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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個奇怪的酒鬼，完全不符合那些刻板印象，也沒有什麼「開關」會觸發我的癮頭，沒有會讓我傷心的紀念日、沒有一天裡特定的時間、就算是去派對酒會也不會；這些都可以是原因，也全都不是原因。我從不曾因為投得不好就多喝一點，喝的份量就跟我投得好的時候一樣多，但我總有理由要喝；我非常喜歡喝、一直喝、不停喝，直到我斷片為止。有很長一段時間喝酒都是因為開心，就像當年我第一次在大聯盟拿下勝投的時候，克里夫蘭印地安人隊（現為克里夫蘭守護者隊）的五個隊友帶我到巴爾蒂摩的酒吧，把我西裝的每個口袋都塞滿了錢；第二天早上醒來時我全身上下的鈔票超過一萬美金，全都皺成一團一團的，我就像是個全世界最大隻的脫衣舞孃，只是衣服沒脫而已。找到一起喝酒的同伴從來就不是件難事，棒球圈子裡有一大堆酒鬼，到處都是，而且他們很多都是超級球星。

但是真正最奇怪的是這個：我是有開關的；我會連著三天整個人醉到翻，那種找人打架、甚至尿在床上的醉到翻，然後我可以在下一次先發投球的前兩天完全滴酒不沾。如果我是星期一先發的話，當天晚上、星期二晚上、還有星期三晚上我會放心喝到掛，但是星期四星期五兩天就是排毒，除了水和開特力運動飲料之外什麼都不喝；星期六當我投完球下場休息時，我一定要有皇冠威士忌和雪碧在置物櫃裡等著，這整個循環每次都從我比賽投出的最後一球開始。

十五年來我一直是個嚴守紀律的醉鬼，在我的掌控之下我不但贏得了賽揚獎、拿下了世界冠軍、我還賺進了超過兩億六千萬美元的薪水；我的成績數字看起來讓我很有機會有一天被選進棒球名人堂，而對我來說最有意義的，則是我的隊友們—不管是在克里夫蘭、密爾瓦基、還是紐約—都熱愛我這個好夥伴，而且總是把我當成球隊的領導者。

我的手臂好像不是我身體的一部分，不光只是我的身體，它好像根本不是我人生的一部分；我的心智、我的血液、大概還有我的肝，它們全都受到酒精的干擾，只有那隻帶著我從加州瓦列霍市（Vallejo）登上洋基球場投手丘的左手、那支幫我舉起世界大賽獎盃、幫我太太和四個孩子建構起這個美好人生的左手，它卻完全沒受到任何影響。這些年來它經歷過冰敷熱敷、也接受過外科醫師和復健的整治，但這些都只是微調而已；我的手臂非常耐操，它幫我從一無所有變成名利雙收、也一連為三支球隊帶來榮耀。我越來越聰明，知道怎麼去保護我的手臂讓它更能應付比賽，它是億萬球團的重要資產，也是我家人的支柱，但手臂之外的我卻狀況卻越來越糟；我當然知道以職棒選手來說我已經不年輕，但是年紀對我的影響並不大，我的麻煩是我對身體其他部分的虐待，已經讓我的手肘承擔了比受傷還要嚴重的風險。我得想個方法讓自己的天賦和我身體裡的那些奇怪、脆弱、暴怒和熱愛共存，這次我真的要把自己拉起來，整個拉出這個循環。

我站在這個潮濕的、用空心水泥磚堆砌出來的儲藏室裡，頭頂上是巴爾蒂摩金鶯隊的坎頓球場；我穿著洋基隊的Ｔ恤和我灰色的球褲，時間是星期天早上十點，我只想再找出一瓶軒尼詩（Hennessy）白蘭地 。從我一踏進球場，我就在休息室和儲藏室之間來來回回的，一杯又一杯的幫自己倒酒，現在距離我兩次先發之間所排定的牛棚練投只剩下一個小時，但我已經醉到連路都走不直；經歷過三次手術和幾百次的宿醉，我總是可以在該上場投球的時候把自己準備好，但是現在我發現整個房間都在打轉，我知道我絕對不可能站上去練投，這下子真的糗大了，我到底在幹嘛？

你可能想像不到我這次為什麼會喝成這樣。三天前的星期四晚上，在經歷了一整個球季的高低起伏之後，我在球隊最重要的一場比賽登場先發；今年我們在美國聯盟東區戰績領先了幾乎一整年，八月初我們把戰績領先拉開到六場，大家甚至想像著時隔六年再度贏得世界大賽冠軍會是什麼樣子。我知道如果你是小熊隊還是水手隊或是一大堆其它球隊的球迷，六年沒拿到世界大賽冠軍聽起來沒什麼大不了的，但對洋基隊來說比永恆還久，而且更糟的是我們已經連續兩年沒有打進季後賽了；二○一五年是洋基隊陣中第一次少了德瑞克．基特（Derek Jeter）的領導，二十年來他一直是洋基隊最偉大的游擊手，也是球隊的指標人物，但是他在前一個球季結束後退休了。我們還有卡洛斯．貝爾川（Carlos Beltrán）、布萊恩．麥坎恩（Brian McCann）、艾力克斯．羅德里奎茲（Alex Rodriguez）、和田中將大， 我們還是對自己充滿信心；但是到了八月底我們就開始出狀況，九月我們的下滑更嚴重，我們最棒的強打者一壘手馬克．塔克薛拉（Mark Teixeira）因為擦棒球打傷了小腿，傷勢卻一直沒有好轉，我們最好的投手內森．伊瓦帝（Nathan Eovaldi）也因為手肘疼痛而無法比賽，一下子我們就變成必須搶下外卡才能擠進季後賽。

一整年球季我對洋基隊的貢獻實在有限，在五月中拿下我的球季首勝之前，我的戰績是○勝五敗，我的右膝蓋，也就是那個我每次投球都要支撐住我三百磅（一三六公斤）體重的右膝關節，經過多年來的持續退化，現在只剩下骨頭壓著骨頭，中間的軟骨已經全都沒了。二○一四年我只先發了八場比賽，最後一次是五月十日，然後到了七月初就完全關機接受關節鏡手術，我希望能把膝蓋修好，就算只是暫時的也沒關係，因為我幾乎可以確定退休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換上人工膝蓋；我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復健，重新練到我的膝蓋可以有足夠的強度來讓我重新上場比賽。二○一五年我戴著一個厚重的護膝，真的就一直投球投到了八月底，直到終點線好像一下子又衝到了眼前，我的膝蓋痛到像是有人拿著火車鐵軌的鉚釘一下一下的往裡面敲；我被放上了傷兵名單休息兩個星期，但是靠著神奇的仙丹可體松（Cortisone） ，我在十月一日就回到了布朗克斯（The Bronx） 的投手丘上迎戰波士頓紅襪隊，他們的戰績很慘，但終究還是我們最重要的世仇，只要擊敗他們我們就可以晉級決賽。藥物麻痺了我的疼痛，我投了五局只被攻下一分，我們以四比一拿下勝利，大家在休息室裡噴灑著香檳，我的膝蓋痛得像要斷了一樣，但我一點都不介意。

隊友們非要把香檳倒在我的頭上，他們不會放過任何每一個人，但是大家在慶祝的時候我一口酒都沒喝，就像我說的，我是一個奇怪的酒鬼；我一直等到我們上了巴士去機場，要去巴爾蒂摩打那正規球季最後一個已經沒有意義的系列戰時，才開始喝我的軒尼詩。我一路喝上了飛機，在去巴爾蒂摩四季大酒店的巴士上也繼續喝著；那天晚上我到了旅館房間第一件事就是把小酒吧的門打開，啤酒、葡萄酒、威士忌、龍舌蘭酒、什麼都沒關係，我從小在家鄉加州瓦列霍市的混酒趴就是這樣喝的，房間小酒吧的酒一喝光，我就叫客房服務再送酒來。星期五的天氣很差，整個早上下雨讓我一直延續著喝酒的情緒，我們和金鶯隊的比賽在下午就被宣布取消，所以我坐在旅館房間裡繼續喝，一邊在電腦上隨便挑著電影看；我的好朋友裘瑪．康諾斯（Jomar Connors）打過電話來關心我，他是我從五歲時就一起玩耍的好朋友，也是我跑步時的搭檔，他問我怎麼還沒到金鶯隊外野手艾頓．瓊斯（Adam Jones）的家。瓊斯是我在棒球界最好的朋友之一，我跟裘瑪說我馬上就出發過去，但是我根本沒有離開旅館；我在房間昏睡了幾個小時，清晨兩點醒來之後喝了一點紅牛能量飲料，然後繼續喝酒，或是把紅牛混著灰雁（Grey Goose）伏特加 一起喝下去。

我的表弟達奈爾．瓊斯（Darnell Jones）到巴爾蒂摩來看比賽，就住在同一個旅館裡，我要他再幫我叫更多的酒，後來達奈爾告訴我說當時他非常害怕，因為他從來就沒有看過我的狀況糟成這樣，他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達奈爾想要拉我出去吃點東西，但是我拒絕了，他比我小十歲，我把他當成自己親生弟弟一樣疼愛，我們一起經歷過許多事情，他大概是我最親近的家人；但是連他都知道如果試圖要我停下來不喝酒，我一定會暴跳如雷翻臉，所以他只能盡量讓我放慢速度少喝一點，譬如說當我要他再拿一瓶軒尼詩的時候，他只會叫客房服務送兩杯雙份酒過來。現在回想起來我真的不該那樣子對待達奈爾，多年來對其他的親友也是一樣，但是那時的我處在某種精神崩潰的狀態，而我唯一知道可以克服那種緊張感的方式，就是不停的喝酒。

為了彌補前一天因雨取消的比賽，星期六他們安排了一場雙重戰，而我居然在那天早上跌跌撞撞的找到了球場，順利在休息室裡穿上了我的洋基隊球衣；我沒有要開玩笑，我真的完全不記得整個星期六到底發生了些什麼事，我的隊友們一定早就發現我狀況很糟，但是他們看過我這個德性很多次了，而且晚上喝酒、甚至在比賽中喝酒其實也是棒球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完全沒人多看我一眼。在棒球的世界裡，只要你在比賽的時候做好自己的本分，隊友和球團根本不會管你在球場外搞些什麼鬼；我對這種可以把人一分為二的邏輯早就心知肚明：我可以用言語和我的手臂來領導這支球隊，其它時候我就是一個自我毀滅的普通人，不會有人介意。

他們跟我說，當我的隊友們在場上一連輸了兩場比賽給巴爾蒂摩時，我一直半睡半醒的癱在休息區的板凳上；我自己知道那時候的我大概只是想著要趕快回到四季大酒店，才能趕快再多灌一點酒。

星期天早上當我和達奈爾一起踏進旅館電梯的時候，我是處在半醉半宿醉的狀態，我來來回回的一下子哭鬧著碎念、一下子又氣嘟嘟的要找人吵架，我的腦子高速轉動著，但是想的事情和說出來的話都是一蹋糊塗：「你說，你覺得我需要復健嗎？我跟安柏聊過了，我覺得我需要復健。」等我們到達旅館大廳的時候，我已經哭得一臉都是：「我一定要好好振作起來，我一定要好好振作起來，我會好起來的，我愛你，我的表弟，等我回到新澤西我就去找你。」
我到球場的時候，洋基隊的公關主管傑森．奇羅（Jason Zillo）到休息室來找我，要我在記者來之前趕快離開，不要讓記者看到我這個慘狀；我沒有足夠的時間讓自己在牛棚練投前更清醒一點，所以我決定再多喝一杯讓自己可以撐過去，球員都知道每個球場的酒放在什麼地方，我走進儲藏室立刻就又開了一瓶酒。

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被打醒了：我居然打算喝得醉醺醺的去投球，這是我從來沒有做過的事；這太不應該了，我真的需要幫助。這三十五年來我克服了許多挑戰：兒時好友在自己家鄉被開槍打死、父親在我十三歲的時候消失無蹤、成為美國聯盟最年輕的選手、常常是球隊裡唯一的一個黑人選手、再也投不出時速九十五英里的快速直球、家鄉好友們都還在拚搏而我卻已名利雙收的罪惡感等等；我靠著不斷學習、不斷進步，才在這麼高強度的壓力之下，在自己專業領域裡的最高層級獲得成功，我熱愛競爭也熱愛獲勝，但是這一切的一切都只是依附著我的投球能力和我的手臂而存在，而剩餘的我卻一直在逐漸死去。止痛藥可以麻痺我的膝蓋，但是藥效總會過去，酒精則是我精神上的止痛藥，然而酒醉和逃避卻再也無法掩飾我心靈上所承受著的傷痛和迷惘；這已經不像是當我發現快速直球再也壓制不了打者、而必須學會怎麼投切球來騙人那樣，這一次我必須誠實面對自己，深入探索自己的情感，才能試著重新成為一個正常人。我站在坎頓球場的儲藏室裡，四十八小時以上的馬拉松式酗酒換來的是宿醉的崩潰和滿臉的眼淚，我完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打贏這場仗。

我是個奇怪的酒鬼，完全不符合那些刻板印象，也沒有什麼「開關」會觸發我的癮頭，沒有會讓我傷心的紀念日、沒有一天裡特定的時間、就算是去派對酒會也不會；這些都可以是原因，也全都不是原因。我從不曾因為投得不好就多喝一點，喝的份量就跟我投得好的時候一樣多，但我總有理由要喝；我非常喜歡喝、一直喝、不停喝，直到我斷片為止。有很長一段時間喝酒都是因為開心，就像當年我第一次在大聯盟拿下勝投的時候，克里夫蘭印地安人隊（現為克里夫蘭守護者隊）的五個隊友帶我到巴爾蒂摩的酒吧，把我西裝的每個口袋都塞滿了錢；第二天早上醒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