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

6.古琴科事件

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Drew Pearson）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皮爾森是美國最受敬重與歡迎的廣播人之一，他每週一播的節目「德魯．皮爾森評論」，常吸引超過兩千五百萬人聆聽。這個晚上，他說：「這個俄羅斯人告訴加拿大當局，有多位為蘇聯做事的特務，安插在美加政府內部。」這整件事極為複雜，皮爾森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他不知道這人在將近六個月前就已變節投誠，不知道美英加三國政府一直壓著此事不曝光。但皮爾森的確說到加拿大總理麥肯錫．金恩（Mackenzie King），不久前「特地去了華府一趟」，以讓杜魯門總統了解全部詳情。
這個消息的播送，標誌著古琴科事件（Gouzenko affair）的開端。該事件是戰後第一樁重大間諜醜聞，其中複雜的密謀和反制活動，將催生出無數諜報小說和電影。一如皮爾森的主要消息來源所希望的，這樁醜聞激起一波對間諜活動的歇斯底里心態，深深改變了美英兩國和西方許多地區民眾對蘇聯的看法。
聯邦調查局長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給了皮爾森整件事的梗概。他估算那將有助於刺激杜魯門政府，以更強硬手段對付國內外的「顛覆活動」和共產主義。多年以後，胡佛和皮爾森都死了許久以後，世人才知道胡佛本人就是那個「深喉嚨」，在播出這個消息之前的幾個星期裡，與皮爾森通過多次電話，透露了局部細節。在播出那天的早上，兩人甚至還談過。
伊格爾．古琴科（Igor Guzenko）是蘇聯軍情局低階的密碼員，任職於蘇聯駐渥太華的大使館。二十六歲的他，已婚，育有一女，還有個小孩已在老婆肚子裡。他喜愛西方的生活，擔心因為一些安全上的小疏失受懲，被送回莫斯科，於是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五日晚間帶著一百零九份祕密文件離開大使館。他始終很想多賺點錢，於是先找報紙兜售。他來到《渥太華新聞報》（Ottawa Journal）報社，該報把他打發走，從而與一樁超級轟動的獨家新聞失之交臂。加拿大司法部官員認為他是個騙子，把他趕走。最後，他找上某個騎警局，該局警員把他的話當一回事。
古琴科所偷走的文件表明，蘇聯刺探原子機密和其他軍事機密已有數年，已在美加政府裡安插了特工（「暫不活動的潛伏間諜」［sleeper］），而且那些特工已爬上高位。那些文件證明，蘇聯首要的情報機關，內務人民委員部，轄有自成體系的一批間諜和探員，其運作規模遠比西方情報機關所以為的還要大、還要有系統。內務人民委員部後來改為國家安全部（MGB），即人稱格別烏的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前身。
加拿大人盤問了古琴科好幾個月，然後給他一個新身分。他們給了他一個極富新意的新名字喬治．布朗，敲定每個月給他五百美元的工作費，外加一大筆現給的十萬美元。他們把大部分資料交給美國人和英國人。誠如後來某些間諜、政治人物和驚悚小說作家所間接表示的，那些資料並未透露蘇聯竊取曼哈頓計畫之機密的詳情。透過其他投誠者和另一個與他不相干的間諜網，美國才得知這方面的詳細情況。不過古琴科偷出的珍貴文件的確指出，北美境內具影響力的蘇聯特工的名字，而且為如何揪出其他特工提供了有用的線索。
值得注意的是，三國政府未在這一情報上大作文章，原因除了惰性，除了想將計就計搞反情報戰，以設下陷阱抓到其他間諜，主要因為他們擔心重大間諜醜聞可能在外交、政治上產生不樂見的影響。蘇聯仍是盟國，在現階段，不管是英國還是美國，都覺得與俄羅斯人清楚決裂沒什麼好處。
皮爾森揭露此事件後，不管詳情如何諱莫如深，西方報紙廣為報導，使加拿大人必須有所行動的壓力隨之變大。下個星期日，二月十日，皮爾森在節目裡大部分在談其他事，卻離題插入一段話，說那樁轟動的加拿大間諜案，「逮捕在即」。就那時候的情況，此話並非事實，但二月十五日拂曉，十六人遭逮捕，被控以間諜活動罪，其中包括十二名加拿大公務員。
五天後，在英國，軍情五處（MI5）逮捕英國物理學家艾倫．努恩．梅（Alan Nunn May），倫敦國王學院的一名講師。他坦承戰時暫調到加拿大國家研究院（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任職期間，曾把原子機密交給蘇聯人。該研究院當時正在蒙特婁附近建造一座核子反應爐。他說他不覺得自己犯了叛國罪，反倒覺得「做對了」。他唯一遺憾的事，乃是他把一小塊經處理過具高度放射性的鈾25透過信差交給俄羅斯人，那個信差經手時未穿防護衣，因而此後將在重病中度過餘生。在加拿大，有九人於這樁間諜醜聞後入獄，其中包括一名國會議員。
在美國，短期內未有人被捕，但在間諜就在你身邊的猜疑氣氛中，有些高階政府官員被當成蘇聯特務疑犯調查。他們包括財政部官員哈里．德克斯特．懷特（Harry Dexter White）和國務院的阿爾傑．希斯（Alger Hiss）。懷特曾代表美國出席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就是在那場會議所創立。希斯則是美國駐聯合國辦公室的第一任主管。兩人都名譽掃地；懷特於作證後不久死於心臟病；身為蘇聯特務的希斯，因偽證罪關了三年。
古琴科事件對美國和美國總統影響深遠。杜魯門的民意支持度本就不高，因此事件更進一步下滑，不支持他的比例達到將近七成，創下新高。就連水門醜聞鬧得最沸沸揚揚時，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不支持度都沒這麼低。杜魯門向心腹坦承，這種懷疑間諜無所不在的恐慌心態使他受到更大壓力，且或許不可避免的，使美國對「赤色威脅」反應過度。接下來產生的社會氣氛，不能只歸咎於伊格爾．古琴科一人。在德魯．皮爾森於電台披露該事件後九個月選上參議員的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發覺操控此一氣氛非常容易。沒幾個月，杜魯門就發布一項行政命令，要所有政府雇員「宣誓忠誠」，數千名共黨嫌疑人或同路人遭聯邦調查局和稅務機關調查。就連民間公司都根據政治理由要員工走路。
在英國，恐懼共黨入侵的心理從未達到美國那種瘋狂、歇斯底里的程度，但艾德禮主持一「內閣顛覆活動委員會」（Cabinet Committee on Subversion），數十名公務員遭軍情五處調查，有些學界人士失去在牛津、劍橋大學的教職，約翰路易斯（John Lewis Partnership）百貨公司的員工被迫簽署反共誓言。但英國人一如以往在意識形態上很隨和。誠如小說家帕梅拉．漢斯福德．約翰遜（Pamela Hansford Johnson）所憶道，大部分人「忙到沒心思去憂心」：「一般人忙
著處理日常問題..看到自己身邊的種種戰爭廢墟──在上班途中的鐵軌沿線上，在公車所行經的路上──看到原本座落著酒館的地方，看到位在清理過之場地上的兒童遊戲區，心裡還在想著要花多久才能把它們都收拾好。一般人沒時間去操心新的廢墟..報紙上偶爾喧嚷著俄羅斯的威脅，但他們..不覺得俄羅斯威脅到自己。」
但對俄羅斯人來說，影響是立即而直接。劍橋間諜之一，後來投誠莫斯科以免被揭露叛徒身分的唐納德．麥克林（Donald Maclean），當時是派駐華府的英國高階外交官。他於一九八三年去世前不久告訴一名採訪他的俄國人，古琴科事件的後果，就是蘇聯先前取得的有價值情報來源，大部分「在此後遭堵住..（他們）幾乎是一夜之間就凍結..美國境內所有情報活動」。到了一九四六年二月底，蘇聯多年來千辛萬苦建立的間諜網已被完全封住。

6.古琴科事件

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Drew Pearson）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皮爾森是美國最受敬重與歡迎的廣播人之一，他每週一播的節目「德魯．皮爾森評論」，常吸引超過兩千五百萬人聆聽。這個晚上，他說：「這個俄羅斯人告訴加拿大當局，有多位為蘇聯做事的特務，安插在美加政府內部。」這整件事極為複雜，皮爾森只知道其中一部分。他不知道這人在將近六個月前就已變節投誠，不知...

導讀：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蔣竹山

著名歷史學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在他那本著名的全球史著作《新全球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這樣描述二戰的結束，他的標題是：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製造了和平的景象：蘇聯和美國士兵在易北河密切合作，慶祝他們對德軍的勝利；維克托．托利與一個日本男孩和他的家人靜靜地喝著茶；盟軍轟炸機成為仁慈之機，正在為德國和日本人運送糧食和藥品。共同的人性即使在這場最致命的戰爭中也拒絕死亡，儘管在戰後，還等待著人性的進一步考驗。」雖然這樣的描述過於簡單，但也許道出了二戰在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全世界要面對的新問題才正要開始。
由於去年正值二戰結束七十週年，各家出版社都卯起來出版有關二戰的書。像是半藤一利的《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小熊英二的《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茉莉．曼寧（Molly Manning）的《書本也參戰：看一億四千萬本平裝書如何戰勝砲火，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卜正民（Timothy Brook）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約翰．托蘭（John Toland）的《帝國落日：大日本帝國的衰亡》。這些書有的是談帝國，或是談中日戰爭時淪陷區的合作，以及描述日本投降的那一天，比較少涉及二戰之後的衝擊。
若以廣義的角度來看，二戰的書當然不該只談戰爭期，有的重點則是放在戰後結束之後的世界發展。其中，就以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於二○一四年出版的《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1946: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以下簡稱《一九四六》）最受矚目。作者謝別斯琛是位英國記者，曾著有《十二日：一九五六年革命》、《一九八九年革命：蘇聯帝國的衰頹》。從這兩本書可看出，謝別斯琛特別著重在變動的關鍵那一年，所談的主題都是以年代當做是書籍的標題。
身為記者的謝別斯琛，多年來報導過許多重大事件，從柏林圍牆倒塌到前蘇聯瓦解，一直到以色列、巴勒斯坦存在問題引發的冤冤相報的報復行動。當他以史家的角度試圖找出這些事件和故事的根源時，都會回到一個時間點，那就是「一九四六」，戰後的那一年。就是這一年，為當代世界奠立了基礎。
在這一年，冷戰開始，歐洲開始以「鐵幕」為界，開始受意識形態主導，劃分為兩半。那是大英帝國聲望開始走下坡，印度獨立，成為世界上擁有最多人口的民主國家的一年；那一年也是猶太人創建家園的那年；一九四六年更是中國共產黨為打贏內戰，發動最後攻勢的一年，此後開始以大國姿態重現世界舞台的那一年。從這些現象來看，本書的主要觀點在探討一九四六年所做的決定的那些人，如何形塑了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本書的研究區域雖然以歐洲為主，但研究方法卻帶有全球史的視角，因此同時也探討了一九四六年的情勢如何影響到亞洲及中東的未來。
在這些故事中，冷戰帶來的持續四十年的文明衝突，以歐洲最為激烈，隨時都有可能發生新的軍事衝突。二次大戰時為了要阻止德國掠奪歐洲，雖然平息了攻勢，卻迎來蘇聯將德國取而代之的危險。有的國家在戰爭結束後漁翁得利，變得超級強大。美國就是在一九四六年之後，開始以世界性經濟、金融、軍事強權的身分稱霸世界。而亞洲大多處地方如東印度群島、越南、新加坡、印度、巴基斯坦，紛紛開始脫離歐洲傳統帝國的殖民統治。對於一九四六年的大多數人來說，最害怕的事，除了挨餓與生病外，就屬擔心全球性戰爭再度捲土而來。
在這樣的問題意識與書寫脈絡下，作者用三十二則或長或短的故事，呈現出一九四六年的時代特色。在這些篇章中，他談論許多課題，像是：美國人世紀的到來；史達林與俄羅斯；德國的「零時」；成為冷戰重要舞台的奧地利；美加境內的俄羅斯間諜網；瀕臨破產的英國；史達林的莫斯科演說；冷戰宣言與圍堵蘇聯擴張的觀念；日本天皇的退位危機；戰後復仇與姦淫劫掠；驅逐德意志人；戰俘問題；美國人的國共調停；鐵幕的開始；伊朗危機；英國的印度難題；聯合國救濟總署與難民；去納粹化的審判；希臘的代理人戰役；猶太人建國；波蘭的反猶屠殺事件；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飯店炸彈事件；美國的第一次水下核子彈試爆；巴黎和會與法國；美蘇與土耳其問題；加爾各答大屠殺；馬歇爾的使華調停失敗；裕仁天皇與日本新憲法；歐洲最冷的一天與絕望。每一則故事都將事件、人物、時代緊密地串連在一起。
本書的結構相當特別，許多事件看似亂無章法的書寫，但仔細閱讀，你會發現每則故事的先後是刻意安排的結果。雖然這些文章並不完全有很明確的前後文關係，但是作者還是相當細膩地以時序來呈現這些故事。從第一篇一月的〈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到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寒〉，這期間的大大小小事件，謝別斯琛都盡量以時間先後出現。在寫作技巧上，謝別斯琛和以往類似主題著作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具有記者追查新聞的敏感度及犀利的文筆，往往在書寫一個事件時，能夠透過不同人物所說過的話來烘托出當時人的看法。
就我而言，本書雖然是為一般讀者而寫的非虛構寫作，卻能充分利用各種文獻，將時代發展的脈動，深入淺出地呈現。基本上，本書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全球史取向：雖然本書的書寫是以歐洲為主，但還是兼顧到中東、南亞、及中國、日本與台灣。雖然三十二個故事篇篇都能單獨閱讀，各自有各自微觀的故事重點，但若將觀看鏡頭拉遠，放到更大的時空脈絡來看，這些故事都與美國及蘇聯兩大強國有關，尤其是美國。在〈後記〉裡，謝別斯琛特別強調這一點。他借用美國總統杜魯門的話：「一九四六年是『決定之年』，美國決意將其影響力、意識形態和軍力擴及到全世界的一年。」蘇聯拜希特勒及美國之賜，赫然成為世界第二大強國，緊跟在美國之後。若不是納粹入侵蘇聯，二戰結束時，就不會有蘇聯占領東歐、中歐大部分地方，也不會具有能對西方的自由民主理想構成挑戰的帝國姿態。在戰爭時，給予蘇聯武器、糧食，以及工業實力者，正是美國。正如同謝別斯琛所說的：「布爾什維克始終具有輸出『革命的意志』，美國則提供他們輸出『革命』的工具」。
同樣的情況也可套用在中國身上，共黨一九四九年在中國的勝利，雖然與蘇聯的援助毛澤東有關，卻不如美國人不願無限援助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的關係來得大。中共之所以可以贏得內戰，這與美國的杜魯門及馬歇爾於一九四六年的決議有密切關係。
二、資料的豐富性：作者雖非專業史家，卻能蒐集各式各樣的史料與當代研究來呈現故事的多元性。在檔案方面，已經利用「蘇聯領導人檔案」、「波蘭流亡政府檔案」、「蘇聯外交政策檔案」、「德國聯邦檔案」、「CNN冷戰系列檔案」、「冷戰國家歷史計畫檔案」、「哥倫比亞大學口述史計畫」、「猶太人歷史博物館與檔案」及「匈牙利國家檔案」等等。除了檔案，還大量運用已公開的文件，像是「德國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文件」。他所使用的資料當中，最多的還是歷來學者們的專著，像是東尼．賈德（Tony Judt）的名著《戰後歐洲六十年》一至三卷，以及跟《一九四六》的寫作手法很相似的著作，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
三、鋪梗高手：作者的每一篇事件都是以說故事的方式在進行，既有敘事，也有析論。尤其是每篇文章的第一段，他會先來一段微觀的現場報導式前言，以一則小故事帶入整章要談論的核心，這種方式容易讓讀者有種親臨歷史現場的感覺。像是第三章〈俄羅斯人〉，他寫道：「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晚上九點左右，一個神情緊張，長長山羊鬍梳理得很整齊的男子，由人引進克里姆林宮的史達林辦公室」；第四章〈零時〉：「事故發生一個月後，他們仍在煤礦截面附近找到屍體。元旦三天前，在漢諾威東邊不算太遠的派內一地的煤礦場，下午班就要結束時，搭載礦工回地面的升降籠，在礦坑豎井裡墜落數百呎深，造成四十六名礦工死亡。」在〈古琴科事件〉這章，他說：「二月三日星期日晚上，美國記者德魯．皮爾森在其NBC電台廣播節目上，播出一則轟動的獨家新聞。他說，有個蘇聯間諜已向渥太華的皇家加拿大騎警自首，並揭露『美國和加拿大境內一龐大的俄羅斯間諜網』。」
四、以人寫事：作者雖然以事為核心，但相當擅長用人物的對話來呈現事情本身或是對事情的看法，文中充斥著大大小小人物所說的話。像是〈零時〉這章，主要談的是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午夜納粹投降生效開始俗稱「零時」之後的德國發展。作者在描述戰後德國柏林城市的毛骨悚然的氣氛時，引用了一位在戰前住過柏林的軍人的回憶錄，這人說：「最叫人難忘的印象，不是視覺上的，而是聽覺上的印象。」又或是〈退位危機〉中天皇退位這章，麥克阿瑟提醒艾森豪，如果起訴天皇：「日本會陷入極大的騷動，……會引發報復心態……冤冤相報的循環可能要數百年才會結束……毀了他，這個國家會解體。」
五、以數字呈現歷史：要呈現戰爭所造成的影響，除了文字的敘述與人物的感覺書寫外，另外就是以數字來呈現對國家、社會造成的傷害程度。有關這點，我覺得多少有受到戰後歐洲史專家賈德著作《戰後歐洲六十年》的影響。譬如賈德書中提到：在蘇聯所占領的德國區域，出生了十五萬至二十萬「俄羅斯寶寶」；光是柏林一地，一九四五年結束時，就有約五萬三千名無家可歸的小孩；在德國的美國占領區，一九四五年時，官方給一般德國消費者的每日配給僅有八百六十大卡，這和戰前的兩千多卡有極大的差距。
《一九四六》中也可處處見到以數字來呈現戰爭帶來的各種影響與生活變化。這場戰爭造成德國有形的東西幾乎全毀。超過五百五十萬德國人死於戰爭，戰後一千五百萬德國人無家可歸。德國的民宅近二分之一遭摧毀，比一九四○年納粹德國空襲倫敦期間的傷害還要大。此外，戰後的德國馬克一文不值，大家所認定每日使用真正的貨幣竟然是香菸，而且是美國牌子Lucky Strkie。一九四六年初時，一包這個牌子香菸可換四盎司麵包，到了夏天卻買不到兩盎司麵包。
在難民方面：一九四六年春天，歐洲仍有四百萬流離失所的難民。這些人包括有集中營裡倖存的猶太人、來自十二個國家的戰俘、納粹送到德國的奴工。在收容營內，也可以見到一種奇特的現象，就是超高的出生率。一九四六年中，美國占領區的收容營，一個月誕生七百五十名新生兒。十八至四十五歲的猶太女人，三分之一已經生產或懷孕。當時有位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法國醫生解釋說：「無聊是原因之一，在收容所不做這個，還能做什麼？」
姦淫和劫掠的數字也讓人看的觸目驚心。除了強暴德國女人外，蘇聯占領下引發最大的民怨是要求龐大的戰爭賠款，這數目是一千兩百八十億美元。從勝利那一刻起，俄羅斯人就派「賠款小組」拆除德東的基礎設施和工業設施運回蘇聯。據估計，三分之一至四分之一的東德工業產能被奪走。美國人則估計在占領區內的前十五個月，蘇聯就拆走近八成的機器。蘇聯軍官的非正式劫掠也很讓人訝異，才占領不到一年，軍人就從德東運回了六千台鋼琴、四十九萬五千架收音機、十八萬張地毯、一百萬件家具、二十六萬多個壁鐘、十萬個火車車廂的各種建材及家用品、三百三十萬雙鞋、一百二十萬件大衣、一百萬頂帽子。對蘇聯而言，德國根本就像是一座巨型商場，隨他們任意收刮。
人員的跨國移動的數字也值得關注，最受注目的是德國人被驅離的數字。戰爭結束兩年後，有兩百五十多萬德意志人被驅離出捷克斯洛伐克。這些人有許多是先被關在集中營，再遭驅離，其遭遇就像戰時猶太人的處境一樣，所有德裔人都得在衣服上繡上大大的字母N。這些人不得進入公園，若想進入商店，只有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買完東西後才能進去購買。從一九四六到一九四七年間，共有一百四十萬左右的德國人抵達美國及英國的德國占領區，以及有七十八萬多人抵達蘇聯占領區。這過程中，死亡人數說法不一，本書作者推估約有二十一萬左右，大多死於飢餓、疾病、監禁、毆打、虐殺等等。
有意思的是，在《一九四六》書中，作者還點出不只是德國人被驅離，有許多地方都將非我族群者驅離出境。這之後，德國的人口比戰前還要多，一九四六年底時已經有六千六百萬。這情況相當特別，歐洲人口組合上的族群同質性，比以往高出很多。弔詭地是，希特勒曾夢想建立一個單一族群的歐洲，但到了一九四六年底時，拜德國戰敗之賜，這夢想似乎已經達成。
儘管《一九四六》有上述這些特色，但仍有一些論點值得進一步商榷。
像是在〈這個中國泥沼〉這章，作者提到：「日本的占領手段非常殘暴，很少讓戰俘活命。日本人炸毀黃河堤防，展現其惡意破壞的心態，殘忍程度罕有匹敵。一百五十萬公頃的中國良田瞬間沒入水裡，使數百萬人陷入嚴重饑荒。」關於這段日軍炸毀黃河河堤的說法完全錯誤。
事實上，一九三八年造成花園口黃河決堤的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國人自己。這在芮納．米德（Rana Mitter）的《被遺忘的盟友》中有清楚的交代。米德提到：「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從來沒有承認是他們，而非日本人幹下決堤。但是真相很快就廣為人知。」由於決堤造成約五十萬人的死亡及三百多萬的難民，雖然戰術上短期阻擋了日軍的進攻，但蔣介石政府深知內情曝光會嚴重傷害政府聲譽，因此決定推卸責任，對外宣稱黃河是在日本人的空襲下才決堤的。就連外國媒體也沒能分辨事情真偽，當時的《時代》週刊特派記者白修德的報導也誤認為這是日本人幹的壞事。
此外，台灣讀者若想要在這本書中找到二戰後台灣在一九四六年歷史的話，可能會有點失望，作者僅在〈「把沙灌進鼠洞裡」〉簡單用不到兩頁的篇幅提到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一日，蔣介石首度踏上台灣島，一來是要準備後路，找尋新的據點進行軍事部署；另外也是要測試一下台灣人的忠誠度。事實上，有關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台灣島上發生的事，除了二二八事件有比較多的歷史書寫外，仍有一大片空白值得史家好好研究。
很多人可能跟我一樣，是先讀了二○一五年山西人民出版社的簡體版，才知道有《一九四六》這本書。很高興馬可孛羅出版社請到翻譯好手黃中憲重新翻譯，讓我們有個新的翻譯本可看。兩個譯本一比，立刻可以看出台版的優勢是什麼。首先，簡體版的英文題目有誤，封面寫的是The formation of the modern world，正確的寫法是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其次，譯文的精確性，除了小部分的瑕疵外，還是黃中憲的譯筆較佳。而在內容的刪節上，原書〈這個中國泥沼〉提到毛澤東幾乎未出力抗日，共黨種植鴉片來賺取暴利來武裝軍隊、餵飽人民及支持高幹的豪奢生活的部分，礙於意識形態，簡體版悉數刪除，光是這章的字數就少了三頁的篇幅，這做法明顯剝奪讀者知的權益。
如果你讀了這本《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對二戰後的世界發展還意猶未盡的話，建議可以再去找伊恩．布魯瑪在二○一三年出版的《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來看，一個是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一個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兩者有許多重疊的地方。相較於謝別斯琛著重於各種事件的發生，布魯瑪則透過「歡騰」、「飢餓」、「復仇」、「回家」、「法治」、「教化」等主題來認識一九四五年所締造的世界。
這兩位作者不約而同地都在關懷一個大的命題，那就是戰爭真的結束於一九四五年嗎？還是如有些史家所說，全世界的對抗要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才走向終結？或許這些都不是，而是「這是個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然而，不管結束了沒，一九四六都是一個新時代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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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內容力」營運企劃長陳思宇
　　
許多讀者可能都如我一般，曾經在片刻間思考過這樣的問題：「我們生活的當代世界以及種種制度是源起於何時？又是如何形成？」而回答上述的問題就如同說明「一個人為何誕生？又如何一步步成長為當下的『自己』？」同樣困難！對於歷史學家而言，此種牽涉到「歷史分期」的問題，尤其棘手，研究者基於不同的理論、史觀，甚至意識形態的分歧，而可能有各式各樣的答案。例如著名的馬克思主義史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就認為：現代世界的形成應該遠溯至十八世紀末期，源起於西歐的「雙元革命」（The Dual Revolution）──工業革命與法國大革命，交錯互動形成一股巨大的變革力量，並且由西歐擴展至全球，形塑了現代世界的整體面貌。
不少歷史學家則認為重大歷史事件或短期間的鉅變，往往造成歷史的「斷裂」，並且成為影響歷史走向的關鍵因素，因此傾向以重大事件發生的時間點劃分「歷史階段」。例如，二十世紀的歷史，經常以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二次世界大戰停止為界線，劃分為「戰前」（pre-war）、「戰後」（post-war）兩個階段，而所謂「戰後」，也被不少人視為是當代世界的開端。
前些時候，我恰好閱讀了荷蘭作家也是大眾史家伊恩．布魯瑪（Ian Buruma）的近作《零年：一九四五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Year Zero: A History of 1945），他在這本著作中，便將一九四五年視為是現代史肇始的新紀元，也是「現代世界誕生的時刻」。在伊恩．布魯瑪筆下，現代史的開端，並不因二戰結束而瞬間和平並充滿光明，反而是混亂且混沌不明。在同盟國占領下的歐洲與日本，人們面臨的是既有秩序全面崩潰的狀態：飢餓與報復成為日常生活的主要部分；戰勝國原有的政策構想與現實出現極大落差；曾經被壓迫的人們效法極權統治者的清洗策略；大量的難民人口離開熟悉的故鄉而被迫遷徙。「解放」帶來的並非多元及融合，反而是更為分裂與壁壘分明的疆界。由歐洲擴及到中東、印度、東南亞、東亞等權力真空或重組的地帶，相較於合作，對抗與鬥爭才是推動歷史的主要力量！伊恩．布魯瑪竭盡所能為我們描繪了創世初始的荒蕪圖像。
本書作者維克托．謝別斯琛（Victor Sebestyen），同樣是一位著名的記者與大眾史家，不但在東歐、中東、印度等地擁有豐富的採訪經驗，而且擅長以歷史視角分析當代問題。相較於伊恩．布魯瑪，作者在這本歷史取向的非虛構著作中，展現了更強的企圖心，由本書的副標題：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便可了解，他不僅嘗試說明現代世界何時誕生，更希望進一步探討「現代世界是如何形成？」而作者在本書中也給了不同的答案。作者認為，終戰固然造成歷史的「斷裂」，但一九四五年的狀態混沌，並未顯現出形成當前世界的各種跡象，當代世界實際上源起於一九四六年發生的種種歷史事件。更準確地說，應該是人們為了克服戰後混亂局勢而採取的各種策略行動，進而引發了一連串事件，而這一連串的行動與事件最終匯聚成一股巨大的變遷力量，進而形塑了歷史發展的走向。
維克托．謝別斯琛在本書中指出，「冷戰」正是前述塑造現代世界面貌的最重要力量，而「冷戰」源起於一九四六年。他一方面運用「倒溯研究」的方式，說明現代世界的種種制度與現象，實際上都根源於「冷戰」的長期對抗；另方面，卻又能跳出「套套邏輯」的陷阱，進一步指出，「冷戰」並非歷史發展的必然軌跡，也不是偉大人物天縱英明的策略規劃，而是一九四六年的各種主客觀因素導致世界一步步走向「冷戰」。簡言之，是處於歷史情境中的人們，在前途不明的狀況下，透過一次次行動，最終「創造」出「冷戰」與現代世界。
如同伊恩．布魯瑪，維克托．謝別斯琛也著力描寫終戰後的「零年景觀」：完全崩解的社會秩序、勝者對敗者（甚至是敗者對敗者）間所採取的報復行動、難以容忍的飢餓狀態、大規模遷徙的難民，以及各地紛起的動亂與鬥爭，不但是現代世界誕生時的圖像，也是人們生活的客觀條件與必須克服的困局。另方面，重要歷史人物的主觀認知也促使他們採取行動，希望能克服混亂的局勢。然而，無論是邱吉爾、杜魯門或史達林等歷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們的行動都受限於大國政治的現實考量、對於未來充滿恐懼的安全需求，以及意識形態的思維框架等因素，因此並無法綜覽全局。這些偉大領袖們希望採取行動，帶領自己的國家甚至世界脫出「零年」的狀態步上軌道，但實際上卻是一腳踏進無法預料的未來。
作者認為，偉大人物的行動與其說是出於種種謀略，更多是基於安全的需求。以史達林為例，他無法接受蘇聯再一次遭到周邊國家的圍堵，甚至面臨來自西方的威脅，因此，不惜運用各種力量控制占領的地區；英國與美國則是恐懼歐洲的混亂擴散至全球，重蹈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覆轍。然而，意識形態的框架卻也造成領導者採取不同策略，對於史達林而言，輸出革命並非主要的策略目標，但若能在蘇聯周邊創造同樣體制的政權，或許更能確保安全。因此在東歐、中東、中國、東亞支援革命內戰，便成為融合兩種目標的重要行動。相形之下，英、美領導者一方面希望剷除德國與日本的納粹與法西斯體制，但卻難以解決大規模清算行動造成的權力真空狀態，尤其更恐懼新興社會力量走向無法預料的變革道路，因此採取了輸出援助、重建既有秩序的策略。「冷戰」實際上就是前述對抗策略，由歐洲擴及全球的歷史過程。
值得讀者們注意的是，作者在本書中採取的寫作視野與方法別具新意。本書採取全球範圍的寫作視野，以一九四六年全年為敘事時間軸，順次敘述當時發生在全球不同角落的歷史現象與事件；另方面，有別於一般歷史學者慣用的敘事史手法，作者並未試圖以一個情節結構完整的歷史故事，印證全書的論點；反而是透過類似新聞報導的筆法，在各章節中勾勒當時的種種歷史現象或敘述歷史事件的過程，在作者精心裁剪下，每個章節都可獨立閱讀，但串聯起來，卻又給於讀者相當鮮明的歷史圖像。如果說，一般的敘事史作品類似小說寫作，試圖透過情節的安排，向讀者解釋過去的歷史事件；作者的創作方式則類似紀實寫作或紀錄片手法，除了透過影像感十足的場景描寫，帶領讀者親臨歷史現場，並且能適時安插史料說明，發揮類似旁白的效果，此種手法都能激發讀者進一步探究各種歷史事件的相關性，最終理解作者希望傳達的論述內涵。
閱讀過後，我認為《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一書，有幾點值得讀者、歷史研究者甚至非虛構題材的寫作者參考。首先，作者在本書中採取的全球視野敘事角度，十分符合當前歷史學界湧現的「全球史」研究潮流，並且能使讀者理解在地發生的歷史事件並非孤立現象，更可能是宏觀歷史發展的一環。但本書作者之所以能採取此種創作視角，一方面自然是因為他擁有遊歷各國豐富的採訪經驗，並且以強勢的英語寫作，享有論述上的優勢。當前，我們很難想像華文世界的作者敢於挑戰類似題材並且在出版市場上取得成功。另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西方學界、媒體、出版界在此項題材上已有豐碩的成果，足以支持作者在既有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別具新意的觀點。關於此點。我們應該學習並且急起直追。
其次，由於近來參加了幾項歷史紀錄片的製作工作，引發了我對文字資料與影像紀錄相互轉換問題的興趣。據我個人粗淺的觀察，除了如何運用文字史料塑造歷史場景的問題外，目前國內的史學作品，受限於歷史寫作固有的敘事邏輯，在情節安排上尚有可觀之處，但較欠缺勾勒具體歷史場景及圖像的能力，很難順利轉化為影像語言。相較之下，雖然無法確認本書作者是否擁有影像製作的相關經驗，但卻能發現，在他筆下，畫面生動，具有十足的臨場感，因此由文字轉換為影像的門檻降低許多。雖然我本身接受的是傳統歷史學專業訓練，但強烈感受影像魅力在普及歷史知識方面具有的效果，並且認為未來的史家應該勇於嘗試以影像說故事，而如何著手？或許可以參考《一九四六：形塑現代世界的關鍵年》一書的寫作手法做為起點。

導讀：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
東華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蔣竹山

著名歷史學者杰里．本特利（Jerry Bentley）在他那本著名的全球史著作《新全球史》中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是這樣描述二戰的結束，他的標題是：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他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製造了和平的景象：蘇聯和美國士兵在易北河密切合作，慶祝他們對德軍的勝利；維克托．托利與一個日本男孩和他的家人靜靜地喝著茶；盟軍轟炸機成為仁慈之機，正在為德國和日本人運送糧食和藥品。共同的人性即使在這場最致命的戰爭中也拒絕死亡，儘管在戰後，還等待著人...

導讀：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蔣竹山）
推薦文：由零走向未知的第一步（陳思宇）
地圖
前言
1.「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
2.美國世紀
3.俄羅斯人：「一個信奉沙皇專制統治的民族」
4.Stunde Null （零時）
5.奧地利忘了它的過去
6.古琴科事件
7.力行撙節的英國
8.波修瓦劇院的一場演出
9.冷戰宣言
10.退位危機
11.姦淫劫掠
12.大難臨頭，德意志人大驅逐
13.「願意去任何地方，就是不要回鄉」
14.「這個中國泥沼」
15.鐵幕
16.難以捉摸的情勢
17.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日暮途窮
18.難民
19.嘗試與錯誤
20.一場希臘悲劇
21.倖存者
22.「一樁猶太人與布爾什維克聯手的計謀」──血祭誹謗
23.反恐戰爭
24.「世人聽著，這是關鍵時刻」
25.法國的榮光：「心裡的抵抗」
26.史達林對土耳其的虛張聲勢
27.加爾各答的大屠殺
28.「半修女、半妓女」
29.國王歸來
30.「把沙灌進鼠洞裡」
31.通用規則──民主
32.大寒
後記
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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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目
注釋

導讀：既沒有和平也沒有戰爭的年代（蔣竹山）
推薦文：由零走向未知的第一步（陳思宇）
地圖
前言
1.「我受夠了把蘇聯人當嬰兒般呵護」
2.美國世紀
3.俄羅斯人：「一個信奉沙皇專制統治的民族」
4.Stunde Null （零時）
5.奧地利忘了它的過去
6.古琴科事件
7.力行撙節的英國
8.波修瓦劇院的一場演出
9.冷戰宣言
10.退位危機
11.姦淫劫掠
12.大難臨頭，德意志人大驅逐
13.「願意去任何地方，就是不要回鄉」
14.「這個中國泥沼」
15.鐵幕
16.難以捉摸的情勢
17.英國對印度的統治日暮途窮
18.難民
19.嘗試與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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