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這個十四歲又五個月大的少年，向我回憶他五六七年級的往事。事隔三兩年，他已能用輕鬆的心情描述。我摘要他的「口述歷史」：

「同學不乖，叫去屋頂罰曬太陽。不必上課，一次一小時。連下課時間。」

「發考卷邊走邊叫同學名字，同學要馬上站到他前面。成績好的，他把考卷給他。成績差的，他就不給。直接把考卷扔在地上。叫學生自己撿。」

「還有更過分的，我們教室在三樓，他會走到走廊，把考卷或連絡簿丟到一樓。發完考卷或連絡簿，他才說：沒有發到的，自己到樓下撿。」

「全班太吵，被罰跪著考試。有家長向學校反應，老師知道後，對全班說：『是你們自己要跪著寫的。我又沒叫你們跪？你們怎麼怪到老師頭上？』」

他說的是五年級的男性班導師。一個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對孩子說話的語氣很直接：「排好！」「站好！」「不要講話！」「聽到了沒有！」

非常明顯地，他的功課一落千丈，朋友激增。敢嗆老師的，被老師憎厭的同學都成為他的「好朋友」。他們那夥孩子如此稱呼自己的班導師：「屁」一個。「那個屁啊！」

現在他已經會苦笑地說：

「他是個敢做不敢當、會撒謊、喜歡侮辱學生的老師。」

「現在我學會了。自己不乖，不要把錯怪到別人身上。」

五年級下學期，家裡替他轉學，遠離不再讓他快樂的學校。新學校接手的林老師兢兢業業，卻得面對一個「總是抱怨和遷怒」的孩子。沒想到，老師也會成為上一位老師的受害者。

真正的惡夢從七年級開始。故事發生在宜蘭一所著名的私立住宿學校。事隔一年，遷地為良後，他已能坦然面對。

「我問他，我戴個戒指也不行？事情就這麼大？」他頂撞學務處江主任，學務處當年稱為訓導處。

「誰叫你是一○八的。」主任說。

「一○八是怎樣啦？就不是人嗎？」他直接嗆回去。

這私立學校按入學考試成績分班。雖然，對外都說常態分班，但是，校長、老師和同學，都知道真相。私下裡也互不隱瞞。數資班、英資班和全資班都有。

「我們學校現在很多人讀，寧缺勿濫。你們一○八的幾個問題學生，給我小心點。我會天天盯著你們，找到機會就會讓你們走。」

「幹你娘！」十三歲的孩子當場發飆。結局是小過兩支。這是「念在初犯，從輕發落。」按校規，侮辱師長記大過一支。

這樣的反應很不成熟。但是，面對這種可惡的師長，十三歲的孩子還能有什麼成熟的反應？他媽媽說的話最經典：「兒子，你這樣反應，讓我很擔心。但是，你如果不反應，媽媽會很傷心。可以讓我不要擔心、也不要傷心嗎？」

我請他把過去七年學生生活中的「惡師」，列個「排行榜」。他說只有兩個。連五年級的班導他都淡淡地略過。這位學務處江主任被他評為首惡；排名第二的惡師叫禿頭，他總管教室和宿舍之外的地盤。

他舉一個和他同夥的崔姓學生，在餐廳遇到禿頭的例子。

「安靜，不要講話，不要走動。一個口令一個動作。」禿頭說：「在餐廳我最大。叫你們做什麼，你們就照著做。」

「需要這麼臭屁嗎？」崔同學小聲說，卻被禿頭聽到。

「站起來。」禿頭咆哮著，「你不服氣嗎？你想怎樣？」

崔同學拿起餐盤，往禿頭砸過去。餐盤上的食物散落滿地。記大過一支。

當然，這都不是單一事件，而是早已冰凍三尺。師生之間互相憎惡已久。

現在，他說著說著，毫無怨氣或怒氣。神態和語調都很輕鬆。

「學校大，又漂亮，制服也很好看。籃球場很多，籃框都是新的。教室開冷氣，桌椅很新。他們給學生最好的讀書環境。」

「可是，我們的心裡什麼也沒得到。」

「高段班有錯，大事可以變小事。高段班當然沒有小事。低段班小事絕對是大事。他們看人處理事情。」高段班是成績好的班。低段班是成績差的。成績歧視是這個學校的體制運作本質。

「有別班的老師這樣跟全班說，沒辦法，既然在這學校教書，就要遵照學校的規定。希望大家能夠配合老師，給老師一個面子，賞老師一口飯吃。」他還補充說，這種老師會獲得同學認同，至少這種老師很誠實。

他把「寧缺勿濫」「表裡不一」擺在一起，烙下這個學校在他心靈的深刻印記。

七年級沒讀完，他又被家長轉學。轉到您們手上。他是我最小的兒子，培正。

感謝您們，讓他擁有一個不錯的新開始。 「這是我為你轉的最後一個學校。」

從學校帶培正回家「停學」後，我讓他知道，他和我共同面臨一個既殘酷、又有希望的事實。他必須認明清楚。用不同於過去的心，珍惜這個特別的學校。

「這個學校如果你還待不下，台灣就沒有你能讀的學校。你只有出國一條路可走。」培正說他不想出國念書。

「從現在開始，我走到哪裡，你跟到哪裡。直到秋假結束。」他同意這個處置。他知道自己惹出大禍。媽媽笑笑地對他表達強烈不滿：「培正，請你幫媽媽一個忙，好不好？」他說好。「照鏡子的時候，幫媽媽看看鏡子裡面的人，是不是還是我兒子？拜託你囉。」

「安琦事件」很意外。因為，培正一直都很有「女生緣」。從小學開始，就不斷地有許多異性的「追求者」。滿抽屜不同筆跡的「情書」，證明他不是在吹牛。

「情書」是他的隱私。我們只能看信封。偶爾，不堪我的拜託，他才會網開一面，讓媽媽和我分享一二。「讓我了解你們小孩子怎麼告白嘛！拜託啦！」這是通常我博取同情的方式。「告白」是我聽他講電話時，學來的青少年流行用詞。

「情書」是隱私。「情話」是家事。孩子有講電話的充分自由。只是，房間裡不裝分機，要講就不要偷偷摸摸。全家人都公平，講電話誰都能聽。講大哥大？請便，自己付錢。

國中新生訓練才結束，培正就接到幾個女同學寫信給他，包括學姊。據他說，其中一個「品學兼優」。他是她的「初戀情人」。他們的交往被班導師發現，但沒有遭受處分。

「為什麼沒有被記過呢？」我問培正。這學校很特別。男女同校，男女同班，卻禁止男女同學私下交往。

「她跟我交往，功課也沒有變壞。還是好學生嘛。」培正說：「我的功課本來就很壞，也沒有變好。」

「可是，她很可憐。老師總找她麻煩。」他補充說。本來班上同學按程度不同，設有「標準分」。培正六十分就OK。她是八十分才可以免挨打。少一分打一下。

「妳成績很好嘛，」老師笑笑地損她，「提高到八十五分好了。不夠的罰雙倍。」

舉例來說，她考八十一分，過去是安全過關。現在少四分，加倍變成打八下。

每當她挨打時，許多同學看不下去。培正的幾個同夥都當場直接對老師嗆聲：

「老師妳太過分！」「不公平！」「不公平！」「老師，妳怎麼可以這樣！」甚至還有的小聲罵三字經。培正是「當事人」，也是「害人精」，不敢說什麼。

「看到她被打得那麼慘，我的心很痛。」培正說，「所以，我就跟她說，我們不要再交往了。」

「她喜歡你什麼？她不知道和男同學交往、寫信會被記警告，甚至記過嗎？」媽媽問他。

「她知道我是怎樣的人。我一定不會讓她的信被學校看到。」培正說。

不守校規，終要出事。學務主任突擊檢查一○八教室，搜出違禁品。項鍊、手環、耳環、化妝品、手機、PDA、MP3、PS2都是「違禁品」。但，大家都知道，「信」才是真正搜查的第一目標物。

她寫給培正的信被搜出。學務主任不懷好意地笑看培正，一副人贓俱獲的得意之情。培正不斷地被激怒。

就在學務主任慢條斯里，信封即將被打開的剎那間，暴怒聲驚動四座：

「你敢看我的信。那是我的隱私！」培正咆哮著。他憤怒地重拍桌面：「有種你就拆開來看！」

按校規，這是「大過兩支」。「頂撞師長」一支。「男女不當交往」一支。培正在這學校念不滿一年，已經累計將近七支大過。沒被趕出學校，是一位好心的教官看不慣，暗中幫他「槓過」。故意不把記過單送出，放在抽屜存查了事。一直到重現微笑之後，他才主動對我全盤托出。

唉，我只知道他不適應，卻不曉得他的日子過得這般屈辱，榮譽感完全喪失。不過，他還是很勇敢。不會哭。不會訴苦。他還是我記憶深處中的那個孩子。

（二）
半年裡，我為他直接付出已超過一萬個小時。只覺得父子之情已不是我們感情的最核心，卻也整理不出什麼頭緒，才能說盡。「量變而質變」的父子關係，好像一種綿密的柔性壓力，把我們越綁越緊。

我請問培正的感覺。他也跟我一樣，說不出個明確觀點。

「對爸爸是一種隨性和尊重。再來是對兄弟，兄弟只有隨性，沒有尊重。再來是朋友，朋友不會載我去上學。最後才是男女朋友。」

反正，我說他聽。他不見得都認同。他說我聽，我也一樣不必凡事都認真。就像他排名第四的親密關係，很快就會爬升到第一位。誰會笨到去點破？

當天他說出「打球像吃稀飯」後，我問他：「信邪了吧？」

「信了。」他笑著說：「你又不是不知道，我這個人就是不信邪。可是，我有個優點，看到後，我就會相信。不會像有些人，看到後，還不信邪。不過，在沒看到之前，不管誰怎麼說，我都不會相信。」

他倒是很準確闡明自己的特性。說教對他完全無效。其實，這情境我早就對他舉證過很多次：「沒發現嗎？有時候，你打一整晚爛球。最後十顆、二十顆才打得出上帝的傑作。為什麼？」「沒感覺嗎？你每天練球都是越打越好。後面打的一定比前面打的好。有例外嗎？」

「當然有。」他馬上會說出一兩次後面打得很差的練球天。

現在的台灣小孩，哪個不是像他這麼聰明的？當爸爸或媽媽的如果不認分，氣死了只是提早消費一具棺材。我還算認分，說歸說，卻知道非得等到「驗明正身」，他才會相信。他終於覺悟「量變就會質變」的道理。

「你比較像是我的老師。」培正總算對我們的父子關係做出結論，「你是我最好的老師。」

「我比老師有說服力？是不是？」我問。

「對，一般老師懂得不多。你比老師懂太多東西。」培正說。

「拋開父子關係。你從我這個大人身上看到或學到什麼？」

「我學到想法。你的很多想法都讓我能想得更多，對我的思考幫助很大。」

「人呢？你覺得我是個什麼樣的大人？」

「只要認為對的，你就會堅持下去。」

「舉個例？」

「就像你認為我打高爾夫是對的，你就一直堅持陪我打下去。」培正說，「其實，你不要認為打高爾夫球是我自己選擇的，你沒給我壓力，我就沒有壓力。你這樣挺我，陪我，我怎麼可能會沒有壓力呢？」

「德國教育家福祿貝爾說過一句話：教育之道無他，愛和榜樣而已。」我慢慢地重複兩次「教育之道無他，愛和榜樣而已。」然後問培正對這句話有什麼看法。

車子剛從「美城」出來，在蘭陽平原黑暗中的小路上緩緩而行。培正沒有馬上回答，直到我們準備要上五號國道的平原段。

「我想不出有任何角度可以反駁這句話。」培正說，「這就是為什麼我想了很久，才回答你。」

「現在的國中小校長水準和以前的比起來怎樣？」我曾私下請教一位教育科班出身，負有培育校長和師資重責的當令教育機構主管。

「現在校長成績考得再好，也比不上以前考上的。優秀的先錄取，剩下的才留給後來的。」您有沒有被他的說法嚇到？

這位教育學博士從教育實務看問題，所以，不了解自己滿腦子反進化、反常識。人類當然一代比一代優秀，才有文明進化這回事。知識越新越進步，台灣的溝通和表現平台越來越開放多元。怎麼可能現在的校長比過去的差？

我還聽過一種門戶之見，師範系統的和非師範系統的私底下互罵：「以前師範畢業的學有專長，現在的老師沒受正規訓練，師資水平一落千丈。」

「師範系統的最反動，程度最差。師專入學考試不必考英文，因為教小學生用不到，所以，英文程度特別爛的會去考。教小學會算術就行，考師專的數學題目，好像在做國小算術的期末考。師範有公費，窮人子弟排隊去，就只想捧鐵飯碗而已。」

何必呢？台灣教育體制出問題，哪個系統出身的老師都得乖乖就範，在體制下討生活。同是天涯淪落人，沒什麼好互臭的。現在的師範生已經不一樣，沒有公費，沒有鐵飯碗。體制大計都還沒個準，也沒什麼教育實務好急著爭論的。就「行業性格」而言，台灣的老師從來就是相對穩定性最高，服從性最強的職業。不然怎可能會讓「萬世師表」「孟母三遷」教到今天？

威權解構才可能有教育改革。教改要發揚多元智慧，主流體制就必須是多元。師資培育也必須多元，才能勝任不同價值取向的體制。「多元智慧」對一個運作體系而言，說了等於沒說。到底要幾元？不先明定，如何做「組織設計」和師資培育？誰當教育部長也不知道幾元才好。也許，旺盛的台灣民間活力才可能破解這個難題。何不讓台灣的教育法令徹底鬆綁？讓所有對教育有想法，想辦學校的人都能夠有機會試試看實踐個別的教育理想。市場法則或許終會讓到底是幾元的答案，自然浮現。

「有自由的地方就是故鄉。」這是文學上的說法。用這樣的精神意涵，「能快樂學習的地方就是學校。」「沒有快樂的地方就不是學校。」「不能帶領學生快樂學習的就沒有資格當老師。」多元智慧當然要有多元的量表。用同一種量表評鑑不同教育價值的學校，必然失真可笑。這種學習快樂指數的新教育評鑑量表，有哪幾個台灣老師願意合作去創造？

學校是天真孩子相聚的地方，卻一直是個不快樂的大磁場。學生不快樂，家長和老師會快樂嗎？學生身心不健康，台灣怎麼會和諧？哪個校長去參加遴選時，不都把「提高升學率」做為主訴求？全部都是這樣的校長候選人，教改怎麼會有希望？家長卡校長，校長卡老師，老師卡學生，關關相卡，卡到現在，還出不了一個敢拍胸脯保證教改一定成功的教育部長。

多元智慧不會成就於以既有學校為主體的教育體系。給予各種教育價值相等的法律地位，多元價值才會普遍體現。「同等學力」就是教育歧視下的救濟。如果，國小畢業和高中畢業都一樣可以考大學，文官考試和任用沒有學歷歧視，「同等學力」做什麼？

每個機構的人才進用，各展神通。要用博士的，就考博士程度的題。要用碩士的，就考碩士的程度。考試的學歷資格限制為什麼不能取消？政府用人起薪為什麼要帶頭做學歷歧視？博士就比學士更會當稱職的公務員？還是因為，大權在手的人都是博士？

什麼士都跟培正無關。他幸運地否極泰來，找到學習的快樂。他早已回復到過去那個快樂小培正的樣子，只是內斂許多。

春假過後，星期三的夜間課程，培正選擇上美髮課。老師是同學的媽媽。在頭城經營「喬伊髮舖」。第一堂上「毛髮的知識」；第二堂教「頭部的穴道」；第三堂要去老師開的髮舖，實際洗頭。他和可麗餅互洗。家族裡連他共有三個人選修美髮課。他還預約，假日回家，我和媽媽都要讓他練習洗頭。

陳教練也傳達一個好消息。蘭陽地區「第一志願」的宜蘭中學，請他推薦球打得好的國中生。宜中想要延攬高爾夫球手進學校，大力發展高爾夫運動。

「早上上課，下午就練球。」我在一個場合碰巧遇上宜中的吳校長，他跟我證實學校的新政策，並略做細節說明。

要靠高爾夫推薦入學，陳教練的第一高徒非培正莫屬。

「宜中如果不給獎學金，你就不要去讀。」培正媽媽對他說。他說真的有獎學金嗎？母子一搭一唱，至少演得很像吳校長非捧獎學金，登門拜訪不可的模樣。

快樂，好像讓人在冥冥之中，走上更開闊的命運磁場。

練習場一位從美國回來的球友，看他打球，跟他「保證」：「小弟，你的球技，美國的好高中都會給你獎學金。你再繼續努力，只要打入七十幾，美國的好大學隨你挑。你當然可以挑獎學金最多的那一間。」

我和培正相視微笑。我知道他的表情顯示著：「聽聽就好，不一定是真的。」走出練習場，我對培正說：「你繼續努力打，國中畢業前，打不出七字頭，我頭砍給你。」

「不要砍啦。」他笑著說：「你砍頭，誰陪我練球？」

這傢伙越來越貼心。幾乎所有過去認識他的人，都讚美他越來越有禮貌。我才不跟他神經病，陪他打了半年球，還不夠嗎？

「破八十有多少把握？」我舊話重提，提醒他別忘記自己立過的第一階段目標。

「不難。」培正說。

他接著補充說，他不喜歡兩種極端的說法：

「很簡單」就是極端的說法。如果很簡單，為什麼我現在做不到？人家會說我自大。「很困難」也是極端的說法。如果很困難，我幹嘛還要繼續打？講不難比較不極端。對自己有信心，也不自誇。

這樣的孩子，我再不放手讓他獨自奮力一搏，還要等到什麼時候？我和媽媽開始商量要如何漂亮地「下車」。孩子的列車開向人間，我們的列車卻要從人間開往天國。父子同車總會彼此耽誤點什麼。

培正將來要念什麼高中，只有他自己心裡曉得。我不想猜測，更不會干涉。孩子能「獨立」就好，就是「成材」。就不會成為家庭的負擔，就是社會的正數，不是負數。看著他半年來的蛻變，我相信他終會「成材」。我和媽媽還有同行天涯的旅程要走。

（三）
擔心也可以是表現愛的一種形式。就像從台北到高雄，不坐高鐵，非要踩著快要解體的拼裝三輪車，並不犯法。擔心是一種心靈疾病，患者以父母占最大宗。疾病可能痊癒，但病人最難自主獨立。獨立的先決條件是健康。不健康連基本生活行動都需要人幫忙。擔心是傳染病，不只自己生病，還會感染最親近的人。擔心的可怕是：甜美的家庭變成病房。

擔心不是真愛的核心。愛是對人付出，擔心是自我恐懼。擔心別人往往只是恐懼自己的期待落空。擔心只是愛的初階出場情境。就像演唱會之前，擔心這擔心那。但是，真的走上舞台，任何一個擔心都可能破壞心念的專注和純淨，毀滅精彩演出的初衷。

擔心的人永遠品嚐不到獨立自主的滋味。獨立經濟是獨立的開始。獨立思考是獨立的成熟。物質面和精神面難以切割，同時進行著。培養孩子獨立的能力，是在他們還沒獨立之前，我最想做好的一件事。當然，過程中孩子屢有嘗試錯誤。但也正因為如此，更堅定我一試再試的信念。我寧願他們早早犯錯。人生的錯誤犯得越晚，會越不可收拾。

從孩子們還在蹣跚學步，他們就都學會「買單」。在餐廳吃過飯，只要現場盡在我的眼底，沒什麼救不得的危險，我就會跟孩子說：「看到沒有？櫃檯那個阿姨？去跟她說要結帳，把帳單拿回來給爸爸。」

孩子一走出，我的眼睛就盯著廚房出菜口到他將走過的路。等他拿回帳單，我數了錢，叫他拿去付帳找錢。他們任何一個都做得跟大人一樣好。培正小時候比兩個哥哥都更「肥軟」。可愛到不行。有時，付完帳我們還必須再坐著等。因為，餐廳的阿姨和姊姊不放人。一個轉手過一個：「好可愛喔，借我們抱一下，玩一玩。」熟的餐廳還更會「做人」。「你們先去逛街。逛完再來抱。這麼可愛的小孩，不玩會受不了。」「乾脆你們直接回家。小孩今天跟我回家睡，明天你們再來吃飯，再抱回去。」生意做到如此瘋狂，難怪台灣錢淹腳目。

等到孩子稍大。當然一以貫之，不洗碗就沒有權利吃飯。五年級開始，他們每一個人都開始洗自己的衣服。「能做的就自己做」，這種家教下，孩子的思路根本難以「控制」。

他們從念幼稚園開始就老是覺得別人「很幼稚」。小學放學的校門口，看到許多讓媽媽拿書包的孩子，或是讓菲傭跟在身後提便當袋的學生。他們幾乎都快到完全厭惡，深以為恥的程度。早熟讓他們容易「不適應」台灣的學校環境，這是我始料所未及的。但也沒辦法，我又不是故意的。誰教他們生為我的兒子？

孩子是否「卓越」？我真的「不敢」在乎！人生是他們各自的。一個父親能夠教養一個「獨立的孩子」，社會責任已了。有多大的成就，是孩子自己的造化。我唯一不可取代的角色是「父親」。不管孩子是否「卓越」，他們永遠是我的孩子。卓越或不卓越的都一樣是，哪個孩子也都享有相同的父親之愛。人生的親子真相不就是簡單如此？

說感傷點，誰在奉養老父老母？往往不都是那個「最沒出息」的孩子？他沒那麼忙，沒很多產業和事業要操心勞碌或國內外奔波。他甚至覺得自己沒成就，最對不起父母，所以，最孝敬。

親子是天底下唯一不可取代的關係，沒有任何價值或成就或榮譽能夠改變我的這項認知。這樣的信念，大概我會成為幸福的父親。無論孩子終將如何，他們都會知道，他們的父親不踰越應有的角色，只是幫助和支持他們摸索自己的人生。

三教九流、販夫走卒、達官顯要，我這半生多所結交。中低收入戶、小康之家、富豪巨室的悲歡離合我也略有見識。人格特質才是幸福或快樂的真正秘藏之處。

學校教育的成績，跟人一生的成就或財富基本上無關。成就和財富都是個人經過長期的奮鬥或機緣所得。學校最重要的角色是在形塑一個孩子的人格特質。這正是台灣的常態學校最不在乎的。

如果教育是為了升學考試，可以確定，台灣常態的公立學校是最壞的選擇。一些私立學校已經證明。他們一、二年級就趕完三年的教學進度，三年級就是復習和考試。公立學校的教學效率差人三分之一。

私校還是要教許多和升學考試無關的科目。通學或住校也都要浪費許多交通時間或應付群體生活的必要之惡，像集合、聽訓，因某個人或某事件造成的耽擱。最有效率的上學選擇是：在家自學。

如果我是現在的孩子，我也許會這樣做：先把過去歷年來的基測試題全做一遍。不管考幾分，先掌握出題的型態、方向和關鍵處。然後，開始在家「讀書」。我相信給我一年時間，三年的進度，我最多用一年就能讀完。因為，在家讀書的一年時間，等於去學校讀書的兩年。而且，我只讀「可能會考」的重點。

把學校比喻成「教育便利商店」，恐怕也太侮辱便利商店。因為，校長和老師都沒有接受過以客為尊，笑臉迎人的「店長講習」。便利商店的貨品當然任由消費者自己選。學校的體制，核心價值，服務品質和服務態度遠遠比便利商店不如。

便利商店的全國連鎖成為行銷通路壟斷的怪獸，學校也扮演教育壟斷的怪物角色。只是，不上便利商店是省錢儉樸。不上學校卻是驚天動地，自毀前程。

有一次我對全國的「消保官」演講，開玩笑請他們管管學生的消費權。

「教育部的位階比消費者保護高，我們管不到。」大家嘻嘻哈哈一番。哪個消保官沒有孩子？不知孩子疾苦？可是，官再做得比「消保官」千百倍大，事到臨頭，才知道「孩子的爸」或「孩子的媽」都沒有「孩子的老師」大。

過去，我偶爾會想主動去學校跟老師談談，但終究是想歸想，從來沒行動。心想，老師也只是個「升斗小民」，都在盡「照表上課」「照章行事」的本分，又能要求他們什麼？根據家長們私下聊天，只要孩子有問題，老師的最大共同特點就是：自己和學校都沒錯，都是學生的錯和家長的疏忽。

「如果學生受到老師不當的待遇，家長應該怎麼辦？」我繼續利用培正沒用完的四分鐘。

「家長一定要趕快去學校罵。」培正說。

「罵有用嗎？」

「罵當然沒用。但是，罵過以後，小孩在學校會比較好過。老師知道他爸媽會到學校罵人，就不敢欺負學生。」

「罵誰？罵校長或老師？」

「被誰欺負就罵誰。」

「怎麼罵？」

「越大聲罵越好。」培正還描述幾個家長到以前的學校罵老師的情境，說好遠好遠就聽得到，最難聽的三字經、四字經、五字經、六字經、七字經、八字經都有人罵過。

「這樣公然侮辱人是犯法的耶？」

「那就不要罵難聽的。但是，一定要罵得很大聲，讓別班，最好全校都聽到。這樣子老師才會怕。」

「老師被罵過以後，不管這學生了。學生不是天不怕地不怕，沒人管，怎麼辦？」

「這樣說太誇張。罵老師是為了讓老師怕。」培正糾正我，「爸媽罵老師，學生最多只會不怕那個老師而已，學生該怕的自己會怕。家長罵老師會讓孩子在學校人緣很好。」

「為什麼人緣會好？」

「不是所有的老師大家都想罵。很多老師大家都很喜歡。但是，想罵的老師也很多，又不敢罵，學生家長也都不來罵，我們多可憐啊。有家長來學校開罵，大家當然都會很高興，都會感謝那個同學請他家長來學校罵。」

「為什麼要趕快罵？」

「不趕快處理，問題就一直會發生。因為老師有問題，學生通常不會說。會跟家長說，就表示事情很久、很嚴重了。當然要趕快去罵。」

「兒子，所以我和媽媽從來沒去罵過老師，很不盡責囉？」我笑問他。

「不會啦。罵也沒用，學校不會改的。而且，我自己有錯，你怎麼去罵老師？」

「至少有三種人。」我對培正說。經過一段不好的遭遇後，每個人因為發展不同，會有不同的心靈氣質。有人會記住過去的種種不愉快。有人會覺得過去已經過去，也沒什麼，還不是走過來了。有人會心存感恩，沒有那段不堪的經歷，就沒有現在的甜美和深刻。

我問他：「你是三種中的哪一種？」

「最後面那一種。」培正說，「我現在對人都很感恩。」

我沒問他為什麼有這麼大的變化。只是在心裡琢磨，一個充滿感念的孩子，為什麼會希望爸媽要「趕快去學校罵老師」？

「如果現在要你總結讓你變壞的經驗，你會怎麼說？」

「我們只是個小孩子，怎麼能夠給我們那麼大的壓力呢？」培正說。

「通常大人會說，孩子變壞都是交到壞朋友。你的經驗呢？」

「我有交到壞朋友。」培正說，「可是，老爸，我真的告訴你，我不是被朋友帶壞的。我是被老師教壞的。」

（一）這個十四歲又五個月大的少年，向我回憶他五六七年級的往事。事隔三兩年，他已能用輕鬆的心情描述。我摘要他的「口述歷史」： 「同學不乖，叫去屋頂罰曬太陽。不必上課，一次一小時。連下課時間。」 「發考卷邊走邊叫同學名字，同學要馬上站到他前面。成績好的，他把考卷給他。成績差的，他就不給。直接把考卷扔在地上。叫學生自己撿。」 「還有更過分的，我們教室在三樓，他會走到走廊，把考卷或連絡簿丟到一樓。發完考卷或連絡簿，他才說：沒有發到的，自己到樓下撿。」 「全班太吵，被罰跪著考試。有家長向學校反應，老師知道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