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焰不熄──胡適

文／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胡適在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國，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傳統，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出版《中國古代哲學史》、《紅樓夢考證》等，為現代中國學術樹立了典範。對孝道、喪禮、婦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響從學術研究到日常生活，及於各個層面。真可以說是「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



一九○一年梁啟超在日本寫《南海康先生傳》，首論「時勢與人物」。他對「人物」一詞的界定是：

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其人未出現之前，與既出現之後，而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若是者庶可謂之人物也已。（《飲冰室文集》之六，頁五十八。在《飲冰室合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九）

用這個標準來評量胡適的一生，胡適無疑是個「人物」。

從「應時之人物」到「先時之人物」

胡適在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國，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傳統，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出版《中國古代哲學史》、《紅樓夢考證》等，為現代中國學術樹立了典範。對孝道、喪禮、婦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響從學術研究到日常生活，及於各個層面。真可以說是「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套句《象山學案》中的話：「天地間有個胡適之便添得些子，無了後，便減得些子。」是一點不誇張的。

　　梁啟超在《時勢與人物》中，將人物分為「應時之人物」與「先時之人物」兩類：

應時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復尊榮安富，名譽洋溢。

若以這幾句話來描述胡適回國之後十年之間，在中國之際遇，大致是不錯的。論者往往以「暴得大名」四字來刻畫胡適初回國時驟享大名，披靡一時的情況。這和梁啟超所論述「應時之人物」，若合符節。對於「先時之人物」，梁啟超的說法是：

其所志無一不拂戾，其所事無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復窮愁潦倒，奇險殊辱，舉國欲殺，千夫唾罵。

用這幾句話來說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三十年之間，胡適在中國大陸所受到的批判，誣衊，歪曲和侮辱真是再恰當不過了。「舉國欲殺，千夫唾駡」，不正是上世紀五○年代，胡適思想批判的寫照嗎？一九五五年由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的八冊《胡適思想批判》，舉證歷歷，胡適成了「美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御用文人」，「中華民族的罪人」，連他的兒子思杜都登報指責，胡適是「人民的公敵」。一九五四年，周揚更為胡適思想批判定調，說胡適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最早的，最堅決的，不可調和的敵人。」 「企圖從根本上拆毀馬克思主義的基礎。」胡適五十年代在紐約的那段日子可以用「窮愁潦倒」概括之，而他在國內的際遇則不出「奇險殊辱」。

　　而今我們回看一九五○年代共產黨對胡適思想的批判，無非只是一個政權集全國之力，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份子，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誣衊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適思想在上世紀八○年代和中國人重見的時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溫和，再度成為中國思想界久旱之後的甘霖。共產黨費盡心機要打倒、剷除胡適的思想，結果卻把一個在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改革開放」初期「先時之人物」了。

　　這一改變，絕不是因為胡適思想，在他晚年有了飛躍，有了進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適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啟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胡適四十歲之後，無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論的提出。然而胡適由二十世紀初期「應時之人物」，到八○年代反而成了「先時之人物」，卻又實事俱在，究竟是什麼力量延續並光大了胡適思想？

　　一九四九年之後，胡適在中國苦心耕耘了三十年的自由與民主，在一夜之間，摧毀殆盡。五四以來，多少知識份子辛辛苦苦培養起來的一點「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成了新政權必欲剷除的對象。而胡適思想則成了抗暴消毒最後的堡壘，也是共產黨必欲去之的心頭大患。換言之，是一九四九年之後中國的封閉與獨裁使胡適由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八○年代「先時之人物」了。由此推論，不是胡適思想進步了，而是中國社會倒退了。封閉與獨裁是滋生胡適思想最肥沃的土壤，也是胡適思想始終不過時最好的保證。

主張漸進式改良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往返於兩岸三地，有機會和美國、大陸、港台的學生談到胡適的思想。對美國學生來說，胡適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識 （common sense），他們很難理解，這樣的「卑之無甚高論」，何以竟能震動一時，開啟一個新時代。對臺灣學生而言，胡適只是一個過氣的白話作家和政論家，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論尺度，都不免失之「溫吞」，很難激動台灣少年人的心。至於五四時期胡適意氣風發的言論，對八○後、九○後的台灣青年來說，都已是遙遠的「中國上古史」。他們兩手一攤、肩膀一聳，來一句：「這和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呢？」無論是美國學生也好，港台的學生也好，胡適，毫無疑問的已是個過去的人物。

　　但和中國大陸學生談胡適，他們還有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感。讀到胡適一九一九年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的這幾句話 ：

由於人類的愚昧，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的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

我相信，只要是經過「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國人，看到這樣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引起深沉而恆久的震撼。「主義」和「革命」這兩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

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史達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

今天回看這幾句話，依舊是光焰常新。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社論，一般都將此文視為改革開放的先聲。從此以後，「革命」這個在中國風光了幾十年的詞，漸漸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國人也終於從「主義」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夢魘。胡適畢生反對暴力革命，而主張一點一滴漸進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實驗主義」，其精義無非就是「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的標準」。三十年來對胡適思想的打壓、剷除，結果竟走回了胡適「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老路。而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別，也無非只是「主義」與「問題」之爭。中國人在受了幾十年的蒙蔽之後，猛然醒悟到，原來，改革開放大設計師的思路竟和胡適思想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堅信理伸於天下萬世

和魯迅相比，胡適最幸運的是他始終不曾被偶像化過，始終不曾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毫無保留的讚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三家」──「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揚，把魯迅扭曲成了一個為共產主義衝鋒陷陣的旗手。魯迅地下有知，也會哭笑不得的。魯迅自己寫過一篇題為〈罵殺與捧殺〉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罵的未必被罵殺，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臉腫，失了本來面目，成了 一個人神之間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 看來，一個受人頂禮膜拜，而一個受人擺布戲弄，似是兩極。但實質上相去是極其有限的。所謂偶像化，無非就是要偶像來為一個目的服務，一旦有了服務的對象，偶像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成了傀儡了。魯迅在死前十年，即一九二六年，發表〈無花的薔薇〉，就已經指出：「待到偉大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這個傀儡化的過程。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就說到：﹝魯迅﹞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真是一針見血。

　　胡適始終沒有被偶像化，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獨立自主最好的說明。北大紅樓前的五四紀念碑上，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的浮雕，而獨缺主將胡適。多年來有人倡議在北大為胡適立像，但始終沒有得到當局的同意。這種種都說明，胡適至今是個「違礙」。胡適不但沒有被偶像化，甚至沒有得到過正式的「平反」。其實平反不平反，對死者來說，已毫無意義。平反胡適，既不能為他增添什麼，也不能為他減少什麼；但對當年判他「有罪」的當道來說，平反胡適這樣一個為中華民族的進步與尊榮，做出過劃時代貢獻的人物，是可以為當道統治的合法性，加上一個可觀的砝碼的。

　　胡適一生服膺呂坤《呻吟語》中「為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這句話。一個大有為的政府，竟不能為胡適這樣一個驚天的「冤假錯案」，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當道的道德勇氣又何在？

　　過去三十年來，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重見天日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讓我想起《呻吟語》中的另一段話：

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于天下萬世。

用政權的力量來迫害知識份子，箝制言論自由，基本上是一種「理」與「勢」的鬥爭。表面上，短時期，「勢」往往居於上風，但「理」終將「伸于天下萬世」。掌管言論的當道，在禁令下達之前，不妨三復《呻吟語》中的這段話，就能知道「禁毀」的工作是如何的失人心，而又徒勞了。然而這個祖傳老法，卻依舊在網路的時代進行。

《胡適全集》的缺憾

二○○三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四十四卷（最後兩卷為著譯繫年）本的《胡適全集》，是目前胡適著作蒐羅最全的總集。除《胡適文存》及有關文史哲的著作外，兼收日記、書信及英文著作，約兩千萬字。

任何以《全集》名篇的著作，由於時空的轉移，人事的更迭，要想盡收一個作者的著作，有實際上的困難。更何況像胡適這樣一位著作宏富，寫作發表達五十五年的多產學者，不但交友遍天下，而且中英文同時發表，出版的地點及刊物，遍及中國，北美和歐洲，要想一無遺漏地盡收胡適的著作，有許多不易克服的困難。因此我們不但不在「求全」上責備編者，而且還要指出，《胡適全集》是多年來許多學者共同努力集大成的總合。標誌著胡適思想和「胡學」在大陸的再現，也是胡適研究界的一件盛事。

　　《胡適全集》不能盡收胡適作品，是意料中事，但有意的將違礙文字，剔除在外，而在序言中一字不提，這樣的做法，套用一句胡適的話，似有「誣古人，誤今人」之嫌。我在翻檢完《全集》之後，也不免「無不納悶，都有些傷心」了。改革開放三十年了，怎麼依舊容不下溫和穩健，不涉極端的胡適對時局和政局的幾句老實話？

　　一九四九年以後，胡適在學術上和文化議題上往往是復述當年舊話，而缺乏創見。唯獨在反共這一點上是他晚年的新境界，而《全集》則對這一部分，作了刻意地刪削。如一九四七年發表的〈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一九四九年〈陳獨秀的最後見解序言〉，〈民主與集權的衝突〉，一九五○年〈共產黨統治下決沒有自由〉等文，在《全集》中都不見蹤影。胡適的英文著作也同樣難逃「禁毀」的命運，譬如一九五○年，胡適發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 上極為重要的一篇文章，〈史達林雄圖下的中國〉（China in Stalin’s Grand Strategy）；一九五四年，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旅華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 的〈前言〉（Introduction）等等，都未入選。在這兩篇文章裡，胡適以一個歷史見證者的身分來說明一九四九年的這個變局，究竟是怎麼發生的。為「官修」的歷史之外，提供了另一個角度和說明。這對認識歷史真相，無疑是有幫助的，然而，這畢竟還是觸犯了忌諱，而被摒於《全集》之外。

　　所有歷代的禁毀、批判、打倒，究其真正的原因，都是來自當道對知識人思想的恐懼，是槍桿子怕筆桿子。胡適的書至今不能以全貌示諸國人，這正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不曾過時最好的證明。一種已經過時的言論是無需禁毀的；受到禁毀，正是表示與當前息息相關。《胡適全集》少了反共的文字，就像胡適在《自由主義》一文中所說：「長板坡裡沒有趙子龍，空城計裡沒有諸葛亮。」

一九五四年胡適發表題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將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靈烏賦〉中的這兩句話比作與十八世紀的亨利（Patrick Henry）所說「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義，都是人類歷史上，爭取言論自由的名言。二十一世紀中國人的一點言論自由，學術獨立，如果依舊要靠知識份子不怕死的脊梁來撐，那麼，近一千年來，中國人在言論自由上的進步又在哪裡？我們不能始終冒著生命的危險來「鳴」。范仲淹把「鳴」看成是「人臣」對「人主」的言責，所謂「死諫」是「寧鳴而死」的極致表現，這與其說是爭權利，不如說是盡職責。

　　一九四八年十月五日，胡適在武昌對公教人員發表題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演說，他痛切地指出：

中國歷代自由最大的失敗，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論學術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則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這段話，在今天中國大陸十三、四億的人民看來，依舊是切中時弊的。沒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經濟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虛幻，因為個人財產，是和言論自由一樣神聖而不可隨意剝奪的。若因為思想上的問題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麼，經濟上的富裕，對這個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而今，每個人都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如果，為了說兩句話，表達一點不同的意見，依舊要用鮮血和頭顱來換取，那麼，過去三十年來，經濟上飛躍的進步就只能突顯出政治改革上驚人的滯後。

　　我們希望「寧鳴而死」的時代，已經成為歷史，現在我們爭取的是「鳴而不死」。只要有一個人為「鳴」而死，就是中國之恥！

二○一○年十月二十四日



百年新人物──傅斯年

文 ／黃達夫（和信治癌中心醫院院長）



我無緣親炙大師的教導與風采。不過，在我大學期間以及畢業後赴美，有機會讀到五四人物的事蹟，與台大學長或老師談起和傅校長的交往見聞軼事，他的一言一行都很令我感動。年事漸長後，對照自己的生命歷程，很難想像他英年早逝，卻有那麼飽滿的學識，那麼豐碩的成就，更加深了我對於傅校長的仰慕之情。



傅斯年先生字孟真，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年擔任台灣大學的校長；而我是在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四年就讀於台灣大學醫學院，所以，我無緣親炙大師的教導與風采。不過，在我大學期間以及畢業後赴美，有機會讀到五四人物的事蹟，與台大學長或老師談起和傅校長的交往見聞軼事，他的一言一行都很令我感動。年事漸長後，對照自己的生命歷程，很難想像他英年早逝，卻有那麼飽滿的學識，那麼豐碩的成就，更加深了我對於傅校長的仰慕之情。

近日再度展讀傅校長在台大任內所寫的文字以及他的言行，深深令我心折，字字句句至今仍然閃爍著智慧之光。在我的心中，他是一個百年新人物。

六個理由談傅斯年

傅斯年先生是我極為心儀的民國人物之一。我寫傅先生的理由有六：他是一位追求真理、勤勉用功的理想主義者；他是一位勇於開創、擅長擘畫的利他主義者；他是一位熱情洋溢、勇於任事的實踐家；他是一位不畏強權，義無反顧的錚錚漢子；他是一位熱愛學生、扶持後進、改革社會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一介不取，廉潔清高的亮節之士。此外，他又是一位熱愛鄉土、熱愛國家的人，他在亂世中，時時以國家興亡安危為念，更使他為國人所敬重。



首談：追求真理

傅先生十一歲時，他的祖父陪他在家讀書，那一年就讀完十三經，奠定良好的國學基礎。他十八歲進北京大學預科，二十一歲就讀北京大學本科國文門（一九一六年），與同學羅家倫、毛準等二十人共同創立新潮社（一九一八年）。才華在北大早為師長所發現：

胡適之先生常常是很謙虛的說，他初進北大做教授的時候，常常提心吊膽，加倍用功，因為他發現許多學生的學問比他強。這就是指傅孟真、毛子水、顧頡剛等二、三人說的。(羅家倫)

傅先生對中國的古史研究有豐碩的成果，不只是在古書裡找材料，還親自參與殷墟的考古工作，投身於最沒有「實用價值」的領域，可見其為學問而學問的精神。反觀今日，大學往往以「應用」、以「科技」吸引學生，國家政策也以產業掛帥。長久以來，不但文史哲藝術科系，被社會及家長視為冷門；數學、物理、化學基礎科學也不被鼓勵，可見國內價值觀往錯誤方向推移。

傅先生不只追求學問，而是追求真理。接近真理的第一步，就是了解自己、認識自己。一九一九年，傅先生二十四歲，赴英國留學。坐船舶赴英國途中所寫的文章草稿裡，他說：

我這次往歐洲去，奢望甚多，一句話說，澄清思想中的糾纏，鍊成一個可以自己信賴過的我。（傅斯年）

傅先生過人之處在於懂得做學問必須講求方法的重要，他攻讀歷史，還學習科學。

那時候大家對自然科學，非常傾倒，除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的可靠的知識之外，而且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認為這種訓練在某種學科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而來治另外一套學問，也還可以應用。 （羅家倫）

的確，傅先生學習自然科學，與他的文史本行，在精神上是互相啟發的。他曾自言：「統計的觀點，尤可節約我的文人習氣，少排蕩於兩極端。」在進入柏林大學哲學院進修後，接觸統計學、或然率、專研實驗心理學和量子力學之後，更一掃中國知識份子最被人詬病的迂腐之氣，鴻鵠之志再也捆綁不住了。

留歐期間，德國史學界的蘭克學派對傅先生的影響是巨大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 一七九五至一八八六） 認為，史學家的任務是據事直書。要想做到這一點，就必須首先對史料進行批判檢驗，而考據史料當然必須精通史料的語文。因此，傅先生回國後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將「語言」與「歷史」並列，可見蘭克的精神，深深影響了傅先生的治學態度。

除了歷史本行，傅先生對於文學、哲學也無不涉獵。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全都看過。他還幫助英國文學家威爾斯（H. G. Wells）撰寫《世界通史》（The Outline of History）中有關中國中古史的部分。可見他的英文造詣，以及他對中國史的評述，已達世界級的高度。

次談：勇於開創、擅長擘畫

胡適之先生曾說：

孟真是人間最希有的天才。他的記憶力最強，理解力也最強。他能做最細密的繡花針工夫，他又有最大膽的大刀闊斧的本事。

傅先生擔任台灣大學校長不到兩年，他為台大的貢獻不在一些旁支末節上，而在於大學精神的開創，以及強調大學的教育責任上。

傅校長以追求真理做為大學的至高精神；而更令人敬仰的是，做為一位教育家，特別提出：「我們接過來辦這個大學，無疑的應該把教育的任務看做第一義。」他說：

第一流的大學，不能徒然是一個教育機關，必須有他重要的學術貢獻，但是，也沒有一個第一流的大學，把他的教育忽略了，因為若果把他的教育忽略了，學生學不好，將如何貢獻？

他要求台大：「集中精力，改進本校各種通習科目，建設本校的教育制度，務使來校的學生，一進大門來，便得到第一流的教授教他們的普通課。」傅校長強調的普通課，也就是現在的所謂通識博雅課程(liberal education)，他希望台大不只教出一群會讀書做研究的人，更期待培育一群「看破」名利，樂在工作、樂在服務的年輕人。

傅先生就是這樣一位摩頂放踵、高瞻遠矚的學者，自然對所謂「學者」更有識人之明，這也是他擔任台大校長時，最被稱頌的功績：

他最敬重讀書人，他聘請教員非常慎重，也可以說對於教員名義的給予，是非常吝嗇的。對於好的教授，他百計千方地邀請他; 可是也有不少大力的什麼委員什麼長之類的人，欲在臺大求一教職而不可得。（屈萬里）

有許多毛遂自薦的人，經過詳細地談話之後，卻被他錄用了。（屈萬里）

傅先生雖然不是習醫，但是他在七十五年前，就以下文來勉勵當時的醫學生：

我們知道看護是何等神聖的職業，在西洋社會上對這種職業是何等敬重。……公主瑪利並親身作看護。自朝廷至于民間，都敬重這一種服務。即以奈廷格女士論，她之有造于人類固然極大，而人類之以誠心與榮譽酬報她，也無以復加了。（傅斯年，一九三五年北平協和醫學院畢業式演講）

我一生從事醫學教育與醫療工作，過去二十年在國內常聽醫界同僚感歎，病人和家屬都是以成敗論英雄。病情好的時候，便說醫生高明；病況轉差，就質疑醫師不盡心。同僚的委屈雖有部分實情，但我總認為醫療是種志業，正因為醫者必須承受這樣偶爾發生的委屈，而不改做事的原則，才能受到社會的敬重，否則就和其他商業行為又有何差別呢！傅先生認為只要我們熱心地服務人，哪怕得不到社會的鼓勵，這一點也要「看破」：

我知道熱心服務的人，不怕窮，不怕苦，而怕社會之不獎勵。其實這一點也要看破，雖有不得目前的承認，日久是總得到安慰的。(傅斯年)

三談：熱情洋溢、勇於任事

傅先生留學英德回國之後，從三十二歲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文學院長開始，歷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北大教授、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及台大校長。所任之職沒有一個是空銜，他不只在學術研究被視為天才；在每一個職務上也都勇於任事，他是一個凡事起而行的行動派學者。

傅先生方值弱冠之年，就能看見老百姓的道德墮落，是因為看事情缺乏邏輯辯證的能力，做事情就分不清對錯，容易受到人的左右，以致「不辨何者可為，何者不可為」有關。他說：

群眾對於學術無愛好心，其結果不特學術銷沉而已，墮落民德為尤巨。不曾研詣學問之人，恆昧於因果之關係，審理不瞭而後有苟且之行。 (傅斯年，《新潮發刊旨趣書》)

傅先生進入壯年之際，無論在學術研究上，或是在社會改革運動上，他雖熱情洋溢、發人之先，但他絕不是有勇無謀急進之徒，以下是一段傅先生反躬自省（reflection）之語，表現了知識份子如何徘徊在獨善其身與兼善天下之間的兩難。

近日又讀莊子，竭力自己為自己想開，何必一人懷千古之憂，一身憂國家之難。讀來讀去，似乎有些進步，此竅還是半通不通的。……我本以不滿於政治社會，又看不出好路線來之故，而思遁入學問。偏又不能忘此生民，于是在此門裡門外跑去跑來，至於咆哮，出也出不遠，進也住不久，此其所以一事無成也。(傅斯年)

在二次大戰期間，傅先生為他所負責的史語所搬遷至四川李莊，除了所務外，還為所內離鄉背景的同事找尋住處，讓他們能持續研究工作。又照顧生病的人，爭取他們的生活費、藥費，他關心國事，勇於參政，蠟燭兩頭燒，使他的高血壓不易控制，最後成為他致命的健康問題。

四談：不畏強權，義無反顧

傅先生五十二歲，主持史語所事務。那一年他在《世紀評論》發表〈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一文，痛陳：

「政治的失敗不止一事，而用這樣的行政院長，前有孔祥熙，後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藥的事。」蔣委員長就宴請孟真先生，想替孔祥熙說情。

　　　「你信任我嗎？」蔣委員長問孟真先生。

「我絕對信任。」孟真先生答。

「你既然信任我，那麼就應該信任我任用的人。」

「砍掉我的腦袋，我也不能這樣說！」傅先生顯得有些激動，在座的人都失了色，蔣委員長也為之動容。不久，行政院長便換了人。（屈萬里）

傅先生不畏強權、義無反顧的性格，可說深受他的老師蔡元培先生的影響。我們對照傅先生處世的人格特質，很容易發現二人有神似之處。傅先生說，他受教蔡先生門下二十五年之長久，常見到蔡先生生氣責人的事。舉了與自己有關的二三事。他在北大讀書時，有一次傅先生匿名說人的不是，蔡元培立即糾正：

諸位在牆壁上攻擊某君的事，是不合做人的道理的。……至于匿名揭帖，受之者縱有過，也決不易改悔，而施之者則為喪失品性之開端。凡作此事者，以後都要痛改前非，否則這種行動，必是品性沉淪之漸。（傅斯年）

又有一次，有一位在留德學生中名聲不太好的學生，打電報給蔡先生，想要從萊比錫來看蔡先生，一群同學怕他來向窮得不得了的蔡元培要錢，主張去電謝絕他，以此意陳告蔡先生。

蔡先生沉吟一下說:「《論語》上有幾句話：「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你說他無聊，但這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無聊嗎?」 于是我又知道讀《論語》是要這樣讀的。(傅斯年)

傅先生有這麼一位人生導師是他的幸運。在人生的開始，我們多麼需要像蔡元培先生這樣的老師給我們提點如此雍容敦厚的道理啊！

五談：熱愛學生、扶持後進、改革社會

五十四歲那一年，傅先生就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我們從他在第一次校務會議的校長報告，就可以看出他恢宏的胸襟。他對大學精神的詮釋，至今仍為諍諍之言。太值得今天迷失在SCI論文發表數字，一心追求「世界百大」的大學校長，審慎重新思考大學的終極使命。

我們接收以後，是純粹的辦大學，是純粹的為辦大學而辦大學，……也不許把大學作為任何學術外的目的工具。如果問辦大學是為什麼?我要說：辦大學為的是學術，為的是青年，為的是中國和世界的文化，這中間不包括工具主義，所以大學才有他的自尊性。

台大從日據時代的台北帝大數百人，到傅校長時已增加到三千多人。因此，大部分的學生沒有宿舍可住，影響學業至大。他不只做到讓學生有地方住，傅校長就像一位父親一樣，有時慈祥，有時也很嚴厲。學生認真上進，他會給零用錢鼓勵；學生不聽話，他要嚴格處罰，甚至逐出校門。他的學生回憶說：

平日校長對功課好的有種種獎勵，每年對成績優良者給獎勵開獎狀。假便你在學校裡出了亂子，校長第一件事就是叫註冊組送成績單給他，如果成績好的，不妨稍加考慮；如果功課糟糕，那你準得倒霉了。校長更注重同學的課外活動，凡是對康樂有貢獻的都給予津貼，每學期都舉行運動、論文、演說比賽。(學生趙元暉)

傅校長以「敦品、勵學、愛國、愛人」與學生共勉，並引用哲學家斯賓諾莎的話：「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前者入世踏實，後者氣度恢宏。然而，今日的大學，認真教學的老師不受肯定；雖然有導師制度，卻沒有輔導（mentoring）及學習成效的評估，教評會也沒有學生的參與，對於學生日常生活的關懷就不用說了！校園裡更難呼吸到正氣凜然的空氣，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在此，我特別要提起的是傅先生在改變台大和台大醫學院、台大醫院的關係上所做的事。先談傅先生對台大醫學院的觀察與他對醫學院和醫院基本的發展方向。

傅先生到台大，立即看到台大醫院的先天缺陷。「就醫院說，一個教授就是一個醫院，一切半獨立性。」「既以教授為單位，便以研究為第一件事。……但因研究而忽略治病是不對的。」所以傅先生提出：「我們要把看病當作第一件事，能看病才能研究！」他看到台大醫院當時的景況是「用美國好醫院服務的標準去說，是差得遠。」「現在台灣的護士之供與求，相差極遠。」因此，他要台大醫院走美國式的「醫院現代化」；而不要再持續日本制度。

另外，傅先生看到台大醫學院的後天失調。他發現「人才，尤其是領導之人才，還不夠數…….日本教授分期回國，台大未曾完全盡力補充。」而且他要的是真正的人才，不是請來「作教授便是權威」的人；而應該是「先成權威然後才作講座教授」。

傅校長的台大醫學院及醫院的改革方案包括：扶植、培育台灣省醫學人才；破除由幾十個教授各自獨立的「聯邦體」所組成的台大醫院，主張台大醫院要集中管理；台大醫院院長與台大醫學院院長兩者共同秉承校長來綜理院務。

傅校長的改革，簡單地說就是要把進步的思想帶進台大醫學院；把日本帝大時期權威的思想趕出台大。這在當年以及現在看來，都是眼光獨到、魄力十足的作法。然而，因為傅校長早逝，真的是「人存政舉，人亡政息」，傅校長離開之後，他所主張真理至上、打破威權的任務，似乎不得貫徹。直至今日，講師承、論輩份的舊傳統，依然存在，實在令人惋惜。

六談：一介不取、高風亮節

傅校長的廉潔，幾乎到了令人心酸心疼的地步。以當年百廢待舉的台大，諸多建設正在計畫、正在施工，雖然當時政府財政並不寬裕，但台灣省政府主席陳誠曾特允新台幣一百億做為台大興建校舍之用，以當年物價，此數經費不可謂不多。但是傅先生個人竟然窮到得靠稿費才得以縫製一條綿褲取暖，可見其一介不取之高風亮節。傅先生之侄傅樂成說過這麼一段話：

他經常是囊空如洗的。某個月一大早晨，伯父在臥室中對伯母說：「有錢嗎？拿拾塊來。」伯母說：「就剩幾塊錢了，還得買菜。」伯父說：「那就算了！」過了一會，又聽到伯母問他：「到底要不要？我好去想辦法。」我在校中偶對同事提起此事，同事皆為之嘆息。誰能想到他們會為拾塊錢去「想辦法」呢？他對這種清苦的生活，總是安之如素，我從未見他向人哭窮過。(傅樂成)

風範猶存

傅先生雖然只活了五十五年，但是他的一生，可以說沒有虛度一寸光陰。他把自己奉獻給學術、奉獻給社會、奉獻給國家、奉獻給學生。他所努力堅持、一生奉行不渝的理想與目標，有太多令吾輩見賢思齊的地方。哲人其萎，大師不再的日子，寂寞之餘，讓我們從傅先生的一生溫故知新，為橫亙在眼前，挑戰我們的新時代，增添新的力量。

光焰不熄──胡適

文／周質平（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



胡適在一九一七年回到中國，提倡白話文，批判舊傳統，主張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出版《中國古代哲學史》、《紅樓夢考證》等，為現代中國學術樹立了典範。對孝道、喪禮、婦女解放都提出了改革的方案。他的影響從學術研究到日常生活，及於各個層面。真可以說是「社會之面目為之一變」。



一九○一年梁啟超在日本寫《南海康先生傳》，首論「時勢與人物」。他對「人物」一詞的界定是：

必其生平言論行事，皆影響於全社會，一舉一動，一筆一舌，而全國之人皆注目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