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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梅克爾時代的結束，我們需要一...

4 不再是孩子：民粹主義時代的外交政策
柏林政論圈是書呆子的家，他們彼此互相認識，不是在美國華盛頓環城公路內有過交流，就是在英國西敏村結交為友，這些碩學鴻儒都在討論同一件事——德國在外交政策上，什麼時候才會開始表現得像個大國？政治學家稱德國為「不情願的霸主」和「新的平民力量」。或者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所說的：「德國對歐洲來說太大了，對世界而言卻又太小了。」
自戰爭結束以來，德國人總能依靠他人。他們將國防安全發包給其他人——美國人、北約和後來的歐盟。德國則扮演忠實的後援角色，傳遞情報，協助執行人道任務，並在關鍵的投票行動與盟友站在一起。但他們不必把手弄髒，德國是受保護的孩子。
兩德統一改變期待。西方盟軍開始慢慢撤退，最後一批英國特遣隊在二○一九年才離開；俄羅斯人幾乎立即就走了。擴大後的德國獲得新的地位，隨之而來的是更高的要求。後冷戰時代的第一次軍事介入是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這是由美國領導的「自願聯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於一九九○年發起的行動，目的是將海珊趕出科威特。當時大約有三十五個國家聯合起來力挺老布希——這種團結的展現是布希的兒子在十年後做不到的事。當時的德國總理柯爾連勸都不用勸，就承諾提供軍事物資和數十億美元的財務支持，也沒有改變憲法（或說，政治家對憲法的解釋沒有改變），德國並不算直接參與軍事行動。
一九九二年，在蘇聯解體和歐洲共產主義崩潰的幾個月後，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歷史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一書中概括了那個時代與德國的困境，宣告自由民主的優勢。借用黑格爾和馬克思的話，他認為人類已經取得新的進步，換句話說：西方贏了。柯林頓和布萊爾將此概念發展成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自由干預主義（liberal interventionism）。無論何地出現壓迫，西方都有責任在必要時使用武力介入，將人權和民主的價值觀植入當地。
但對德國來說，科索沃戰爭來得不是時候。柯爾在主導政權十六年後被迫下台，社民黨以新面孔重新掌權。施洛德在聯邦議院任職僅數年，沒有外交政策的背景。但在一九九八年十月，他才上任數週就面臨極其艱鉅的挑戰。塞爾維亞人在巴爾幹地區進行種族清洗，震驚輿論界。塞爾維亞在入侵波士尼亞期間各國都拒絕採取行動，居然連雪布尼查大屠殺（Serbrenica massacre）這種時候都按兵不動；之後盧安達發生種族滅絕事件（Rwandan genocide），就算法國和比利時在當地派駐大批軍力也無作用——引得國際輿論譁然，皆曰可恥。
來自柯林頓和布萊爾的壓力很大，但出乎他們意料的是，施洛德和他的部長欣然同意加入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行動。這是德國自二戰以來首次派兵參戰——而且沒有通過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北約執行了三萬八千次戰鬥任務（包括一次誤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德國派了十四架龍捲風戰鬥機參加任務。施洛德在二○○六年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也許這是歷史的一個把戲，紅綠聯盟必須執政才能讓德國履行責任。」或許這是另一個「尼克森在中國」的案例？如果說美國需要一個共和黨人才能實現與毛主席的關係正常化，那麼也許德國需要兩個反軍國主義的政黨才能將軍隊投入前線行動。」一九九四年，憲法法院對武裝干涉原則進行檢視，規定德國雖能參與多邊任務，但前提是要獲得議會支持。批准的關鍵人物是紅綠聯盟的外交部長費雪（Joschka Fischer），他不得不用最高道德標準辯駁：「不會再有奧許維茲集中營，不會再有種族滅絕，不會再有法西斯主義，凡是有這些事都算在我頭上好了。」他慷慨激昂地向聯邦議院宣稱。這就是綠黨，以和平運動為手段的政黨。塞爾維亞總統米洛塞維奇（Slobodan Milošević）於一九九九年六月撤軍後，聯合國選中德國將軍領導北約維和部隊「柯索沃軍」（KFOR）。德國參與這次行動得到盟友的讚揚，紛紛表示，這是外交和安全政策新階段的開始。
兩年後，施洛德面臨著同樣尖銳的困境。在九一一恐怖襲擊發生後，施洛德對小布希表達了「無限聲援」之意。美國援引了北約創始條約第五條——對一個成員國發動攻擊應視為對所有成員國發動攻擊。總理決定德國應該表現出支持態度，但他知道議會很難達到同意多數。二○○一年十月，以美國為首的聯軍入侵阿富汗，施洛德決定將支持行動化為政府對此行動的信任投票。這是冒險的策略，但他成功了。在與阿富汗長達二十年的衝突中，德軍始終在場。有五十多名士兵被殺，與美國和英國傷亡總數相比，是很小部分；德國軍隊在阿富汗較平靜的北部開展活動，但對於堅決反戰的一代人來說，參戰仍是嚴酷的現實。施洛德在二○○九年寫道：「我經常被問到，我是否相信德國士兵在阿富汗的部署是合理和成功的？」他回憶起二○○二年參觀喀布爾一所新學校的情景，學生們正在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情：上學和學習。我們很多人都忘記了，這正是塔利班多年來不准這些年輕女孩做的事。它證實我的信念，德國必須為打倒塔利班做出貢獻。」他補充說：「二戰後德國被限制主權，而聯邦議院的決定結束了這一頁。它使得我們成為國際社會上平等的參與者，有義務履行責任，例如北約在阿富汗問題上產生的責任。然而，我們德國人也獲得了權利，比如在伊拉克戰爭中我們可以說『不』，因為我們不相信軍事干預的好處。」
施洛德不僅反對伊拉克戰爭，而且用反對伊拉克戰爭這件事定義他的半生政績。之後布希跳出來譴責法國和德國不願加入戰爭，這讓「舊歐洲與新歐洲」這個議題主導了二○○二年九月的德國選舉。施洛德的策略取得驚人的成功，扭轉了民意調查一直認為會由聯盟黨（CDU/CSU，由基民盟和基社盟合作的黨）取勝的預測，白宮勃然大怒，譴責德國人和法國人「懦弱」。
然後是二○一一年的利比亞。英國首相卡麥隆和法國總統薩科齊急於軍事介入，想拯救班加西（Benghazi）不再被蹂躪，迫使格達費下台。這一次換成梅克爾與他們作對。德國成為聯合國安理會的兩年會員國僅三個月，就在利比亞禁飛區決議案上投了棄權票。與俄羅斯和中國比肩，反對所有西方盟友。這次與伊拉克爭端不同，它沒有法國作為掩護。「這不是容易的選擇。」外交部長韋斯特維勒（Guido Westerwelle）刻意用一種輕描淡寫的語氣說道。
在對伊拉克和利比亞的議題上，德國的立場得到徹底證明。小布希和布萊爾在伊拉克的冒險把一個分裂的國家變成國際恐怖主義的溫床；格達費下台後，利比亞已成失能國家（failed state），民眾流亡他地，加入其他願意賭命在歐洲重新開始的國家。費雪充滿感情的科索沃演講似乎屬於另一個時代，伊拉克、利比亞和阿富汗（一個更複雜的案例）在德國公眾輿論中重新喚起對軍事行動的厭惡。

每年年初，來自世界各地的外交官和政界人士齊聚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尼黑會議就像討論防禦安全的達沃斯論壇（Davos Forum），在這裡總是看到充滿戲劇張力的場景，其中之一是德國總統在二○一四年發表的講話。高克 （Joachim Gauck）在當選德國總統之前，是來自東德北部農村的受命牧師，之後趕上東德最後幾個月的短命議會，選上議員。他一直是抗議運動的重要成員，兩德統一後，他成為史塔西檔案保存機關的負責人。二○一二年，他成為德國總統，這是個熱門職缺，不到幾年間，就有兩位東德人擔任最高職位——這是第一次。
「這是一個好的德國，是我們所知道最好的德國。」高克在慕尼黑對觀眾說。德國是可靠的合作夥伴，他列出貢獻：國際發展、環境、多邊主義、親歐主義。然後，他正面回應軍事干預的糾結。他說，德國被指責為「愛開小差」，是「隨時準備迴避困難問題」的國家。他沒有反對，不應該讓她的過去成為撇頭無視的理由，德國應該為促進世界安全承擔更多責任。「我們願意承擔我們應承擔的風險嗎？」在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前，他問大家：「那個不作為的人難道沒有承擔責任嗎？如果我們相信德國是個島，不受我們這個時代變遷的影響，那我們就是在自欺欺人。」他得到外交部長史坦邁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他成為繼任總統）和國防部長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的支持（她後來成為歐盟執委會主席）。史坦邁爾制定了一系列經過仔細校準的原則：「使用武力是不得已的手段，只有在有限的條件下才正確使用。然而，德國謹守分寸的文化絕不是袖手旁觀的文化。德國太大了，看國際事務的角度不能僅從外面看。這後來稱為「慕尼黑共識」。
一個和美國綁在一起的民族居然對美國的冷戰對手俄羅斯有著強烈的親切感，這種親切是基於地理、文化、歷史和戰爭罪惡感驅動的。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國際對峙比較容易操控，蘇聯共產主義對東歐發號施令：鎮壓一九五三年的東柏林示威、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和一九六八年的布拉格起義；一九六一年修建柏林圍牆把所有人都推向了西方的軌道，除了最頑固的左派德國人之外。艾德諾宣稱德國融入西方集團比統一更重要，重整軍備的西德於一九五五年加入北約。根據外交部高級官員霍爾斯坦（Walter Hallstein）制定的原則，西德不會與任何承認東德的國家建交。然後到了打越戰的時候，西德對美國的忠誠度開始動搖。社會民主黨創造各種術語來區分何謂積極西化，何謂消極西化，這些論調剛好賣給好戰的山姆大叔。就是這時候西德總理布蘭特開始制定他的「東進政策」（Ostpolitik），尋求與東德和範圍更大的華沙公約（Warsaw Pact）成員國達成和解。東進政策分為兩部分，首先是軟實力：西德要與這些國家促進人文交流、旅遊和學術文化合作；第二部分是把雙面刃：為了尋求與蘇聯及其衛星國建立更好的關係，布蘭特和他的繼任者最後卻使這些政權本身變得合法化且更強大。持不同政見者感到失望，例如，當華勒沙（Lech Walesa）和他的團結工會於一九八○年代中在波蘭發起反對運動並獲得首次成功時，西德當局似乎對維持波蘭地區的現狀更感興趣。
柯爾和艾德諾一樣被美國視為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就算英國和柴契爾夫人不這樣認為，但至少在兩德統一這件事上，他是被信任的。美國人與施洛德的關係要困難得多，這不僅是因為施洛德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還因為他與俄國總統普丁的親密友誼。在整個冷戰期間，德國和俄羅斯的貿易關係非常牢固。蘇聯擁有天然氣，但需要技術和資金才能發展這個產業，「天然氣管道計畫」非常適合兩國合作。俄國北溪公司（Nord Stream AG）計畫建造一條天然氣管道，從聖彼得堡西北的維堡（Vyborg）開始，穿過波羅的海、再到德國和波蘭邊界。這項工程的大股東是俄羅斯公用事業巨頭、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這家公司與普丁及他的政治密友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建造這條天然氣管道的協議是在二○○五年德國大選前十天才倉促簽定的，那次選舉施洛德以些微差距輸給基民盟的新領導人梅克爾。幾週後，當施洛德準備下台時，德國政府與俄國人達成極不尋常的協議：倘若俄羅斯天然氣公司拖欠貸款，德國保證支付北溪公司十億歐元的工程支出。幾週後，施洛德被任命為北溪公司股東委員會的主席。
有不少閒言閒語說這項協議有利益衝突，但沒有採取任何行動。個人和政治似乎已糾結不清了。施洛德和他的妻子（五任妻子中的第四任）多麗絲・施洛德-科普夫（Doris Schröder-Köpf）想要收養孩子，儘管施洛德已經六十歲了，仍被允許從聖彼得堡（普丁的家鄉）領養了兩個年幼的孩子。根據俄國人規定，西方人收養俄羅斯兒童的領養程序十分困難，但對施洛德夫婦來說，收養之路卻毫無阻礙。施洛德毫不掩飾他對俄羅斯總統的欽佩，在二○○四、二○○六和二○一二年的三個不同場合，施洛德用了相同的表述描述普丁，說他是：lupenreiner Demokrat，純正無暇的民主派。第二次，在他的回憶錄，他把普丁形容得更了不起：「普丁總統的歷史成就是恢復了［俄羅斯］國家的民主基礎。」
施洛德似乎不管俄羅斯的行徑有多惡劣，他都一直在拍俄國人的馬屁，上至紅軍一九二一年入侵喬治亞，下至俄國派人毒殺在倫敦的利特維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就算作惡不絕，施洛德一樣保持阿諛奉承。二○○七年五月，當愛沙尼亞與俄國發生爭端，他為克里姆林宮辯護，當時愛沙尼亞決定將首都塔林（Tallinn）市中心一座蘇聯時代的紀念像拆除，導致俄國大舉對北約成員國網路攻擊。施洛德沒有像其他西方人那樣譴責俄羅斯，而是說愛沙尼亞違背了「各種形式的文明行為」。二○一四年三月，施羅德說普丁「害怕被包圍」是有道理的。他將克里米亞描述為「古老的俄羅斯領土」，俄羅斯入侵是合法的，因為有當地人的支持。二○一四年，當西方考慮對俄羅斯實施制裁時，他正和普丁舉杯對飲，那年正逢施洛德七十大壽，普丁在聖彼得堡的尤蘇波夫宮替他開了一場慶生派對。德國的盟友烏克蘭非常憤怒，外交部長說道：「施洛德是普丁遊走全球最重要的說客。」。二○一六年，施洛德成為第二個北溪工程計畫的負責人，這是更具爭議的擴張項目，這一次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是唯一的股東。一年後，他被提名成為俄羅斯石油公司（Rosneft）的非常務董事，這是俄羅斯最大的石油生產商。套句情報機構會用的術語是「菁英俘虜」（elite capture），還有更通俗的，推特創造了一個話題標籤來描述政治菁英的腐敗：「#Schroederization」（＃施洛德化）「想像一下歐巴馬現在變成中國政府在美國的說客。」綠黨外交事務發言人努里普爾（Omid Nouripour）這樣說。
柏林政治圈有人尖酸刻薄地說，推銷員施洛德（因他貪得無厭的形象而有推銷員的名號）早早離開學校做了建築工人，但功夫也是三腳貓，你還能期待什麼？其他人語帶譏刺地說，他需要賺錢來支付前妻的贍養費。施洛德似乎很喜歡情場浪子的形象。結婚結到第四次，戴上四次戒指，被人戲稱為「奧迪人」，因奧迪汽車的標誌就是四個指環。到了第五次婚姻，他本人宣布他已升級為五環「奧運人」。
梅克爾對俄羅斯的直覺與她的前任截然不同。她是共產主義統治德國的第一代孩子。就像東德所有學生一樣，她學會了說俄語。沒有人會忽視她的學業成績，她贏得全國俄語比賽第三名，得到的獎賞是去莫斯科旅遊，在那裡她買了她人生第一張披頭四唱片。她一直對俄羅斯著迷，總理府辦公室的牆上還掛著凱瑟琳大帝的肖像，這位波美拉尼亞公主最後成了俄羅斯女皇。
普丁是第一位在德國工作過的俄羅斯領導人，他曾是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派駐在德勒斯登的中階幹員。二○一八年十二月，在德國檔案館發現了他的史塔西身分證。這張證件的發行年份為一九八六年，序號為B217590，卡片上印有普丁的簽名，旁邊是黑白照片，打著領帶的年輕人，反面蓋有戳印，顯示可使用到一九八九年最後一季。到了柏林牆倒塌時，他已升為少校。有紀錄顯示，當時憤怒的人群洗劫KGB在德勒斯登的辦公室，他揮著手槍阻止。為了不讓他們帶走文件，他和其他同志燒毀大量文件。這些事情他都沒有否認。
梅克爾和普丁可能站在歷史的對立面，但人們可能認為兩人有共同背景足以讓他們和睦相處。普丁在與施洛德眉來眼去互相吹捧後，驚訝地發現他在施洛德之後要面對的居然是個女人，這個女人，魯莽至此，卻有一定分寸。二○○二年，梅克爾在克里姆林宮第一次見到普丁，那時梅克爾仍是反對派領袖，她對她的助理說，她已經通過「KGB測試」，因為她不但無懼普丁盯她的眼神還盯了回去。（我可以證明，二○○四年底，普丁在莫斯科郊區住所辦了小型深夜聚會，在那次聚會上我曾與他共度四個半小時，普丁的凝視令人不寒而慄，需要相當大的力氣才能回過神來。）最離奇的一次是在二○○七年，兩人在普丁的黑海宮殿會面，普丁似乎知道到他的客人童年時被狗咬過，很怕大狗，所以讓他的黑色大型拉布拉多犬闖進他們會談的房間。這隻名叫康妮的大黑狗一直在他身邊繞來繞去，而他和梅克爾相對而坐。兩人會談的照片顯示，這隻大狗朝梅克爾嗅了嗅，然後停在她的腳邊，梅克爾看起來很焦慮但沒有退縮。普丁朝她的方向看了一眼，露出調侃的笑容。「這隻狗沒有打擾你吧？牠是隻友善的狗，我相信牠會守規矩。」梅克爾用完美的俄語挖苦道：「還好牠不吃記者。」
根據某位傳記作者的說法，梅克爾對衝動有極佳的控制力。她很少會當場表現情緒，但事後會讓人知道她的不快。普丁隨後道歉，聲稱他不知道她會怕狗。德國官員表示，幾乎肯定普丁聽過簡報。雖然這樁狗事不是那種會讓梅克爾記恨一輩子的事，但它開啟兩人間一種不信任模式。她不欠普丁任何人情，二○一四年，令美國人和其他歐洲人暗自滿意的是，梅克爾明確表示準備給普丁好看。在克里米亞和烏克蘭危機發生後數週，俄羅斯人被懷疑參與擊落馬來西亞航空班機的行動，導致二百八十三名乘客和十五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梅克爾是這樣回應的，她保證歐盟會實施自蘇聯解體以來最廣泛的制裁。她是鷹派領袖，面對聯盟核心的阻力，她推動制裁案通過，且連番數度、越加嚴厲。二○一四年十一月，梅克爾宣稱：「誰會想到柏林圍牆倒塌二十五年後，歐洲中部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居然還有勢力範圍的舊思維，讓國際法被踐踏在腳底下，此事絕不能盛行。」
在決定梅克爾任期的因素中，除了她在移民問題上的決定，她對俄羅斯的強硬路線也是重大且異常的風險之一。作為民意調查和焦點小組的忠實追隨者，梅克爾充分意識到公眾對俄羅斯的廣泛同情，且不斷有公司來遊說放寬對俄限制。她這次的大膽作為源自個人背景：從她在東德時期開始，她就對普丁這樣的冷酷惡霸由衷厭惡。但我也認為這是原則問題，當她覺得是該放棄謹慎大膽進取的時候，她就會這麼做了。然而，有一塊領域是她覺得無法觸及到的：北溪天然氣管道工程。隨著北溪一號工程接近完成，議會批准了第二條管道。德國的官方說法是，擴大的工程項目不會構成威脅，相反地會創造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將俄羅斯進一步推向西方的軌道，但普丁的行為顯示並非如此。商界領袖要求梅克爾忽視美國的安全疑慮，她做到了。但德國的大公司並不是唯一施加壓力的遊說團體。德東各邦的領導人，不分黨派，都敦促她改善與俄羅斯的關係。薩克森邦總理克雷齊默（Michael Kretschmer）是薩克森邦基民盟成員，他在二○一九年九月競選連任時表示：「身為德國政治人物，我想到許多企業，尤其是前東德各邦受到的影響尤為嚴重。」他聲稱，根據德勒斯登商會的統計，薩克森邦與俄羅斯有長期往來的公司在二○一八年向俄國的出口總額比二○一三年減少了六十％。布蘭登堡邦的沃伊德克（Dietmar Woidke）在邦總理選舉日的前一天發表談話：「德國東部很多人與俄羅斯有私人關係，已經養成深厚友誼，使用共同語言，結果是大家都有情感聯繫。」
多次民意調查顯示，絕大多數選民，尤其是德東選民，希望與俄羅斯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想到有這麼多的東德人迫切希望逃離東德前往西方，這種心情似乎與調查結果有些不協調。但這就是親切感，是基於深厚文化、地理和歷史根源的親切感。但若說德國人對俄羅斯過於輕率信任，這態度很大程度是這一代才出現的，而且經過惡意操弄。普丁一直想擺脫他在俄羅斯與東德的蘇聯共黨記錄，這才是普丁和他精於操弄的宣傳機器一直在謀畫進行的事。俄羅斯被懷疑一直向另類選擇黨和左翼黨提供資金，儘管目前為止調查人員還沒有找到致命一擊的證據。這件事不同於俄國人支持瑪麗・勒龐（Marine Le Pen）的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前身是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法國，金援支持並沒有被否認。克里姆林宮的口味極其天主教，支持極右翼政黨，也支持極左翼政黨，支持獨立運動，當然還有英國脫歐——總而言之，支持任何會破壞自由民主和歐洲凝聚力的事情。它發展出帶風向的消息循環：另類選擇黨遵守克里姆林宮的路線；它的領導人支持吞併克里米亞和入侵烏克蘭東部，甚至派了可笑地稱為「選舉觀察員」的人；他們會見信仰民族主義的俄國青年團納什（Nashi）組織的成員；所以俄羅斯全球電視網（RT）普遍採用另類選擇黨的路線。全球電視網現場直播了佩吉達團體的有毒進行曲；它的德語服務在德東各邦有很強的滲透力，利用某些人對西德佬主流媒體的敵意。它收視率最高的節目之一是《錯失的真相》（The Missing Part），節目定期提供有關移民和工作安全的報導，全都是危言聳聽。德國有一群晚期移民，大約三百萬從俄羅斯移入的德裔，他們保留了親克里姆林宮的同情心。看起來，他們似乎想找到一個在種族上更同種且更傳統的國家，那個他們祖父母向他們描述的國家。但他們沒有找到，相反地，卻到一個國際化的國家，他們嚇壞了。這群移民是另類選擇黨的直接目標，因為他們自動享有投票權，成為非常重要的支持基礎。
德國二○一六年的國防白皮書首次談到俄羅斯使用混合作戰（hybrid warfare）的技術，「藉著增加使用混合工具，有目的地模糊戰爭與和平之間的界限，俄羅斯正在創造一種不確定性，用來掩蓋她真正意圖的本質。」意思是，俄羅斯人正利用多種方式模糊她的意圖。俄國情報總局格魯烏（GRU）藉由旗下駭客組織APT28進行一連串網路攻擊，APT28在駭客界稱為「魔幻熊」（Fancy Bear）。最危險的一次行動是它在二○一六年駭入德國聯邦議院的電子郵件系統，大量資料被盜，資訊隨時可能洩露，隨時可對特定政治人物和特定機構下手破壞。《時代周報》做了一篇名為〈梅克爾和魔幻熊〉的調查報導，其中揭示俄羅斯駭客的攻擊範圍，也暴露議會網路安全團隊嚴重缺乏準備。報導引述外交部網路政策負責人的話呼籲採取反制措施，他建議要「駭回去」。梅克爾的安全理事會決定不發動報復性的攻擊，轉而起草一項法案，為未來反擊資訊攻擊時提供法理框架。（未完待續）

4 不再是孩子：民粹主義時代的外交政策
柏林政論圈是書呆子的家，他們彼此互相認識，不是在美國華盛頓環城公路內有過交流，就是在英國西敏村結交為友，這些碩學鴻儒都在討論同一件事——德國在外交政策上，什麼時候才會開始表現得像個大國？政治學家稱德國為「不情願的霸主」和「新的平民力量」。或者正如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所說的：「德國對歐洲來說太大了，對世界而言卻又太小了。」
自戰爭結束以來，德國人總能依靠他人。他們將國防安全發包給其他人——美國人、北約和後來的歐盟。德國則扮演忠實的後援角色，傳遞情報，協助執行人道任...

前言：他們與我們

二○二一年一月，德國迎來一百五十歲生日，但德國人民對紀念這一里程碑卻沒什麼多大興趣。從俾斯麥到希特勒這段時期的德國是軍國主義、戰爭、大屠殺和國土分裂的代名詞，沒有哪個國家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造成如此大的傷害。
然而距今最近的兩個德國週年紀念日卻講述不同的歷史。二○一九年十一月，數百萬人慶祝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到了二○二○年十月，兩德統一已過三十年。現代德國的建國史一半是關於恐怖、戰爭和獨裁的故事，另一半則是關於贖罪、站穩和成熟的故事。沒有哪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當今世代，當大部分人都屈服於威權主義，民主從中心敗壞，有失控的美國總統、強大的中國和復仇心切的俄羅斯，但有一個國家，德國，是正直和穩定的堡壘。
這是另一個德國，我想說的是這個德國的故事。
有些人記性較好，很難接受德國作為道德和政治燈塔的概念，所以我想將德國社會與其他，特別是我自己的國家，英國，做全方位的比較，這會讓那些仍然痴迷邱吉爾和大轟炸精神（Blitz spirit）的人感到不安。德國憲法強大；政治辯論更成熟；經濟表現是戰後大多數國家比不上的。
有哪個國家能在接受一個窮困堂弟時，把傷害控制到最小？有哪個國家會允許超過一百萬難民進入自己的國土？
德國也有很多問題要面對：難民湧入加深文化鴻溝；對執政黨的信心正在減弱；許多人轉向極端主義的簡單口號，特別是德東。基於過度注重出口，特別是對中國的出口，再加上人口老化和基礎設施惡化，德國的經濟成長正在趨緩，負擔越漸沉重。在歐洲和民主世界迫切需要領導力之際，德國一直不願履行外交政策的責任。
然後，這個國家又遭受另個危機。二○二○年初，COVID-19到了歐洲，這場疫情導致全球數百萬人死亡，動搖了經濟，傷害數百萬人的生命生計。迫使所有人，無論身處何國，無論家在何地，無一倖免皆被封鎖，也因此讓人重新評估人生大事的優先順序，重新審視國家和社會的功用。生活終究會恢復正常，但心裡有個聲音大聲問著：什麼是新常態？
為何有信心？信念從何來？衡量一個國家、機構、個人的標準，不是他們面臨什麼困難，而是他們如何克服這些困難。在此試驗中，當代德國是令人羨慕的國家，她已發展出其他各國無法比擬的成熟度。它會成功，不是因為天生注定，而是從一路艱難中學到的。
新冠疫情讓領袖的領導能力受到終極考驗。梅克爾在任職十五年之後，迎接了挑戰，以同理卻堅定的態度，詳細告訴德國人必須做的犧牲，她的政府必須實施「國家緊急狀態法」——基於歷史，這非常敏感。但她老老實實地告訴人民，什麼是她與內閣官員和科學家們知道的，什麼是他們還不了解的。她不唬人，也不誇大。她迫於時勢做出了決定，而這些決定多與現代德國堅持的理念背道而馳：邊境封鎖了，這告訴我們自由旅行的偉大夢想在一瞬間就可能輕易結束；向來害怕把私人資訊提供給國家的人不得不提供資訊以備鎖定和追蹤，但梅克爾知道她別無選擇。
反之，英國提供一個無能應對危機的相反案例。新當選首相說大話的能力與他的行政能力成反比，強生遲遲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儘管英國在二○一五年由政府公布的《國家安全策略暨戰略防禦與安全報告》中，就已經將疫情大流行列為英國最可能的優先危險之一，但政府幾乎沒有做任何準備。就憑著自由主義加上英國例外的理論（English exceptionalism），首相以一股英式硬漢的老派作風宣布：英國會度過難關的。就算目睹了病毒在義大利肆虐的慘劇，英國社會對於防疫相關措施落實的步調相當緩慢；在提供病毒檢測和防護衣等設備上也有問題。總而言之，當眼前情況需要切實執行、關注細節時，英國卻託付給一個無能應對的領袖。強生之所以能攀上權力高位，不過是靠著操弄事實和譁眾取寵。
死了這麼多人，雖讓人非常難過但一點也不意外。養老院是死亡窟。到了二○二○年五月，英國的染疫死亡人數已登上歐洲最高、全球排名數一數二的可恥位置，在疫情流行的數月中，這些令人遺憾的數據始終沒變，但經濟緊縮的速度卻在同時高於其他各國。
這場英國悲劇並不是單一原因造成的，有些原因與醫療保健的決策錯誤有關，但更多問題深植於政府結構中。德國人驚恐地看著這個他們過去欽佩的國家，這個國家向來以實用主義和沉著冷靜著稱，如今卻陷入偽邱吉爾式的自欺欺人。我和德國朋友聊起來，他們多把英國當成蒙難並寄予同情的對象。許多交談都是從這同樣的問題開始的：「你們怎麼了，我的英國朋友？」他們希望有一天，英國人的理智會回來。
戰後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有八位總理，他們多有建樹。艾德諾（Konrad Adenauer）讓民主生根，將西德定錨在「跨大西洋民主聯盟」中；布蘭特（Willy Brandt）有助促成冷戰高峰期後的關係和緩；柯爾（Helmut Kohl）決心推動統一，靈活運作達成此目的；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主導積極的經濟改革，但也讓他的政黨付出巨大代價。二○○五年，梅克爾取代他的位置，當代德國大部分的政策都與她有關。以任期而言，目前她已超過艾德諾，如果她能活到二○二一年十二月，她將超過柯爾，成為德國任期最長的總理。我第一次見到梅克爾的時候她還是德邁齊爾（Lothar de Maizière）的謙卑小顧問，而德邁齊爾後來成為東德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民選總理。梅克爾和我約在當時東柏林的議會大樓共和國宮的交誼廳坐下喝咖啡，那裡是熱門聚會地點，周圍一片亂糟糟，我震撼於她表現出的鎮定、克制和平靜，要是我早知道就好了……
自大戰以來，有四個關鍵年份可以定義德國，分別是：一九四九年、一九六八年、一九八九年和二○一五年。我不按照時序，而是依照主題事件來審視這些偉大時刻對各個生活領域的影響。每段議題都在社會上留下深刻的印記，每個事件都使德國成為今天的樣子。
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德國當務之急是重建破敗國土。幾乎所有城鎮不是受損就是全毀了，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徹底失敗的創傷支配了民族意識，盟軍，尤其是美國人，使這個國家重新站起來。德國公眾生活的核心是基於一九四九年頒布的《基本法》（Grundgesetz）。這部為非常時期而設的卓越法案，是德國之所以能在戰後重建與復興的最大成就之一。在適當管理下，這部法案成為既強大又能與時俱進的法案。它已經修改了六十多次，更動條件必須達到兩院三分之二的多數才能通過，但每次修改並沒有違背它的立意原則。與其他各地的類似方案相比，它可說是神妙的傑作。美國憲法受制於過去訂下的條款，而那些法條也許只適合十八世紀（例如第二修正案，授予人民攜帶武器的權利）；幾乎和德國同期建立的法國第四共和僅持續了十二年；一九七八年，西班牙在後佛朗哥時代頒布的憲法在中央政府與加泰隆尼亞之間的爭端中搖搖欲墜；戰後義大利和比利時難以產生有效運作的政府。英國在前進的路上一直補強憲法這一塊，並堅信自己一定會過關。
西德戰後建立的政治架構是自由民主的偉大勝利之一，英國人在此也扮演幫助的角色，制定出一部如此成功的憲法，甚至好到讓德國人引以自豪。
為什麼我們英國不考慮在國內建置類似的東西，不要再用那套令人難堪、看來畸形退化的政治結構來束縛自己？
戰後不久的德國在重建經濟上達到驚人成功，但此時並沒有出現贖罪或為歷史清算的氛圍。直到一九六八年發生抗議運動，這是第二個關鍵事件，德國的年輕一代站出來與他們的父母對質，詢問過去發生的事。他們不想再沉默，不想再接受半真半假的謊言。他們想要知道答案，想知道那件老人多半參與但視而不見的恐怖事件。幾年後，一九六八年的時代精神因為德國左翼組織「紅軍派」（Rote Armee Fraktion）的恐怖主義染上暴力和醜陋的色彩。國家再次陷入危機。德國已看到深淵但挺過來了，民主體制也被強化。
第三個時刻當然是柏林圍牆的倒塌和東西德統一。在柏林舉辦隆重典禮前不久，柯爾以全套軍禮歡迎東德領導人何內克（Erich Honecker）來到波昂，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DR，簡稱東德或民主德國）終於得到了它渴望的認可，但他的軍事化國家開始瓦解。作為《每日電訊報》駐東德的通訊員，我親身經歷了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年那段戲劇性的歲月。我記得在萊比錫和東柏林，夾在抗議者和教會聚會人群中，他們呼籲改革，他們知道警察和軍隊就在外面，隨時準備向他們開火。萊比錫示威發生在六四天安門事件後不久，接下來發生的事情並非注定，和平結束並不必然，兩德統一也不是預先設定的。
自此，德國成為立國以來第一次有明確邊界的穩定國家。
之後的幾年裡，許多人都在思索所犯的錯誤。東德大部分的經濟制度可以保留下來嗎？是不是做得太急了？那些Wessis，所謂的「西德佬」，就一定是傲慢和麻木不仁嗎？為什麼東德生活中那些好的面向，就算只有一兩項，也沒有被新國家吸收？特別是東德女性的角色，她們不是更解放？這些都是合理的問題。但我不覺得有誰可以說出還有哪個國家可以做到像德國做到的這樣，讓附帶傷害降到這麼低。
第四次動盪，也是最後一次動盪，是二○一五年的難民危機。人道救援團體、國安部門和軍方情報全都表示，難民潮從中東和北非湧入歐盟最南端的港口，狀況已到了無法承受的地步。梅克爾當時正全力緊盯希臘的債務危機，對正發生的難民潮反應慢半拍。然而，她最終的對應卻如此了不起。令鄰國震驚的是，德國向這股自二戰結束以來、歐洲未曾再見的難民潮敞開大門。也因此舉，她在政治上付出巨大代價，社會創傷被重啟。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AfD）成員激增。德國仍對梅克爾的決定感到不安，但這是正確且有好處的。還能做什麼嗎？當批評越來越多，總理只能說：你們覺得德國人還能做什麼？難道建集中營嗎？
隨著梅克爾時代的結束，德國面臨的考驗比其他國家更大。為什麼？正如德國現任總統史坦麥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的外交顧問巴格（Thomas Bagger）所指出的：國家的認同、穩定和自我價值完全取決於戰後自由民主的解決方案和法治運行。一九四五年是德國的「Stunde Null」，所謂的「零時」。從零時起，德國再生了。她與俄羅斯和法國不同，他們各有軍事符號；也與美國不同，美國有開國元勳的故事可說；更與英國不同，英國有軍歌《大不列顛萬萬歲》做歷史教學，有情境喜劇《老爸上戰場》傳承戰爭迷戀，而德國背後什麼東西都沒有。這就是為什麼德國會對「進程」如此癡迷在意的原因，要把事情做對做好，無法耽樂隨便。德國在歷史上幾乎沒有正面的參考點，這就是她拒絕回頭的原因，這就是為什麼她將對民主的每一次挑戰都視為生存威脅。這也正是我欽佩她的原因，我就像許多和這個國家有複雜關係的人一樣，非常佩服德國以認真嚴肅的態度面對她自一九四五年來的每一步進程。最重要的是，這些事最後會成為記憶的力量。（未完待續）

前言：他們與我們

二○二一年一月，德國迎來一百五十歲生日，但德國人民對紀念這一里程碑卻沒什麼多大興趣。從俾斯麥到希特勒這段時期的德國是軍國主義、戰爭、大屠殺和國土分裂的代名詞，沒有哪個國家會在這麼短的時間內造成如此大的傷害。
然而距今最近的兩個德國週年紀念日卻講述不同的歷史。二○一九年十一月，數百萬人慶祝柏林圍牆倒塌三十週年；到了二○二○年十月，兩德統一已過三十年。現代德國的建國史一半是關於恐怖、戰爭和獨裁的故事，另一半則是關於贖罪、站穩和成熟的故事。沒有哪個國家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德國地圖
寫給讀者的一封信
前言：他們與我們

1 重建與記憶：戰後的痛
2 老媽的溫暖擁抱：梅克爾和東德遺產
3 多元文化：移民與認同
4 不再是孩子：民粹主義時代的外交政策
5 奇蹟：經濟奇蹟與後果
6 狗不吃狗：團結一致的社會
7 不再等閒以對：氣候與汽車

結語：為什麼德國人做得更好
致謝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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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他們與我們

1 重建與記憶：戰後的痛
2 老媽的溫暖擁抱：梅克爾和東德遺產
3 多元文化：移民與認同
4 不再是孩子：民粹主義時代的外交政策
5 奇蹟：經濟奇蹟與後果
6 狗不吃狗：團結一致的社會
7 不再等閒以對：氣候與汽車

結語：為什麼德國人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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