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東歐史研究領域最著名的重量級歷史學專家 ★耶魯大學開授東歐史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的知名教授 ★《紐約時報》年度暢銷書＆編輯選書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 Editors’ Choice ★《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出版者週刊》 2015年度好書 ★入圍英國最著名非小說圖書獎「塞謬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決選 ★亞馬遜網站（Amazon）歷史圖書類長年高踞 Top 20 的暢銷歷史作家 ★普立茲獎得主安妮‧艾普鮑姆（Anne Applebaum）、歷史學家伊恩‧克索（Ian Kershaw）、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推薦
儘管希特勒假設人類只不過是動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覺卻使他將其動物學（zoological）理論轉化為某種政治上的世界觀。他堅信適者生存的種族鬥爭同時也是為德國求取尊嚴的運動，其束縛不僅僅來自生物學，也來自英國。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國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獸罷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書》（Second Book），在構思此書時他明確表示，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不僅關乎身體的存活，也與某種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關。一戰時，英國海軍封鎖的問題不僅在於軍事衝突、休戰乃至最後塵埃落定之間數個月內帶來的疾病與死亡。這次封鎖也迫使中產階級的德國人為了獲取所需的食物而破壞了法律，致使他們一個個感到惶惶不安，對權威不抱信任。
英國人被尊為德國人在種族上的親族與偉大帝國的肇建者。重點是要穿透他們的權力網路，但又不迫使他們予以回應。在希特勒的想像中，從他人手中奪走土地不至於威脅到那偉大的海洋帝國。長期下來，他期望與大不列顛「在瓜分世界的前提下締結和平」。他期望德國能成為世界強權，但也避免「與英國同歸於盡」（Armageddon with England）。對他而言，這是個萬無一失的辦法。
全球化帶領希特勒走向美國夢。每位日耳曼軍人的背後在想像中都站著一名貪得無厭的德國女性。美國諺語「和左鄰右舍比闊」（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譯按：原文指「跟上瓊斯家（的生活水準）」）意指生活水準是相對的，建立在認知他人的成功之上。在他最尖酸刻薄的時候，希特勒甚至呼籲德國人要變得像蟲魚鳥獸那樣心裡只想著存活與繁殖。但是他隱藏著的幽微恐懼其實是相當男性化的，亦即對日耳曼家庭主婦的畏懼。將自然界的鬥爭圍籬拉得更高的就是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希特勒還是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德國的殖民語言就已經在玩弄經濟（Wirtschaft）一詞的雙重意涵：同時指家戶（household）與經濟（economy）。德國婦女被指示要將舒適與帝國等同起來。而由於舒適總是相對的，在政治上將殖民地正當化也永無止盡。如果德國家庭主婦比較的基準是瓊斯太太而不僅只是約拿斯太太（Frau Jonas，按：德國姓氏），那麼德國人就需要擁有像美國一樣大的帝國；德國男人就必須在遙遠的前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救贖其種族與地球。而女人則要支持他們的男人，這同時也具現著某種無情的邏輯，永無止盡的、追求更富足的家庭的欲望。
儘管希特勒假設人類只不過是動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覺卻使他將其動物學（zoological）理論轉化為某種政治上的世界觀。他堅信適者生存的種族鬥爭同時也是為德國求取尊嚴的運動，其束縛不僅僅來自生物學，也來自英國。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國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獸罷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書》（Second Book），在構思此書時他明確表示，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不僅關乎身體的存活，也與某種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關。一戰時，英國海軍封鎖的問題不僅在於軍事衝突、休戰乃至最後塵埃落定之間數個...
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魯大學東歐史講座教授，一九九七年於牛津大學歷史系取得波蘭史博士學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學就讀大學部歷史系時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後的「蘇東波」，也開啟了他對東歐史的研究興趣。近年來他固定於耶魯大學開設東歐史大學部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太太馬爾西．肖爾（Marci Shore）也是治中歐、東歐思想史的教授，偶爾會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婦兩人都致力於將被湮滅的東歐史帶回英語學界的視野。其歷史著作雖然大量徵引檔案材料與二手研究文獻，讀來卻不生澀，適合學術研究者與一般讀者大眾閱讀，其敘事功力令人想起華語讀者所熟知、同樣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著作目前已翻譯為波蘭語、德語、法語、日語等三十多種語言。而在華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與同樣由聯經出版公司近日翻譯的《論暴政》（On Tyranny，該書顯然是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回應）一同出版，是史氏在華文世界首度問世的完整著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為當時已不久於人世的東歐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教授訪談錄《思慮二十世紀：東尼．賈德思想自傳》（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譯成過中文。不過東尼．賈德教授在跋該書時倒是頗為詳盡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學背景，以及其學術養成當時的美國學術界東歐史研究情況，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後一直期待的那類人的典範：研究東歐的一代美國學人。……
史奈德教授熟諳幾乎所有的東歐語言，除了研究猶太大屠殺歷史所必備的德語之外，也能夠徵引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等十國語言的檔案史料，這點即令其他治東歐史學者（甚至許多出身於曾受大屠殺殃及的東歐國家移民第二代）都難以望其項背（見第五章註一）。除了學術著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二○一三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烏克蘭危機」（Ukrainian crisis）發生時，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個人部落格上發表時政評議，建立其公眾知識分子的聲音。隨著本書以及《論暴政》的出版也開始接受較主流的電視節目採訪，進入美國公眾的視野。
我們認同猶太人受害者，無可厚非，但卻常常將同情與理解混為一談。維也納第六區的紀念碑宣稱是「為了未來而記憶」（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殺業已成往事的此際，難道我們應該深信一個看得見的未來正等著我們？我們與被遺忘的犯罪者和被紀念著的受難者共享著同一個世界，而我們的誤區卻並非無辜的過失。我們的星球現在正改變著，正重新喚醒希特勒時代為人所熟知的恐懼，而希特勒當時也不過是對此做出回應而已。大屠殺的歷史尚未結束。其開啟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們尚未記取教訓。
能對於歐洲猶太人大屠殺具有啟示的說明必須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說明，因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態學式的（ecological），他將猶太人視為自然界的創口。這一段歷史必須是殖民的（colonial）歷史，因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猶太人居住的鄰國土地上發動一場場滅種戰爭（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歷史，因為德國人和其他被謀殺的猶太人並非身處德國，而是身在其他國家。它必須是按照時間順序的（chronological）歷史，因為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歷史，繼之而來的是征服奧地利、捷克和波蘭，以及重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須是政治的（political）歷史，因為德國毀滅鄰邦（尤其是在蘇聯德佔區）創造了一些發明出毀滅手段的地帶。它必須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歷史，提供納粹觀點以外的觀點，徵引發生殺戮的地區內外不同群體的資料，不論是猶太人抑或非猶太人的資料。這不僅關乎正義，也關乎理解。而這種理解也必須是人性的理解，將求生的意志以及謀害的企圖都記載下來，描述謀求活路的猶太人以及那些少數試著幫助他們的非猶太人，接受每個個人與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難以化約的複雜性。
在希特勒的世界，叢林法則就是唯一的法則。人們應該壓抑憐憫的傾向，盡可能地強取豪奪。因此，希特勒與那種認為人類之所以異於自然是因為人類有能力想像並創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間有著斷裂。「政治思想家從這樣的假說出發，試圖描繪出某種不僅只可能實現且還最公正的社會形式。然而對於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獨一無二的、殘忍卻壓倒性的真實，歷史上所有試圖做他想的嘗試都不過是幻影。頂尖的納粹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釋道：政治並非發端於歷史或概念，而是肇始於我們的敵對意識（sense of enmity）。我們的種族敵人係由自然所揀選，而我們的任務則是鬥爭、殺伐，至死方休。」
希特勒善用基督徒所熟知的意象和象徵─諸如上帝、禱告詞、原罪、十誡、先知、選民、彌賽亞─甚至是基督徒熟知的三元時間結構：始於天堂，然後出埃及記，終於救贖。我們活在汙穢當中（譯按：見《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十三節），必須努力淨化自己和淨化世界，才能回到天國。將天國看成是物種之間的戰爭（而非造物的和睦）是把基督教式的嚮往與生物學上顯而易見的現實結合起來。人皆相伐（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狀態並非恐怖的無目的性（terrifying purposelessness），而是宇宙間必然的唯一目的。自然的豐饒就如同《創世紀》所載是供給人類的，但只給予那些遵循自然法則、為自然戰鬥的人類。大自然在《我的奮鬥》中如同在《創世紀》一樣，是為人類所取用的資源─但並非供給予所有的人類，只供給勝出的種族。伊甸園不是一座樂園，而是一條戰壕。
★全球東歐史研究領域最著名的重量級歷史學專家 ★耶魯大學開授東歐史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的知名教授 ★《紐約時報》年度暢銷書＆編輯選書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 Editors’ Choice ★《華盛頓郵報》、《經濟學人》、《出版者週刊》 2015年度好書 ★入圍英國最著名非小說圖書獎「塞謬爾‧約翰遜」獎（Samuel Johnson Prize）決選 ★亞馬遜網站（Amazon）歷史圖書類長年高踞 Top 20 的暢銷歷史作家 ★普立茲獎得主安妮‧艾普鮑姆（Anne Applebaum）、歷史學家伊恩‧克索（Ian Kershaw）、歷史學家黛博拉‧利普斯塔特（Deborah Lipstadt）、前美國國務卿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推薦
儘管希特勒假設人類只不過是動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覺卻使他將其動物學（zoological）理論轉化為某種政治上的世界觀。他堅信適者生存的種族鬥爭同時也是為德國求取尊嚴的運動，其束縛不僅僅來自生物學，也來自英國。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國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獸罷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書》（Second Book），在構思此書時他明確表示，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不僅關乎身體的存活，也與某種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關。一戰時，英國海軍封鎖的問題不僅在於軍事衝突、休戰乃至最後塵埃落定之間數個月內帶來的疾病與死亡。這次封鎖也迫使中產階級的德國人為了獲取所需的食物而破壞了法律，致使他們一個個感到惶惶不安，對權威不抱信任。
英國人被尊為德國人在種族上的親族與偉大帝國的肇建者。重點是要穿透他們的權力網路，但又不迫使他們予以回應。在希特勒的想像中，從他人手中奪走土地不至於威脅到那偉大的海洋帝國。長期下來，他期望與大不列顛「在瓜分世界的前提下締結和平」。他期望德國能成為世界強權，但也避免「與英國同歸於盡」（Armageddon with England）。對他而言，這是個萬無一失的辦法。
全球化帶領希特勒走向美國夢。每位日耳曼軍人的背後在想像中都站著一名貪得無厭的德國女性。美國諺語「和左鄰右舍比闊」（keeping up with the Joneses，譯按：原文指「跟上瓊斯家（的生活水準）」）意指生活水準是相對的，建立在認知他人的成功之上。在他最尖酸刻薄的時候，希特勒甚至呼籲德國人要變得像蟲魚鳥獸那樣心裡只想著存活與繁殖。但是他隱藏著的幽微恐懼其實是相當男性化的，亦即對日耳曼家庭主婦的畏懼。將自然界的鬥爭圍籬拉得更高的就是她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當希特勒還是個年輕小伙子的時候，德國的殖民語言就已經在玩弄經濟（Wirtschaft）一詞的雙重意涵：同時指家戶（household）與經濟（economy）。德國婦女被指示要將舒適與帝國等同起來。而由於舒適總是相對的，在政治上將殖民地正當化也永無止盡。如果德國家庭主婦比較的基準是瓊斯太太而不僅只是約拿斯太太（Frau Jonas，按：德國姓氏），那麼德國人就需要擁有像美國一樣大的帝國；德國男人就必須在遙遠的前線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救贖其種族與地球。而女人則要支持他們的男人，這同時也具現著某種無情的邏輯，永無止盡的、追求更富足的家庭的欲望。
儘管希特勒假設人類只不過是動物，但他自己的人性直覺卻使他將其動物學（zoological）理論轉化為某種政治上的世界觀。他堅信適者生存的種族鬥爭同時也是為德國求取尊嚴的運動，其束縛不僅僅來自生物學，也來自英國。希特勒知道日常生活中的德國人不是在地上攫取食物的野獸罷了。一九二八年他完成了《第二本書》（Second Book），在構思此書時他明確表示，確保穩定的食物供給不僅關乎身體的存活，也與某種控制感（sense of control）息息相關。一戰時，英國海軍封鎖的問題不僅在於軍事衝突、休戰乃至最後塵埃落定之間數個...
提摩希‧D‧史奈德（Timothy D. Snyder）是耶魯大學東歐史講座教授，一九九七年於牛津大學歷史系取得波蘭史博士學位。史奈德教授在布朗大學就讀大學部歷史系時正值一九八九年前後的「蘇東波」，也開啟了他對東歐史的研究興趣。近年來他固定於耶魯大學開設東歐史大學部課程，選修人數動輒逾兩百人；太太馬爾西．肖爾（Marci Shore）也是治中歐、東歐思想史的教授，偶爾會在史奈德教授的班上客座，夫婦兩人都致力於將被湮滅的東歐史帶回英語學界的視野。其歷史著作雖然大量徵引檔案材料與二手研究文獻，讀來卻不生澀，適合學術研究者與一般讀者大眾閱讀，其敘事功力令人想起華語讀者所熟知、同樣任教於耶魯大學歷史系的中國史學家史景遷（Jonathan Spence）教授。
史奈德教授的著作目前已翻譯為波蘭語、德語、法語、日語等三十多種語言。而在華文世界中，《黑土：大屠殺為何發生？生態恐慌、國家毀滅的歷史警訊》（Black Earth: The Holocaust as History and Warning）與同樣由聯經出版公司近日翻譯的《論暴政》（On Tyranny，該書顯然是對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回應）一同出版，是史氏在華文世界首度問世的完整著作。除此之外，史奈德教授只有為當時已不久於人世的東歐史學者東尼‧賈德（Tony Judt）教授訪談錄《思慮二十世紀：東尼．賈德思想自傳》（Think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所作的序言曾譯成過中文。不過東尼．賈德教授在跋該書時倒是頗為詳盡地交代了史奈德的治學背景，以及其學術養成當時的美國學術界東歐史研究情況，不妨在此略加引述：
史奈德是我一九八九年之後一直期待的那類人的典範：研究東歐的一代美國學人。……
史奈德教授熟諳幾乎所有的東歐語言，除了研究猶太大屠殺歷史所必備的德語之外，也能夠徵引俄語、波蘭語、烏克蘭語等十國語言的檔案史料，這點即令其他治東歐史學者（甚至許多出身於曾受大屠殺殃及的東歐國家移民第二代）都難以望其項背（見第五章註一）。除了學術著述之外，史奈德教授同時也是一名公共知識份子。二○一三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的「烏克蘭危機」（Ukrainian crisis）發生時，史奈德教授固定在《紐約書評》（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以及個人部落格上發表時政評議，建立其公眾知識分子的聲音。隨著本書以及《論暴政》的出版也開始接受較主流的電視節目採訪，進入美國公眾的視野。
我們認同猶太人受害者，無可厚非，但卻常常將同情與理解混為一談。維也納第六區的紀念碑宣稱是「為了未來而記憶」（Remember for the Future）。在大屠殺業已成往事的此際，難道我們應該深信一個看得見的未來正等著我們？我們與被遺忘的犯罪者和被紀念著的受難者共享著同一個世界，而我們的誤區卻並非無辜的過失。我們的星球現在正改變著，正重新喚醒希特勒時代為人所熟知的恐懼，而希特勒當時也不過是對此做出回應而已。大屠殺的歷史尚未結束。其開啟的先例是永恆的，而人們尚未記取教訓。
能對於歐洲猶太人大屠殺具有啟示的說明必須是星球性的（planetary）說明，因為希特勒的思想是生態學式的（ecological），他將猶太人視為自然界的創口。這一段歷史必須是殖民的（colonial）歷史，因為希特勒想要的是在猶太人居住的鄰國土地上發動一場場滅種戰爭（wars of extermination）。它必定是國際性的（international）歷史，因為德國人和其他被謀殺的猶太人並非身處德國，而是身在其他國家。它必須是按照時間順序的（chronological）歷史，因為希特勒在德國的崛起只是一部份的歷史，繼之而來的是征服奧地利、捷克和波蘭，以及重訂最終解決方案（Final Solution）。它必須是政治的（political）歷史，因為德國毀滅鄰邦（尤其是在蘇聯德佔區）創造了一些發明出毀滅手段的地帶。它必須是多重聚焦的（multifocal）歷史，提供納粹觀點以外的觀點，徵引發生殺戮的地區內外不同群體的資料，不論是猶太人抑或非猶太人的資料。這不僅關乎正義，也關乎理解。而這種理解也必須是人性的理解，將求生的意志以及謀害的企圖都記載下來，描述謀求活路的猶太人以及那些少數試著幫助他們的非猶太人，接受每個個人與每段值遇都有其固有且難以化約的複雜性。
在希特勒的世界，叢林法則就是唯一的法則。人們應該壓抑憐憫的傾向，盡可能地強取豪奪。因此，希特勒與那種認為人類之所以異於自然是因為人類有能力想像並創造出新的合作形式的政治思想之間有著斷裂。「政治思想家從這樣的假說出發，試圖描繪出某種不僅只可能實現且還最公正的社會形式。然而對於希特勒而言，大自然才是獨一無二的、殘忍卻壓倒性的真實，歷史上所有試圖做他想的嘗試都不過是幻影。頂尖的納粹法學家卡爾．施米特（Carl Schmitt）解釋道：政治並非發端於歷史或概念，而是肇始於我們的敵對意識（sense of enmity）。我們的種族敵人係由自然所揀選，而我們的任務則是鬥爭、殺伐，至死方休。」
希特勒善用基督徒所熟知的意象和象徵─諸如上帝、禱告詞、原罪、十誡、先知、選民、彌賽亞─甚至是基督徒熟知的三元時間結構：始於天堂，然後出埃及記，終於救贖。我們活在汙穢當中（譯按：見《哥林多前書》第四章第十三節），必須努力淨化自己和淨化世界，才能回到天國。將天國看成是物種之間的戰爭（而非造物的和睦）是把基督教式的嚮往與生物學上顯而易見的現實結合起來。人皆相伐（war of all against all）的狀態並非恐怖的無目的性（terrifying purposelessness），而是宇宙間必然的唯一目的。自然的豐饒就如同《創世紀》所載是供給人類的，但只給予那些遵循自然法則、為自然戰鬥的人類。大自然在《我的奮鬥》中如同在《創世紀》一樣，是為人類所取用的資源─但並非供給予所有的人類，只供給勝出的種族。伊甸園不是一座樂園，而是一條戰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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