阿爾及利亞、阿富汗等伊斯蘭國家）湧入德國，收容體系的崩潰引發普遍的社會不安；二○一五／六年的跨年夜，科隆街頭更爆發了數百名女性受害的大規模性騷擾事件，嫌犯大多數為伊斯蘭裔難民或非法移民，極右民粹（乃至新納粹）則趁勢靠著煽動恐慌與仇恨伊斯蘭而崛起。
面對極右民粹挾帶各種「另類事實」、勢不可擋地突破戰後德國的社會禁忌，主流輿論只能選擇堅壁清野，一時之間讓德國社會形成了「歡迎文化VS.恐伊斯蘭」之黑白分明不由分說的尖銳對立，而美式的取消文化也自此廣泛蔓延進德國的公共領域——圍堵極右民粹的動機有如一顆投入池塘的石頭，讓取消文化的守備範圍如漣漪般同心圓層層擴大、反彈變形，從駁斥恐伊斯蘭的陰謀論到批判家父長式的厭女發言、從審查疑似不尊重LGBTQ+的蛛絲馬跡，到二○二三年十月以巴衝突爆發後「挺猶太VS.挺巴勒斯坦」陣營的相互指控......
諷刺的是，無論在取消文化盛行的美國或是緊隨其後的德國，人們所亟欲取消之「政治不正確」的歧視言論以及右翼民粹的反民主勢力，都無法真正地被「取消」。相反地，隨著美國進入川普2.0時代、德國極右民粹政黨AfD穩定成為民調第二大黨，教條化的取消文化（以及覺醒主義）所引起的反感倒是成為不斷激發右翼民粹動能，使後者論述能抓住時代風向的源頭活水——「取消文化」這個詞甚至就是被右翼誇大地挪用來抨擊教條化之覺醒主義的概念武器。藉此，本質上反民主的右翼民粹反倒能夠號稱他們反對取消文化與覺醒主義、反對多元社會與自由平等的價值，是為了要「捍衛民主社會的言論自由」。
如此民主轉成反民主、反民主轉成民主的走鐘辯證，無疑是德美兩國眼下遭遇之不同程度的民主危機之中，最荒誕的一齣謬劇。在這樣的謬劇裡，堅信民主自由價值的公民幾乎都要陷於失語當中。儘管正如本書作者尼達諾姆林所強調的，如今造成民主危機的根源主要來自右翼民粹，而非取消文化及覺醒左翼，但不可諱言的是，後者的教條化卻大幅度地加速了民主文化的自我崩解，且其堅壁清野的態度，又讓民主文化更加難以自我療癒——一切對於「取消文化／覺醒主義／政治正確」的認真反省，彷彿都無可避免地會變成替右翼民粹遞刀的自殺行為。
那麼，民主文化為何會陷入失語的窘境呢？又或者說，如今的民主文化遺失了什麼關鍵的東西呢？作為一位人文主義的實踐哲學家，尼達諾姆林在本書中給出了一個十分素樸但正直的答案：啟蒙精神。這個答案在覺醒左翼與右翼民粹這兩股時代潮流如火如荼地進行政治壕溝戰的今天，顯得特別老派——因為啟蒙正是保守的右翼民粹向來所輕蔑，而時髦的覺醒左翼則急於批判與反抗的共同敵人。
懷著如此老派的關懷寫下這部反省「取消文化」的小書，作者並沒有像歐美書市中眾多其他批判覺醒左翼的時論那樣，羅列後者在理論根據或政治實踐上的缺陷、做些大快人心的點評。反之，啟蒙精神帶給尼達諾姆林的餘裕是如此地慷慨，讓他更向後站遠了一大步，從哲學史的長鏡頭，一五一十地去追溯「取消文化」從古代至近代的思想根源，藉此釐清相關的思考原則、對照當前問題的複雜，同時也讓讀者勇敢地運用自己的理性，來做好民主如何面對那些假藉民主來反民主之挑戰的課題──這種理性的餘裕，或許正是民主文化的自我療癒所需要的。
面對取消文化，比起德美兩國，台灣也還擁有更多一點的餘裕，畢竟所謂「政治正確」的「左膠」在台灣至今都沒有站上主流的位置（儘管近幾年來台灣的社群網路上開始流行套用美國舶來的右翼政治世界觀，試圖也要把台灣也理解成「左膠禍國」的重災區），而我們也還能在身分政治的文化戰爭尚未走到人家那種地步之前，把握時間窗口，藉著尼達諾姆林的這本書，溫習啟蒙的精神，以及民主文化中公共辯論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