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收錄 / 編輯的話：出版序

2007年10月，我第一次去達蘭薩拉。那是我深入研究西藏當代史的開端。旅行期間，每天採訪、參觀之後，我會盡可能詳細地記錄見聞。這本書就是那次達蘭薩拉之行後寫的，初稿完成於2008年。寫完之後未及修改，我又束裝出發，第二次去達蘭薩拉，就這樣與達蘭薩拉結下了不解之緣。

此後的幾年中，我的全部時間和精力都用來研究1950年之後的西藏歷史。《1959：拉薩！》和《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祕密戰爭》這兩本書出版後，我才有了一個寫作「空檔期」。2012年，我在中國大陸和印度旅行期間，抽...

褲子街

回到紐約後，我常常想起那兩條小街。不知道有沒有街名，我在兩頭的街口都找過，沒看到街名牌。我的朋友達瓦管它們叫「褲子街」。廣場是「褲腰」，他說，從廣場一邊延伸出去的兩條老街是「褲腿」。從地圖上看，兩條平行的老街還真挺像條褲子的。

達蘭薩拉不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城鎮。她的歷史軌跡清清楚楚，而且都與「外國人」有關。往遠裡說，達蘭薩拉的歷史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跟幾個英國人有關；要是往近裡說呢，那就得從1960年4月30日，一位西藏人算起。

1960年4月底的那天傍晚，當達賴喇嘛的車隊到達馬克利奧德甘吉的時候，前來歡迎的人群除了當地印度居民，只有二百多名西藏難民，他們比達賴喇嘛早來一個禮拜，是專程從築路營前來歡迎他的。

達賴喇嘛遷居達蘭薩拉之後，分散在各地的西藏難民紛紛追隨而來。馬克利奧德甘吉所在的山頂，是一道山梁的最高處。朵拉達山脈山峰陡峭，山坡上松林茂密，只有山頂的公園還算平整。難民們用木板和石塊作為建築材料，在公園裡蓋了幾排小房子，房子之間的狹長空地，就形成了最早的兩條街道。山梁狹長彎曲，兩條最早的街道順著山勢彎曲，從山梁的一端走到另一端。

將近五十年後，馬克利奧德甘吉可不止兩條街了。好幾代西藏難民在這裡安身立命，重建人生，

昔日的荒山野嶺如今已是名滿天下的小鎮。環繞廣場有好幾條街口，通往不同的方向，上山，或者下山。山上山下處處可見飄揚的五彩經幡。

不過「褲子街」 還是最熱鬧的街，或許也可以說，是最亂的街。

「亂」好像是印度的常態，馬克利奧德甘吉也是這樣，熱熱鬧鬧，生氣勃勃地亂著。房子之間橫七豎八地掛著違章電線，猴子把電線當作棧橋，從街那邊的屋頂跳上電線，順著四通八達的電線網竄來竄去，野狗追著電線上的猴子狂叫。有一天，我站在廣場邊的新旅館門口，跟一個澳大利亞人聊天，幾條躺在街邊的流浪狗突然跳起來，竄到小街中間，仰頭狂吠。猛然間，一個黃乎乎的東西從天而降，落到我面前，嚇了我一大跳。原來是隻猴子從屋頂上掉下來，落在街中間。狗狂叫著追，路人東倒西歪地閃避，猴子竄過馬路，攀上電線杆，後腿一蹬躍上屋頂。

牛在街上東遊西逛。有幾頭牛以小鎮為家，每天都看到牠們在「褲子街」裡慢悠悠地走。有頭大黑牛常常獨個兒在街上逛，邊走邊低頭覓食。牠體型龐大，性情卻很溫和。有時候，牠從我身邊走過，我拍拍牠的大腦門兒，黑牛抬頭看看我，目光小鹿般溫柔。

鋪著水泥的老街很窄，兩邊的屋簷下各有一道深深的排水溝。達蘭薩拉是印度降雨量最高的地區。雨季裡，街上的雨水淌進排水溝，形成兩條小溪，流過家家門前。街邊沒有人行道，汽車開進小街，行人閃到路邊，汽車一路按著喇叭，貼著行人開過。

從馬克利奧德甘吉往上走，山愈來愈高，路愈來愈險。公路只通到海拔約2500公尺的嘎魯廟，再往上就只有在密林中彎曲的小路了。現代交通工具無法進入高山裡的村莊，貨運就得靠馬幫來往。在馬克利奧德甘吉，時常會看到趕馬人趕著一隊馬或者毛驢，沿街走來，牲口背上馱著各種各樣的貨物，慢條斯理地走著。汽車猛按喇叭，摩托車在馬幫中竄來竄去，驢馬早已習慣了人的喧鬧，牠們氣定神閒，不緊不慢，頸下的銅鈴一路叮叮噹噹，清脆地響過小鎮。

向晚時分，霧氣從樹林裡嫋嫋升起，縹縹緲緲，漸漸填滿山谷。落日蒼蒼，霧海茫茫，遊牧的嘎第人披一身晚霞，趕著羊群下山，浩浩蕩蕩走進鎮裡，滿街的人、車、牛、狗紛紛為羊讓道。牧羊人身穿長袍，頭戴繡花小帽，皮膚被陽光曬成古銅色，又被風刻出深深的皺紋。他一臉見慣風雲變幻的淡然，不理睬汽車的喇叭，不在意拍照的遊客，走過網吧，走過金頂佛塔，走過賣「安多餅」的女子，穿過小街，走過廣場，下山，回到山腰的村莊。

達蘭薩拉如今相當國際化。「褲子街」上有取款機，用各國的銀行卡可以隨時取款。街上的行人來自世界各地，有背著大背包的登山者，有遠道而來的朝聖者，也有髮型怪異的「龐客」。印度中學的學生成群結隊到這裡參觀，各國的出家人前來參訪。在「褲子街」的商店和小攤上，可以買到藏式披肩、喀什米爾繡花長袍、開司米圍巾、拉達克的佛教藝術品、漢地的茶磚、藏地的首飾，還有喜馬拉雅山區特產的各種寶石。

清早，我到嘎其素餐館去吃早飯，常常看到打扮得半印半藏的西方女人，穿著「旁遮普套裝」、印度式拖鞋，裹著藏式披肩，從街上走過。有些西方人已經在達蘭薩拉居住多年，還有些裹著袈裟的洋喇嘛和洋尼姑，在達蘭薩拉的各寺院裡學經修行。牆上貼的告示，不僅有藏語和印地語，還有希伯來語、英語、法語。

比鄰而居多年，藏人學會了一些印地語，印度人也學會了一些藏語。在「褲子街」裡遇到的印度乞丐，一見我就伸出手：「Madam，Good Morning！紮西德勒！拿瑪斯特！」

夜晚，「褲子街」滿街燈火，晚上跟白天一樣熱鬧。路邊小攤裡掛著燈泡，暈黃的燈光下，神色疲倦的老人把一條條披肩折好，準備收攤回家。初次上山那天，我曾在他的攤子上買了一條僧人用的絳紅披肩。

賣明信片的小攤旁，幾個外國遊人停下腳步，在燈下挑選達賴喇嘛和十七世噶瑪巴的照片。廣場邊那座新旅館的外牆上，垂下一條條彩色燈飾，家家餐館燈火通明，裡面坐著各國來客。

將近五十年了，難民營成了繁華的城鎮。建造城鎮的第一代難民在異鄉老去，日漸凋零，「褲子街」也有了很多變化。街上的老房子很多已經消失，被新建的樓房取代。一座樓房的底層正在裝修，雖未完工，牆上已經掛滿了唐卡，地上放著幾尊大銅佛。佛像旁邊，一公尺多高的濕婆神在火圈中舞蹈。在濕婆神優雅的舞姿中，世界輪迴往返，生生滅滅。佛祖在蓮花寶座上跏趺而坐，雙目低垂，注視著來往不息的芸芸眾生，嘴角一絲淡淡微笑。

「褲子街」上，還剩下為數不多的木板房。這些小木房有的已經傾斜，看上去搖搖欲墜。它們在喜馬拉雅山南的小鎮裡，經歷了將近五十個雨季，木板已然褪色，年輪依舊清晰。

達蘭薩拉的故事，就從這裡開

飄落的袈裟

那年，頓珠諾布32歲，出家已經整整21年了。

在這21年裡，西藏之外的世界天翻地覆。不過，對頓珠諾布來說，雪山之外的世界並不存在。他與他那個時代的藏人一樣，對世界的全部認識，沒有超過南方的鄰居印度、尼泊爾和東方的鄰居中國。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天旋地轉，西藏很安穩。眾生雖不富裕，倒也自給自足。西藏深藏在大雪山中，像依偎在母親懷抱裡的孩子，對外面的世界不聞不問，簡單、懵懂地活著。

頓珠諾布壓根兒不知道，當酥油燈在佛前閃爍的時候，世界陷入了戰爭的血海。且不說遠的了，雪域的東方鄰居正在跟一個叫作日本的國家打仗，日本人戰敗後，鄰居自己人之間，「紅漢人」和「白漢人」又打起來了。

可是，就算聽到了一句半句的，頓珠諾布也不會特別關心那些事兒。他何必要操那份心？漢人兩虎相爭，逐鹿中原，那全都是漢人之間的事兒，鹿死誰手，跟日喀則紮什倫布寺的頓珠諾布有何相干？他當然更不會關心南方鄰居的事兒。印度獨立？獨立是什麼意思？印度，對藏人來說，只是佛法之源，是聖地，是若有福報此生必去朝聖的地方。頓珠諾布沒想到，日後他倒是去了印度，也去朝過聖，卻是以他做夢也想不到的方式去的。

就在頓珠諾布念經拜佛的日子裡，東方塵埃落定。「紅漢人」大勝，並且揮師西進。頓珠諾布對這些事情毫不知情。他不知道，1949年，東方的鄰居已經改朝換代，還發出了「一定要解放西藏」的誓言。兩萬大軍已在四川集結，血紅的旗幟正步步逼近雪山，佛國上空戰雲密布，殺劫將臨。

當時的西藏內外交困，風雨飄搖。駐錫拉薩的達賴喇嘛和臨時駐錫青海塔爾寺的班禪喇嘛，是兩個稚齡少年，一個14歲，一個11歲。這兩個少年將要面對的中共領袖，一個叫毛澤東，一個叫周恩來。而且，當時的十世班禪喇嘛尚未獲得拉薩噶廈政府的承認，要等到漢藏兩方在《十七條協議》上簽字之後，他才獲得承認。

頓珠諾布日日念經修練，在佛像前磕長頭。

「紅漢人」兵分四路，包圍昌都。數萬身經百戰的將士兵臨城下。面對他們的，是約八千名裝備落後，從未見過現代戰爭的藏兵。這是一場毫無懸念，甚至是勝之不武的戰爭。

頓珠諾布每日往酥油燈裡添油。一勺勺酥油傾入銅燈盞，一顆顆溫暖的火苗在佛像前跳動。昏暗的燈光裡，釋迦牟尼佛低垂雙目，悲憫地注視著匍匐在地的僧俗民眾。

昌都戰役，八千多藏兵不敵幾萬漢兵，一敗塗地，占整個西藏正規軍實力三分之二的昌都守軍被全殲，包括阿沛．阿旺晉美在內的一批軍官及大批士兵被俘，西藏門戶大開，「紅漢人」勢如破竹，長驅直入。一年後，「紅漢人」抬著頓珠諾布從未聽說過的大幅畫像進入拉薩。有人告訴頓珠諾布說，畫像上的兩個人，一個叫「毛澤東」，一個叫「朱德」，他這才知道，他的家鄉已經被「和平解放」。

不過，歷代班禪喇嘛一向跟漢人友好往來，歷屆漢人政府對班禪大師也相當禮遇，因此，即使鄰居已經改朝換代，家鄉也天翻地覆，紮什倫布寺的日子還是過得下去的。頓珠諾布一如既往，念經、打坐、磕長頭。今生今世，頓珠諾布別無所求，今生虔誠修練，來生脫離苦海，這就夠了。北京簽約，漢兵入藏，康巴戰事，雪域早就不再太平，但這些事都沒有讓頓珠諾布放下經書。

1959年3月的一天，頓珠諾布終於放下了經書。

拉薩出事了。

1959年5月14日，《紐約時報》刊登了一條發自印度腳山的消息。消息報導說，第一批西藏難民於5月13日到達印度，進入印度政府在阿薩姆邦腳山的難民營，並告訴記者中共軍隊用機槍射殺民眾的殘暴行為。這批難民共91人，全部是男性，他們衣衫襤褸，在崎嶇的喜馬拉雅山路上步行了五週。報導還說，印度政府宣布，已經有一萬一千五百名西藏難民越過印度國境，進入中印邊境的阿薩姆邦，正在前往臨時難民營的途中。

這條消息僅167字，而且刊登在第30頁上。對於美國民眾來說，有關西藏的故事至此就結束了，他們的注意力早就轉移到別的地方去了。然而，對於逃離故土的藏人來說，他們流亡的故事才剛剛開始。

難民們成群結隊，有些騎著馬，大多數人步行，從各地匯集到米蘇瑪日。一望無際的叢林中有片空地，一道清澈的河水流過樹林。河邊的沙灘上，印度政府用竹子和篾片為材料，派人在兩週內趕建了三百座大棚屋，作為西藏難民的臨時棲身地。到了這裡，難民們已是人困馬乏，再也走不動一步路了。他們在棚屋邊的草地上停下，或坐或臥，等待印度政府的人員前來登記。

在臨時難民營裡，逃亡藏人的死亡率相當高。精疲力竭的難民們好不容易逃過戰爭和饑荒，到達印度，卻立刻面臨新的危險。他們遇到的第一個殺手是印度的濕熱氣候。從西藏到印度，海拔一下子降低了二千多公尺，同時溫度提高了幾十度，難民們到達印度時，大多數還穿著皮袍皮靴，戴著厚帽。到了難民營後，他們脫下皮袍，到河裡去洗澡，換上印度政府發給他們的印度式白布長袍。為了防止傳染病，難民們帶來的皮靴和皮袍被收集起來，堆在一起，放火燒掉。每個難民領到一個鋁製飯盒，醫生為他們檢查身體，為路上受傷的人包紮傷口，然後，大家待在難民營裡，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疾病是難民們遇到的第二個殺手。逃亡的過程中，來自各地的西藏難民常常食不果腹，加上長時間的步行，有時還要躲避追兵。到達印度後，由於緊張、疲乏、勞累和饑餓，他們的身體已經相當虛弱。大量難民在短時間內到達難民營，設計容納幾千人的營地很快人滿為患，每座棚屋裡住著30到50名難民，有時候甚至不得不擠進一百名難民，傳染病流行難以避免。戰爭的最大受害者常常是老人和兒童，西藏難民也是如此。許多老人兒童逃離了戰爭，卻無法適應印度的氣候和水土，每天都有人死去，焚骨異鄉。短短幾週內，就有167名兒童死亡。

那時候，印度獨立還不到15年，國家百廢待興。印度本身也是個窮國，大量難民突然湧進來，印度人民雖然同情他們的遭遇，經濟上卻幫不了太大的忙。為了解決西藏難民的生存問題，印度政府提供了一個方案。印度北部山區人煙稀少，政府正計畫在北部山區修建公路。北方喜馬拉雅地區山高天寒，氣候潮濕，印度南方居民不適應氣候，何不讓印度政府雇用西藏難民來修路？這樣既可以給西藏難民工作機會，又解決了印度政府的問題。

走投無路的難民們別無選擇，只能接受這個方案。1959年9月，第一批難民從臨時難民營出發，到錫金去修路。以後的幾年裡，難民們一批批被送到各地的築路營，在山區修築公路。

20世紀60年代，印度北方，喜馬拉雅山南側的森林裡，到處是流亡藏人的築路營。這段時間是流亡藏人最困難的時期。生活在高寒地區的藏人，對許多疾病，包括肺結核，天生沒有免疫力。

他們已經很衰弱的身體與各種病毒接觸時，完全無法抵抗。肺結核、寄生蟲、流行感冒之類的疾病，奪去了大量難民的生命，據說死亡率高達十分之一。具體的死亡數字人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了，正像人們永遠無法知道，在「平叛」、「大饑荒」和「文革」這三場席捲了整個藏區的人禍中，有多少藏人死於非命。

牧羊少年的故事

牧羊少年塔丁才旦坐在山坡上，望著白雲在空中悠悠飄過。天很藍，草很綠，羊群在牧場上低頭吃草，偶爾有隻羊抬起頭，咩咩地叫幾聲。那一刻，如果有內地來的遊客路過，一定會舉起相機，對著牧羊少年和他的羊群猛拍一氣，然後把照片放在網上，感歎藏區風光如畫，羡慕牧羊人生活悠閒。

他們當然不會知道，牧羊少年心事重重，覺得自己生活單調，前途無望。他想，難道就這樣，一輩子放羊？可是，除了放羊，他又能做什麼呢？他是個孤兒，又是文盲，既沒有家庭背景，又沒有文化知識，前途在哪裡？怎樣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

塔丁出生在青海玉樹一個貧窮的牧人家庭。四歲時父母離異，他和雙胞胎兄弟由母親撫養長大。兄弟很小的時候就因病雙腿癱瘓，家裡一貧如洗。塔丁11歲那年，母親去世了。兄弟倆只好跟著舅舅生活。舅舅是木雕匠人，一手技藝得自家傳，可是木雕手藝養不了一大家子，舅舅家的日子也過得緊巴巴的，沒錢交學費，塔丁和表兄弟們都上不了學。母親在世的時候，盡力想讓兒子上學，塔丁讀了一年書，母親實在無力讓他繼續上學。塔丁只好離開學校，此後再未進過校門。

17歲那年，塔丁做出他一生中第一個重要決定。他要到拉薩去闖蕩一番，看看有沒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塔丁當時並不知道，拉薩還是前往印度的出發點。許多西藏流亡者的流亡之路，就是從拉薩開始的。

牧羊少年帶了一點點錢，告別舅舅一家，獨自從青海玉樹出發，前往拉薩。到了拉薩，他只剩下八元錢。塔丁在拉薩人生地不熟，無親無故，投靠無門，真正是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塔丁走進一家小餐館，拿出最後一點錢，買了點吃的。吃完，他懇求老闆給他一份活兒幹。老闆見他身體不錯，能幹活兒，吃得了苦，就收留了他，讓他在餐館裡打雜，工錢雖然不多，但吃飯總算有著落了。牧羊少年絕處逢生。

在那家小餐館裡，塔丁什麼活兒都幹。他一邊打雜，一邊偷師，有空就看廚師怎樣做菜。一來二去的，他學會了大廚手藝。一年後，來自青海的牧羊少年成了拉薩的餐館廚師。

在拉薩，塔丁開始聽說一些有關達蘭薩拉的事兒。有些從印度回來的人私下裡給他看達蘭薩拉的照片，告訴他達賴喇嘛就在達蘭薩拉。人家還告訴他，在達蘭薩拉，他不僅可以學佛法，還可以免費讀書，學藏文和英文。

從青海牧區到拉薩，對塔丁來說，是進入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在他祖父輩的時代，拉薩還是一個封閉的城市，是藏人心目中的聖城。現在，拉薩已經不再是聖城了，她已經變成一個世俗城市，一個世界性的旅遊熱點，城裡到處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不過，對塔丁來說，拉薩是一扇窗子，透過這扇窗子，塔丁窺到了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但是，要與那個世界接觸，他必須學會使用那個世界的語言。

在拉薩，塔丁做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二個重要決定：他要去達蘭薩拉。他不知道達蘭薩拉是什麼樣子，在那裡怎樣謀生，能不能找到出路，他只知道，他要去拜見達賴喇嘛，然後留下來，學英語和藏語。

去達蘭薩拉除了危險，還得花錢。從拉薩到尼泊爾，路上吃喝開銷以外，還得花三千左右人民幣僱嚮導。由於沒有護照，進入尼泊爾屬於非法偷渡，到了邊境，一旦被尼泊爾警察抓住，得拿錢打點警察，算是「買路錢」吧。西藏方面的嚮導只帶到中尼邊境，過了邊境，還得再花幾百人民幣僱尼泊爾方面的嚮導，這些人熟知當地的情況，能夠避開各種危險，把逃亡者帶到邊境城鎮，從那裡搭車去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不過，決定出走印度時，塔丁並不知道這些具體細節。他只知道要花不少錢。

廚師塔丁省吃儉用，拼命攢錢。用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估計錢差不多夠了，20歲的塔丁辭掉工作，背上一袋糌粑，帶著簡單的行裝，朝喜馬拉雅山南走去。

那是西元2001年11月，西藏高原最冷的季節。

褲子街

回到紐約後，我常常想起那兩條小街。不知道有沒有街名，我在兩頭的街口都找過，沒看到街名牌。我的朋友達瓦管它們叫「褲子街」。廣場是「褲腰」，他說，從廣場一邊延伸出去的兩條老街是「褲腿」。從地圖上看，兩條平行的老街還真挺像條褲子的。

達蘭薩拉不是一座自然形成的城鎮。她的歷史軌跡清清楚楚，而且都與「外國人」有關。往遠裡說，達蘭薩拉的歷史是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跟幾個英國人有關；要是往近裡說呢，那就得從1960年4月30日，一位西藏人算起。

1960年4月底的那天傍晚，當達賴喇嘛的車隊到達馬克利奧德甘吉的時候，...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達蘭薩拉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西藏文化的濃縮版和精華版。假如沒有西藏，就不會有達蘭薩拉。

說起西藏，作為同時代人，你知道，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西藏只是個傳說。在我有限的知識版圖裡，「西藏」不過是個地名，「達蘭薩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則根本不存在。那時候，我對西藏的全部了解，來自於一部電影和幾首歌。電影是你我這代人可能都看過的《農奴》，歌是〈逛新城〉、〈在北京的金山上〉，還有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洗衣歌〉。

官方話語中有兩個西藏，一個「舊西藏」，一個「新西藏」。幾十年的宣傳中，「舊西藏」的一切都被妖魔化，「新西藏」的一切都被浪漫化。可是，「舊西藏」和「新西藏」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其實並不了解。小時候，我被老師們帶領著去看《農奴》的時候，我不知道那裡曾經發生過什麼；當我們看著一群女紅衛兵穿著藏服、唱著〈洗衣歌〉，在舞台上跳舞的時候，也不知道那裡正在發生著什麼。如果說，那時候的中國是個藏在鐵幕後面的國家，西藏則被掩藏在雙重鐵幕之後。那時，我對那片土地和那個民族，以及在那裡發生的一切，均一無所知。

現在，去拉薩的火車一票難求，坐在供氧車廂裡欣賞高原風光的人們，同樣也未必知道，有些人正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另一個方向，前去朝拜他們心中的觀音菩薩。對許多藏人來說，「香格里拉」不在喜馬拉雅山之北，而是在喜馬拉雅山之南，一個叫作達蘭薩拉的地方。從文化而非地理的意義上來看，以達蘭薩拉為中心的西藏流亡社會，可以說是第三個西藏。

我是到了美國之後才開始接觸西藏文化的。我所了解的一切顛覆了官方話語中的「新、舊」兩個西藏。然而在美國，有關西藏的一切又被推到另一個極端。對於物質過於充足，生活過度優裕的美國人而言，這個被封閉在雙重鐵幕之後的民族，幾乎成了一個當代神話。

很長時間裡，我對宗教相當困惑。我在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社會裡長大，成長過程中，所有宗教都被妖魔化。如果說五四運動為古老的中國帶來現代的曙光；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們卻有鮮明的反宗教傾向。他們認為，中國需要的只是「德先生」和「賽先生」，宗教屬於一個落後的時代，中國不需要宗教。

1949年以來，宗教信仰經歷了一次又一次的衝擊。文革初期的「破四舊」活動中，宗教遭到毀滅性打擊。在那場對文化本身的「革命」之後，我們民族所剩無幾的傳統，包括傳統的信仰，以及建立在信仰基礎上的道德觀、倫理觀和風俗習慣幾乎被摧殘殆盡。我對文革最初的記憶，就是一堆被砸爛的佛像。

以佛教信仰為文化底蘊的西藏，宗教文化所受到的打擊可想而知。就在歡快的〈洗衣歌〉唱遍大江南北的同時，西藏有無數的寺院被摧毀，佛像被砸爛，價值連城的宗教文物被破壞。然而，當破壞者在聖殿的廢墟中歡呼的時候，他們不知道，當聖地成為廢墟之後，他們自己也將失去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切。如今我們的民族正是如此：物質的豐裕並不能帶來精神的充實，除了錢我們一無所有。我們有了高樓大廈，卻丟失了靈魂。

「革命」是一場集體狂歡，但也是一場假面舞會。但假面被拆下後，我們還得面對自己，並且面對一個可怕的事實：在集體狂歡的過程中，人生中最寶貴的一切不是被粉碎，就是被抽離。革命是集體的，革命後的心靈重建卻是個人的。我們每個人都不得不獨自去尋找通往精神家園的路。

我想我還是相當幸運的。命運把我從中國帶到耶路撒冷，又從耶路撒冷帶到達蘭薩拉，讓我有機會在神聖與世俗、出世與入世的兩極之間，尋找自己的中道。說到底，有關彼岸的追求本是為了此岸，有關去處的追問原是為了當下。頭頂的星空和腳下的草地，都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風景。

心靈重建是一種漫長而且艱苦的過程。那是條孤獨寂寞的路，你只能千山獨行。出發的時候，你不知道有沒有終點，也不知道終點在哪裡。你得擺脫理性的傲慢與偏見，學會聆聽來自自己內心的聲音，讓冥冥中的神祕力量帶領你，走向自己的精神家園。沿途你得一次次俯身，拾起破碎的靈魂，一點一點地重新拼接。很多固定的觀念將被顛覆，很多習慣的行為將會改變。路的盡頭就是你的聖殿，它可能是一片森林、一條河流、一朵沾著晨露的花；也許是羅馬、耶路撒冷，或者達蘭薩拉。

我該怎樣形容達蘭薩拉呢？藏民族的政教領袖，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駐錫的小鎮，官方地名叫馬克利奧德甘吉。這個小鎮很特別，不是我能「一言以蔽之」的地方。

馬克利奧德甘吉雖在印度，我卻不能用「一座印度小鎮」來形容它。鎮很小，一座小廣場，幾條窄街，兩邊擠滿了高高低低的房子，有低矮的破舊木板房，也有三、四層樓高的磚石建築，靜靜訴說著這座小鎮的獨特歷史。房子以實用為主，用途不是餐館旅社就是禮品店。各種簡陋的小攤子，賣藏式披肩、廉價首飾、蒸的或者煎的「饃饃」（包子或餃子）、甜茶、藏式面餅、糌粑。

不管從世界哪個地方出發，去達蘭薩拉都不大容易。你得先飛到新德里，在德里乘一整夜火車，再坐幾小時汽車。從德里的西藏難民定居點「桑耶林」乘長途汽車也行，這是最簡單、最便宜、最直接的方式，也是最常用的方式。不過，那得在印度北方的公路上顛簸一夜，約十三小時，其中一半是在山中夜行。夜間上山至少有一個好處：印度司機開著大客車飛馳，在不合規範的狹窄公路上翻山越嶺，你呢，眼不見，心不顫。

藏在深山裡的達蘭薩拉是座名滿天下的小鎮。在中國之外的世界裡，她的名聲不亞於西藏本土。這些年來，她已變成了一個旅遊勝地，反而讓人忘記，這座小鎮實質上是座難民營。我在馬克利奧德甘吉的小街上漫步時，看著街上來來往往的各國遊客，常常覺得不可思議：這是座難民營啊！她怎麼變成「旅遊點」了呢？也許，宗教、政治、流亡、「神祕雪域」等等「當代神話」的因素，在激起人們同情的同時，也引發人們的好奇？

達蘭薩拉也是海外藏傳佛教的中心。由於達賴喇嘛和17世噶瑪巴的緣故，對於虔信佛教的藏漢洋各色信徒來說，她已經成為一個新興的佛教聖地。每年都有大量佛教信徒和準信徒從世界各地前來，參拜達賴喇嘛，聽經、參加法會和其他重要佛事活動。在達蘭薩拉街頭，常常看到裹著絳紅袈裟的洋喇嘛和洋尼姑。他們神色安詳，步履從容，走過身穿藏袍，手握轉經筒的西藏老人。還有些人乾脆就是來「避世」的，哪怕是短暫的避世，以獲得片刻的寧靜。

表面上，這座小鎮也像其他國家的小鎮一樣寧靜安詳。可是，它平靜祥和的外表下暗流洶湧。街邊商店的牆上貼著下落不明的小班禪照片，到處可見雪山獅子旗，一家小商店的玻璃窗上貼著告示：「本店不售中國貨」，奧運倒數計時牌問每一個路過的人：「2008年，你將在哪裡？」這一切都提醒外來的人們，這座小鎮與藏民族的現狀與未來密切相關。小鎮的平靜中因此有一種不確定感。如果說絡繹往來的過客是「流水的兵」，小鎮本身也未必是「鐵打的營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裡的每個人都是過客，只是逗留的時間有長有短。

達蘭薩拉有很多層面，每個層面都有故事。那個地方有故事，那裡的人也有故事，不管是定居的西藏難民，還是絡繹不絕的各國來客，都有獨特的故事。藏人基本上都是失去了一切的人，他們翻山越嶺，一路漂泊到這裡，在遠離故土的深山小鎮裡安家，重建自己的生活和信仰。他們故事裡的關鍵字通常是「逃離」和「捨棄」。這裡的每個藏人都有一個關於逃離和捨棄的故事，當這些故事被普通人用平淡的口吻敘述時，令人倍感驚心動魄。

許多難民生活困頓，光是國際兒童緊急救助會（SOS-Kinderdorf International）之下的西藏兒童村裡，就有一千多名孩子，必須通過外界的援助在那裡生活學習。有些孩子已經得到了資助，有的還在等待善心人士慷慨解囊。年輕人前途渺茫，很多人靠小本經營勉強維生。他們一日一日地面對貧困，面對失望，面對不可知的未來。然而，達蘭薩拉的平靜並非麻木，也不是逆來順受。達蘭薩拉的平靜源於外人難以理解的精神底蘊。因此，這種平靜本身就是一種力量，它體現著生命的尊嚴和風度。

我在達蘭薩拉記錄了不少故事。這些故事都是私人講述，是一個個普通人的生命歷程，是一些男人、女人、老人、青年和兒童，身不由主，在政治、民族、宗教和歷史的漩渦中浮沉的故事。這些故事集中起來，就是一個民族的集體記憶。不可否認，藏民族的集體記憶帶著深重的悲情。然而，藏民族的集體記憶並非僅限於悲情。

藏民族還有另一部分集體記憶：當聖殿成灰，家園盡毀之後，流亡境外的難民在他們精神領袖的感召和領導下，以非凡的勇氣和毅力，在異國他鄉重建物質與精神的家園。達蘭薩拉不僅記錄了苦難，更重要的是，達蘭薩拉還記錄了超越苦難的力量、決心和勇氣。

如果我講述的達蘭薩拉顯得支離破碎，那是因為每個人的故事，以及達蘭薩拉本身的故事，都還在進行之中。這些故事早已開頭，尚無結尾。因此，我所記錄的故事，以及我所看到、聽到和經歷的一切都是不完整的。我只能把一些碎片交給你，由你自己去拼接這個尚在進行中的故事。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達蘭薩拉是個很特別的地方，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她是西藏文化的濃縮版和精華版。假如沒有西藏，就不會有達蘭薩拉。

說起西藏，作為同時代人，你知道，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西藏只是個傳說。在我有限的知識版圖裡，「西藏」不過是個地名，「達蘭薩拉」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則根本不存在。那時候，我對西藏的全部了解，來自於一部電影和幾首歌。電影是你我這代人可能都看過的《農奴》，歌是〈逛新城〉、〈在北京的金山上〉，還有文革期間廣為流傳的〈洗衣歌〉。

官方話語中有兩個西藏，一個「舊西藏」，...

出版序
前言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第一部　走向達蘭薩拉
褲子街
飄落的袈裟
阿尼諾宗
寺廟街上的小販
雪山隔斷的童年
牧羊少年的故事
巴塘來的朝聖者

第二部　朵拉達山脈下的小鎮
「無名街」上的芳鄰
傍晚，達蘭科特
喜馬拉雅水晶
彼得和伊凡娜
圓祥法師

第三部　聖地，在喜馬拉雅山南
乃穹寺
重生的觀音
喇嘛嘉瓦
藍哈達
智慧之海

出版序
前言　　達蘭薩拉，進行中的故事──給友人的信
第一部　走向達蘭薩拉
褲子街
飄落的袈裟
阿尼諾宗
寺廟街上的小販
雪山隔斷的童年
牧羊少年的故事
巴塘來的朝聖者

第二部　朵拉達山脈下的小鎮
「無名街」上的芳鄰
傍晚，達蘭科特
喜馬拉雅水晶
彼得和伊凡娜
圓祥法師

第三部　聖地，在喜馬拉雅山南
乃穹寺
重生的觀音
喇嘛嘉瓦
藍哈達
智慧之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