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處於相同社會空間裡的人或群體所擁有的社會權勢過於懸殊，假如社會中特別弱勢的，因而地位也特別低下的那些階層不僅得不到足夠的升遷機會，而且還被困於這樣一些人中間，他們獨自把持著絕對多數的贏得社會權勢的極大可能性，那麼，屬於社會弱勢群體的那一部分人能夠享有的個體決斷的空間就變得極為狹窄；那麼，這個社會弱勢階層中的那些禀賦超群、具有突出的和特別與眾不同的性格特徵的人就可能得不到進一步塑造，或者頂多只能退求另一種方向的發展，這種發展若由當時存在的社會結構來審視，必然會被認為是“反社會性的”—如此一來，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成員來說，對食不果腹的農民階層來說，離開自己的土地，轉而接受充當“盜匪”的生存方式，就意味著是他們惟一的生路，惟一的升遷路徑；一旦坐上這些群體的頭把交椅，比如黑幫老大或“盜匪頭目”的位子，就等於贏得了能夠施展個人創造本領的，多少是超出一般人的惟一機會。貧窮和終日挨餓的農民階層，若其成員安於通常的社會存在，他們只會獲得一個很小的能使個人的創造性得以發揮的自由空間。而且，由於在社會統治工具的分配上實際存在著如此巨大的差異，僅僅靠這個階層中的某個享有最高地位的成員的特殊力量和舉措，肯定是無法改變社會的既有狀況及這個階層自身的命運的。 相應地，除非我們不受這樣或那樣的社會信念的困擾，否則，要著力去發展“個體”和“社會”的思想模式，去建立能更好地與實際所是，與通過系統的觀察和思想活動證明是實在事實的東西統一起來的模式，就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從長遠看，這麼做可能有助於我們稍稍解開一種惡性循環的死扣，這就是：對事件相對較低的控製程度導致了情感型想像對思想的相對強烈的滲透，也就是說，思想在思考這些事件時缺乏一定程度的自律性；通過反饋，思想的這種相對較低的自律性又導致對事件的一種較低的控制能力。從短期看，使人們擺脫臨時性的願望和恐懼意象的藩籬，比如像“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這個互相敵對的孿生教義，從而按“個體”和“社會”在任何時候都實際所是的樣子來理解它們——這可能極易被看成是毫無意義的和徒勞的魯莽舉動。 在這個過程中，人類之間在各自的特徵方面不僅事實上變得越來越不相同，而且，就連個人自己也同時清楚地意識到了這種差異性。從社會發展的某一階段開始，人們也隨之給人的這 種與眾不同性賦予了某種特別的意義。在社會的不斷分化和個人與此相應的個體化過程中，一個人的這種有別……

假如處於相同社會空間裡的人或群體所擁有的社會權勢過於懸殊，假如社會中特別弱勢的，因而地位也特別低下的那些階層不僅得不到足夠的升遷機會，而且還被困於這樣一些人中間，他們獨自把持著絕對多數的贏得社會權勢的極大可能性，那麼，屬於社會弱勢群體的那一部分人能夠享有的個體決斷的空間就變得極為狹窄；那麼，這個社會弱勢階層中的那些禀賦超群、具有突出的和特別與眾不同的性格特徵的人就可能得不到進一步塑造，或者頂多只能退求另一種方向的發展，這種發展若由當時存在的社會結構來審視，必然會被認為是“反社會性的”—如此一來，對...

前言
第一編個體的社會（1939）
第二編自我意識和人類形象諸問題（40——50年代）
人類作為個體和社會的出自願望和恐懼的自身形象
沉思的石像
社會進程中人的個體化
第三編我們——自我平衡中的演變
編輯後記
譯者附記

前言
第一編個體的社會（1939）
第二編自我意識和人類形象諸問題（40——50年代）
人類作為個體和社會的出自願望和恐懼的自身形象
沉思的石像
社會進程中人的個體化
第三編我們——自我平衡中的演變
編輯後記
譯者附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