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該怎麼談人類遷徙這個複雜又充滿爭議的議題？以前對此感興趣的大多是學術界的人，例如古生物學家、人口統計學家、地理學家和社會學家。但這個議題現在成了目光焦點，經常成為政治激辯和論爭怒火的中心。
本書包含四十四個子題，意在提供對於這個主題的總覽（overview），法語稱作「tour d’horizon」。很多子題是我選材時自然浮現的：人類從什麼地方開始遷徙？什麼時候遍布全球？為什麼有些人選擇移動，另一些人卻決定留在原地？遷徙有哪些種類？移民潮擋得住嗎？由於本書在空間上涵蓋全球、在時間上縱貫人類史，我會用實際而明顯的例子說明，勾勒出這整個宏大的故事。
為這個領域書寫任何總論式作品，都很難迴避強制遷徙的重大案例（如大西洋奴隸貿易、亞洲契約勞工與難民潮），也必須寫下戲劇化的自願遷徙故事（例如歐洲人從一八七○年代到一次大戰之間大量移民美洲、殖民澳洲，以及其他屯墾案例）。由於政治衝突也是引發遷徙的重要因素，本書有專章敘述印巴分治、流亡與離散（diasporic）族群、以色列首次成為「聚集」（ingathering）猶太人的家園的過程，以及逃往加薩（Gaza）和約旦河西岸（West Bank）的巴勒斯坦人的流亡處境。我們也會看到冷戰移民的政治。
移民經常是為了尋找工作機會。很多國家在大規模開礦和工業化之後，常常需要從更遠的地方徵募勞工，以填補本地勞工的不足。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美國有很多不同案例、英國工廠與南非的鑽石與黃金礦場也有大量人力需求，中國的製造業重鎮更吸納了數以百萬的農民。二次大戰之後，歐洲各國為了快速重建經濟，急需徵募外地勞工：英國在大英國協（Commonwealth）廣徵工人，從加勒比海、印度和巴基斯坦引進當地的剩餘勞力；西德的主要移工供應國則是土耳其。從一九七○年代開始，波灣產油國舉凡醫院、大學、博物館、購物中心等大型基礎建設，幾乎全都出自東南亞勞工之手。
除了企業和國家徵募的勞工輸入之外，也有由國家支持的移民發展。菲律賓是這種大規模勞工輸出的先鋒，他們在訓練船員和醫療照護人員出國工作上極具長才，而且發展得相當成功。現在，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船員是菲律賓人。這種策略的核心概念是：在外國或海上工作的國民匯回來的錢，能超過在國內訓練他們的費用。印度也是如此，他們訓練大量工程師和資訊人才以供「出口」，不但額外得到促進國際企業發展的下游效益，也吸引投資回流。不過，儘管勞力輸出有菲律賓和印度這樣的正面案例，失去受過教育和技術訓練的勞工常常讓更小、更窮的國家陷入困境。本書也會談到這類人才外流的負面案例。
在許多移民國家的民眾和政治人物眼中，不受控制的移民是危險的。他們不但會與本地人競爭工作、住房和其他服務，也會對既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風俗造成威脅。雖然這些威脅往往被過度誇大，但本地人往往對此相當敏感，並因此試圖控制移民的動向，尤其是不受規範的流動。
除前述主題外，本書也會談到一些影響遷徙研究的重要特定議題。看待人類遷徙的一項重大改變是：我們不再把遷徙本身看做獨特的現象，而是將它視為整體「移動典範」（mobilities paradigm）的一部分。1這種看法認為：人類在世界上的流動，相當於貨品、資源、金錢、圖像、污染、毒品、音樂、資訊（data）和許多其他當代生活面向的流動，也與這些流動關係密切。對遷徙研究者來說，把視角轉往移動（mobility）的諸多面向，意謂著關注移動本身，同時放棄對於「移民」較為嚴格的定義（人為工作而移動，並定居一段時間）。本書在選材上也強烈反映了這種轉變，除了其他主題外，我也會談到音樂、游牧民、傳教者、朝聖者、軍人、探險家、留學生、孩童、退休者和觀光客等等。
這種理解遷徙的方式比以前寬廣，我盼望讀者不致因此困惑，反而能從中發現嶄新而有趣的面向，進而刺激思考。我在選材過程中得到許多樂趣，也盡力讓這些例子在清楚易懂之餘，也不錯失其錯綜複雜的一面。
羅賓．柯恩（Robin Cohen）
牛津，二○一九年六月
【圖：移民離船登岸，在紐約開始新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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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越南船民
一九七五年四月，隨著越共取得軍事勝利，美國支持的南越政府崩潰，越南人大舉出逃。越南人口裡的很多華人被認為是可恥的資本主義政權共犯，他們的商店被關閉、財產被沒收。面臨必須下放農村的命運，新統治者要求想離開的人留下買路錢，許多人決定破財消災，選擇買下出國許可，遠走他鄉。1
【圖：在海上漂流八天之後，擠在一艘小漁船上的三十五名越南船民等候救援。】
從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五年，二十年間，選擇離開越南的人約在兩百萬之譜，其中約有八十萬人是「船民」。雖然船民占不到移出者的一半，但因為他們經常搭乘超載又不適合遠航的船隻，一路險象環生，所以往往成為大眾目光焦點。
船民的第一站是四周的亞洲國家（香港、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台灣、新加坡和泰國）。抵達之後，他們會先被安置在難民營或拘留所。有些人會留在當地，但很多人會繼續前往英國、美國、法國、澳洲或其他國家，在那裡定居下來。這段時期進入尾聲時，由於越南政府從國家社會主義轉向市場經濟，當年離開的難民中有幾萬人自願返回越南。
香港
每個地方接收、協助、支持越南船民的動機各異。因為最早離開越南的是華人，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大眾普遍同情他們的遭遇。由於他們多半反共，當時還是英國殖民地的香港對他們尤其心有戚戚（但香港也在一九九七年交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者陳國賁指出，儘管香港人口非常稠密，可是在一九七五到一九九五年這段期間，港府為照顧船民的開支是港幣六十六億三千八百萬元。相較之下，英國在這個部分的開支是港幣八億四千九百萬元，聯合國難民署（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則是港幣十二億五千三百萬元。2
【跨頁圖：一九七五年峴港淪陷兩天前，最後一艘載滿著驚慌失措的難民貨輪，從這裡離開。】
法國
在越南船民最後定居的國家裡，有三個與中南半島具有千絲萬縷的牽連，以致它們對船民負有一定的道德責任。法國就是如此。在一九五四年被共黨逐出越南之前，法國在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和柬埔寨）一直設有殖民地總督。在法國殖民末期，約有三十萬名越南人移民法國。一九七五年西貢淪陷後，前來法國投靠親友的越南人迅速暴增。現在林立法國的美味越南餐廳，十分具體地提醒我們這批越南人的故事。
美國
越南難民之所以會在美國落腳，與越戰對美國帶來的創傷有關。為了抑制共產主義在亞洲崛起，美國在越戰中失去了五萬八千兩百二十名子弟兵。美國不但為此長期陷入政治對立，也留下沉痛的心理傷痕。於是，接收越南船民多少成了他們止痛療傷的方式。雖然美國接收越南人的動機一開始是政治性的，但有研究指出：這種作法長期來看也為美國帶來經濟利益。
【圖：河粉（phở），這種著名的小吃結合了越南米粉，經常搭配法國牛肉薄片，以及用大骨和牛尾熬煮的湯頭。】
一般說來，移民有助於促進移入國和他們故鄉之間的貿易，因為他們語言溝通無礙，也熟知檯面上和檯面下的「遊戲規則」，而且有可以信賴的網絡能降低成本、增加收益。克里斯多福．帕森斯（Christopher Parsons）和皮耶─路易．維其納（Pierre-Louis Vézina）從這個角度出發，做了一個「自然實驗」：他們觀察越南船民及其後裔在美國的分布情形，以此比對一九九五年解除制裁之後的對越貿易。結果發現：越南人網絡每增加百分之十，美國對越南的出口貿易額就增加百分之四點五到十四；在美國如果越南人口增加一倍，出口更增加百分之四十五到一百三十八。3
英國
越南船民子弟為美國經濟帶來正面貢獻，在許多他們生根的國家，學業表現也比當地人和其他民族優異，在英國也是如此。英國從殖民地香港接收了一些越南人。根據二○○二年在倫敦南華克（Southwark）所做的調查，越南裔學生有四成七左右拿到五門A*到C的成績，白人英國學生則只有三成四。不過，雖然越南裔學生整體來說表現較好，可是性別差異不容小覷：越南裔女生的成績明顯優於越南裔男生，後者似乎擔心要是被當成「書呆子」，就無法和同儕「當哥兒們」，所以畫地自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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