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六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晚上十點多，駐在台灣的美國外交官員及軍官、商界人士在台北美軍軍官俱樂部舉行耶誕晚會。酒酣舞熱之際，安克志大使接到一通電話，神色緊張地離開，趕回美國大使館。十一點左右，電傳打字機上傳來卡特的機密訓令，指示安克志在台北時間早上七點通知中華民國政府，二個鐘頭後，即早上九點，卡特將在華盛頓電視上公開宣布承認中共、與中華民國斷交。
經過一番內心掙扎，安克志決定提早通知，「我沒有辦法等到天明，我深感這對中國人和蔣總統個人都將造成很大的困難。」於是他在半夜打電話，找到了蔣經國的秘書宋楚瑜，要求緊急求見。
正在熟睡的蔣經國在凌晨二點三十左右被喚醒，告知這件大事。三點多鐘，行政院長、少數黨國大老及外交、國防部長，陸續抵達總統座落在大直的「七海」官邸。全場氣氛嚴肅，大家心情極為氣憤，對美國這樣臨時、倉促的通知方式，覺得「豈有此理，」孫運璿描述那時心情。
但蔣經國卻很堅定的告訴大家：「現在國家遇到了難關，雖然是很重大的打擊，但大家不要情緒用事，要負起責任來，要冷靜想，怎麼樣來應付這個局面。」隨後他做了幾點重要指示。八點鐘，蔣經國在中央黨部主持了臨時中常會。楚崧秋形容他那天早上步履安詳、神態安定，予人極大信心，「這時領袖的鎮定最重要。」
不久，蔣經國身著黃色夾克的熟悉身影就出現在電視畫面上，宣布了這件不幸消息，並期勉全體軍民同胞「不分彼此，放棄小我，同舟共濟，……堅忍、沈著、奮鬥」，共度難關。
政府除了下令三軍戒備、暫停年底的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外，毅然決定採取更加開放的作法，加強對外活動，衝突孤立局面。政府立刻宣布原定次年元月開始的出國觀光，照常實施；擴展對歐貿易，減低對美的貿易依賴，並鼓勵公民營企業向海外投資，以掌握市場及資源。
孫運璿主動第二天就向立法院報告，並召集工商企業領袖，呼籲大家同心協力，共體時艱。企業界立刻用實際行動表達了愛國心。台塑集團負責人王永慶首先宣佈，未來五年內將投資五億美元，並捐獻五千萬台幣做為國防基金。「在這個艱苦的時刻，我有義務要鼓舞大眾的士氣，」王永慶說。
裕隆汽車的吳舜文也捐出四千萬台幣，並承諾投資兩億美元，提高汽車生產量，「此時此刻，我們應該增加國防預算和加速經濟發展。」嘉新水泥集團也宣布了六千九百萬美元的擴廠計劃。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民心士氣激昂幾達沸點。年輕人憤怒的情緒在美國談判代表團抵達松山機場時，終於爆發。學校裡的青年、社會各階層的人、撐著抗議的布條與標語，將松山機場的通路擠得水洩不通，美國代表團的車隊被層層包圍，有的丟雞蛋、有的丟蕃茄，也有人拿了標語的木棒擊破了首席代表克里斯朵夫座車的玻璃，擦傷了安克志大使。
抗議賣花生起家的卡特出賣了中華民國，一位計程車司機滿載了幾袋花生撒在外交部前，任羣眾踐踏。作家張曉風穿了一襲黑袍，上書白色大字「美國精神死了，為它哭喪」，在外交部前遊行抗議。
為了避免抗議群眾的糾紛，中美斷交後各種關係如何延續的談判，移師圓山頂樓舉行。面對群集的中外記者，列席的新聞副局長宋楚瑜，在閃光燈齊飛之下，篤定而從容不迫的答覆了各項問題，他的形象也從此躍進許多螢光幕前的觀眾心中。
雲門舞集正在嘉義體育館公演《薪傳》，先民渡海拓荒，克服難關的一幕幕，激起觀眾的共鳴，一面起立拍手、一面流淚滿頰，自然的高聲齊呼中華民國萬歲。
中美斷交，卻觸發了社會菁英份子大結合。在美受教育的企業家第二代，分批去美國國會遊說通過「台灣關係法」，學者沈君山投文《華爾街日報》，呼籲美國應支持台灣，使海峽兩岸二種制度能和平競爭。在一片團結高昂的士氣中，台灣很快的跳脫了斷交的陣痛，向前邁進。
黨外人士的政治活動也在加緊進行。擔心國民黨會和中共和談，黨外人士提出了民主自決的主張，民眾在高雄示威遊行時，不幸與軍警衝突，引發了美麗島事件，導致許多黨外人士被捕下獄，包括黃信介、姚嘉文、張俊宏、林義雄、呂秀蓮等。《聯合報》記者黃年形容那是一段「台灣政治發燒」的時期。
但台灣經濟發展的列車隆隆的向前推進。
基隆到高雄由高速公路串聯起來，大鋼鐵廠動工生產，現代化的桃園機場迎送旅客出入……，每人ＧＮＰ四年內就提高了一倍。十項建設的完成使社會和經濟都展現了新風貌。過去三十年努力的成果，受到國際肯定和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青睞，將台灣列入「新興工業國家」（ＮＩＣＳ）行列。
另一方面，做為經濟升級火車頭的資訊工業，更因為六十九年新竹科學園區成立如虎添翼。科學園區設立的宗旨是吸引海外人才回國，引進高科技技術、促成學界與實務的結合，提昇科技產品水準。
八百公頃的黃土地上，「台灣矽谷」逐漸成型。草坪綠意盎然，點綴寬廣整潔的道路，除了廠房，還有獨幢別墅型住家、學校、購物中心。在這優良的工作和生活環境中，蘊涵著政府期望科技生根的「十年三期計劃」──十年內引進一五○─二○○家廠商，培養及延攬高科技人才二萬名，製造有競爭力的電子產品行銷世界。
林懷民：辦雲門是一種挑戰跟喜悅
我是在民國六十一年回來的，那時周書楷先生剛步出聯合國，是釣魚台開始不久以後、大陸上文革正在進行，我們當時是留學生大批返國的第一波。
剛回來時台灣很安靜，百事待舉，不像現在這麼熱鬧。當時社會很不開放，也很穩定，我回來的第二天就在街上被抓去剪頭髮。我感覺那是一個出發的年代，經濟要開始扎根、起飛的時候，當時的農村還是非常儉樸，電視節目簡陋而不好（現在是鋪張而不好）。那也是個大學雜誌的時代，光復後出生、在台灣受教育的一批人開始對時政發表意見。然後是文化上的本土意識開始抬頭，產生所謂的鄉土文學，而高信疆是當時推波助瀾的人，並且把層面擴大，甚至及於環保。我也還記得石油危機，那時我第一次感覺到台灣的蕭條，非常安靜，連路燈到了一定的時刻都要關掉。那種感覺就像傍晚看到很大很紅的夕陽，「轟」一聲一下就不見了。
一九六○年代美國是一個嬉皮的時代，他們放棄社會、退出社會是一種行動，而同樣的一批人也對越戰發表反對言論，遊行鼓吹和平。同一個時候，在大陸是如火如荼的文革，年輕人在十億人口的土地上串連，血淋淋、燃燒的感覺，這件事的真相到七○年代才揭曉。文革給我一種可怕、熱烈，卻又充滿民族主義、理想主義的感覺，在文革的宣傳品中，我第一次看到中國人站起來的形象，那是一種有信心的、尊嚴的國劇武生架勢。一九六○年代也是全球學生運動的時代，是年輕人認為可以有理想、可以發言、可以對世界有責任，並且有能力扭轉乾坤的時代。這建立在二次戰後西方世界二十多年的承平和繁榮；建立在中國百年來的貧困和腐敗。
回來之後我辦雲門，主要是想做點事情，那是一種負擔、責任，也是一種挑戰跟喜悅，我想的是：「國外有舞團，為什麼我們沒有？」後來才感到不那麼容易，不是我自己一個人能夠承擔的，但我把它擔下來，做不好再來，一次又一次，不斷學習。
很巧的一件事是，《薪傳》首演當天剛好宣布中美斷交消息，我心裡想說：「好，來了。」我沒有難過，從尼克森到北京去之後，我心裡就準備得好好的，我沒有悲憤，心裡安靜得好好的，只是感到一個新的時代來臨了。
那天晚上我們還是決定演了，但感覺和以後演的《薪傳》完全不一樣。那時台上、台下觀眾情緒部非常激動，大家哭成一片，跳渡海時，舞者是汗水和淚水齊飛，觀眾一面拍手一面哭，演完了以後大家都很高興，我想是情感發洩了。真是巧，《薪傳》裡面就正好有那個訊息在，而我很高興在那個時候能有東西跟大家分享，「幸好今晚演的是《薪傳》。」這是我當時的心情。因為《薪傳》確實能給大家安慰及啟發，透過《薪傳》，我們結束一個先民拓荒的艱辛，對自己及後代的生存有了肯定和責任。那是個成功的「樣版」。
民國六十年代是我最懷念的年代，那是個充滿希望的年代，因為大家一起在工作、醞釀、努力，好像覺得只要去努力，事情就辦得到。當然那是過度樂觀，是個人經驗的不足及整個社會的缺乏經驗。台灣一切的奮鬥過程只不過四十多年，我們不能說現在比較不好，就已經到了底，在療傷止痛之餘，我們應該面對走過的路，然後作檢討，檢討後付諸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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