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在字裡行間
公眾語言（public language）至關緊要。文字免費供應，政客、記者、市民取之不竭。卻有論述者發現自己必須決定未來走向，用字必須精審的關鍵時刻。長久以來，領導者、評論者、行動家，或者理帶同情，或者能言善辯，不僅從人民的情緒中汲取養分，甚或影響情緒的形成。結果呢？和平、繁榮、進步、不平等、偏見、迫害、戰爭，不一而足。公眾語言，因此，至關緊要。
這當然也是個公眾語言的時代。尤有甚者，我們正歷經一場無與倫比、尚待開展、猶未定型的公眾語言蛻變。在我們考量、辯論現代政治與媒體的實況——政策與價值如何被討論、決策如何成形——依舊傾向認為公眾語言或修辭，只需順帶一提、只是某種興趣，頂多能協助我們了解旁枝、釐清基礎概念。而這本書的論點是，公眾語言——我們討論政治與政策的語言、在法庭上辯論，或者在公眾領域裡，試著說服他人——本身就值得檢視。修辭，有關公眾語言的理論與實務，一度被認為最重要的人文學科。如今，它養尊處優，卻是面目模糊；而我即將要把它重新推上王座。
二○○九年七月十六日，前紐約州副州長貝希．麥考伊博士（Dr. Betsy McCaughey），出現在佛雷德．湯普森（Fred Thompson）的廣播節目中，評論當年夏天最熱門的政治議題：巴拉克．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引發爭議的美國健保改革計畫。這個計畫試圖納入成千上萬沒有健保的老百姓。
這其實不是麥考伊擅長的議題。她是哥倫比亞的歷史學博士（讓她得到了Dr.頭銜，聽起來好像跟醫學界有關），靠著非凡的智慧，從匹茲堡的平民家庭出發，成為美國右翼重要的公眾人物，被認為是健保政策的專家。一九九○年代，民主黨嘗試改革健保，出師不利，她猛烈抨擊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健保，展現法庭辯論的凶悍氣勢。歐巴馬健保卻是迥然不同的提議——基礎原則反而接近共和黨的設計，或者曾經施行過的政策。更尷尬的是，歐巴馬健保跟密特．羅姆尼（Mitt Romney）擔任麻塞諸塞州州長期間的做法，異常相似。麥考伊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羅姆尼已經開始爭取總統提名，準備在二○一二年迎戰歐巴馬。
但是，麥考伊卻悍然不顧歐巴馬健保跟共和黨的主張，有思維上的血統關聯，仍然墨守意識形態的立場。在接受由律師轉任電台主持人的專訪時，她也不曾面對嚴謹的交叉檢驗。早在歐巴馬進入白宮之前，美國的政治已經向兩極分化，媒體議論政治，各有立場，選邊站。秉持反對意見的人，恕不邀請——但他們可能集結在另一邊的演播室，把自己帶進意識形態的舒適圈，作繭自縛，減輕面對衝突的危險。
就表面來看，這種遭遇戰也沒什麼——政治氛圍、名嘴、特定偏好與討論取向——罕見之處。但是在那一天，麥考伊卻發表了前所未聞的說詞。當時，歐巴馬健保計畫正送交國會審議，但她竟在草案的深處，找到了沒人注意卻暗藏凶險的提議：
草案爭議，不一而足，但我認為最駭人聽聞的規畫，出現在第四二五頁，其中規定，國會有強制權力……每五年，要求健保參與者接受諮詢會議，告訴他們如何提早結束生命、如何斷絕營養與水分、如何接受收容照顧⋯⋯這是生死攸關的神聖議題。政府不應該介入。
這段談話有兩個地方必須說明。第一，指控不實。麥考伊說的法案，應該指的是一二三三條，並不是召開諮詢會議，強制「終結生命」。諮詢會議必須由投保人主動要求才能召開。草案設計的目的是把諮詢會議納入健保，由聯邦保險項目支付相關費用。
雖然麥考伊的評論純屬虛構——事實上也招來立即與果決的否認——卻無法阻止它搜刮眼下的現實利益。這牽連到第二個更有趣的重點。終結生命諮詢條款，在先前，曾經短暫獲得兩黨的初步支持。但在麥考伊語出驚人之後，美國最具影響力的保守派評論者與諸多共和黨知名政客，包括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約翰．貝納（John Boehner），便尾隨在她身後，展開一輪猛攻。論述開始膨脹。電台主持人蘿拉．英葛翰（Laura Ingraham）引用她八十三歲老父親的反應，宣稱「我不想讓任何一個政府官僚告訴他，想當個好公民，就得接受怎樣的治療。越想越恐怖。」當部分右派評論者與政客，大肆嘲笑、揶揄一二三三條中的「神話」或是「騙局」成分——MSNBC的「早安，老周」（Morning Joe）談話節目——周．史卡波洛（Joe Scarborough）開始追進，將一二三三條說成「死神條款」——在政治光譜這一端的保守陣營，自然不認為麥考伊的說法是神話，一口咬定這是毋庸置疑的事實。
八月七日，裴林在臉書上，貼文加入戰局，其中包括了這樣的敘述：
我所知道與深愛的美國，不會讓我罹患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的父母或子女，站在歐巴馬的「死亡陪審團」（death panel）前，讓他的官僚根據主觀的判斷，決定他們在「社會中的生產水平」是否值得接受健康照顧。這種健保系統根本就是造孽。
接下來的發展眾所皆知。隔沒幾天，這個新鮮炮製出來的「死亡陪審團」，立刻滲入美國的每個角落；狂熱的敵對陣營大力駁斥，卻在無意中造就了難以避免的結果，導致這個名詞更加流行。八月中，皮尤（Pew）民意調查顯示，有不少於86％的美國人聽過這個名詞，30％的人相信確有其事——其中共和黨人占了47％，另外20％的受訪者無法確定真假。
儘管一再否認，卻有越來越多的人執意相信，接受歐巴馬健保，等於接受強制性的「死亡陪審團」，蔓延趨勢難以遏止。幾個月之後，民主黨放棄了這項基本原則。二○一二年，歐巴馬政府再度觸及由健保支付「生命終結諮詢」的可能性，污名化的標籤頓時蠢蠢欲動，迫使提議迅速作罷。二○一五年夏天，當局宣布，經過深入的研究與諮商，健保傾向支付「生命終結諮詢」。可想而知的是：麥考伊立刻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上宣稱：「『死亡陪審團』捲土重來。」
一個誇大不實、極盡扭曲的名詞，完全與歐巴馬健保的核心理念沒有任何關係，卻改變了政治的軌跡。事實上，這是許多美國人在憶及健保辯論時，唯一有印象的焦點。老牌的保守派評論者派特．布坎南（Pat Buchanan）評論裴林的表現時，不減煽風點火本色：「這女士總是知道如何創造議題。」
在這齣政治鬧劇中，且把我們對於主角的觀點放在一邊，也暫且不管健保與政治，單從修辭學的角度來考慮「死亡陪審團」。什麼原因讓這個詞瞬間爆紅？為什麼這個名詞成功的形塑了健保辯論？更重要的是，這個現象能不能告訴我們，我們的公眾語言究竟怎麼了？
●我們失去事物真正的名字了
無論落在政治光譜的哪一點，都有越來越多的人發現：我們的政治以及政治議題的辯論與決策方式，已經走上歧路。從美國、英國到其他西方國家，無一倖免。批評民主粗糙喧鬧，已經是老生常談了——從柏拉圖（Plato）到湯瑪士．霍布斯（Thomas Hobbes）都一再論及。現在卻有充足的證據，證明憂慮並非空穴來風。
我站在BBC與《紐約時報》的制高點上，看著全球金融危機逐步開展。我很訝異的發現，每個人——政客、記者、學者——都在解釋發生了什麼事情，為什麼某些人受到的衝擊特別嚴重？解決方案是提出來了，政客或者促銷，或者排拒。每個月都有經濟數據發布。在各種媒體上，充斥著過量的新聞、評論與辯論。
林林總總的措施與訊息，很明顯的跟公眾脫節。不僅僅是一般老百姓難以測量這次危機的幅度——多數的政治與媒體菁英也是霧裡看花。許多人索性放棄了解現況的努力。菁英之間的討論，充斥著華麗的學術用語，即便他們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越來越多的人懷疑政客、商業領袖以及自認是專家嘴裡冒出來的每一個字。
遇險訊號層出不窮、形式各異。在許多民主政體，無論是現任領導者或執政黨，無論政策或政治取向紛紛中箭落馬。有的國家，民粹主義、仇外與種族主義趁勢崛起。在某些歐洲國家，全國罷工、民眾騷亂，司空見慣。幾乎到處都聽得到——討論政治現況時，總免不了的背景聲音日益喧囂、黑暗的冷言冷語——全面滲透。
在這本書裡，我要設法澄清：問題不是出在任何一組演員太過脆弱，真正核心的關鍵是語言本身。我當然不是說，修辭學是策動政治與文化變遷的主要推手。但我們將會發現，勤奮的偵探早已鎖住導致政治僵局的力量，而修辭正是這些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不過，我不會把修辭當作底層因素的副產品，而是把它放在因果連結的樞紐。跟我們共享公民結構、體制與組織，同等重要的是活生生的公眾語言；修辭一旦改變，公眾語言也會跟著變動。政治的危機，就是政治語言的危機。
這些趨勢也未必僅限於文字。除了書寫、敘述的語言被無限上綱之外，新聞與政治的影像修辭，也被壓縮進精心拍攝與編輯的畫面中，不斷重複、技巧嫻熟，且有特定傾向。我們可以把九一一大型攻擊事件，看成一件修辭的案例。在這個個案裡，飛機衝進摩天大樓，大樓隨即崩塌，也就是短短幾秒鐘的事情。雙子星代表西方的力量與價值，兩棟大樓的灰飛湮滅意味著某種可能性——力量可能瓦解，價格也會貶值。熊熊的火焰、崩裂的牆面、驚逃的人們、滾滾的煙塵，未來毀滅的場景，頓時搬到眼前。轉喻法（metonymy）、預辯法，無限上綱。
除了壓縮、誇張之外，還有別的危機。以往，在公眾討論中，科學被賦予特別尊崇的地位。今天，它只被視為一種意見。憤怒與誤解已經侵蝕辯論中（特別是在虛擬空間裡）最低限度的禮貌與相互尊重。我們越來越懶得尋找共同的語言，鼓勵價值觀與我們本質不同的文化與民族，一起加入討論。對於言論自由的容忍度逐漸流失，甚至有越來越多的人，希望能加以箝制，這種論調不只出現在專制社會，甚至在自稱尊重言論自由的西方國家也不時聽聞。
這種負面趨勢源自一股糾集了政治、文化與科技的力量——這力量超越單一意識形態、利益團體與國家機構。健康的公眾語言能夠把大眾與政治領袖連結在一起，是因為它有能力將老百姓拉進辯論中，導向更好、更受支持的政治決策。而公眾語言一旦喪失了解釋與激勵的力量，等於威脅到人民跟政治領袖的廣泛聯繫。我相信我們的民主政體就是碰到了這個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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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必須勉力了解萬事萬物，既需直視無可搖撼的現實核心，也需參透缺乏洞悉力的俗人之見。你就知道他們的意見，千篇一律。除此之外，你無法了解世人為何對於真理，會有這般的印象與態度。
——女神巴門尼德（Parmenides）的詩作
●語言與信任
你是誰，就是誰，不要試圖欺騙群眾。
請把公眾當成年人看，跟你希望能投票給你的選民，分享你確實的想法，包括痛苦卻經過仔細算計的利益交換。千萬不要瞧不起他們而言不及義：絕大多數受你服務的選民，的確不具有經濟、規畫與公眾健康的專業資格，但不意味著他們很笨，看不懂證據、聽不懂辯論。如果你能了解，也許他們也能。
幾乎所有現代公共政策的決定，都是細膩平衡下的結果。如果證據不確切，就意味著辯論雙方都擔負一定的風險，決策衡量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請承認這一點。將公眾納入你的信任範圍。如果你不準備相信他們，他們大概也不會相信你。承認錯誤，不閃躲，要快速。
別想遮掩真相。如果你是左派，發現貧富差距逐年惡化，沒有改善的跡象（就像英國在金融崩潰之後出現的現象），或者世代落差比階級不平等還嚴重，請不要固守意識形態的利基，故意否認這個事實。實事求是——然後向公眾剴切說明，為什麼這會掀起有關社會正義的爭議，或者製造未來的問題。
將複雜的公眾政策提煉成庶民語言，並不容易，卻非做不可。大致來說，現代治理就是溝通。但是在各部會或國家部門負責溝通的單位，主要的工作卻是製作懶人包。釐清來龍去脈，請幾個真正的寫手。增聘幾名動畫師、攝影師與多媒體製作人，製作更鮮活的文宣產品。在你著力於強化內容之餘，也要讓你倚靠的技術官僚群學會清晰、直率的表達方式。不管喜不喜歡，強迫他們面對攝影機與麥克風。你的焦點團體、A/B測試平台，不是用來攻擊政敵、發掘最犀利的政治語言，而是善用這些工具，讓公共政策選項，盡可能清楚的呈現在大眾面前。
民主政治在本質上，必須要有反對黨；政黨（有時是個人）的政治利益，自然會支配你的所作所為。但進入公共政策討論之際，請考慮演化生物學家所謂的交互利他主義（reciprocal altruism）。……同時切記：千萬不要掉進假設的陷阱——誤以為最好的公共政策，一定落在兩個政治極端中間。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無論政治歧見有多深，都要設法把論點基礎，攤在大眾眼前，接受公評。
●和而不同
當「觀眾」（audience）這個字的意義，不再僅是觀眾，至今在英文中還找不到百分之百滿意的對應字眼，公眾這個詞又該怎麼辦呢？媒體高層在冷冰冰的字眼中擺盪：使用者、消費者、顧客；政治人物嘴裡則是冒出個別投票者或是整體選民。這些詞展現一種工具性：我們是根據我們想從受眾身上抽離出什麼，才來界定他們的意義。如果你不想引發一夥人戴上法式三角帽（tricorn hat）揮舞燧發槍（flintlock，譯註：法國大革命時的配備）跟你拚命的話，「市民」（citizenry，譯註：法國從一三○二年開始召開三級會議，解決政治或稅收難題，分別由教士、貴族與市民組成。一七八七年，日益壯大的市民階級不滿教士貴族的專斷，發動武裝革命，攻占巴士底獄）這個詞請慎用。所以我們還是使用「公眾」（public, 譯註：政治學者經常使用public sphere,「公共領域」這個用語，即下文所指的意義）這個詞好了，至少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到一群人占用的領域：在他們覺得必須離開私人生活的時候，可以聚集在一起，傾聽大家的聲音，或者，有時也能發表自己的意見，而他們使用的語言，就是本書的主題。一個健康的、高效率的公眾語言會帶給他們什麼好處呢？他們跟我們想要提升公眾語言的品質，應該走出怎樣的第一步呢？
我們都同意公眾審議是民主最核心的理念——老百姓衡量議題的輕重緩急，決定支持哪種對策，再選出他們認為最具治理能力的黨派與領袖——那麼，「審議」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呢？在英語世界，最簡單也最有影響力的模式，就是陪審制度。陪審團審視所有證據、聽取雙方論述，考慮判決；這意味著個別的陪審員必須透過討論以及辯論，化解歧見，獲得一致的結論。
思考完美的公眾政治審議，難免聯想到陪審間的情況、想到對話過程，原則上，每一個公民都需要奉獻心力，引領最終決策。每個人——包括反對者——都有吃重的戲分。我們當然知道實際狀況複雜得多，陪審員的歧見可能更分散，但多多益善：越多關切、越多辯論、越多人投入，結果就越好。
問題是，這種期許現實嗎？陪審團需要每位陪審員到場。由於缺乏特殊的公眾職責，絕大多數的老百姓並不會表達看法，更不會批評別人的意見，只有一小部分的線上新聞讀者，會把他們看到的內容分享給朋友，更少數的他們會寫評論。在加入政黨悉聽尊便的國家，成為黨員並不附帶任何社會與生涯利益，大多數的人也不想參與政黨活動。我們不該吝惜掌聲，鼓勵這些積極參與政治的人、加油打氣的啦啦隊長、部落客、異議分子，但是民主政治的正當性，並不是靠這些人維持，而是剩下的90％，甚至更高比例的老百姓。他們不曾參與任何政黨或公眾活動，只在私底下，看、聽，或是發表意見（如果他們真的會議論政治的話）。
當代的代議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制度也不是靠（至少不會比雅典直接民主更倚賴）每一位市民，期望他們積極參與政治辯論，或者例行性的決策過程。它倚靠的是有願意、有能力吸收事實、傾聽辯論的尋常老百姓，期望他們在這樣的基礎上，每隔幾年選出代表他們行使政權的人。
也許這聽起來太溫和、太被動。但在民主政治，這是一切。超過政黨、超過領導者，事實上，這就是民主。本書的論點就是：今日政客與媒體向公眾說話的方式，讓這個民主本質性的職責更難解除；但結果卻導致公民有意識或無意識的一併捨棄他們的憲政角色。願意花工夫參與政治的人，又受到扭曲現實的觀點支配，只剩眼前的選擇。如果我們想在短時間內，凸顯問題的嚴重性，政客與媒體就要擔起責任；但是公眾本身要做些什麼，才能讓自己成為更好的民主政治主人呢？
修辭，永遠引發爭議——如果辦得到的話，柏拉圖會很樂意在修辭剛誕生的時候，直接把它掐死。我們在書裡一再發現：視而不見，或是假裝可以徹底揚棄修辭，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請傾聽巴門尼德詩作中的女神智慧珠璣，也就是我放在本章開頭的引文。至少我讀起來，在這個發人深省的片段裡，女神很清楚的分辨出真知與意見間，是有差別的，卻也提醒我們：在直抵問題核心之餘，也要注意俗人錯誤的意見，兩者在本質上一樣重要。而修辭就是這些意見成形與分享時的語言。
女神在指令中暗示：意見與意見的修辭永遠黏著我們，如影隨形。世上並沒有什麼魔法棒或者美化工程，能把我們從現實世界傳送到另外一個地方，在那裡，只有完美的事實、完美的真實性，不管什麼，都沒有瑕疵。這不是我們人類的本性，自然也不會是語言的本質。
讓我們把公眾語言放進公民教育的核心。憲政史、政府分權的結構設計、法案如何變成法律、法庭的運作實況——這些內容當然應該進駐孩子的課程表，但是沒有一個比得上駕馭公眾語言。極少公民有機會參與立法程序。即便全盤掌握英國下議院或美國參議院的工作細節，也無法幫助搖擺選民拿定主意。但每一次他們讀或看一則新聞、聽一場演講、打開一個行動應用程式，甚至看一則廣告——全都是無所不在的修辭。寄望修辭能成為理性思辨、批判說服的藝術，再也沒有比讓批判受眾（critical audience）崛起更重要的助力了。
我們要教孩子分析每一種公眾語言，從行銷話術到電視、廣播、網路與社交媒體裡最高尚的政治宣示。年輕人應該學習政治修辭與廣告的歷史，研究個案，用文字、照片與影像，開創他們自己的公眾語言。
媒體，尤其是有使命感的媒體，像是BBC或者《紐約時報》跟各類機構—博物館、智庫與基金會一樣，扮演重要角色，推進觀眾對於科學以及其他政策領域的了解。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遇到立場偏執、論述可疑的訊息要示警；還要幫助閱聽大眾，在每個主要政策領域——經濟、地緣政治、科學與社會——建立自己的思考模型，將每天的統計數字、政治宣示，調整成適當比例，放進可能性評估的情境裡去了解。他們要知道怎麼挑戰不同模式，在不斷變動的環境裡，又要如何調整。
如果真有什麼黏著劑可以穩固脆弱的公眾領域，比較可能的是正確修辭，而不是某種睿智的新法令。讓我們記住一件事情：這種修辭跟其他的人文學科一樣、跟各種偉大的藝術一樣，面對人類社會最糾結的難題——我們要怎麼樣跟他人相處？請教導我們的孩子修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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