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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裡的花香》令人耳目一新……作者以如此優雅、易讀的風格，捕捉了對於寫作的癡迷與喜悅，以及藝術與文字的力量。──英國藝術史學家、策展人凱蒂‧赫塞爾（Katy Hessel）

這位小說家從未如此坦率，《夜裡的花香》是關乎作家與文學創作的傑作。──《費加洛報》（Le Figaro）

如果想寫小說，守則一就是說不。不，我不會來喝一杯。不，我無法照看我生病的姪兒。不，我沒空吃個午餐，受個訪，散個步，看個電影。必須說不的次數多到邀約漸漸少了，電話不再響起，於是開始遺憾：怎麼電子信箱只剩廣告信了。必須說不，裝出厭惡人類、目空一切、病態孤獨的模樣。必須在自己周遭豎立一道拒絕的牆，所有的請求撞上了就粉碎。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的編輯就是這麼跟我說的。這也是我在所有談論文學的隨筆裡讀到的，從菲利普．羅斯到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都這麼談，中間還有海明威──海明威簡單通俗地總結了這一點：「作家最大的敵人是電話與訪客。」他還說，反正，一旦紀律建立了，一旦文學成了中央，成了核心，成了生活唯一的前景，孤獨就成為必然。「朋友們死亡或消失，也許他們厭倦了我們的拒絕。」

幾個月來，我都強迫自己這樣做。我逼自己為自己的與世隔絕打造好條件。每天早上，小孩去了學校，我就上樓到我的書房，傍晚以前不出來。我把電話切掉，坐在我的桌子前或躺在沙發上。最後我總是覺得冷，隨著時間推移，我套上一件毛衣，然後是第二件，最終把自己裹在毯子裡。

我的書房寬三公尺，長四公尺。右邊的牆上，有扇窗面對中庭，餐廳的味道從中庭飄上來。洗衣服的味道，還有肥豬肉丁燉小扁豆的味道。中間呢，一塊長木板就是我的工作桌。書架塞滿了歷史書籍與剪報。左邊的牆上，我貼了顏色各異的便利貼。每種顏色對應一個年分。粉紅色是一九五三年，黃色是一九五四年，綠色是一九五五年。我在這些小紙條上寫了某個人物的名字，某個場景的想法。瑪蒂爾德在電影院。阿依莎在榲桲果園裡。有一天，我有了靈感，於是為這部我努力從事而還沒有標題的小說建立了時間表。這部小說講述一九四五年至摩洛哥王國獨立期間，梅克內斯這座小城的一個家庭故事。一幅梅克內斯的地圖，一九五二年的，在地上攤了開來。從這張地圖，我們可以清楚看見阿拉伯、猶太、歐洲三個城區之間的界線。

今天不是個好日子。我坐上這張椅子好幾個小時了，我的人物卻不對我說話。什麼都沒來到。隻字片語沒有來，圖像沒有來，能讓我開始落筆造句的音樂起頭也沒有來。這個早上到現在，我菸已經抽了太多，我把時間浪費在一個個網站上，又睡了一個午覺，還是什麼都沒有。我寫了一個章節，又通通刪掉。我想起了朋友告訴我的一個故事。我不曉得這個故事是不是真的，不過我很喜歡。故事是這樣的：據說托爾斯泰撰寫《安娜．卡列尼娜》（Anna Karénine）的時候，曾嚴重感到靈感匱乏。連續好幾個星期，他一行字都沒寫。他的出版商已預付給他在那個時代相當可觀的一筆錢；稿子遲遲不來，托爾斯泰大師毫無動靜，也不回信。憂心忡忡的出版商決定搭火車去當面問他，來到了亞斯納亞波利亞納。這位小說大家接待了他，當出版商問起小說進度到哪了，托爾斯泰回答：「安娜．卡列尼娜離開了。我等她回來。」

我絕對不是企圖自比這位俄羅斯天才，也完全沒有要把我的任何小說與他的傑作相提並論。然而，纏擾我心的，正是這一句話：「安娜．卡列尼娜離開了。」我也是這樣啊，有時候，我覺得我的人物一個個逃離我，動身開展另一種生活了，只有當他們決定了要回來，他們才會回來。對我的苦惱、我的祈禱，甚至對我投注於他們的愛，他們都完全無動於衷。他們離開了，我必須等他們回來。他們在的時候，時光流逝，而我渾然不覺。我嘴裡呢喃，下筆飛快，盡可能地快，因為我總是害怕我的手跟不上我的思路。這個時候，一想到可能有個什麼東西來打壞我的專注，讓我淪為一個犯了向下看這個錯誤的走鋼索的人，我就驚懼不已。當我的人物在這裡，我整個生活都圍著這執著旋轉，外在世界並不存在。外在世界就只是個布景罷了，一天漫長而甜美的工作後，我狂亂怔忡，行走其中。我遺世而獨居。離群索居對我來說似乎是唯一真實的生活乍然臨到的必要條件。彷彿讓自己遠離世界的噪音、保護自己不受這些噪音干擾，就能讓另一種可能性終於浮現。讓一個「好久好久以前」浮現出來。在這封閉的空間中，我逃脫至此，逃離了人間喜劇，深深沉浸事物厚厚的泡沫下。我並沒有拒絕世界，相反地，我從來沒有這麼強烈體驗世界過。

寫作是紀律。是對幸福、對日常歡樂的放棄。我們不能試圖療癒或撫慰自己。相反地，我們應該像實驗室人員在玻璃瓶裡培養細菌那樣培養自己的悲傷。必須撕開傷疤，翻動記憶，重新煽起羞恥與舊日的眼淚。為了寫作，必須拒絕別人，拒絕出現在別人面前，拒絕給予別人溫情，必須讓朋友、孩子失望。對我來說，這種紀律既是滿足、甚至幸福的原因，也是我憂鬱的緣由。一個個「我必須」支配了我全部的生活。我必須閉嘴。我必須專心。我必須坐著。我必須抗拒我的渴望。寫作，是自我束縛；然而，正是在這些束縛之中，誕生了一種無垠的、令人迷眩的自由的可能。

我記得我是哪時候意識到這一點的。那是二○一三年十二月，我正寫著我的第一部小說：《食人魔的花園》（Dans le jardin de l’ogre）。我當時住在侯煦夏大道。我的兒子還小，我必須趁他去托兒所的時候寫作。我坐在餐桌前，面對我的電腦，想著：「現在，妳完完全全可以說妳所有想說的話了。妳啊，妳這個有禮貌的孩子，妳曾學著表現良好，學著克制自己，妳現在可以說真話了。妳不必討好任何人。妳不用害怕會讓哪個人難過。把所有妳想寫的都寫下來吧。」在這遼闊無邊的自由裡，社會面具脫落了。我們可以成為另一個個體，不再被某種性別、某個社會階級、某種宗教或某個國籍所定義。寫作，就是發現創造自己、創造世界的自由。

當然，像今天一樣不愉快的日子所在多有，有時候甚至接踵而至，帶來了深深的氣餒。不過呢，作家有點像鴉片成癮者、像任何受癮頭所害的人，作家忘記了副作用，忘記了反胃感，忘記了戒斷之苦，忘記了孤獨，只記得那心醉神迷的狂喜。作家不惜一切代價，就為了再次經歷這個高潮，這個人物開始透過作家說話，生命悸動閃爍的崇高時刻。

傍晚五點了，夜幕已然垂落。我沒有點亮小燈，書房沉入了黑暗中。我開始相信，在這片陰暗裡，會有個什麼翩然而至，也許是最後一刻姍姍來遲的熱情，也許是閃電般猝然臨到的靈感。有時候，黑暗能讓幻覺與夢境像藤蔓一般開展。我掀開我的電腦，重讀昨天寫的一個場景。我的人物在電影院度過了一個下午。一九五三年，梅克內斯的帝國電影院放映著什麼電影？我於是投入研究，在網路上找到了一些動人心弦的檔案照片，趕緊將它們寄給我母親。我開始書寫。我記得我的祖母是怎麼跟我談論摩洛哥電影院的女帶位員的，她們高大粗魯，硬是從觀眾嘴裡扯掉菸。我準備好要開始新的一章，電話的鬧鈴卻響了。我半小時後有一個約。這個約啊，我之前不曉得如何說不。阿琳娜（Alina）這位等著我的編輯是一位擅長說服的女人。這位熱情的女人有個邀約要提給我。我在想要不要寄一封懦弱又撒謊的訊息給她。我大可拿我的小孩當藉口，大可說我病了，說我沒趕上火車，說我母親讓我抽不開身。但我披上大衣，把電腦塞進提包，離開了我的洞窟。

如果想寫小說，守則一就是說不。不，我不會來喝一杯。不，我無法照看我生病的姪兒。不，我沒空吃個午餐，受個訪，散個步，看個電影。必須說不的次數多到邀約漸漸少了，電話不再響起，於是開始遺憾：怎麼電子信箱只剩廣告信了。必須說不，裝出厭惡人類、目空一切、病態孤獨的模樣。必須在自己周遭豎立一道拒絕的牆，所有的請求撞上了就粉碎。我剛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的編輯就是這麼跟我說的。這也是我在所有談論文學的隨筆裡讀到的，從菲利普．羅斯到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都這麼談，中間還有海明威──海明威簡單通俗地總結了這一點：...

推薦序：寫作與抵抗／朱嘉漢
巴黎，二○一八年十二月
威尼斯，二○一九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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