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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姓名筆劃排序）媒體推薦：「……畢竟沒有人能夠質疑諾貝爾文學獎的讚美，做為一個作家，漢德克『憑藉著語言的獨創性探索了邊境，以及人類經驗的特殊性』，他的著作給予了文學無聲的考驗，在他的語言底下，過往的文學都顯得太過平凡了。」─...

凱爾騰州《人民日報》週日版的「綜合消息」欄目，刊載著如下的事情──「週五深夜，A城（G區）一名五十一歲的家庭主婦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自殺。」
我母親過世至今已經快七個星期了。在葬禮上我曾有強烈的慾望想書寫她，我希望這份渴望在還沒退回麻木無語之前就展開工作。那份麻木的無語，是我得知她自殺消息時的反應。是的，展開工作──因為，想書寫我母親的這份渴望，有時會突如其來，有時卻又飄忽不定，因此必須得很努力工作，才不至於讓我太隨心所欲，比如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著同一個字母。然而這種單調的反覆動作對我並沒有幫助，它只會使我更加消極與麻木。當然我也可以離開──在路上、旅途中，即便沒頭沒腦地瞌睡與閒蕩，也不至於讓自己無法忍受。
幾個星期以來，我比平常更容易被激怒，在混亂、寒冷與靜默之中幾乎無法與人交談，每當地上出現一點小毛球或麵包屑，我就彎下腰撿起來。有時我訝異於我所握住的東西並沒有早早從我的手裡落下；想及這場自殺的時候，我會突然變得無感。儘管如此，我仍渴望著那樣的時刻，因為如此一來，麻木感消失，我的頭腦一片清明。那份驚駭讓我又好多了──終於我不再百無聊賴，身體不再抵抗，沒有費力的疏遠，沒有令人傷痛的時光流逝。
在這種時候，最糟糕的莫過於他人的參與，即便是一道目光，甚或一句話。你只能馬上望向他處，或直截了當地堵住他的嘴；因為你需要那感覺──你正經歷的事，它令人費解也無法言傳。唯有如此，我們才會感到那份驚駭是真實且意味深長的。一旦談起這件事情，人們馬上又會覺得無趣，一切突然又變成虛空。然而，我偶爾會沒來由地向人們說起我母親的自殺，若他們妄加評論些什麼，我就會生氣起來，接著，我希望他們最好能轉移注意力，用甚麼其他的東西嘲笑我也好。
就好比詹姆士‧龐德在他最新的一部電影，人們問他，那位被他從樓梯欄杆上丟下去的對手是否死了，他回答：「但願是這樣！」這時我不由得輕鬆地笑了。我一點也不在意人們開死亡的玩笑，甚至這樣讓我覺得舒服。
驚恐的時刻總是非常短暫，更多是不真實的感受，在這些瞬間之後，一切又都閉鎖起來；此時若你身邊有人，就會靈機一動，開始去關心他，彷彿剛剛的沉默對他失禮似的。
自我開始書寫以來，這些狀態似乎漸漸遠離、逝去了，或許正是因為我試著盡可能準確地描寫這些狀態。透過描寫，我開始去回憶它們，如同回憶我生命裡已經結束的一個階段，費力的回想與表達使我壓力重重，乃至過去幾週那些短暫的白日夢已經變得陌生。我時不時也會有這樣的「狀態」──日復一日的想法，那些多年來或數十年來重覆無數次機械式的原初想法，它們突然遠離，意識開始疼痛，它的內裡突然變得如此空洞。
如今這些都過去了，我已不再處於這樣的狀態。每當我書寫，必然會寫到過去，寫到一些歷練過的事，至少，在書寫的時候是這樣的。我從事文學，這份工作所顯現於外的實體存在，向來就是一個回憶與表達的機器。我之所以寫下我母親的故事，一來也是因為我認為自己比隨便一個陌生的採訪者更了解她，以及她死亡的緣由，那些採訪者也許能夠利用宗教、個體心理學或社會學的夢境解析表，毫不費力地解出這樁有趣的自殺案件；再者則是因為我自身的興趣，當我有些事情可做的時候，我就會復甦起來，最後則是因為我跟隨便一個前來採訪的局外人一樣，都把這場自殺當成是一件案例，即便我是以另一種方式。
當然這所有的理由都是信手拈來的，而且可以被其他同樣信手拈來的理由替換。有那樣的短暫時刻，我失語到了極點，並且渴望書寫這些時刻──那種渴望，與我一直以來的書寫的動機並無二致。
參加葬禮的時候，我在我母親的錢包裡找到一張郵局寄件憑證，編號四三二號。週五晚間，她在回家吞藥之前還還寄了一封掛號信到法蘭克福給我，裡面有一份遺囑副本。（為何要用快捷呢？）星期一我在同一家郵局打電話。那是她過世兩天半之後，我看見一卷貼有掛號標籤的黃色捲筒橫放在郵務人員面前──這段時間已經寄出了九封掛號信，此刻接下來的號碼是四百四十二號，這幅景象與我腦海中的數字竟如此相像，以至於我乍看之下覺得混亂，一時間以為一切都不是真的。想告訴別人這些事情的慾望，確實讓我笑顏逐開。那天是如此晴朗，雪色一片，我們吃著肝丸湯；「事情是這樣開始的……」──如果有人這樣開頭，一切就會像是杜撰的，我並不想脅迫聽眾與讀者親身體會，我只想給他們朗讀一段非常奇妙的故事。

凱爾騰州《人民日報》週日版的「綜合消息」欄目，刊載著如下的事情──「週五深夜，A城（G區）一名五十一歲的家庭主婦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自殺。」
我母親過世至今已經快七個星期了。在葬禮上我曾有強烈的慾望想書寫她，我希望這份渴望在還沒退回麻木無語之前就展開工作。那份麻木的無語，是我得知她自殺消息時的反應。是的，展開工作──因為，想書寫我母親的這份渴望，有時會突如其來，有時卻又飄忽不定，因此必須得很努力工作，才不至於讓我太隨心所欲，比如用打字機在紙上不斷敲著同一個字母。然而這種單調的反覆動作對我並沒有幫助，它...

導讀
生無例外、死無餘哀
◎廖偉棠

2019年，漢德克「運用語言的獨創性產出深具影響力的作品，探索人類經驗的邊緣地帶與獨特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作為他的早期作品，被他自詡為最成功的小說的《夢外之悲》卻與這個授獎詞看起來相反，這是一部刻意抹殺語言的「文學」性，然後去書寫人類經驗的普遍性的作品。
在其中，人生的困窘被相稱的瑣碎言語素描下來，最後凝結成一幅凱綏•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的版畫：在充滿了黯淡劃痕的石板上掙扎的母親。

「我們躺倒睡去
一隻手壓在腦袋下面
另一隻手伸向一堆星球之中

我們的雙腳遺棄了我們
用它們細小的根筋
體驗著大地
在下一個早晨
我們痛苦地將其拔出」

——也許波蘭詩人齊別根紐•赫伯特（Zbigniew Herbert）的這首詩《我想描述》更適用於描述《夢外之悲》裡面的漢德克母親，前半段是年輕時短暫閃爍過的母親，後半段則是大半生淪陷於貧困與非個性化的社會裡的她。英文版書名「夢外之悲」－A Sorrow Beyond Dreams它還有一個副標題：A Life Story，後者是反諷：你所認為的人生充滿的「故事」，不過是在幻夢之外的一聲嘆息。
漢德克在1972年的這次急促而沉重的寫作，來自一場日常悲劇。1971年，漢德克的母親瑪麗亞•漢德克因為不堪病痛折磨而自殺，表面上是病痛帶走她，實際上是無法繼續直面人生之蒼白麻木——漢德克看到了、理解了，但只能在她死後才訴諸文字去剖析。
這種剖析的困難在於，你隨時會被指控成為卡繆《異鄉人》裡的殺人犯莫梭，後者對自己母親的葬禮的冷漠被列作法庭指控他故意殺人罪的佐證。
《夢外之悲》故事以報紙上一則冰冷的社會新聞開始：「週五深夜，A城（G區）一名51歲的家庭主婦服用過量的安眠藥自殺。」這位自殺者是漢德克的母親，而彼時的漢德克是一個剛走上文壇的新晉作家。
在一個存在主義餘氛尚濃的文學時代裡，書寫母親的葬禮必然會與《異鄉人》產生關係，漢德克用「這樁有趣的自殺案件」去形容自己母親的死，一方面是表現出一種專業化的冷漠，一方面也是暗示這依然是一部小說，「我」並不完全等於漢德克本人。這個死亡事件揉合了卡繆的兩大主題：他人的死與自殺，而漢德克的超越之處是他以冷靜帶出悲憫，這種悲憫在小說中後段不長的篇幅中勻速化開，瀰漫文字中如濃霾讓人窒息。
生死揉合在這樣一句話裡：「我的母親出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一個地方，那裡也是她死去之地」。隨之而來家族歷史的敘述悲涼又枯乾，不像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熱衷的家族史那麼奇異多彩，反而像一個中國近代一個西北貧寒之家的滾滾輪迴。人的存在如灰塵，女人（母親只不過是其中一個代表）的命運尤其冷酷，一段段俯瞰式的一生回顧完全展現出未來大師的手筆——大師的能耐，在於體會異於己者的悲歡並且說出來的能力。
難怪在後來，漢德克在《多瑙河、薩瓦河、摩拉瓦河和德里納河冬日之行或給予塞爾維亞的正義》中這樣說：「我屬於托爾斯泰以來那個文學傳統……《夢外之悲》是我最成功的一部作品……我向來寧要感人至深，不要博人喝彩。」但是他的感人，很大程度是基於他的冷峻，甚至冷酷。
有「夢外之悲」，就意味著有「夢中之喜」。母親不是包法利夫人，她的微細的慾望和自由都是實在而謙遜的，即便這樣，也經不住人世的磨礪和漢德克的鐵筆層層剝離。他延續奧地利現代文學的反諷式沉思傳統，把「夢」的多重隱喻一一解構，他形容市民階層的夢大多是「顛倒之世的聯想遊戲」，「個人命運若真是有了特立獨行的發展，也會在夢的碎片中失去自我的個性……何況，『個體』只作為罵人的詞而聞名。」
在注重個人主義的歐洲文明背景下看這段話未免驚詫，然而如果放到現代奧地利歷史上看，你會赫然發現母親身上帶有這個沒落之國的隱喻。漢德克挖掘的是奧地利人的非個性化，從奧匈帝國的解體到德意志的兼併，「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德國人雙手贊成！」奧地利人呢？「『我們都相當興奮。』母親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有了群體經歷……人們在自己的意識中，看見自己所做的動作同時被其他無數的人重複著，於是這些動作行成一種運動的節奏——生活也籍此得到一種被保護且又自由的形式。」漢德克像剖析里芬斯塔爾《意志的勝利》一樣剖開民族的迷狂。
這種迷狂與它根本的貧瘠放在一起的時候，顯得如此可憐。母親因為不停的生育和父親的酗酒失業而越來越陷入貧窮，「乾淨讓窮人擁有社會能力……他們貧苦的生活景象令人厭惡，因而破壞了大眾的觀感。」漢德克如此犀利無情地抨擊國家面對貧困時的自欺，這也許是自喬治•奧威爾《巴黎倫敦落拓記》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之後，西歐文學關於貧窮最深刻的描寫，也是對歐洲文明當中包含的自欺自慰最無情的鞭撻，這時的漢德克除了是一個絕望的兒子，更是寫《守門員的焦慮》和《冒犯觀眾》的那個犀利的批判者。
這不只是那個時代的女性哀歌，而是跨時代的階級哀歌，隨著時代的「進步」，漢德克一次次看到母親獲救的可能，一次次看到這可能的磨滅。無論是作為新時代「家神」的家用電器的發明，對婦女從家務中的「解放」，還是文學閱讀的介入——這也是全書中唯一看到作為作家的兒子對母親的一次援手；還有對政治的投入。當她稍微尋覓到一些個體性，疾病和衰老已經迫不及待來到她跟前了。
這是我們的祖父母、父母都會經歷的潰敗，也許漢德克和我們都難免。《夢外之悲》的黯淡在於此，它所能激起的反抗也在此，這一切要到最後的葬禮才豁然開朗。
「人們迅速離開墳墓，而我的目光則從那裡轉移到屹立不搖的樹——我第一次感受到大自然真是如此無情。原來這是事實！森林擺在眼前，無數的樹梢不證自明；此前混亂的人群作為插曲漸漸地消失在畫面裡，我覺得自己被嘲笑，感到非常無助。而那在無以為繼的憤怒中我突然有種慾望，我想書寫關於我母親的一些事。」
——這段話的語調很魯迅，很《朝花夕拾》，充滿了倦怠與反抗的矛盾。那個過去的、將要過去、或者是遠遠未曾過去的世界，無論獨裁與自由的政治中，對母親都是剝削；與這人類社會無處不在的物質與精神上的剝削相比，所謂「天地不仁」竟然是公平且坦然的，在這樣的覺悟下，書寫終於獲得其必要性。
「我做過一個夢，夢裡的她有第二張臉，那張臉卻也非常滄桑。」
《夢外之悲》也是一部關於寫作之困的小說，因此與其說是流行的「後設小說」，還不如說是「反後設小說」。漢德克不是全知全能者，也不是以自己的犀利文筆承受「夢裡」所渴求的安慰的人，他始終站在夢外，承認這一切悲苦與赤裸裸的無援狀態。這裡，生無例外、死無餘哀，唯留下一個活過、絕望過、在最後一刻有過自由選擇的尊嚴的人的遺像。

導讀
生無例外、死無餘哀
◎廖偉棠

2019年，漢德克「運用語言的獨創性產出深具影響力的作品，探索人類經驗的邊緣地帶與獨特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然而，作為他的早期作品，被他自詡為最成功的小說的《夢外之悲》卻與這個授獎詞看起來相反，這是一部刻意抹殺語言的「文學」性，然後去書寫人類經驗的普遍性的作品。
在其中，人生的困窘被相稱的瑣碎言語素描下來，最後凝結成一幅凱綏•珂勒惠支（Käthe Kollwitz ）的版畫：在充滿了黯淡劃痕的石板上掙扎的母親。

「我們躺倒睡去
一隻手壓在腦袋下面
另一隻手伸向一堆星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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