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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本寫給戶外人的書
每個人和山的緣分不盡相同，山頂只有一個，人的故事卻有無限個，更別說臺灣還是世界上山岳密度數一數二的「山之島」呢？我曾詢問母親她年輕時有沒有爬山，她說大學時有走過五、六年級生皆知的溪阿縱走，但卻是被「騙」上去的，實際上她一毫無經驗，二毫無裝備，過程可說是跌跌撞撞。就我聽來，反倒懷疑當時邀請她的登山社學長是否別有居心？總之，媽媽雖然當年追求者眾，個性卻出奇地固執，全程不願意接受任何幫助，不然我爸可能換人當了也說不定？有趣的一點來了，如果同樣的故事放到現代的社交網路上，這位學長恐怕會被批得體無完膚，因為他不考慮新手的安危，出了山難他又該如何交代呢？
登山健行活動普遍流行於當時的年輕人之中，社團發展可說是風起雲湧。然而時序推演到了我讀大學的時候，大概是四十年後，世局卻變得相當不一樣。剛升大二的時候，我偶然經過學生社團的聯合召募活動，看到一幅令我駐足嚮往不已的登山社海報──幾位背著大背包的人，成單一縱隊走在藍天白雲之下、廣闊草原之上，下方的廣告詞依稀記得是「我們在畫中行走」。但我考慮到系上繁重的學業和熱愛的籃球，當下並未回應山的呼喚，轉身離去。攤位空無一人，桌面上只擺著一張寥寥數人簽名的表格，和一支缺了筆蓋的原子筆。
大學畢業，進入社會工作數年之後，一來趨於穩定的生活使人感到無聊，二來受到當時流行的「臺灣人一生一定要做的三件事」感召，使我再也壓抑不住衝動。但我面臨的情況，卻和我母親的年代大不相同了！不只親朋好友無一在登山，網路上找到的商業隊伍也毫無任何認證可言。國家公園和林務局的網站上，絕口不提這類業者的資訊，一團的風評如何，得靠自己的力量耐心爬文，而且還不保證能找到有用的資訊。最後，我選擇了狀似規模甚大的商業嚮導公司，然後等待了整整一年才抽到排雲山莊的舖位，在二○一五年一月一個冰冷、晴朗的早晨，登上了臺灣第一高峰──玉山。
這整趟從山下到上山的心路歷程，讓我開了眼界。一是臺灣的山真是太美了，二是竟然抽籤等了一年才上來，三是為何登山的夥伴這麼難找，四是我──人生首次登百岳的菜鳥──竟然在途中意外受到指派，擔任了押隊的「臨時嚮導」。原來因為客戶人數眾多，加上大多未曾在三千公尺以上登山，導致隔日登頂途中狀況百出：不只隊伍越拖越長，部分團員頭暈不適在路旁嘔吐，還有一位先生因為背了過重的攝影器材，舉步維艱，一位嚮導見狀只能跟著行走。三個嚮導，三十多人的大團，到後來竟然分裂為許多各自為政的小隊，只有一位在前帶路，其餘兩位忙著照顧落隊的客戶，被迫押隊的我在隊尾目睹這一切，心裡一半是哭笑不得，另一半則擔心自己是否能趕在日出前登頂。幸好最終我壓線通過，順利地觀賞到雲海上日出的壯闊場面，但排隊跟主峰石碑拍照的過程可冷得我直打哆嗦！
回家之後，我開始思索這一切的現象是從何而來，以及是否還有許多人跟我一樣，碰上一模一樣的狀況呢？我心裡暫時沒有任何答案。但就像是登山一樣，隨著我燃起對山的熱愛，足跡逐漸遍布各地的山徑步道、遇上了形形色色的人、聽到千奇百怪的故事、瀏覽無數網路上反覆的爭論，我穩步爬升，致力讀山、讀人和讀史，所見到的風景益發寬闊。現在，雖然還不知道終點在何方，我想我準備好解答一部分的問題了。只不過如果我向你預告接下來的內容，你一定會大吃一驚，問題的源頭並非臺灣的政策與體制，竟然可以一路回溯傳說中摩西分開紅海的年代！
準備好來一場跨越古今中外的人與自然關係之旅了嗎？讓我們開始吧。
Part 1 西方的山與荒野
約莫是一九七○年代中期開始，西方的環境保護運動逐漸片段地傳入臺灣公眾的可見範圍，很多人都還記得海洋生物學家瑞秋．卡森（Rachael Carson）寫的《寂靜的春天》（Silent Spring），是多麼地兼具人文關懷和科學素養，令人不得不正襟危坐面對我們環境中的公害問題。其後韓韓、馬以工的《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專欄，更是在一九八○年代捲起一波臺灣的環保啟蒙運動，於是有更多飄洋過海來臺的名字和理念一一出現，比如美國生態學家李奧帕德（Aldo Leopold）的土地倫理和思想家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公民不服從等，其影響力之巨大深遠，一直到現在都可以在各式各樣的本土著作中找到他們的影蹤。
但我並不是一位環保運動份子，也不是自然寫作作家，而是一位戶外活動愛好者，尤其喜歡登山。這些名字對我來說卻也不陌生，是為什麼呢？許多人在看待來自西方的著作時，往往都太過看重論述之中的實用面和知識面，以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他們也都是戶外活動的愛好者！正是秉持著這一份以戶外活動栽培而成的愛，這些文武雙全的思想家才能接力建構出一套席捲全球的環境哲學。換句話說，是因為先有鼓勵人們走入戶外的思潮和文化，才會產生我們所見的現代環保運動。然而這般的思潮與文化是如何演進而成的呢？我們臺灣人該如何從中借鏡呢？這就是本書想要解答的終極問題──人與自然的關係的進化史。
但我骨子裡仍是一位登山者，所以會花不少篇幅介紹西方的登山運動，畢竟近代人與自然的關係，幾乎都是由實地走訪現場的人獨領風騷，而登山運動是裡面最引人注目的一環。臺灣是一個多山的小型海島，約有七十%的土地皆被歸為山區，超過三千公尺的高山密度更是驚人，稱為「山之島」一點也不為過，但由於精神思想、社會變遷、科技文明、歷史人文、自然環境、政策體制上的先天差異，我們的登山運動具有完全不同的風貌。散落於喜馬拉雅山脈的八千公尺以上巨峰，毫無疑問是最引人矚目的舞台，許多國際上最暢銷的山岳讀物，亦來自這個空氣稀薄的死亡地帶（death zone），例如改編成電影的《聖母峰之死》（Into Thin Air）；然而臺灣因地處亞熱帶的緣故，高山降雪量不穩定，別說是高聳入雲的喜馬拉雅山脈，就算是西方登山運動的搖籃──阿爾卑斯山脈──也因為擁有冰、雪、岩的先天環境條件，對我們形成一道認知的障礙。
若是望向位於溫帶的日本，雖然我們同樣是山多平地少的海島，日本人卻得利於明治維新造就的富強、穩定的降雪量和引入甚早的西方登山運動，也成功於世界登山史中占有一席之地。曾受傳統登山大國英國統治的香港，即區分了「行山」和「攀山」的差異，前者的行程主體純倚賴雙腳行走，後者卻是需要四肢並用和技術裝備的攀登；反觀臺灣，由於登山理論的建構與傳播僅限於一小群民間愛好者，登山、爬山、健行、攀登、攀爬等詞長年處於混用的狀態，頗為容易引發誤會。本書的另一個使命，就是以文化的角度切入西方登山運動並與臺灣互相比較，嘗試找到一個建構臺灣新戶外文化的方法。
另一個展望西方的理由，是因為臺灣山域有許多引自國外的概念與體制，比如說家喻戶曉的百岳、國家公園、國家森林遊樂區、自然保留區等，但民眾卻不甚瞭解是什麼樣的西方思潮創造了這些體制，讓制度文化反過來影響了精神文化，倒果為因。這其中最大的弊端，就是我國不似自然形成制度的西方國家一般，藉著關注環境的輿論力量來持續改革體制，讓橫向移植的結果陷入「先求有，無人求好」的窘境。不只是環境政策如此，直到二○一九年「山林開放」的政策實施之後，中央政府才開始以積極管理作為取代戒嚴時期的封山封海，即可見一斑。
我相信大家透過這場歷史之旅，一定能發現喜愛山、熱愛自然的心是古今共通、不分中西的存在，而相互比較異同的結果，也能讓我們以更宏觀的視野看待我們的寶島山林，不只是增廣見聞，也能從西方經驗中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臺灣。
雖然乍聽之下有些無聊，但如果我跟你說，許多我們現在所見的臺灣環境政策問題，其實都可以回溯到《舊約聖經•出埃及記》中倉皇逃亡的古希伯來人和分紅海的摩西？許多課本裡提到的西方先哲，甚至是移民美國東岸新英格蘭地區的清教徒，也都和土地倫理、公民不服從等概念息息相關？原來西方登山運動和工業革命脫不了關係，但源頭卻不是積雪的阿爾卑斯山脈，而是仕紳在英國鄉間的詩人漫步，和求知若渴的博物學家？我們臺灣的原住民族常跟保育體系格格不入，其實遠因是美國文人墨客對荒野的浪漫想像？是的，一點也不誇張，正是如此！殖民主義和全球化對臺灣的影響，第一眼給人的印象都是浩蕩混濁的江洋，但我相信透過本書抽絲剝繭的溯源，最終大家都能得到一份身處清幽的高山溪谷，望著涓滴細流自岩縫中溢出的爽快。
1 城市、田園、荒野：西方與自然的關係
大家可能會覺得奇怪，我第一個要介紹的居然不是山，而是平地？無聊的平地有什麼好談？事實上，論及西方登山活動的根源，廣義來說並不是始於冰雪覆蓋的群峰，而是始於都市近郊的原野和丘陵，和西方人對原始自然環境的態度轉變。從現代人的角度來看，這樣想可能有些奇怪：徜徉於美好的大自然，難道不是老生常談嗎？不只是西方文明史，甚至從更早期的部落社會起計，未開化的荒野和人類文明長期處於勢不兩立的狀態，一個是險惡、龐大、無法控制的自然力，另一個卻是提供安全、庇護和穩定糧食的來源，讓自然成為文明必須征服、馴化的敵人。若不是如此，原始的人類社會即沒有安身立命的所在。
試著想像我們是先民的一員，必須辛勤耕作、狩獵、採集才能維持生計，中世紀前歐陸廣泛、幽深、充滿未知的森林，相對於受到包圍的人類聚落，構成了心理上的威脅。諸多古老民間傳說中，食人魔（ogre）、狼人（werewolf）等皆是駭人的怪物，大家在奇幻小說或電影中常見的山怪（troll），即來自於北歐的民間故事，相傳是路西法（Lucifer）的追隨者被逐出天堂時，一部分落於森林後化身而成的怪物。
即使古希臘、羅馬古典文學中不缺對自然的禮讚，但背景卻是拓墾後的田園景觀，所謂的美好自然即是對人類有用處的自然。西元前一世紀的羅馬詩人盧克萊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即在《論萬物的本質》（De Rerum Natura）中指出，在文明的範圍之外，地球大部分的區域都被山、森林和野獸占據了，是個令人遺憾的缺陷，但幸好人類已經脫離弱肉強食的原始環境，獲得控制自然的能力。同期詩人維吉爾（Virgil）的《農事詩》（Georgics）之中，也表達自然是給予人類舒適、便利的存在，並且讚頌田園生活的美善：「安穩、和平的鄉村之中，擁有各種豐富的資源、洞穴、生機盎然的湖……牛哞叫的聲音和樹下的安眠，年輕人在此受訓勞動，習於簡單生活、對神的敬愛，和對父執輩的尊崇。」至於野地一方的代表，則可從希臘羅馬神話故事中得到靈感，比如說森林之王潘（Pan）除了擁有人類的軀幹和山羊的角、四肢、耳朵和尾巴，更滿溢著無窮的精力。意為驚慌的英文字「panic」，即得自先民對森林中未知現象的恐懼，一些不尋常的動靜，皆可能會被認為是潘正在接近他們、圖謀不軌。
影響西方人觀點的最關鍵因素，則是猶太與基督教（Judeo-Christian）深植人心的教誨，《聖經》為其中翹楚。《聖經》的中心思想即是：神為人類創造萬物，人類為神選的管理者，是萬物的主宰。「神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著我們的樣式造人，使他們管理海裡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並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蟲。」（創世記1: 28），即非常具有代表性。那麼，理想的世界是什麼樣子呢？答案則是藏在伊甸園的描述之中，果樹提供食物，河流提供水源，土地提供金子、珍珠和紅瑪瑙，但隨著亞當和夏娃偷嘗禁果，雙雙被神逐出伊甸園，從此亞當「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創世記2:19）。由此可知，脫離了安全無虞、食糧唾手可得的淨土，下一個理想狀態就是透過辛勤開墾，闢出適於居住的富饒田園，就像馴服野生動物來協助務農、運輸一般，耕作亦是一個去除荊棘、掌控土地的過程。
如果我們探究希伯來人極為乾燥的生活環境（近東一帶），就可理解為何水源寥寥無幾的荒野受人厭惡，而迦南則是流著奶與蜜之地。《舊約聖經》之中的上帝為處罰墮落的所多瑪和蛾摩拉雙城，也是降下天火，化其為鹽沼和荊棘叢生的不毛之地，但對於忠心的人們，則答應「發光的沙要變為水池；乾渴之地要變為泉源」（以賽亞書35:7）。然而，雖然荒野環境惡劣的本質不變，他同時也是耶和華為了讓子民準備踏上應許之地，特意降下的身心考驗──摩西即是在偏遠的西奈山上領受十誡，代表自己的部族和神訂下聖約，所以荒野同時是不宜人居的邪惡領域，同時也是躲避社會腐化、壓迫，且可淨化心靈的庇護所。即使是日後中世紀的溫帶歐洲，廣泛的森林雖不同於希伯來人的沙漠環境，注重與世隔絕、沉思冥想、自我犧牲和紀律的苦修主義（monasticism）依然傳承了這份精神，此舉也反映了當時戒除欲望，專注於求取神性祝福的宗教理念。但同樣的精神卻不鼓勵人們欣賞自然，因為自然畢竟只是遠離世俗之後的必然目的地，沉迷美景──而不是專心修道──將無助於信徒獲得救贖。
西方歷史之中，第一位出於休閒需要而登山的紀錄，應是義大利學者和詩人佩脫拉克於一三三六年登上旺度山的事蹟。起先他只是單純感到行於山水、森林之間令他快樂，所以和兄弟一同登上了海拔一九○九公尺的山巔。眼前的遼闊風景使他目眩神迷，雲朵於從腳下飄過，地平線上依稀可見銀裝素裹的阿爾卑斯山脈，只是回程時他卻突然想起隨身攜帶的書──聖奧古斯丁的《懺悔錄》（Confessions），然後還恰巧讀到裡面勸人追求救贖，不要眷戀山景的篇章，令他羞愧難當，快步下山。從佩脫拉克先喜後惡的矛盾情緒，可見中世紀的觀念是將欣賞風景視為世俗享受之一，只會妨礙堅定自身的信仰。此外，根據古羅馬史家蒂托•李維（Titus Livius）的記載，馬其頓的國王菲力浦五世於西元前一八○年曾登上希繆斯山，並宣稱他只是想證實是否在山頂能同時望見亞得里亞海、黑海、多瑙河和阿爾卑斯山，但李維在文末懷疑這位國王只是在藉故尋找入侵羅馬的路線。另一筆紀錄則是在第二世紀，當時的羅馬帝國皇帝哈德良登上了埃特納火山，只為在山頂上欣賞日出。我們應可以合理推測，古時候人們並非全然排斥登山賞景，只是大多沒有留下紀錄。在佩脫拉克事後撰寫的信件之中，他更提到途中曾遇上一位老牧羊人，其人宣稱他在五十年前就登上過那座山了，其實就跟臺灣的山峰一樣，首登的日本人也只能以「文明人」身分自居，和踏足山域千百年的原住民族作出區隔。
總結來說，自然要對人類有貢獻，才有價值存在，好的樹會生產果實，好的動物會和人類和平共處，好的土地要平坦、肥沃且鄰近水源，正如伊甸園或巴比倫的空中花園一般：相對來說，荒野則是一切的相反，荊棘妨礙行動、走獸威脅生命、毒物使人虛弱、風暴夷平建築，是先民必須克服的頭號敵人。越來越多的土地受到開墾，即代表著文明的進步和人類的勝利。在這段漫長的時期當中，求生和宗教是人類文明的主軸，除了出於貿易、墾荒、修道、軍事等理由而不得不遠行之外，西方人大體上懼怕荒郊野外，更別說是攀登山峰了。讀到這裡，大家應該能感受得到，宗教是決定西方人與大自然關係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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