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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細節．真實．偶然性
本書所講的，是北宋政治家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的歷史，敘事時間上接《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那本書從司馬家世一直講到仁宗朝結束，是以司馬光的成長為主線的真、仁兩朝政治史。本書從仁宗養子英宗委屈糾結的即位開始，一直講到哲宗初年司馬光含恨離世。
英宗荒唐的四年給北宋政治造成了深度傷害，財政困難加劇，官僚集團裂隙橫生。作為英宗之子，血氣方剛的神宗因而背負了為父親和血統「正名」的責任，必欲「大有為」。開疆拓土、治禮作樂都是題中應有之義，然而財政困窘其奈何？王安石「乃能趨赴，以向聖意所在」，施展理財之術，創為青苗、免役諸法，以朝廷而行商賈之事，與富民爭利，多方斂財，乃使國庫充盈，有效配合了神宗的拓邊事業。王安石與神宗先後相繼，變本加厲，「一道德」「同風俗」，斥「異見」「人言」為「流俗」，棄「祖宗之法」於不顧，自熙寧二年（一○六九）二月王安石參政至元豐八年（一○八五）三月神宗駕崩，十六年間，「靡然變天下風俗」，把仁宗朝獨立思考有擔當的士大夫改造成為工具性十足的官僚。理想主義在消逝。北宋前中期朝堂上「異論相攪」的寬容風氣，君主體貌大臣、存恤「大體」的「和氣」氛圍，宰相大臣、侍從台諫敢爭是非的獨立精神，都在崩解消散。「危辱時代」即將來臨。司馬光抗爭不得，自熙寧四年（一○七一）起，退居洛陽十五年，成就了偉大的《資治通鑑》。
神宗駕崩後，哲宗少年即位，神宗之母太皇太后攝政，邀請司馬光還朝主政，更化調整。司馬光對於「神宗的官場」缺乏基本認識，對追隨者毫無約束意願，對國家的實際狀況缺乏調查研究，對政策調整缺乏通盤考慮，無班底，無手段，無能力，無經驗，空懷一腔熱血，以皎皎之身投諸滾滾濁流，執政十六個月即抱憾而終，徒留一曲失敗英雄的悲歌。
司馬光身後，官僚集團的矛盾白熱化，陷入「惡性分裂」，宋朝政治跌入「危辱時代」。士大夫因內鬥自我消耗，集體迷失方向，失去了制衡皇權的力量。皇帝和宰相將個人私欲與派別利益置於王朝整體利益之上，朝有弄權之相，國無「大忠」之臣。大宋朝廷失去了調節社會矛盾、應對內外打擊的能力。最終，女真人兵臨城下，結束了這個可恥的時代。
是的，我要講的，是一個有關衰亡的故事，是北宋政治文化由盛轉衰的歷史，而司馬光是貫穿其中的敘事線索和核心人物。
宋朝歷史中的很多事件和人物，貌似盡人皆知、題無剩義，實際上人們所了解的，只是一個從開頭到結尾的簡單輪廓，至於特定開頭是如何走向了特定結尾的，中間過程如何，「相關各方」的選擇如何，彼此間是如何互動的，我們即使不能說是一無所知，也是知之甚少。現時代史學研究者的任務，我以為，就是通過扎扎實實的研究，儘可能地揭露細節，通過細節展現過程，接近真實。
十六個月的「司馬相業」，導致了後世對司馬光評價的兩極分化，愛之者視之為悲劇英雄，不吝讚美；惡之者斥之為頑固保守，大張撻伐。認識分歧巨大、冰火不容的雙方，卻擁有共同的認識前提：那便是，這十六個月裡，司馬光得到了太皇太后的絕對信任，擁有呼吸之間成禍福、改變一切的洪荒之力。
然而，「細節」卻告訴我們，在執政的最初九個月當中，司馬光其實是「什麼也做不了」的。首先，中央領導集體人員構成新舊力量對比懸殊，司馬光一派處於絕對弱勢。其次，神宗元豐改制後的「三省宰相制」給司馬光所提供的施政空間極其有限。元豐新制仿照《唐六典》把宰相府一分為三──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三省長官俱為宰相，按照政務處理程序分工，中書取旨，門下複核，尚書監督執行。三省宰相中，中書省長官負責上奏皇帝聽取最高決策，穩定擁有議政權，實際上把握著「政治的權柄」；而司馬光只是門下省的第二把手，他的盟友呂公著是尚書省的第三把手。在「三省宰相制」中，根本輪不到他們說話。最後，司馬光和太皇太后都缺乏拋開體制、另起爐灶的能力和意願──太皇太后是政壇新手，初學乍練，缺乏經驗；司馬光骨子裡尊重體制，缺乏像王安石那樣的魄力。這就是「司馬相公」的體制困境（本書第三十二章）。
九個月之後，神宗舊相中最具影響力的蔡確、章惇外放，高層人事調整結束，理應提倡和解，打破新舊間的芥蒂，從思想上解放在神宗時代成長起來的絕大多數官僚，集中力量致力於政策調整。然而，大宋朝廷卻無力完成這一轉變。在「政治實習」的過程中，太皇太后與台諫官之間建立了更為緊密的信任關係。台諫官的年輩和職務特徵讓他們更傾向於從教條出發，非黑即白，誇大對立，鼓吹仇恨。在台諫官的引導下，太皇太后的核心關切轉向了對自身權威的維護；對於身居高位、更具全局眼光的宰相大臣，她已經不再信任無間。司馬光的健康狀況江河日下，日益陷入有心無力的境地。呂公著、范純仁極力主張和解，卻無法左右太皇太后。「和解詔書」終於頒布執行，卻刪去了最關鍵的內容，實際上等於一紙空文。在政策調整方面，司馬光的政策主張漏洞百出，章惇的批評合情合理，可是，被「政治正確」矇住了眼睛的朝廷卻選擇「站在司馬光一邊」。被政治糾葛高度扭曲的政策選擇，已經無法因應政府和社會所面臨的真實問題。北宋政治，除了可恥地墮落，不可能再有其他結局。
以上種種，唯有進入細節，才能「看見」。然而，進入細節之後，我們難免會由衷感嘆「偶然」對歷史發展的塑造力。比如，仁宗與英宗的關係，倘若英宗是仁宗親子，或者倘若仁宗對英宗的承認來得不是如此艱難被動，那麼，英宗朝及以後宋朝政治的走向很可能是另外一種樣子。再比如，倘若張方平的父親不是那樣長壽，偏偏在兒子被任命為副宰相之後離世，那麼，以張方平的能力，他一定能擔當起整頓財政的責任來，而王安石也就未必會獲得神宗的信任和重用。仁宗無子是偶然，張方平喪父是偶然……無數偶然的碰撞，最終鑄成了實然，這便是我們看見的歷史。
二、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倘若只是揭露細節、展示「偶然」，本書傳遞給人的信息則未免太過悲觀，彷彿人只能做「偶然」的奴隸──當時人逆來順受，後來者徒呼奈何。「偶然」的背後，還存在著非偶然的結構性因素，這便是政治制度與政治文化。
北宋政治是皇帝制度下的王朝政治。皇帝制度之下，王朝政治以一姓統治的長治久安為最高目標，追求一個「穩定」──整個社會生產生活秩序的穩定，兩個「安全」──朝廷國家的統一與安全和皇權的安全。為達此目標，王朝政治的「理想狀態」應當包括下列內容：第一，國家制度的設計傾向於地方、部門、機構、個人的分權制衡，以確保皇帝和中央的集權。第二，政策制定要避免對社會的頻繁騷擾和過度壓榨，以「不擾」為善政，皇帝與朝廷國家必須承認並敬畏社會所具有的「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集體力量。第三，在政治運作中，一方面，皇帝應當保持其超越性，克制私欲，不受制於任何利益群體（比如後宮、外戚、宦官、權臣、勳貴、強藩），並具有良好的判斷力，兼聽獨斷；另一方面，士大夫要能夠有效地輔助皇帝治理國家，這種「有效的輔助」不僅僅是作為行政官員承擔治理功能，更重要的是要及時糾正皇帝的錯誤缺失，提醒皇帝統治中可能存在的治平隱患，防患於未然，弭患於已發，消除小矛盾，避免大衝突。
以上述標準衡量，截止到仁宗朝的北宋政治，已接近於「理想狀態」，取得了皇帝制度下王朝政治的「最好成績」：第一，國家制度設計精良 ，近乎完美地實現了分權制衡，基本消除了強藩、宦官、權臣、外戚等因素對國家統一和皇權穩定的干擾，做到了「百年無內亂」。第二，政策制定顧及社會的承受能力，在國家利益與社會利益之間尋求平衡，避免過度擾民，所謂「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第三，批評糾錯機制實施有效，這套機制包括複雜精密的輿論、監察、信息溝通制度，以及包容批評的思想基礎和政治風氣──「最好成績」的政治不等於沒有問題，而是有問題能夠被及時指出，加以糾正。
北宋政治的三項核心特徵──分權制衡的制度設計、追求國家──社會平衡的政策傾向以及實施有效的批評糾錯機制──之中，制度設計具有較強的穩定性或者說惰性；政策傾向與批評機制的穩定性則是脆弱的，影響其穩定性的主要是人的因素，可以分為皇帝因素、宰相大臣因素和士大夫因素。
第一，皇帝因素，包括皇帝的思想、道德和心理因素。皇帝制度之下，皇帝「享有至高無上，超越一切制度、法律的權力。來自臣下的任何限制，如果他想拒絕，都有權拒絕；他的任何荒謬決定，只要堅持，臣下都不得不執行」。只要不打破君臣秩序，就沒有任何力量可以對皇權實施強制性約束。作為皇權的行使者，「皇帝」具有雙重性。一方面，作為時間序列中「列祖列宗」的延續，和空間秩序中「代天理物」的人間統治者，皇帝代表著包括朝廷國家和社會在內的「江山社稷」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他應當做出符合上述利益的選擇和決定──這是「抽象的皇帝」。另一方面，皇帝又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巨大的權力讓他可以任意妄為、打破一切制度和傳統的約束；當然，這樣一來，皇帝本人、朝廷國家以及整個社會，都將付出慘重代價──這是「具體的皇帝」。「抽象的皇帝」通過「具體的皇帝」來表達，行使皇權。如何讓「具體的皇帝」更接近於「抽象的皇帝」，是皇帝制度的最大挑戰。在北宋政治中，「抽象的皇帝」應當尊重政策制定中的國家與社會利益平衡原則，避免個人私欲的過度膨脹；「抽象的皇帝」還應接納士大夫對皇權的約束，對批評採取開放態度，承認這是一種正向的力量。那麼，怎樣才能讓「具體的皇帝」做到這些呢？歸根究柢還是要靠教育，包括本朝傳統的薰染、儒家經典的學習和士大夫集團特別是宰相大臣的引導。當然，教育不是萬能的，「具體的皇帝」的具體遭遇所造成的具體心理狀態，會影響甚至逆轉政治的方向。
第二，宰相大臣因素。宋朝以樞密院分掌軍政，宰相府只管民事，宰相府與樞密院合稱「二府」，二府長官構成了廣義的宰相群體。宰相「佐天子而理大政」，「入則參對而議政事，出則監察而董是非」，同時擁有參與最高決策的權力和監督百官執行的權力。因此，不管是對於國家政策的制定，還是對於批評機制的維護，宰相的想法、說法與做法都具有風向標的作用。作為士大夫集團的領袖，宰相代表群臣引導、規諫皇帝；作為政府首腦，宰相大臣本身也要有容納批評的雅量。
第三，士大夫因素。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意識形態賦予了士大夫教育、引導、規諫皇帝的權力與責任，士大夫引用儒家經典、天意人心與祖宗法度對皇權施行約束。這種約束，就其本質而言，屬於非強制性的道德約束。因此，作為一個整體，士大夫必須展現出較高的道德水準；或者更確切地說，集體的道德敗壞會使士大夫喪失約束皇帝的力量。衡量士大夫集體道德敗壞的標準，不是個別人物的道德水平，而是這個群體是否陷入「惡性分裂」。所謂「惡性分裂」，指士大夫群體分裂成為利益集團，集團利益超越朝廷國家的整體利益，成為影響個人與群體政治選擇的決定性因素，集團之間黨同伐異，互相攻擊，甚而至於水火不容、你死我活，其表現形式包括政治清洗、政治黑名單等。一旦陷入「惡性分裂」局面，「忠義廉恥」必然變成虛偽的口號，士大夫必將跌下道德制高點，淪為權勢的奴僕；而皇帝也將失去超越性，不得不與更善於玩弄權勢的集團結合。一個王朝也就距離滅亡不遠了。
王安石變法導致了北宋政治的逆轉。當然，這一切不能只歸咎於王安石，逆轉的根源在英宗朝就已經埋下。漫長而艱險的即位過程造成英宗心理扭曲，行為失當。神宗少年即位，力圖為父雪恥，「大有為」之心呼之欲出。皇帝因素發生變化，王安石作為宰相，只不過是逢君之欲，順勢而為。
首先，王安石變法改變了北宋朝廷國家的政策傾向。「出政發令之間，一以安利元元為事」，在朝廷國家的目標與社會利益之間追求平衡的政策傾向消失了。不管變法派如何標榜「摧抑兼併」「凡此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但是神宗的府庫裡積攢下來的錢物是事實俱在的。哲宗即位之初，戶部尚書李常算過一筆賬，「今天下常平、免役、坊場積剩錢共五千六百餘萬貫，京師米鹽錢及元豐庫封樁錢及千萬貫，總金、銀、穀、帛之數，復又過半，」總計達一億貫以上。而這是在神宗對西北用兵、開疆拓土、長期消耗之後剩下來的錢物。變法的斂財本質不容否認。至於新法推行人員的違規操作對當地社會造成的損害，王安石的態度基本上是置之不理，只問其「實利」多少，「功狀」如何。處理程昉淤田「廣害民稼」案，處理王廣淵在京東強制推行青苗貸款案，皆如此類。
其次，王安石破壞了寬容政治共識，釜底抽薪，撤掉了批評糾錯機制得以發揮作用的思想基礎。北宋士大夫群體的「惡性分裂」出現在哲宗親政以後，然論其根源，則必上溯至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本人反對「異論相攪」，主張「一道德，同風俗」。在王安石的縱容鼓勵下，神宗不再承認批評是一種正向的力量，斥之為「流俗」，理直氣壯地拒絕約束。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之說：天變沒什麼可怕的，「祖宗」也不再值得效法，而一切反對變法的言論都是流俗，不值得留意。那還有什麼是可以約束皇帝的呢？王安石還告訴神宗，「上身」即「祖宗」（第十三章），「活著的皇帝本人」就是「祖宗」，可以自我作古，而不必聽命於太廟中的死人牌位──神宗被徹底「解放」了，皇權被從無形的籠子裡放出來，北宋政治從寬容走向了專制。
神宗朝的專制，按照時序，首先表現為「皇帝支持下的宰相的專制」；然後表現為「皇帝的專制」，宰相淪為高級祕書。南宋政治中特別突出的「權相」現象，即濫觴於此。這兩種專制在本質上都是皇權的專制。正如劉子健先生觀察到的，「從北宋末到南宋，原本分享的權力逐漸被皇帝和權相集中起來，官僚參議朝政的空間近乎於無，沮喪越來越普遍地成為士大夫的典型心態」。
最後，以逐利為目的的政策傾向，斤斤計較的賞格罰條，過度依靠法度、忽略道德、抹殺官員個人能動性的用人方針，培養出工具性極其突出的「新官僚」，他們服從、高效、無心肝，只關心上之所欲，不關心下之所苦，其極端典型是神宗御筆親題的「內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的吳居厚。如學者指出：「官僚像商人追逐利潤一樣將新法推廣到帝國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日常所面對的正是利益的算計和官位的升遷。在這種背景下，一種新的士風開始形成。」仁宗朝歐陽修那種「但民稱便即是良吏」的為官理念，和「不見治跡，不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的行政作風，一時煙消雲散。
神宗與王安石相得「如一人」的千古君臣知遇，被當時的宰相曾公亮嘆為天意。這天意的背後，是君臣間共同的思想基礎──王安石與神宗都受到法家的深刻影響。南宋的李燾作北宋編年史《續資治通鑑長編》，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即位之前，神宗曾親自抄寫《韓非子》。從某種意義上說，是王安石和神宗共同造成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
我希望讓學術的回歸學術，以樸素的歷史學態度來觀察「王安石變法」──把它「回放」到當時的歷史情境中去，看做法，看結果。王安石的新法中有很多從「現在」看過去顯得非常「先進」「具有現代性」的做法，比如青苗法像小額信貸、免役法像現代稅制，然其本質卻是似是而非的。倘若「混淆了歷史時代的界限，任意地把古今中外的事物拉扯在一起」，所得的解釋就必然是「不倫不類」的。把新法中的某些做法從特定的歷史情境中「抽提」出來，用現代的邏輯去解釋、包裝，這種做法，是打著歷史的旗號反歷史，必須警惕。新法是由朝廷制定的國家政策，政策要實現，必須作用於社會。因此，要評價新法，必須看它在當時的實施效果，包括對朝廷和對社會兩方面的效果。總體而言，新法具有強大的斂財功能，與民爭利，「富國強兵」。但是，綜合目前已知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似乎仍難斷言新法在多大程度上對宋朝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破壞；個人認為，王安石和神宗的做法對於宋朝最大的損害不在經濟方面，而在政治文化方面。北宋政治走向了皇帝和宰相的專制，士大夫參政空間被極度壓縮，批評糾錯機制失效，腐敗橫行，朝廷國家因而喪失了因應內外打擊的能力。國破家亡的慘劇雖然發生在徽宗──蔡京治下，根子卻在王安石與神宗。
三、作為「文字」的史料
北宋政治的法家轉向隱藏在諸多偶然事件的背後，這些偶然事件和活動於其間的各色人等推動著北宋政治的走向，人物、事件構成了本書的主體。選取不同代際的代表性政治人物，以人物故事為線索探尋和描述北宋政治的演變軌跡，這是我為自己選定的北宋政治史研究路徑。北宋的政治代際可以粗略地分為五代：與太祖共同創業者為零代，趙普是其中的代表；掌政於太宗、真宗朝的政治家為第一代，代表人物為寇準和他的同年們；范仲淹及其同輩政治家為第二代，他們活躍於仁宗、英宗兩朝 ；司馬光、王安石屬於第三代，在神宗朝接掌大政，主導了國家的命運；再往下是第四代，包括了著名的蘇軾、蘇轍兄弟和「奸臣」們──章惇、曾布、蔡京。我選擇的第一個研究和寫作對象是屬於第一代的寇準（已出版《千秋是非話寇準》，電子工業出版社，2011年），第二個就是司馬光（已出版《司馬光和他的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在寫作方面，我為自己設定的寫作目標是：第一，吸收融納既有的專題研究成果，體察「當時常識」，力圖構築整體性的歷史場景。第二，儘可能同情地理解、平實地敘述人物選擇及其命運。第三，文字敘述力求「光滑」順暢，內容的選擇則堅持「有一分材料說一分話」的史學基本原則，史料依據、學術討論部分埋入註釋，以免影響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以上三原則，本書繼續貫徹。相較於前兩部，本書正文用了較大篇幅對「史料」進行辨析處理，因為這些辨析處理，直接關係到我們對那個時代、那群人物的理解。
研究宋代，所依靠的「史料」當然以宋人所遺留的「文字」為首選。本文所引的宋人「文字」，可以粗略地分為三類：第一類，南宋人編纂的北宋史，比如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王稱的《東都事略》。這類文字，雖今人以「史料」目之，在古人卻是史學撰述。第二類，宋代官私歷史記錄，官方記注比如皇帝的「實錄」、宰相的「時政記」、史官所修的「起居注」等，多已不存；大量存世的是各種私人記錄，比如行狀、墓誌銘、神道碑。比如最早的司馬光傳──《司馬光行狀》是司馬光的學生蘇軾在司馬光死後不久受司馬家委託所作。相較於第一類，這類文字更接近「事發現場」，理應存留更多的「原始信息」。第三類，當時人的詩文奏議，這類文字產生於「事發當時」，即便後來或有刪改，仍然保留了最多的「原始信息」。原則上，生產時間越靠前，保留的「原始信息」越多，便越能傳遞真實。然而，事實上，「文字」與真實之間的關係卻要複雜得多。在很多時候，「字面所展現的」與「實際所發生的」甚至可以南轅北轍。堪破「文字」，方能接近「真實」。
作為「文字」的生產者、主要消費者和「文字」意義的闡釋者，宋朝的士大夫了解並重視「文字」的力量，「文字」是他們抒發情感、表達思想、謀取功名、干預現實的工具。「文字」還是士大夫之間政治鬥爭的武器和戰場。哲宗朝以後，伴隨著士大夫的「惡性分裂」，「文字」中的戰鬥也越發慘烈。《神宗實錄》在太皇太后攝政時期已經修成。元祐六年（一○九一）三月四日，舉行進讀典禮，首相呂大防「於簾前披讀。未久，簾中慟哭。止讀，令進」，場面感人。然而，哲宗親政之後隨即推翻重修。紹聖元年（一○九四）四月，王安石的女婿蔡卞以為「《實錄》所紀，類多疑似不根」，請求重修；舊錄「盡書王安石之過」，新修則「請以王安石《日錄》載之《神宗實錄》」。「《舊錄》本用墨書」，紹聖年間重修，在《舊錄》上刪改，「添入者用朱書，刪去者用黃抹」，由此形成「《神宗實錄》朱墨本」──原本清楚的墨跡上朱書黃抹縱橫，就像是一場大戰之後屍橫遍野的戰場。南宋高宗時，在「朱墨本」的基礎上，再次重修了《神宗實錄》。三種《神宗實錄》，今皆不存。然而，透過李燾的《續資治通鑑長編》，我們仍然可以清晰感知到「文字」中的刀光劍影。
我們所接收和使用的，就是這樣一批帶有強烈意圖的「文字」。我試圖穿透「字面」去努力接近真實。蘇軾的《司馬光行狀》《司馬光神道碑》《王安石贈太傅制》，蘇轍的《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書中都做了不同以往的解讀。執政初期即具呼風喚雨能力的司馬光，即出自蘇軾筆下，而那顯然是一個天大的誤會。蘇軾特別強調的神宗對司馬光的特別知遇，同樣也無關事實，而是蘇軾的「建構」，這大概是蘇軾最具政治敏感力的文字了。《王安石贈太傅制》表面上看充滿了讚美，但仔細閱讀並與蘇軾同期的其他文字比對，便會發現蘇軾的皮裡陽秋。《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刻畫了一個剛愎自用、拒不接受不同意見並試圖打擊異議人士的「司馬相公」的形象，深刻地影響了後人對於晚年司馬光的認識，然而，聯繫寫作時間，便會發現蘇轍的真實用意──他要盡力撇清兄長與司馬光的關係，以求自保。排除「書寫」的偏見，才能接近真實。
是為序。二○一九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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