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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讀音樂密碼的歌劇教父──曾道雄（摘錄）
不怕打架的資優生
就讀北斗初中的時候，可能進入了反抗期，最嚴重的一件事情是初二時跟老師吵架。他是一位很好的數學老師，後來當上了我們的導師。以前在學校，早上常有蚊子，學生就用火來燻牠，而導師卻把同學抓去記大過！令同學很不服，我們公民課剛好在上民權初步──實行選舉罷免權。我叫全班在班會的時候罷免老師，後來也真的把他罷免掉了，於是導師就向訓導處報告此事，而我就被記了大過。
之後我與老師的關係愈來愈壞，以致於他決定把我提報，送到彰化縣八卦山下的「少年輔導院」，當時我的理化科鄭潤澤老師、數學科匡立人老師，還有教我們挑尿澆菜的「勞動服務」黃圖老師，都幫我講話，這些挽救過我的老師，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他們大名；當然，家父也直接到學校，證明自己的小孩沒那麼壞。最後，我以兩大過、兩小過「留校察看」收場。但我難以向大人啟齒的是：這位男導師喜歡小男生。好在當年報考臺中師範不限制操行分數，不然我就考不上了。當時大家因為我一天到晚都在打架，就認定我是太保學生。
初三那年，我也常跟班上幾位留級的「學長們」打架，他們揶揄我叫狀元（其實我是當年考生第七名，一到六名沒來報到），他們認為我太驕傲！戰場就選定在學校旁邊，晒冬粉的日治時代舊神社遺址，我又重演了小學對付霸凌的戲碼，只是這次多了神社燈柱和冬粉竹棚架可掩護。
我的音樂老師看我愛音樂，特准我彈琴。我會在降旗前的二十分鐘練習，但同學們圍在琴邊，讓我看來像是在演奏，有一天那幾個「敵人」走向我的琴旁，我嚴肅地告訴他們：我可隨時奉陪，但不是現在！沒想到帶頭的老大聽了一陣子，突然問我會不會彈〈玫瑰玫瑰我愛你〉，我說：「那還不簡單！」我隨手在琴上彈出旋律，這幾個傢伙真的唱了起來，而為了懲罰他們，我偷偷在鍵盤上升高兩度，讓他們唱到臉紅脖子粗，從此也沒再到神社決鬥了。音樂果真能化暴戾為祥和！
算命師說我八字註定沒太多時間和直系血親相處，但我跟我的祖母卻非常有緣，父親和家人到土庫經商開布行的初期，就剩我和祖母兩人住在鄉下。初中的時候，全家人回來了，祖母則已病重，且行動不便，而我看到母親照顧得很辛苦，所以晚上就換我值夜班，我每晚睡在祖母身邊，負責抱祖母下床小便，一個晚上大概兩、三次，白天我還要從彰化田中騎腳踏車到北斗上課，但習慣之後也就不覺得累了。鄰里間大家都說我是孝順的孫子，可是一到學校，我就成了太保學生！所以我自己成為老師後，一旦遇到「太保學生」，就像看到自己的影子，因此我會多花些時間去了解他。
我父親的漢文底子頗好，他經常在晚上農閒的晒穀場上，講三國故事給親友們聽，這無形中也啟發了我對這些古典傳奇文著的興趣，我開始看《封神榜》、《東周列國誌》、《三國演義》、《唐宋演義》等書，但也延伸閱讀《西遊記》、《水滸傳》、《老殘遊記》和唐詩。這些閱讀能力應歸功於小時候的私塾底子，而對我進入師範就學也助益良多。
臺中師範學校時期：接受正規音樂訓練
真正影響我最多的是臺中師範學校。我普師科畢業之後就是當個小學老師，原本有些許自卑感，因為以前成績比我差的，很多都是大學生了，他們回到鄉鎮，走路都有風！但是後來想一想，就是因為師範學校五育並全，才能讓我走上音樂這條路。
然後，我發現臺中師範學校的圖書館是個寶庫，我於是發憤要把朱生豪翻譯的莎士比亞（Shakespeare）作品全部都看完，除此之外，還有莫泊桑（Maupassant）短篇小說和雨果的《悲慘世界》等作品，此外亦有俄國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等翻譯書籍，以及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的《約翰．克利斯朵夫》。閱讀過程中，我突然發現兩者相較之下，西方文字顯得詞藻精雕細琢，對人與物描繪得很細微入裡，一開始對習慣中文洗鍊簡潔文體的我，閱讀有些困難。但很快地，我就被這種西洋的文采和神韻所吸引。
有一次在上課時，偷看朱生豪譯的莎士比亞小說《凱撒大帝》，讀到安東尼的精彩演說，連老師走到我桌旁，我都不知道，結果老師就把書沒收了。我說：「老師，這是圖書館的書。」這位教授「教育測驗與統計」的女老師用高亢的聲音說：「上課看別的書就是不對！」然後就把書拿走了。等到下課才叫我過去，老師翻了翻書說：「《凱撒大帝》？不妨也讀讀《奧德賽》，但不是在上課時。」老師把書還我，真有愛心。
透過自學自我成長
我在師範學校學到很多。我被甄選進入學校管樂隊吹奏單簧管（Clarinet），全隊住在同一宿舍，朝夕相處，很有感情，後來到了二年級，我被選為指揮和隊長。樂隊是學長制，沒有老師，是同一樂器的學長教學弟，我們尊稱教導的學長為「師父」！樂隊除了每天升旗和節日遊行演奏外，還要準備音樂會節目，而日治時代留下來一些泛黃譜子，已不敷使用，我因此開始學習編曲，也花了一點錢從臺中坐慢車到臺北，在重慶南路一間淡江書局，買了一些曲式學、聲學和對位法的書，開始自學。當我指揮一首自行譜出，的曲子〈雷神的怒吼〉，並由隊友演出時，心中有一種難以言喻的充實感。
學校有鍵盤課，但只給學生彈風琴，鋼琴是在音樂教室，下了課就鎖了起來，因此我爬窗去彈鋼琴是常有的事，教官知道了只有網開一面，充耳不聞。我們都知道還有一架豎型鋼琴在黃金鰲校長的辦公室，校長把它當名貴家具擺設，學生當然無法觸及；但校長常在週會請名家來校作專題演講，也增長了學生不少知識。而生活輔導蕭志堅老師，在課外播放的音樂和電影讓我受益最大，他讓我們欣賞貝多芬的〈田園〉交響曲，舒伯特的〈魔王〉（哥德的敘事詩）；還有放映《歌王卡路索》以及威爾第的傳記電影《曲和淚》，五十年代歌劇名家的美聲藝術震撼了我的肺腑，而每次新年用餐，校方總是會播放威爾第的《茶花女》飲酒歌，那真是餘音繞梁，三月不絕。中師的教育，讓我的身心從頑童蛻變成長為大人。對母校，我心中充滿懷念與感激。中師五育並全的教育，讓我真正地發現自己，從此，音樂這條崎嶇卻又絢麗的生涯，已是我決定前行的不歸路。
一九五九年師範畢業之後，我被分發到彰化縣社頭國小服務，這個愛打架的中學生，經過中師三年的洗禮，十九歲不到就要下鄉為人師表。我每天要從田中鎮騎腳踏車到社頭上課。開始兩年還教升學班，第三年教中年級，我決定再進大學進修，但我的在校成績無法保送，所以和一般高三學生拚大學的窄門。因師範生只有一年的英文課，底子較差，我只好在社頭這鄉下地方用英文函授進修，也和同事合訂一本Life英文雜誌。另外，我每週上臺中一次，和享有「臺灣卡路索」的男高音徐保名老師學聲樂。很幸運地，我考上了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當時它是國內唯一的音樂系，每年只收十三名學生，另有保送生和來臺僑生，總計二十一位同學。
拒演蔣介石，任職師大教海生波
一九七二年起，我開始任教於師範大學音樂系。一九七五年，蔣介石過世。一九七六年，師大音樂系籌劃演出一齣追悼蔣介石的清唱劇──《長相左右》，並請我這個「小講師」擔任蔣介石的角色，讓我捲入一場學術的政治風波。
我直覺那是學人向政治人物拍馬情事，拒絕此事，並和系主任於電話中激烈爭辯並憤而掛斷對方電話：「這種政治性的音樂活動，我沒興趣！」而其中另外一個原因，是我正在準備演出華格納（R. Wagner）的大型歌劇《唐懷瑟》（Tannhäuser），擔任首要男中音Wolfram的角色。後來系裡有人寫信告密，說我「對領袖不忠、對國家不忠，豈可在培養全國師資的師大任教」。校方以此為由，在兩年一聘的制度下，不再續聘我。這是個人在學術上首次遭到的政治打擊。
幸好，系上與「人二」熟稔的張錦鴻教授和教務長宗亮東出面緩頰，我師大的老師戴序倫、吳漪曼教授和國內音樂界也為我聲援。師大才重新開會，最後決定讓我留任，並讓我到維也納「休假進修」一年。但師大的校長居然又要我為拒演事件寫悔過書，我寫了簡單幾行字：「大學乃學術聖地、智慧的殿堂，更是社會的良心。任何人步入此上庠學黌之門，必須摒棄惡念，弘揚心智與美德。本人雖無管仲之才，卻有鮑叔牙之癖。鮑叔牙之癖無他，唯嫉惡如仇而已！」
當時我兒子十一歲、女兒才九歲。我去維也納進修前，因逃避白色恐怖而旅居日本的岳父母，擔心兩個小孩，強烈建議我們將子女送到日本，與外公外婆一起生活。我和太太考慮後，接受這樣的安排，從此開啟與子女聚少離多的親子互動模式。
說起來也很心酸，從那時候起，我們就沒有太多時間陪著自己的子女成長。兒子、女兒在日本念完高中後，兒子決定轉往美國念大學，並在美國發展，女兒則留在日本完成學業和就業。兒子和媳婦現已定居美國，女兒則是嫁給日本的同事（此事在邱斐顯的專書中有詳述）。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兩個孩子在國外都有自己的工作和事業。
學習的無窮可塑性
二○一三年，我指揮臺藝大音樂系的學生在臺北市中山堂演出威爾第的歌劇《尼布甲尼撒》（Nabucco）。合唱演員中有一位大二的盲生，十分用功，演出前夕，其他學生告訴我：「老師，她方便上臺嗎？她看不到你的指揮，而且在舞臺上還要演出。」我原本也有些擔心，演出前的彩排，我走過去問她：「同學，妳演出有沒有困難？」她回答：「老師，沒有問題！我會用譜，而且我已經全部背起來了。」
原本我以為她只是弱視，後來才知道其實是全盲，我說：「那表演呢？」她回答：「旁邊有同學帶著我走位。」作為一位老師，我此時既感動又羞愧，其實我已鄉愿地準備好臺詞，一旦這位視障同學自動放棄演出，我將如何安慰她。而從她的手緊握著點字譜板，堅定回答我的神情，我可以想像到，她學習的歷程有多艱辛！
我把她帶到合唱團面前，告訴全體演員：「這位同學雖然看譜不方便，但是她已經把全劇準備好了。」大家一時報以熱烈的掌聲。
那一場演出，我在下面樂池中指揮，特別注意舞臺上這位同學的演出，她和同學們一起歌唱奔走表演，充滿著自信，下面的觀眾沒有人知道她是一個盲生！我感謝這位同學，因為她的堅毅和自信，讓我免於一時地做了教壇上的劊子手。
歌劇是國家文化的總合
有人會問，我為何如此熱中歌劇？歌劇是什麼？我可以這麼說：歌劇是一個國家縱向與橫向的藝術統合，歌劇演出的水準，可以看出一個國度的文明的盛衰。我在國內外，已作過超過四十齣在當地首演（Premiere）的歌劇。二○○○年，我陪蕭泰然到莫斯科演出，那時正是俄國經濟最蕭條的時期，但是他們的歌劇院運作未曾停擺；對比文革期間中國大肆破壞傳統文化的行為，不可同日而言，俄國即使在最動亂的時候，也不會對自己的文化傳統輕舉妄動。他們有一句話：「國家再窮，只要維持歌劇院運作，就能帶動芭蕾舞團、合唱團、管弦樂團、劇團，還有許多的幕後工作；歌劇院經費不過約兩個公立學校教師薪水，就可以成為國家文化的發動機、領頭羊。」
我們在莫斯科看了很多場歌劇，有一場是法國歌劇，字幕寫的是俄文，同行的朋友聽不懂法文、又看不懂俄文，我臨時起意，用了晚上時間，把這個故事寫給大家當作臨時節目單。
歌劇是一個國家多元藝術的總合。一齣歌劇的誕生必須融匯音樂、戲劇、設計、文學等專業領域，不僅考驗著專業之間的互相合作，也考驗每種專業是否能精準表達主題，這正是一個國家藝術成果的展現。過去臺灣歌劇發展是軟體走在前面，硬體落後，到了今天，卻剛好相反。現在大家努力在蓋音樂廳、劇場和文化中心，但軟體和制度卻鬆散無章，因此形成資源不能典藏循環使用，也造成浪費，經驗難於累積傳承。這件事情我從五十幾歲開始一路呼籲至今，不管執政黨是藍、是綠，大家都是馬耳東風，最後還是不了了之，不見進展。
為有效推廣國內歌劇發展與傳承，一九七三年，我網羅一批國內優秀歌唱家組成「台北歌劇劇場」，歷年來不斷積極尋求歌劇藝術展演的機會。
2025專利防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