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濃•笠山
那年，我才二十出頭。獨自在南橫公路徒步旅行三天之後，在高雄縣境的三民搭上客運公車，來到南方的客家小鎮美濃。在巴士站附近的麵攤吃了一碗粄條，然後朝笠山的方向走去。
一路上，隨意拍照這裡那裡未曾見過的菸樓景緻；終於在日午時分來到笠山腳下的那個「倒在血泊裡的筆耕者」鍾理和的故居。
我不是時下「追星族」；僅僅是為了向那位生前寂寞的作家致敬，於是就這樣慕名來到《笠山農場》的文學現場。同時見到小說家筆下美麗、健朗的客家女子平妹。
小說家的長公子鐵民先生溫暖地接待了我這個陌生的、穿著短褲背心、一身邋遢的文學青年。那天中午，在鍾理和生前用餐的四方桌上，我和鐵民先生一家共同享用了平妹女士烹煮的客家家常菜。
那天午餐的滋味，一直到現在還難以忘懷。美濃、笠山，於是也成為我文學地圖上重要的一站；只要有機會到美濃，一定會到笠山走走。
時隔出訪笠山六、七年後的一九八七年，因為採寫前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和鳴）的生命史，我在陪同鍾校長遺孀蔣碧玉女士重返笠山時，更進一步地走入小說家鍾理和文字背後的歷史。
一九五七年，鍾理和曾經在參加《自由談》雜誌徵文的自述〈我學習寫作的過程〉中表白：「我少時有三個好友，其中一個是我異母兄弟，我們都有良好的理想。我們四個人中，三個人順利地升學了，一個人名落孫山，這個人就是我。這事給我刺激很大，它深深地刺傷了我的心，我私下抱起決定由別種途徑趕上他們的野心。」這就是鍾理和學習寫作的「最初的動機」，而他那童年的異母兄弟鍾和鳴的支持與鼓勵，跟她從事文藝工作則有「很大的關係」。
鍾理和索書的少年時候的三個好友還包括台北高校畢業及病逝的鍾九河與姑表兄弟邱連球；一九五○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鍾和鳴與邱連球又先後仆倒馬場町刑場。
這樣的歷史認識，使得我對鍾理和的文學有不同於一般「本土文學」論者的看法。為了更準確地把握鍾理和的文學，上個世紀九○年代初，我又舉家南遷屏東，在荒廢多年的邱連球故居住了半年；在鍾理和文學所描寫的客家庄漫遊、呼吸。
因為時代的限制，小說家鍾理和終究沒能把他們四個少年好友的故事寫成小說；我希望自己日後能夠填補這個台灣文學的缺憾。因此，美濃、笠山一直都是我個人文學地圖中最重要的一站。
你是什麼派
現在是二000年七月廿四日凌晨一點。阿里，我在北投一家老式的溫泉旅館，給你寫信。
為了參加«葉榮鐘全集»的新書發表會，昨天早上，我就開著家裡那輛「銅罐仔車」北上。兩個孩子還是暑假期間，而我一直沒有時間帶他們出去玩，於是就順便帶孩子以及孩子的媽，一起出來走走。
我們從北二高中和交流道下來，然後到中和景平路一家山東人開的餃子館午餐。老闆還認得我們，看到身邊的孩子驚嘆道:孩子都那麼大了!阿里，你應該還記得，十年前吧，那時候，曾經在報館上班的我和妻子在這附近住了一段時期。伊就是在這段時期生下我們家老大的。後來，我被報館遣散，也搬離台北，先後在苗栗、三重、屏東長治、花蓮光復、苗栗羊寮坑、台北新店住過。一直到前幾年又回到苗栗故鄉。沒想到竟然就這樣在五湖鄉居了這麼多年。
吃過水餃，我隨即前往台大校友會館。
在葉芸芸女士的邀請下，我得負責主持這場«葉榮鐘全集»的新書發表會。(今晚的旅館費三千元就是我的主持費支出的)
回想起來，«葉榮鐘全集»的出版過程，就像我這十幾年來的遊牧生活一般，充滿曲折與坎坷。
一九九一年年初，在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擔任「台灣民眾史系列」特約主編期間，因為編輯«蘇新全集»的因緣，通過蘇新女兒蘇慶黎女士的介紹，終於見到了夙所敬佩的葉芸芸女士。眾所周知，葉女士是海外最早研究二.二八事件，並且作出極大貢獻的進步文人之一。其後，我也向時報提出«葉榮鐘全集»編印企劃並獲得通過。然而，因為時報文化出版公司的人事變動，原先支持此案的吳繼文與郝明義先生相繼離職，«葉榮鐘全集»只出了一本«台灣人物群像»後就被迫流產。
經過葉女士幾年來的辛苦奔波後，現在，«葉榮鐘全集»終於可以在葉榮鐘百年誕辰之際逐步完成出土了。我以為這是她對罹患歷史失憶症的台灣社會的一大貢獻。
阿里，你知道，葉榮鐘先生不是學院出身的歷史學者，但是，他的«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一九七一年，自立晚報出版，原題«台灣民族運動史»)一書，卻是最早啟發後人研究日據時代台灣社會運動史的歷史著作。
我不是學歷史的人，這十幾年來卻一直在從事台灣民眾史的調查、研究與寫作的工作。因為這樣，一些站在所謂「本土立場」搞台灣史的歷史學者，總是意有所指地說我的作品「文筆很好」，或是「文學想像過於歷史事實」……。總之，在他們眼裡，我不過是個歷史門外漢;因此，我的歷史寫作基本上是有問題的。
其實，我總覺得這樣那樣的批評，一直沒有說出什麼值得我重視、學習的論點。因為這樣，我也經常思索著： 歷史究竟是什麼?
根據多年來「土法煉鋼」所累積的實踐經驗，我對歷史的理解主要是指社會發展史，它講的是社會產生、發展、演變的過程及其規律。因為事物的運動就是時間，所以社會的發展變化也離不開時間;也因此，研究歷史首先就離不開以時間為序的大事年表的整理。
«葉榮鐘全集»當中的«日據下台灣大事年表»，就是葉榮鐘先生撰寫«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之前的準備工作。據葉芸芸女士表示，葉榮鐘先生在撰寫«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之前，主要根據日本«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二篇---領台以後的治安狀況(中卷)»的«台灣社會運動史»(一九一三至一九三六)等史料，花了整整一年的時間，才編寫完成台灣部份的大事年表。當«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寫作完成後，先生又再花了三年以上的時間，將此一年表擴大為台灣、大陸、日本、國際等四個部份，年代由台灣割日(一八九五年)到台灣光復(一九四五年)的記事。全書計有三千餘則，近廿萬字。由於部份稿件遺失，收錄此書的一九三五-一九四五年台灣部份，則由葉芸芸女士責無旁貸的補述。
通過這份擴充以後的年表，我們可以看到，葉榮鐘先生並沒有把台灣當作一個孤立的海島;在這裡，台灣是作為世界地圖的一個部份。也因此，人們可以通過這個年表清楚地看到，作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台灣，就像衰敗的祖國大陸與朝鮮一樣，它的歷史命運其實是由帝國主義侵略的世界史所決定的。
按照這樣的歷史邏輯，那麼，以「階級運動」為運動路線的「左翼抗日運動」，就應該是日據時期台灣社會運動的主體才是。但是，就像«台灣民族運動史»的「凡例」所言:因為「台灣近代民族運動係由資產階級與知識份子領導，是故左翼的抗日運動與階級運動均不在敘述之列」一般，這份年表在有關左翼運動的記事部份，也有相對的疏漏。然而，葉榮鐘先生寫作的年代恰是台灣仍處於白色恐怖的一九六一至七一年；理解這點，我們自然就能夠抱著歷史的同情之心，不忍苛求了。更何況，據葉芸芸女士透露，就在寫作運動史與年表的這段期間，葉榮鐘先生實際上是受到政治的注意的。
阿里，作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的先行者，長期以來，葉芸芸女士一直無私地大量提供我個人有關台灣左翼運動史的史料。幾年前，就在葉女士提供的一九三0年十二月號«新台灣大眾時報»的第七十五頁，我讀到了當時的左派對葉榮鐘先生的批判文字:
忠實的攻名攻利主義者、強度的色盲、亂視、近視、斜盲目社會運動家葉榮鐘、開口就是大罵左翼、大罵文協。我想汝大概病上加病、再加上了左翼的恐怖病了。
亂視、近視、拿人作鬼這卻不甚要緊、可是像汝這樣病身、非隔離不可。不但於民眾無益、恐再傳染四百萬同胞。
葉榮鐘!臺灣的現階段、就是像汝這樣的分子再退守霧峰、去做大地主林獻堂的忠實的守門犬。這對不對?若還不自己清算、恐怕會像申公豹、被左翼的眾仙拿去塞鹿港的海眼。
七十年以後，再讀這樣的批鬥文字，阿里，我們不能不有沉重的歷史感慨!
回顧歷史，我們知道，自一九二七年文化協會分裂以來，日據時期的台灣社會運動發展為以「階級鬥爭」或以「民族運動」為路線的左右兩翼。其後，右翼又再分裂為台灣民眾黨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兩個團體。葉榮鐘先生就是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後，由東京回台，從事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的工作的。由於路線的分岐，各團體之間互相批鬥的情況經常發生;在一九三一年一月五日第四次大會上第二次轉變方向的文協，甚至在大會宣言中把「打倒台灣民眾黨、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以及「打倒左右派社會民主主義者」列為政治口號。由此，我們不難想像當時政治、思想鬥爭的慘烈!葉榮鐘先生因為與台灣地方自治聯盟主要發起人林獻堂的特殊關係，再加上他是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少數具有理論修養的一支健筆，因此遭到左派的這樣批評，也是歷史的必然。
然而，歷經日據時代一九三一年以來的政治大檢舉，以及國府來台以後的五0年代白色恐怖，日據以來台灣社會的知識菁英們，不管是「左派」、「右派」，只要是正派的人，幾乎無一不在這股時代的洪流當中，遭到或深或淺的磨難。同樣地，我們也看到一些媚俗的人，不管是「左派」或「右派」，卻往往為了「攻名攻利」而大喇喇地否定自己的歷史，甚至毫不遲疑地就踩在昔日同志的屍骨堆上，啃骨吸血。
通過與葉芸芸女士的接觸，阿里，我逐漸認識到歷史史料之外，作為一個正直的人的葉榮鐘先生的思想與風骨;也因而比較能夠體會他在沉悶高壓的年代，寧願冒著政治上的危險，寂寞地寫著那段被湮滅的台灣民族解放運動史的心境。
阿里，你也知道，在主觀的感情上，我一直對左派的歷史人物有著階級上的認同感。然而，隨著閱歷的增廣與思想的提高，我也越來越深刻地體認到一種歷史的現實：那就是，擺在歷史的長河來看，一個人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許會因為認識的不同而有「左派」、「右派」之分;但是，當時移事往，歷史的現實卻告訴我們，在嚴酷的政治壓力與利益誘惑下，「左派」可以轉向，「右派」更可以逢迎;這時，作為一個知識份子，能夠讓人們尊敬的倖存者，就只有像葉榮鐘先生那類正派人物了。
左、右、統、獨、正……，阿里，你說，你是什麼派?
（2000.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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