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衡量全球商業實力的分布

　　跨國企業（MNCs）是理解美國與中國之間經濟實力平衡的關鍵。像是蘋果（Apple）、豐田（Toyota）、富士康（Foxconn）、拜耳（Bayer）、阿里巴巴 （Alibaba）、三星（Samsung）等跨國公司，主導著全球供應鏈，並且是商業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2016年汽車、化學品、電子設備及電腦的出口中，超過70％是由跨國公司所製造。早在二十世紀末，公司內部貿易（即一家公司不同部門間的跨境交易）與國際代工（即一家公司向外國供應商採購零組件）的合計價值，估計已占全球貿易額約三分之二。現今，全球商業活動的主體，絕大多數只是跨國公司決定在哪裡以及如何組織其生產活動的副產品而已。

由於跨國企業是經濟實力的重要來源，我們分析美中經濟實力平衡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哪些全球企業占據主導地位及其總部所在地。正如我們所指出，美國擁有商業爭權能力：它擁有全球大多數頂尖企業。儘管美國整體商業實力強大，但這種優勢在高科技產業尤其突出，而這些產業正是當前地緣政治競爭的核心。此外，在這些關鍵產業中，美國的盟友還控制了剩餘產能的絕大部分。

　　本章架構安排如下。首先，我們說明分析商業實力分布的測量方法。其次，運用全球數千家最具價值企業的資料，比較美國、其盟友與中國的商業實力；我們發現美國及其盟邦無論在整體利潤創造或大多數產業部門都處於領先地位。第三，我們將企業部門分為四大類別──自然資源、金融與商業服務、消費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並測量這些類別的商業實力分布，結果顯示美國在高科技領域尤其具有壓倒性優勢。我們也指出，來自美國盟邦的企業構成了其他領先企業的絕大部分。

　　本章接下來的內容將闡明，這種商業實力分布的失衡結構，如何成為美國藉由切斷目標國與全球企業生產體系的連結來實施制裁的基礎。我們首先分析高科技產業為何在當今地緣政治中具有關鍵性地位，以及任何國家若僅依賴本土企業，為何難以在這些產業持續保持技術領先優勢。接著我們具體說明美國如何運用其影響力，迫使企業配合其外交政策目標──事實上，美國過去已多次採取此類行動。

在本章最後部分，我們探討研究結果可能的謬誤之處。首先說明為何在衡量企業地緣政治影響力時，利潤是比營收、資產或市值更理想的指標。其次關鍵考量在於，美國企業可能有大量股權為外國投資者所持有，這會削弱美國對這些企業的掌控力。為此，我們建立一套全新資料庫，用以分析這些企業的股權結構。

商業實力的衡量

　　多數對於經濟實力的分析都是依賴於總體性、非以企業為中心的指標，例如：國內生產毛額、高科技產品出口、製造業產值等。這類指標本質上是以領土為基礎的。在生產活動以國家為中心的時代，主要依賴這些指標確實有其道理。然而，當今多數生產活動──特別是對地緣政治競爭至關重要的高科技產業──通常橫跨多個階段和國家，卻僅由少數企業主導著整個生產流程。

　　●跨國企業與國家實力

　　我們並非首批指出「經濟實力不應僅限於本國疆界內」的學者。最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早在1980年代末便觀察到：「以服務國內市場為主的生產結構，正逐漸被以服務全球市場為主的結構所取代」，並特別強調此「全球生產體系」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國的成就」。斯特蘭奇進一步主張，正是由於美國企業主導了生產全球化的進程，才使美國在國際體系中獲得更大的影響力。她的這段精闢論述值得完整引述：

　　我的主張是：如今真正能賦予權力的，是那些知識密集的職業──無論是否與製造業相關──其重要性已遠超過單純從生產線產出商品的實體產能。其次，我認為生產設施的地理位置，遠不如那些決策者所在的位置來得重要，這些決策者決定生產內容、地點與方式，並且負責設計、管理與全球市場銷售。美國人究竟是該穿著藍領制服操作機器，還是該穿著白領制服主導整個生產體系的設計、管理與資金調度？這正是為何那些常被引用的數據，例如美國製造業產能占全球比重，或是美國製造出口占比下滑，是如此誤導人，因為這些數據都是以領土為計算基礎。更糟的是，這些數據根本無關緊要。真正重要的是...由美國企業高階主管所掌控的全球產出比重。

　　斯特蘭奇最終得出結論：「美國企業的全球影響力，意味著美國政府行使境外影響力與權威的能力，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政府。」

　　斯特蘭奇的研究成果對於幫助分析師認識到「跨國企業是國家實力的關鍵來源」具有重要意義。然而，她的論述僅停留在概括性層面。雖然斯特蘭奇有力地論證了跨國企業對於全球權力的重要性，但她並未具體說明如何衡量這些企業的影響力。

足足經過四分之一個世紀，才有學者開始有系統性地將跨國企業視為國家實力來源進行分析。這項開創性研究出現在政治學者肖恩．斯塔爾斯2013年發表的論文中。斯塔爾斯強調，要正確評估美國的經濟實力，必須同時考量其企業在國內外所掌控的價值。他利用測量全球最大跨國企業的獲利來進行這項分析。根據《富比士》全球2000大企業2012年資料，斯塔爾斯發現美國企業在富比士劃分的25個經濟部門中，有18個部門位居於領先地位。進一步檢視全球各主要經濟區域前20大企業的股權結構後，斯塔爾斯更指出美國股東不僅掌握多數美國企業，還在歐洲企業持有最大單一持股比例，同時擁有眾多日本企業及部分中國企業的股權。

　　自斯塔爾斯提出上一份有關商業實力分布的重要分析以來，已過去十餘年，而企業為中心型權力的諸多面向仍有待深入探討。我們從三個主要方向延伸斯塔爾斯對《富比士》2000大企業獲利能力的分析：

　　首先，斯塔爾斯未將《富比士》2000大企業所屬的各產業進行分類歸納。此一限制影響了分析的深度，因為不同產業部門的地緣政治重要性存有顯著的差異。為此，我們將這些產業部門重新劃分為四大類別。

　　其次，斯塔爾斯僅分析了美國與中國企業掌握的商業實力比重。然而，美國盟邦所握有的經濟產出占比足可與美國匹敵，將此因素納入考量至關重要。我們進一步將美國盟邦企業納入分析範疇。

　　第三，尚有更多資料值得深入探討。斯塔爾斯關於外國企業所有權的資料僅涵蓋各地區前20大企業及全球前500大企業。如我們將在下一節探討的內容，本研究檢視了《富比士》2000強中的所有2000家企業。此外，我們取得的企業資料已更新至2022年，較斯塔爾斯進行分析時所使用的資料向後延伸了十年。

　　●企業層級資料

　　在展開分析之前，我們先說明《富比士》資料的一些基本特徵。2022年，入選《富比士》2000強的企業總市值達到76.5兆美元。當時全球總市值估計為124兆美元，這意味著這些大型企業約占全球總市值的60%。

　　資料庫中企業的國籍是由《富比士》判定，且這些企業均為公開上市公司。亦即私有企業被排除在外，但對我們的研究影響不大。麥肯錫（McKinsey）的分析指出，2022年私募資產管理規模達11.7兆美元。這或許未能涵蓋所有私有資產價值，但相較上市公司124兆美元的規模仍只是零頭。在《財星》500強等同時納入上市與私有企業的排行榜中，私有企業占比約為十分之一，這與麥肯錫分析及我們自身研究顯示的1：10公私企業比例相符。

　　中國境內有許多未上市的優質企業未被納入《富比士》2000強榜單。然而，入選《富比士》2000強的中國上市企業最能代表中國產業生態中最具活力的領域。那些獲利能力最強的中國國有企業均已上市。而未上市的中國企業往往以國內市場為導向──對中國海外經濟影響力的貢獻相對有限。最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分析發現，這些未上市中國企業的營收大部分來自其上市子公司，而這些子公司已被《富比士》2000強資料庫所收錄。

　　《富比士》的資料絕非完美，但跨國企業具有橫跨全球的營運特性，其活動難以透過其他方式進行有效的追蹤。各國政府雖然會詳盡收集境內經濟活動統計資料，卻鮮少有系統地彙整本國企業的海外營運狀況。正如曾引用《富比士》資料研究財富不平等問題的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提（Thomas Piketty）指出：「各國政府與統計機構根本追不上資本全球化的速度，他們使用的工具...已不足以分析21世紀的經濟變遷趨勢」。他特別強調，雖然如《富比士》等雜誌提供的分析存在「方法論上的問題，但至少這些資料確實存在，並以某種方式回應了社會對於當代重大議題『全球財富分配及其演變』的迫切資訊需求」。《富比士》全球2000強資料庫仍是分析跨國企業實力的最有效工具，本章我們將運用此資料庫的優勢，有系統性地比較美中兩國的商業爭霸能力。

當前商業爭霸實力的分布狀況

　　圖2.1顯示《富比士》全球2000強所列各產業的企業獲利分布。2012年，肖恩．斯塔爾斯的研究發現，美國在72%的產業中創造了最大比例的獲利。十年後，我們發現此優勢進一步擴大：2022年，美國（圖中以深灰色加粗體標示）在74%的產業（《富比士》全球2000強劃分的27個產業中的20個）中保持了獲利領先地位。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優勢幾乎總是極為顯著：在這20個產業中，美國有17個產業領先第二名競爭對手達兩位數百分比，平均領先幅度更高達35%。美國的弱勢領域也極為有限：在《富比士》全球2000強的所有產業中，美國沒有任何一個產業的排名低於第三位。

　　中國（以白色標示）是美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根據2022年《富比士》全球2000強資料，中國在27個產業類別中的3個保持領先地位：銀行業（37%）、建築業（38%）以及材料業（13%，主要是指礦業及資源開採）。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產業正是斯塔爾斯十年前研究即指出中國當時就已領先的領域，此後中國並未在任何產業中取得領導地位。

　　美中之間存在顯著的整體差距。就總量而言，2022年美國企業創造了全球38%的企業獲利，中國企業則貢獻了13%。若將香港計算在內，則此比例提升至16%。

　　美國還擁有一系列經濟活力充沛的盟友，在評估商業爭霸能力的全球分布時必須納入考量。這些經濟連結近年來更常被運用於地緣政治目的。在此環境下，美國的盟邦強化了其經濟外交的影響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2月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前夕，美國官員已與歐洲盟邦密切合作數月，共同籌備並協調制裁方案。一位國務院官員事後透露，美方官員平均每周花費「10至15小時透過保密通話或視訊會議與歐盟協調制裁事宜」。美方最終與盟邦就應對俄羅斯入侵的行動方案達成共識。當戰事爆發時，美國與歐洲盟邦迅速採取行動對俄羅斯實施制裁。俄羅斯中央銀行為抵禦美國制裁而累積的6,000億美元外匯儲備遭到凍結，同時還喪失了與美歐絕大多數企業和技術的往來管道。美國及其盟邦以單一經濟體形式對俄實施制裁，這意味著在其他潛在衝突中，這些盟邦的經濟實力很可能也將與美國形成疊加效應。

　　在評估美國盟友體系時，我們僅考慮以下三類國家：（a）北約成員國；（b）與美國簽訂雙邊防禦條約的國家，如澳洲、南韓和日本；（c）被美國列為「主要非北約盟友」的國家──此一稱號是授予那些雖未與美國建立正式同盟但保持著密切策略關係的國家──且2022年在該國境內部署有100名以上美軍。

　　共有47個國家符合這些標準。這份名單並非衡量美國最能依賴國家的完美指標──某些盟友可能被證明並不可靠，而一些中立國在某些情境下反而可能成為親密夥伴。但這些國家提供了合理的基準線，當美國試圖運用商業實力的不對稱優勢來制約修正主義勢力時，這些國家很可能成為其優先合作的對象。

　　美國及其盟友的商業實力總和為何？圖2.1顯示了當我們納入美國盟友（以中灰色加粗文字標示）後的商業實力分布情況。在美國未能取得多數利潤的七個產業中，有三個產業是由美國盟友主掌了利潤。美國及其盟友在五個產業的利潤占比前五名中完全占據主導地位，這些產業包括：航太與國防、藥品與生物科技、媒體、半導體，以及公用事業。在另外12個中國進入利潤前五名的產業中，美國及其盟友占據了其餘4個席位。

　　總體而言，我們計算出美國盟友占全球企業利潤的35%。若將美國本身計算在內，美國及其盟友共創造了全球73%的企業利潤──這顯示他們掌握了全球商業活動的絕大部分。

　　觀察圖2.1中以淺灰色標示的12個由中立國家占據的欄位也頗具啟發性。瑞士幾乎占據其中半數（5個欄位）。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瑞士參與了對俄實施的經濟制裁。從經濟手段的角度考量，可將其視為美國的盟友。愛爾蘭則占據這12個欄位中的2個，該國同樣參與了對俄制裁行動。其餘5個欄位分別由南非、印度（占2欄，且並非中國友邦）、沙烏地阿拉伯（歷來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夥伴）以及俄羅斯所占據。

　　值得注意的是，俄羅斯在此圖表中僅占據一個欄位。2014年歐巴馬總統曾諷刺道：「俄羅斯什麼都製造不出來。」直指俄國產業無法突破石油與天然氣領域的困境。2022年俄羅斯企業競爭力數據（採用西方制裁前的資料）印證了歐巴馬的論點。俄羅斯雖在石油與天然氣產業的企業利潤排名第三，但在其他領域幾乎無足輕重：僅有三個產業進入前十名（原材料開採第6位、食品市場第8位、銀行業第9位）。

以《富比士》名單劃分產業類型

　　1992年時任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的麥可．博斯金（Michael Boskin）在被問及美國是否應支持半導體產業時回答：「洋芋片、電腦晶片──有什麼差別？」如同所有產業，洋芋片和電腦晶片確實都會貢獻GDP──這顯然是博斯金的考量重點。然而在國際關係的競爭領域中，不同產業間存在著重大的差異。我們將《富比士》全球2000強企業的27個產業劃分為四大類別：自然資源、金融與商業服務、消費性產業以及高科技產業。

　　在自然資源類別中，我們納入了專注於原料開採與加工的產業，如原材料業及石油天然氣產業。

　　消費性產業則涵蓋食品加工與分銷、家用及個人用品（包含鞋類與紡織品）、零售商店及媒體等領域。此類別既包含提供簡單便利性商品的產業，也包含食品服裝等必需品產業。我們將主要為消費者提供非技術密集型的商品與服務之產業歸類為消費性產業。其中較為特殊的案例是消費耐久財，該類別部分包含汽車等中等複雜度的商品。基於其名稱特性，我們最終仍將消費耐久財歸類為消費性產業。

　　金融與商業服務涵蓋銀行業、綜合金融業、企業集團及保險業等領域。在該領域的影響力可體現一國的金融成熟度與資本配置效率，同時也能反映其國內外資產持有狀況。然而，若金融業規模相對於經濟其他部門過大，則可能暗示存在膨脹現象──過度投資將導致成本高昂且適得其反的資產泡沫。

　　最後一類是高科技產業，包含從事尖端技術產品設計與製造的產業領域。此類別涵蓋航太工業、半導體、製藥與生物科技、科技硬體及資訊軟體等需要大量研發投入的產業。同時也包括化學工業等領域──即使涉及較成熟的技術，仍需具備高度專業知識與技術才能在國際市場取得商業上的成功。

　　高科技產業往往兼具研發密集與知識密集特性，這大幅提高了新進者的競爭門檻。半導體產業就是最顯著的例子：荷蘭公司艾司摩爾（ASML）是目前全球唯一掌握最先進晶片製程所需複雜光刻機技術的企業；而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台積電）則幾乎包辦了全球所有最精密半導體的生產。

第2章　衡量全球商業實力的分布

　　跨國企業（MNCs）是理解美國與中國之間經濟實力平衡的關鍵。像是蘋果（Apple）、豐田（Toyota）、富士康（Foxconn）、拜耳（Bayer）、阿里巴巴 （Alibaba）、三星（Samsung）等跨國公司，主導著全球供應鏈，並且是商業活動不可或缺的一環。根據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資料，2016年汽車、化學品、電子設備及電腦的出口中，超過70％是由跨國公司所製造。早在二十世紀末，公司內部貿易（即一家公司不同部門間的跨境交易）與國際代工（即一家公司向外國供應商採購零組件）的合計價值，估計已占全球貿...

第1章　緒論

美中地緣政治競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國際議題。未來數十年會如何演變，將取決於兩國間的力量平衡──尤其是在經濟領域。¹ 然而，我們當前對美中經濟力量平衡的理解，存在許多重大局限。探究此平衡的本質，即為本書的主題。

回顧上一次主要的大國競爭，也就是冷戰時期，各方曾投入巨大精力分析美蘇之間的力量平衡。當時的研究大多側重於軍事力量的平衡；如今，許多分析師正再次積極地研究相關的軍事問題。

然而，冷戰時期同樣非常重視經濟實力平衡。這種重視不無道理：經濟實力不僅為長期軍事實力奠定基礎，其本身亦至關重要。² 美國政府為此創建了一套龐大的分析架構，旨在衡量與理解蘇聯的經濟實力。這些分析人員提出了許多寶貴見解；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大致準確判斷了蘇聯在冷戰末期迅速下滑的經濟情勢。³

隨著冷戰告終，美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分析能力已然衰退。雖然美國政府在冷戰時期，是掌握蘇聯經濟獨特資訊的關鍵來源，但如今針對中國的情況卻非如此。近年來，關於理解經濟實力平衡，最出色的研究成果主要來自於學者與記者（例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與《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以及私人研究機構（例如榮鼎集團〔Rhodium Group〕與龍洲經訊〔Gavekal Economics〕）。這些機構的研究成果極具價值，本書亦廣泛加以引用。然而，這些研究通常並非直接回應美中地緣政治競爭最核心的問題，要不就是聚焦範圍過於狹隘──點出了部分相關議題，卻忽略了其他面向。

我們現在缺乏的是一套系統性分析，針對經濟實力平衡進行研究，旨在理解中國與美國在地緣政治競爭中如何較量。我們需要深入檢視關鍵的經濟面向，勇於面對在這個獨特的全球化時代衡量中國獨特經濟體所帶來的分析挑戰，並具體呈現美中之間的經濟實力平衡在未來潛在危機中會如何體現。

在缺乏此類分析的情況下，當前對於美中經濟實力平衡及其變化的傳統理解是錯誤的。這導致對於兩國持續地緣政治競爭諸多方面的錯誤結論。考慮到美中競爭的利害關係，這種情況十分危險。美中之間的競爭在和平時期已日益激烈，但這場競爭也可能演變為戰爭。無論是和平時期還是戰爭時期，經濟實力平衡都是核心關鍵。

分析師們普遍認為，美國與中國的經濟實力水準相當。他們大致同意美國在軍事上仍對中國保有優勢──前者是全球軍事強權，後者仍屬區域性力量──但普遍認為中國在經濟上已非常接近成為實力旗鼓相當的對手。⁴ 本書指出，這種對美中經濟實力平衡的普遍看法是錯誤的。然而，我們的貢獻絕非僅是針對實力差距的細枝末節進行辯駁：我們主張，這種普遍的看法根本上就錯了。我們的分析顯示，美國統御著全球的商業，在和平時期的整體經濟實力上擁有巨大的領先優勢。此外，我們也將證明，在戰爭時期，美國對中國的經濟優勢將更加顯著。

在和平時期，美國已展現其有能力針對特定中國企業乃至整個產業實施精準打擊。2018年，美國禁止關鍵晶片製造設備出口至中國最先進的DRAM半導體製造商福建晉華（Fujian Jinhua），此舉導致該公司生產線全面停擺，最終遭到重創。⁵2020年，華府對中國電信設備巨擘華為（Huawei）實施制裁，使其全球智慧型手機市占率從2020年的11%大幅下滑至2024年的3.5%，萎縮幅度超過三分之二。⁶ 2022年，美國更進一步將制裁範圍擴大至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全面限制中國取得生產尖端晶片所需的技術與設備。這些措施引發中國強烈反彈，其政策制定者公開表達憂慮，認為這些管制措施可能使中國在先進半導體製造領域陷入長期落後的困境。⁷

儘管中國對於美國主導的技術封鎖措施反應激烈，北京當局卻未能採取有效的對等反制措施。相反地，中國政府的應對策略主要集中於防禦性措施與國內產業扶持政策。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加速推動國內高科技企業採用本土供應鏈，即便這些本土供應商的技術水準往往與國際競爭對手存在顯著差距。⁸ 截至目前為止，中國的這些應對措施並未動搖美國決策者實施技術管制的決心──事實上，各方預期美國未來可能還會祭出更多限制措施。⁹

若美中兩國的經濟實力真如外界普遍認定的如此接近，為何美國能夠持續實施這些全面性的技術管制，而中國卻始終無法採取有效的反制措施？在本書的第一部分，我們將深入探討這個關鍵問題。我們透過納入許多分析師先前未考量的因素，證實美中經濟實力平衡如何嚴重傾向美國。這些因素包括各國對全球最重要跨國企業的控制程度，以及考量中國數據誤報和與其他經濟體比較的困難後，所呈現的中國經濟真實狀況。據此，我們得以解釋為何美國能對中國實施全面技術制裁，而北京卻缺乏有效的反制手段。

我們必須明確指出，本書第一部分的目標並非探討美國已對中國實施的各種針對性經濟戰略政策。我們認為無需在此著墨：過去數十年來，華府已制訂完備的法規體系來運用制裁削弱對手，且近年在對中國實施創新制裁手法上顯然更加嫻熟。¹⁰

本書旨在提供根本性的理解：為何華府不僅能構思這類針對中國的限制措施，更能有效執行──不僅現在可行，未來很可能也持續有效。若將美國對競爭對手發動經濟戰比擬為劍術較量，美國近年確實精進了劍術技巧。而我們的分析更顯示：美國所持之劍遠比現今認知更為巨大且致命；相對地，中國用以格擋經濟攻擊的劍，其尺寸與效能也遠低於當前評估。

但僅考量美中和平時期的競爭並不夠。遺憾的是，戰爭陰影始終籠罩兩國。儘管美國已展現其在和平時期能精準地以經濟孤立中國，但若爆發戰爭，美國能否有效實施全面性經濟封鎖，實質切斷中國與全球經濟的連結？

主流觀點對此持否定態度，認為美國若對中國實施全面經濟封鎖，自身也將承受同等甚至更大的傷害。正如歷史學家亞當．圖茲（Adam Tooze）所言：「中國與全球經濟深度互嵌，實施制裁極具風險」。¹¹北約前最高盟軍司令、美國海軍退役上將詹姆斯．史塔伏瑞迪斯（James Stavridis）進一步闡釋：「北京已深植全球經濟各層面」，其「合理判斷自身經濟規模（約占全球國內生產毛額17%）已達『大到不能制裁』的程度。就軍事術語而言，鑑於當今世界經濟的高度互聯，對中國實施『地毯式轟炸』級別的全面制裁恐難奏效」。¹²

本書第二部分的調查研究顯示，這種傳統認知其實是錯誤的。我們的分析指出，華府當前針對中國的技術限制措施，不過是戰時可能實施之全面經濟打擊的「前菜」而已。

在戰爭情境下，美國可以透過兩種途徑對中國實施全面經濟封鎖：一是聯合盟國共同行動，二是採取遠程海上封鎖。無論採取何種方式，中國與全球的貿易往來都將遭受嚴重限制。我們透過六種情境模擬發現，中國在短期內因全面經濟封鎖遭受的損失，將是美國所受經濟衝擊的5至11倍。更重要的是，長期來看，美國及其絕大多數盟國在經歷供應鏈轉移的過渡期成本之後，經濟成長率都將回歸基準水準；反觀中國，其長期經濟成長軌跡將遭受永久性損害。

這項分析徹底顛覆了「美國無法在不自傷的情況下對中國實施全面經濟封鎖」的傳統觀點。事實證明，美國在戰時確實有能力對中國造成不成比例的巨額損失──但前提是必須聯合其他國家共同行動。若華府僅單方面與中國脫鉤，卻未能促使或迫使其他國家跟進，我們的數據顯示美國承受的損失將達到中國的70%，幾乎難分軒輊。

關鍵在於：無論美國採取單邊或多邊經濟封鎖，其自身所受衝擊程度相當；真正產生變化的，是中國將承受的傷害程度──多邊封鎖對中國造成的打擊，將遠超過單邊行動數倍之多。基於此，本書最終章明確指出，華府若採取「單邊脫鉤」戰略實屬不智；相對地，「多邊脫鉤」可成為美國在極端狀況下的一項強力戰略工具，儘管其適用情境極為有限。

我們對於衡量經濟實力平衡以及華府對北京實施全面經濟封鎖能力的研究興趣，並非源自意識形態或任何關於美國應對中國偏好採取何種經濟政策。本書的目標在於理解世界的真實樣貌，而非提出世界應該如何的建議。然而，我們所探討的實證問題的答案確實會對政策產生影響。本書的結論章節概述了我們的分析對美國和中國的政策意涵。

商業實力分布

第2章將提出我們的第一個論點：要理解21世紀的經濟實力，關鍵在於掌握「商業實力分布」──亦即哪些全球企業在哪些產業占據主導地位，以及它們的總部所在地。如同我們在該章節所闡述的，當代生產模式已遠比過往時代複雜，特別是在作為地緣政治競爭核心的高科技產業領域。

現今只有相對少數的跨國企業（MNCs）能夠有效管理開發與生產最先進產品的成本、風險、規模及複雜度。雖然這些跨國企業通常同時在多國營運，但控制權並非掌握在營運所在國，而是取決於其總部所在國。因此，要理解當今全球生產網絡下的經濟實力平衡，就必須將這些跨國企業的活動置於分析的核心位置。

第2章闡明了當今全球經濟中的商業實力分布情況。我們擴展了肖恩．斯塔爾斯（Sean Starrs）的開創性研究，對全球最大企業進行系統性檢視與編碼，發現全球經濟的韁繩高度集中在美國及其盟國企業手中。正如我們所強調，衡量企業賦予的經濟實力時，採用利潤指標（而非營收、資產或市值）最為準確。2022年，美國企業創造了全球38%的利潤，美國盟國企業貢獻35%，而中國企業僅占16%。在地緣政治競爭核心的高科技產業中，商業實力分布更顯失衡：美國企業創造55%的全球利潤，盟國企業貢獻29%，合計達84%。相較於美國及其盟邦企業在高科技產業84%的利潤占比，中國高科技企業僅創造全球6%的利潤──略低於排名第二的日本（7%），僅微幅領先排名第四的南韓（5%）。

透過跨國企業分析，第2章顯示美國的實際經濟實力遠超過普遍的認知，而中國則相對薄弱。這與許多研究全球經濟中跨國企業影響力成長的學者論點相左──他們認為跨國企業正在削弱國家影響力，甚至取代國家成為世界政治中的關鍵行為者。這種「權力削弱論」的觀點總體上值得商榷，對美國而言更是明顯錯誤。我們的研究顯示，美國在促使本國企業及其他國家（特別是盟國）企業配合其政策偏好方面，具有特別強大的優勢地位。

重新評估中國的經濟實力

第3章將轉向評估中國的經濟實力，重點在於理解經濟實力的平衡是否會長期大幅傾向美國及其盟國。當然，沒有人能預見未來。衡量中國經濟實力的未來走向充滿挑戰，其中一個關鍵原因是它明顯會受到政治決策的影響，而這些決策的性質及其效應實難預料。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方向，最穩健的方法是審視中國當前的經濟實力現狀，以及導致其達到現階段水準的發展趨勢。

然而這絕非易事；三大分析難題使得理解中國經濟變得困難，而過去評估中國經濟實力的嘗試都未能妥善處理這些問題。首先是「數據操縱問題」──中國政府過去十年採取諸多行動，扭曲了多項關鍵經濟與科技指標。其次是「中國特殊性問題」──中國的經濟型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截然不同，導致國際比較困難。第三是「全球化衡量問題」──生產全球化削弱了傳統評估經濟與科技實力指標的適用性，這些指標未能充分考量企業主導的生產模式。

我們在第3章的分析直接應對這三大挑戰。我們深入檢視分析師用以對中國經濟實力做出樂觀評估的三大關鍵指標：以國內生產毛額（GDP）衡量的經濟規模、製造業實力，以及全球論文引用量與專利占比。經過仔細檢視後發現，這些指標明顯高估中國實力。中國經濟規模的數據已失真數十年──最佳指標顯示中國官方GDP數據比實際規模誇大約三分之一。過去十年間，中國專利與論文引用數量因政府獎勵政策而被人為膨脹。最後，中國製造業實力遠比總量數據所顯示的薄弱。在指出這些標準指標的局限性後，我們接著討論能更準確評估中國經濟實力的替代性衡量標準。

第3章的結論清晰明確：中國的經濟實力與競爭力乍看令人驚艷，但深入剖析數據後可發現，中國在諸多層面堪稱「紙糊的超級強國」──其真實實力遠不如宣稱的那般強大。如本章結論所示，蘇聯經濟可作為中國經濟的適切對照──1975年蘇聯GDP達到美國58%的峰值，而我們的研究顯示，經合理核算後中國當前經濟規模實則不及美國半數，遠非中國官方GDP數據所標示的三分之二。另一顯著相似點在於：蘇聯經濟在末期數十年的成長，完全仰賴資本投入的巨幅增加卻未伴隨生產力相應提升，這與中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發展模式如出一轍。最終，第3章指出北京當局短期內──或許永遠──都難以扭轉當前經濟實力嚴重失衡的格局。

失衡的經濟武器庫

第2、3章的分析顯示，經濟實力的天平目前嚴重傾向美國及其盟國，且此態勢將持續相當時間。綜合來看，這些章節解釋了為何美國能在和平時期有效運用技術限制，不僅打擊個別中國高科技企業，更重創整個中國半導體產業。核心論點其實直白明瞭：中國在獲取複雜產品方面極度依賴美方及其盟國控制的企業，反之則不然──美國及其盟國企業幾乎無需倚賴中國企業獨立生產或掌控的複雜產品。

當前商業產能如此集中於美國及其盟國企業的現象，將產生兩種效應：其一是磁吸效應（各國政府與企業為改善經濟前景而爭相與這些企業合作），其二是排他效應（被鎖定的企業與國家將被部分或完全剝奪接觸這些企業的機會，從而導致其經濟前景受挫）。

有許多種機制可以阻止目標國家接觸全球企業。正如我們將在第2章討論的，美國政府具備充分優勢能說服其本國企業及盟國企業配合其經濟政策偏好。財政部、商務部和國防部內部設有權力強大的單位，能夠規範企業生產活動，並對不合規者實施懲處。雖然本書主要關注美國及其盟國的企業，但由於美國在金融體系中的極大影響力及其軍事力量的全球投射能力等因素，美國同樣能影響其他國家企業的活動。

但即便華府能透過限制中國接觸其企業及盟國企業來對中國經濟造成傷害，難道北京就沒有自己的經濟武器可資運用嗎？中國難道不能運用或威脅運用其經濟武器來嚇阻或制約華府的經濟戰？

檢視北京可能用來打擊華府的經濟武器是第4章的主題。我們分析了中國可能動用的四種關鍵武器。首先是中國持有的大量美國公債。有人主張北京可以快速拋售其持有的公債，對美國造成重大傷害。其次是中國在某些自然資源生產上的主導地位。許多人認為這些資源缺乏足夠替代供應商的情況，讓中國對美國擁有重要籌碼。第三，北京可能將美中直接投資關係武器化。在中國投資的美國企業可能面臨資產被北京沒收的風險。美國經濟也可能失去來自中國的直接投資流入，抑制到這些投資原本能夠帶來的成長。最後，我們在本章探討中國是否可能透過向某些美國盟友提供經濟利益來分化美國的聯盟。

第4章研究發現，中國運用這些經濟武器對抗美國的能力極為有限。美中之間可動用的經濟武器存在顯著的失衡，這解釋了為何美國當前對中國實施的技術限制措施，僅引發北京方面微弱且無效的反應。我們的分析同時顯示，中國有限的經濟武器庫似乎不足以嚇阻美國在戰時對中國實施全面經濟封鎖。

第1章　緒論

美中地緣政治競爭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決定性國際議題。未來數十年會如何演變，將取決於兩國間的力量平衡──尤其是在經濟領域。¹ 然而，我們當前對美中經濟力量平衡的理解，存在許多重大局限。探究此平衡的本質，即為本書的主題。

回顧上一次主要的大國競爭，也就是冷戰時期，各方曾投入巨大精力分析美蘇之間的力量平衡。當時的研究大多側重於軍事力量的平衡；如今，許多分析師正再次積極地研究相關的軍事問題。

然而，冷戰時期同樣非常重視經濟實力平衡。這種重視不無道理：經濟實力不僅為長期軍事實力奠定基礎，其本身亦至關...

推薦序　美中霸權競爭，誰才是紙老虎？／洪財隆
推薦序　美中經濟真的「勢均力敵」了嗎？／陶儀芬
致謝

第1章　緒論
商業實力分布／重新評估中國的經濟實力／失衡的經濟武器庫／戰時全面經濟封鎖／經濟孤立的代價

第2章　衡量全球商業實力的分布
商業實力的衡量／當前商業爭霸實力的分布狀況／以《富比士》名單劃分產業類型／高科技產業的複雜性與重要性／善用商業能力的偏態分布／利潤作為商業實力的衡量指標／股東所有權與商業能力平衡／結論

第3章　虛有其表的強權：中國的經濟實力再評估
國內生產毛額（GDP）／製造業產出／專利與引述分析／重新準確評估中國的經濟實力／

第4章　中國的經濟武器
中國的金融實力／美中之間的外國直接投資（FDI）關係／原材料／分化同盟／結論

第5章　構想戰時對中國的經濟封鎖
衝突期間的貿易中斷／戰時經濟封鎖的目標／美中貿易關係的關鍵要素／中國並非俄羅斯／經濟斷供的概念化

第6章　模擬戰時對中國的經濟封鎖
貿易中斷的短期成本／經濟斷鏈的長期成本／結論

第7章　美中經濟實力對外交政策的影響
對美國的外交政策影響／對中國的外交政策影響／避免誤判

註釋

推薦序　美中霸權競爭，誰才是紙老虎？／洪財隆
推薦序　美中經濟真的「勢均力敵」了嗎？／陶儀芬
致謝

第1章　緒論
商業實力分布／重新評估中國的經濟實力／失衡的經濟武器庫／戰時全面經濟封鎖／經濟孤立的代價

第2章　衡量全球商業實力的分布
商業實力的衡量／當前商業爭霸實力的分布狀況／以《富比士》名單劃分產業類型／高科技產業的複雜性與重要性／善用商業能力的偏態分布／利潤作為商業實力的衡量指標／股東所有權與商業能力平衡／結論

第3章　虛有其表的強權：中國的經濟實力再評估
國內生產毛額（GDP）／製造業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