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陳白露
先來講我和陳白露的三次見面吧，那時我們還不是好朋友。
我第一次見到陳白露是在五年前的春節，在老首長家的客廳裡。
那天天氣奇冷，烏雲下灑著冰珠。我穿著雪地靴，渾身包裹得只露出兩隻眼睛。在院子裡下了車，沿著石子小路跑進客廳，看到一個鵝蛋臉、削肩細腰的女孩子坐在沙發上，眼睛向我靈活地一瞟。我也看她，她穿著一件白色薄毛衣和黑色長褲，黑色的平底鞋上露出一截雪白的腳踝。鼻樑高聳，唇線分明，神采飛揚得使人一凜。
「這是陳白露，你們倆誰大一些？」老首長邊切著雪茄邊說，他年紀太大了，手總是在抖。
陳白露說了她的生日，聲音乾脆又伶俐。
我們同是1988年生，她出生在萬聖節，我出生在光棍節，我比她小十一天。老首長不懂什麼叫萬聖節，絮絮叨叨地叫秘書把禮物取出來。
一模一樣的兩隻方形扁平盒子，打開，是鑲了一顆珍珠的白金項圈。我和陳白露一起道了謝。
秘書又送來一隻木匣，說是單給陳白露的，木匣先放在我這一側的茶几上，小銅鎖上刻著「CUBA」。
「你吸雪茄？」我問。
她抿嘴朝我一點頭。
「外面買不到的。」老首長說。
老首長的雪茄，外面當然買不到，不是錢的問題。我知道這雪茄珍貴，既然老首長能分出一大匣來給她，說明這女孩來路不凡。
後來護士走來說老首長要休息了，我們就告辭了。說起來她家和我家間隔不遠，我們只要了一輛車，她端坐在我身邊，在後視鏡裡露出一截瘦削的肩膀。
我們一路上沒有講話，沒有交換手機號，或者問對方在哪個學校讀書。我不是天生能和人熱絡起來的人，況且她的眼神太活，表情卻太冷，看上去毫無和人交談的欲望。
她家住在一個機關最老的社區，五層樓，紅磚房，社區裡的楊樹需兩人合抱，社區外的小餐館敞著大門迎著北風，肥胖的老闆娘打罵著自己的孩子。這裡已經被原來的住戶拋棄了，住滿了收入不高的上班族。
昨天刮了一夜北風，每棟樓門前都堆滿了枯枝。
她在一扇鏽跡斑斑的單元門前下了車，消失在黑洞洞的樓道裡。直到那時我才肯相信她真的住在這裡──從打扮、舉止和老首長對她的態度看來，她無論如何也不應該住在這種地方。
「她是誰？」車子繞過光禿禿的花壇掉了個頭，我問司機。
司機說他也不清楚，只知道她的爸爸曾經是老首長的部下，後來不知道犯了什麼事，再也不來往了。每年只有陳白露一人來給老首長拜年，走的時候帶走一些酒或雪茄，有時候是茶葉。司機跟老首長有七八年了，所以這個女孩子家和老首長的淵源，應該能追溯到更久遠的時候。
我心裡的八卦之火被點燃了一瞬間，但是很快又熄滅了。
如果我後來沒有再遇到陳白露，我對她的印象將止步於她披著白色的長風衣、昂首踏過一地枯枝敗葉的模樣；我將對她的身世和經歷有無限的猜想，在我放空的時候，可以給她編一個傳奇的故事當作娛樂。
不，這不是我要說的。我要說的是，我多麼希望她沒有再次遇到我。
我第二次見到陳白露，是同一年的春天，在一個叫夢會所的地方。
會所開在王府井的金寶街上，在地面上只有一扇並不算寬的雕花木門。
那扇門單獨看算是很華麗的，但是在金寶街上又顯得很普通，兩旁沒有任何文字的標識，除了老朋友，誰也不知道打開這扇門，裡面的富麗堂皇可以媲美一座皇宮。
夢會所的主人是我的好朋友楊寬，這裡是楊家父子招待朋友的地方。
當時名下有會所的朋友不少，但我最喜歡這裡。好的會所一定是用錢堆出來的，但有錢往往不夠，當品味不足的時候，豪擲千金反而是累贅，不過白白增加暴露壞品味的機會。
但是楊寬很棒。夢會所的風格是他親自設計的，兩間大廳、四個會客室和專門陳列藝術品的長廊，牆壁用純金的絲線繪出圖紋，玻璃器皿全部是切割完美的水晶，大燈全開時流光溢彩；傢俱全是簡單的木器，雕花鑲嵌一概沒有，簡重一下子壓過華麗，再加上走廊裡懸掛的繪畫珍品，我對這裡的喜歡完全勝過其他地方。
我記得那天我們給外語學院一個得了白血病的女生募捐，我負責發傳單。我們把捐款箱擺在食堂前面的小廣場上，本來以為晚飯時段結束後就不會有人來捐款了，但那天的募捐一直持續到夜裡十點，由於路燈不夠亮，廣場周圍自發圍起了車陣，全部打開前燈為我們照明。
之後我急急忙忙趕去會所，那時舞會快要結束了，門童給我拉開大門，我衝了進去。
儘管只是一場狂歡，每個人都打扮得像個王子或者公主；我穿著寫著「生命無價」的白色大T 恤，身上帶著傳單上新鮮油墨的味道，滿臉是汗地站在大廳外面。
為什麼我對這些細節記得這麼清楚呢，因為那是二十年來，我第一次對朋友們感到疏離，我第一次發現自己可能同這個熟悉的場景有一丁點兒不同，這個發現使我感到新奇，以及……恐懼。
我所有的朋友都在這裡，如果我和他們是不一樣的，那麼我和誰是一樣的呢？
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人都開始跳舞，頭挨在一起皺著眉頭交談的、醉到癱坐在沙發上的、忙著互換名片的，都牽起手走向大廳中央，然後無數漂亮的裙擺在我面前鋪開，Happy Ending，喜聞樂見。
楊寬和一個身穿紅色大露背絲絨長禮服的女孩跳舞，女孩很瘦，一頭長卷髮美豔照人；絲絨也是最上乘的，在燈光下色澤明豔如寶石。我在室外站了四個小時，頭暈眼花，沒有看清楚她的容貌。
直到路雯珊對著我的耳朵咬牙切齒地說：「賤人。」
我嚇了一跳，一方面是因為我沒有覺察到她在我身邊坐下，另一方面是我以為她在罵我。
「妳說誰？」我一驚。
「跟楊寬跳舞的那個。妳不認識她？她叫陳白露。」
我恍然想起那個削肩細腰、一臉傲慢的姑娘。
「妳為什麼罵她？」
「妳看她那張狐媚子臉──哼，我都不用看，閉著眼就知道她在想什麼。一個落馬貪官的女兒，過過幾年好日子，現在窮了，仗著自己長得還不錯，削尖腦袋往上爬，妳瞧她那雙騷眼睛！」
陳白露剛好把正臉轉向我，我瞇著眼看，她的臉上化了濃妝，嘴唇是大紅色，眼窩裡上了金粉。即使我剛才留心她的容貌，也未必認得出她來。在老首長家那次見面，她那麼乾淨清素。
「落馬貪官？」我又一驚。
「十年前的事兒了，當年風光得要死，楊家都要巴結她家；結果一夜之間被趕出北京，據說走的時候一家三口每人拎著一箱衣服，連送他們去火車站的車都沒有。」
「趕去哪兒？」
「誰有閒心關心她？她爸爸媽媽是瀋陽人，應該是回瀋陽了。誰知道她上大學又回來了，借著楊寬又擠進這個圈子。夢會所的規矩妳知道，家底不厚到嚇死人的連這裡的門都找不到，何況她一個還要靠做家教掙錢的窮酸破落戶呢？她家住在一個特別破的社區，管道都老化了，有一天水漏得滿屋都是，她連酒店都住不起，只能在麥當勞等到天亮。聽說她賺的錢都用來吃喝打扮，妳別看她穿得還行，她所有的財產都在身上。不打扮成這樣怎麼釣凱子呢？我說句勢利的話，要是她家還是十年前那樣，她今天絕對被捧得像個公主。可是啊！您家都敗了，就老老實實在爐灰裡撿豌豆吧，別老做灰姑娘上位的夢。」
「妳是說她對楊寬有什麼想法？」我有點兒吃驚，楊寬是我的好朋友，我從來沒聽他說起過身邊還有這麼一位姑娘。
「也許是楊寬，也許是其他人。是誰才不重要呢，重要的是有錢有勢，這種女人～」路雯珊輕蔑地「嘁」了一聲，「不管打扮得多好，跟咱們這種女孩還是不一樣的，就是個賣得比較貴的……」
「別說了。」我趕緊打斷，我不喜歡聽到特別難聽的詞，髒耳朵。
「妳知道嗎，她不光做家教，她還去站車呢。前腳露著大腿賣笑，後腳就來裝名媛，什麼玩意兒，最看不起這種假模假式、一肚子心機的女人。」路雯珊嘴角快撇到地板上。
「可是我覺得……如果她能養活自己，我也蠻佩服。」
「妳真傻！做家教能有幾個錢？站車也賺不到什麼，哪兒夠她維持當年的做派？而且吃穿事小，據說她在煙酒上的開銷大得嚇死人，酒一定要白馬莊，雪茄一定要Cohiba，這些東西她支撐不起，都是老首長供給。」
哦～我想起那個一閃而過的八卦念頭和那只刻著CUBA 的小銅鎖。
原來如此。
「可老首長為什麼這麼看顧她呢？」
「她爸爸跟了老首長半輩子，如果當年老首長肯出面保他，就什麼事也沒有，但是老首長沒有出面。他現在對陳白露這麼好，全是因為愧疚。」
《歡樂頌》收了個高亢的尾巴，掌聲在大廳裡響起來，樂團起身朝歡樂的人們鞠躬，我盯著陳白露看，她的金色高跟鞋被腰上垂下的黑色緞帶纏住，邊鼓掌邊一個趔趄，楊寬攬住她的腰，她抬頭大笑，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齒。
「妳瞧，這個賤人。」路雯珊說。
第三次見到陳白露，是在學校的食堂。那天我端著一盒沙拉，想找個靠窗的位子，然後看到一個穿著牛仔褲、灰T恤和白球鞋的姑娘邊喝優酪乳邊看錶，身旁放著雙肩包和一摞課本。清晨橘黃色的陽光照著她的側臉，碎髮垂在高高的鼻樑上，她的臉色飽滿而紅潤，像一顆成熟的蘋果。
「嗨，陳白露。」我站在她面前說。
她在盛夏的陽光裡抬起頭來一笑，額頭光潔如玉。
陳白露住在團結湖往東的日報社家屬院。這是她媽媽的房子。當時這所房子是單位福利，不要白不要，沒想到一朝變故，這間小公寓成了僅剩的財產。
陳白露回到北京讀大學的時候，她的爸爸媽媽讓她把這所房子租出去，房租就算她的生活費。可是據說她一進到學校宿舍，就被狹小的空間和公共衛生間嚇到了，她既不能在五個人的注視下完成飲食起居，更不能忍受早上在洗手間外排長隊。
她迅速佈置好那套兩居室，一個星期之後就搬了進去。這不是因為她行事俐落，而是她根本沒帶什麼錢，只比身無分文強一點點，而買了簡單的傢俱後，就真的身無分文了。
到大二我認識她的時候，她已經陸陸續續添置了不少東西，可是依然很簡單。臥室裡一張小小的單人床，永遠鋪著白色或米色的床單，單日是白色，雙日是米色；衣櫥很窄，以至於我第一次進到她的臥室，還在好奇她把衣服放在哪裡。我從未見過一個女孩的衣櫥可以這樣小。她的衣服很少，掛在一排銀色衣架上，靜靜地羅列在裡面，衣櫥角落裡壘著三五塊沉香木，是她獨有的熏香辦法。除此之外，窗邊一把孔雀椅，椅子上搭著豆青色半舊的絲綢坐墊，牆上一面穿衣鏡，再沒別的陳設。沒有毛絨公仔，沒有花瓶，你絕想不到這是個女孩子的房間。
隔壁是書房，占了兩面牆的架子上密密地壘著書，正中央一隻巨大的紅木條案，似乎比床還要大，占去了小半個房間。我對那只條案非常感興趣，當時剛好選修了一門叫「明代傢俱研究」的選修課，很用心地看過兩本書，於是立刻跑過去又摸又叩，想判斷出年代。
但是我沒有成功，如果我聽課還算用心的話，木頭至少是清代的，可是我從未見過明清時候有這樣設計的條案：矮墩墩，四隻粗腳，棖子勾腳一概沒有，卻有雲紋牙頭，雲紋又雕得十分精美。
我鑒寶失敗，求她公佈答案。
「這只案子嘛，是『文革』的時候從一個大人物的家裡抄來的，後來那家人病死的病死，自殺的自殺，『文革』結束以後發還家產，也沒有人能來領了。」
我嚇了一跳，頓時覺得這厚重的紅木色澤帶了血淋淋的意味。
「妳從哪兒找到的這東西？」
「除了老首長，還能從哪兒？他聽說我從學校裡搬出來住，就讓秘書帶我去地下室挑一些不要的傢俱。那地下室大概有十年沒打開過了，鎖孔都鏽住了。後來把門撬開，滿屋子落了灰的大傢伙，我一眼看到這個案子，是不是緣分？我也不大懂這些，不過像是明朝的，只可惜早年被那些不識貨的人扔來扔去，四隻腳有一隻斷掉了半截。我叫人把它抬出來，把腳鋸平，所以它比別的案子矮一些，而且本來底下是有棖子的，現在也沒了。」
「可惜，可惜。」我摸著那精細的雕花，想像著被鋸掉的半截是什麼模樣。
「可惜什麼呀，遇到我是它幸運。老首長的地下室你沒有去過，不比地上的房間小，裡面這些東西一直堆到天花板。將來遇到識貨的買走就算好的，其他的恐怕都要一卡車拉到垃圾站燒掉。」
「哎！」我大叫一聲，「那妳該多拿些。妳看妳家裡多寒酸！」
她臉上的憐惜消失了，立刻恢復了她慣有的傲慢表情，斜著眼看我：「咦，妳也不是沒見過好東西的人，怎麼一股小家子氣？東西麼，夠用就行，能少一件就少一件，多一件就是累贅。」
我當時在心裡想：妳說得光明正大，還不是因為你沒有錢。
我印象中陳白露總是缺錢，永遠在缺錢。現在我回想起來，能在記憶中搜尋出很多個她眉頭緊鎖的片段，有時候坐在那把孔雀椅上，有時候蹲在書房裡的大花盆前，有時候盤腿坐在我家的地板上、手裡捏著茶杯什麼的，問她「發什麼愣呢？」她就心不在焉地點點頭，不是回答我，而是跟自己說：「去哪兒弄筆錢呢。」
她的爸爸媽媽一開始是給她生活費的，每個月六百元，在2006 年物價還算平穩的北京，這差不多是學生的平均消費水準，但對於陳白露來說是遠遠不夠的，想想她的Max Mara 和Elie Saab、全套雙立人廚具和Artemide組燈，它們與這蕭條破舊的社區格格不入，但又的確由真金白銀換來，六百元於她的生活來說，連杯水車薪都算不上，還要聽她爸爸媽媽的嘮叨，說如果她肯屈尊住宿舍，現在就有房租收入了，不僅夠她零用，還能貼補家裡。所以到了大一下半年，她跟父母說好，把這點兒可憐的生活費也省掉了。
她的生活來源是站展會和做家教，一開始沒什麼名氣，賺錢很少。
但是她做得很認真，要露大腿就認真露，要講課就一絲不苟。她給美術生補習英語，後來她帶的學生考上央美，學生又把她介紹給畫室的師弟師妹，再加上做些翻譯和剪些廣告片，反正七七八八加起來，能夠支撐她自己的生活。事實上我估算過她當時的收入，完全抵得上一個白領，而白領是供房之餘還有存款的，她卻因為保持著幼年遺留下的奢侈的生活習慣，常常身無分文。
這並不是誇張，是真正的身無分文。陳白露的家在朝陽區，學校在海澱，往返一次並不太方便，如果一大早有課，她前一天會在宿舍過夜。
某個學期她在宿舍過夜的這天我也剛好晚上有課，這天我們會一起去食堂吃晚飯。
有一次，我在食堂門外的報刊亭等她，她笑嘻嘻地走來，手裡握著一只有蓮花紋浮雕的天青色茶壺。我很愛茶具，立刻奪過來想看壺底的印章，壺是溫熱的，茶已經泡好了。
我打開蓋子，澄明透亮，是金駿眉。那只蓋子做得很精巧，頂上的柄是一隻貔貅的頭，嘴巴朝天張著，貔貅頭又是可以擰下來的，蓋子中空，可以做小香爐。底下泡著熱茶，上面香煙從貔貅口中吐出，我覺得十分有趣，問她能不能把這只小壺送給我，或者告訴我從哪裡淘換得到。
「我從瀋陽老家帶來的，只有這一隻。我幫你問問我爸它是從哪兒來的，不過你不要抱什麼希望，年頭太久，他不一定記得清。」
既然是孤品，我就不好強行奪過來，但我的心全撲在這精巧的小玩意兒上了，一路握著不肯撒手。我有收集這些東西的癖好，況且從小到大，凡我看上的東西沒有得不到的，這只小壺在後來長達幾年的時間裡一直是我的心病，直到有一天陳白露正式把它送給我，但我那時候已經無暇為得到它而高興了。
那天我照例點了煲仔飯，但陳白露只點了一碗米飯，然後笑嘻嘻地把茶澆在米飯上。
「妳要減肥？」
「沒有錢啦。」她笑著說。
我記得一份滷肉飯是八元還是十元。「怎麼至於？」
「就是至於啊。」她用勺子哢嗒哢嗒地戳著食堂裡的劣質秈米，澄明透亮的金駿眉慢慢滲下去。
「我得弄點兒錢。」她邊吃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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