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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晴舫　作家、曾任文化部駐法國代表處臺灣文化中心主任
謝珮琪　譯者、以身嗜法。法國迷航的瞬間版主
專文推薦

馬力的法國主婦生活A City Trotter in France
廖雲章　《獨立評論》總監
鄭俊德　「閱讀人」主編
賴秀如　中央廣播電臺董事長
厚情推薦（依首字筆畫排序）

打開書頁，讀者將跟隨婷瑄的文字進行一趟法國之旅，看見法國作為一個眾人豔羨的國家，幾個世紀以來，依然在各項文明議題上思辨奮鬥，努力前進。然而，這本書是法國的為什麼，也是臺灣...

法國，不是法國人的？
「巴黎，不是座城市，而是個世界。」──法蘭索瓦一世（一四九四～一五四七）

二○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法國擊敗克羅埃西亞，奪下睽違二十年的第二座世足冠軍寶座，時間點剛好是法國國慶隔天，這座獎盃點燃法國、舉國歡騰。巴黎凱旋門前擠滿民眾，男女老幼，一片法國三色旗海，國歌馬賽進行曲此起彼落。即使是外國人如我，也被萬眾一心的感動浸潤地無以復加。
然而很快的，這支冠軍隊伍引起了國際輿論熱議，被酸為「不像法國隊的法國隊」。
美國《華盛頓郵報》在賽後刊登了標題為〈Vive la France! And a lot of other nations, too〉（法國，以及其他許多國家萬歲）的社論；從CNN社論清楚明瞭的標題更能窺見法國隊奪冠背後令人尷尬的現象：〈France’s World Cup win is a victory for immigrants everywhere〉（法國世界盃奪冠是各地移民的勝利）。
的確，對抗克羅埃西亞的總決賽中，二十三位球員中的十四位有非洲血統，幾位受人愛戴的球星都來自非洲，例如奪下最佳新人、正嶄露頭角的姆巴佩（Kylian Mbappé），就是喀麥隆與阿爾及利亞混血；而全能中場博格巴（Paul Pogba）則是幾內亞裔。
法國球員和全球球迷都意識到了這件事，博格巴藉機公開發聲：「歐洲要停止對非洲人民的種族主義，停止對移民的歧視。我希望法國與歐洲能了解我們這些南方國家，非洲人與拉丁美洲人，我們是有價值和力量的。」
這件事竟然上升成外交事件，與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一向不和的當時委內瑞拉總統馬杜洛（Nicolas Maduro）在公開場合恭賀法國奪冠時酸溜溜地說：「法國隊看起來就像非洲隊。事實上，是非洲贏了這場球賽，是那些來到法國的非洲移民……非洲如此被蔑視，然而這場世界盃中，法國多虧了這些非洲球員或非洲之子才贏得比賽。」
開玩笑，這可是觸碰到法國最敏感的神經啊！此話一出，全法國都怒了！時任法國中間派民眾運動聯盟（UDI）主席拉加德（Jean-Christophe Lagarde）隔天控告馬杜洛的言論「煽動種族仇恨」。巴黎北部移民人口相當多區域的一位地方議員也隔空對馬杜洛嗆聲：「在法國，我們是不看出身的。任何人到了法國，想成為法國人，共享我們的價值觀，你就是法國人。」
同樣事件、同樣議題，二○二六年世界盃竟然再度上演。本屆法國隊二十六人大名單裡高達二十一位球員擁有非洲血統（包含直接移民或非裔後代），非裔球員占比超過了八○％，為全球最高，其中包括已從最佳新人成長為能與梅西（Lionel Messi）平起平坐的世界級球王姆巴佩。
今年四強賽前夕，西班牙前總理拉荷義（Mariano Rajoy）酸「法國隊沒有法國人」，遭到撻伐，連西國與法國的極右派都批評他種族歧視。
巴拉圭參議員阿馬里亞（Céleste Amarilla）更針對法國隊隊長姆巴佩發表種族歧視言論，稱他是「被殖民的喀麥隆人」，試圖偽裝成法國人。此舉引起法國各界憤怒，法國全體一致力挺姆巴佩，檢方甚至為此展開刑事調查。
姆巴佩本人對此高EQ強硬反擊，發表公開聲明痛斥阿馬里亞是個「卑劣、令人不齒的女人」，其言行完全「不配擔任參議員的職位」，但同時展現高格局，為巴拉圭發聲，強調阿馬里亞的歧視言論無法代表巴拉圭人。巴拉圭國家隊在整場賽事中拚盡汗水且贏得榮譽，不該被其無知和肆無忌憚的種族主義抹煞。從每屆世足皆引起熱議，甚至上升至外交齟齬的「法國球員族裔」事件中可看出，法國的多元族群已生根社會各層面。

這讓我想起第一次遇到專有名詞「社群主義」（communautarisme），是在法國讀碩班時，這個中文翻譯看來頗為正面的詞彙，在法國卻是極為負面的，專門用來形容因彼此文化、宗教隔閡，導致社會分裂碎片化的狀態；甚至在臺灣極為正面的「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e），在法國學術界都是需要先提供脈絡再小心使用的字詞。在法蘭西領地上，法國認同永遠第一，移民母國文化必須排第二，保留在你的私領域。
世足賽帶來一系列討論並引發反思：今天非裔青年帶領法國隊拿下冠軍，成為國家英雄，若不幸輸了比賽，他們是否會成為代罪羔羊，甚至是過街老鼠？彷彿只要一偏離正軌，移民群體就可能隨時陷入尷尬的處境。有人不禁提問，這些移民何時才能擺脫「他者」的標籤？
的確，「族群」（ethnie）議題在法國相當敏感，幾乎成了不能說的祕密。政府甚至以法律嚴格規範，禁止一般民調進行「族群統計」，只有通過事先冗長繁雜申請程序的專業研究計畫才能以族群為劃分進行調查。
劃分或追溯族群背景的研究在法國學界向來遭到汙名化，過去二十年來，法國社會到底是否應該建立以族群為項目的統計資訊成了辯論熱點。反對者認為會強化社群主義並分化社會；贊成者則認為定義了族群，才能清楚地評估移民人口遇到的歧視與融入問題。
比起祕密，更讓人頭痛的是法國社會頻傳的族群間仇恨、攻擊與歧視事件。久住法國，種族間的新仇舊恨確實讓人心累；甚至有不少人擔憂，族群問題恐怕是法國社會的未爆彈。不僅有「白人警察」對阿拉伯裔與非裔的歧視，例如二○一六年非裔男子特拉奧雷（Adama Traoré）被警察拘留期間離奇死亡，引發一連串抗爭，被稱為法國版「黑人的命也是命」，也有阿裔與非裔互看不順眼彼此攻擊，或是無辜亞裔遭當街毆打，還有近幾年引起討論的車臣青年暴動、庫德族與土耳其仇殺案等，都是法國族群緊張關係的冰山一角。
這裡說的「非裔」或「阿裔」都是廣泛到不能再廣泛的集合名詞，放大來看，每個族群之間還能細分國家、階層、宗教、教派與家族間盤根錯節的恩怨情仇。
巴黎周邊有所謂的「熱點郊區」（quartiers chauds），甚至網上資訊會直接寫「建議避開」。走進這些區域的大型社會住宅內，頓時會覺得進入另一個國家。若有機會來此──建議避免晚上來──應可感受到空氣中人群間彼此打量的氣氛，當然，你也是被周遭眼睛盯著的那一個。
二○一九年馬利裔法籍導演拉德利（Ladj Ly）執導、與文豪雨果小說無關的重量級電影《悲慘世界》（Les Misérables），奪下二○一九年坎城影展評審團獎，該片未正式於院線上映前就已在法國造成轟動、引起話題，各家媒體爭相報導。
在此之前，必須認識巴黎郊區不可不知的關鍵字「cité」，這正是電影《悲慘世界》發生的場景。這個字原指六○年代開始為解決都市擴張與住宅不足而建造的一排排高密度社區型公共住宅；但漸漸地，這個字在法國都市規劃與社會學中，有了另一層指涉──因外來人口複雜、公部門治理不善、司法不彰以及基礎設施不足，cité不幸成為被公權力遺忘或歧視的角落，乃至犯罪的溫床。
拉德利導演透過鏡頭，清楚描繪水泥社會住宅裡的不同種族、宗教、社會階層──北非、下撒哈拉、吉普賽、穆斯林兄弟會等各占地盤、相生相剋的關係。此外，也少不了各種交易──性交易、毒品、槍枝、盜竊……不必特意強調毒品與暴力，這些元素就瀰漫在電影場景裡，顯而易見、無可避免且如影隨行。
法國郊區衝突頻仍的原因錯綜複雜，曾有電視報導深入移民社區拍攝。一名非裔居民在受訪時指著長年沒人清理的垃圾場，說：「我們感覺像是被拋棄的二等公民，這裡又髒又臭，政府從不處理，但我們也有繳稅，這令人很不爽。」
「要談多元文化，就絕對不能只談文化。」我十分敬重的夏曉鵑教授曾在談及移民議題時對我說。面對社會不公，弱勢族群自然想改變；族群問題絕不只是文化差異衍生的議題，深層的政經結構與資源分配或許才是核心所在。
我曾在法國表演經紀公司做過巡演經理，帶著劇團在法國大城小鎮巡演，看盡城鄉間各種差異。有次帶著五十人的劇團到了一座小城市，服裝師提到當地資源缺乏的困境，本來離家最近的醫院開車只要半小時，但不知為何被迫關閉；現在必須開車一個多小時才有醫院，而且總是大排長龍。醫院少，醫生也少。「有次我手臂傷口嚴重感染，那可不是小感染啊！我卻在急診室等了七、八個小時才有人來幫我檢查。最後緊急安排開刀，還住院兩天。」服裝師翻開左上臂靠近肩膀處的凹洞，「腐爛的肉挖掉了」，她的語氣中帶著埋怨。
在法國住久了，我愈來愈能領略「這就是人生」（C’est la vie）字裡行間中被迫豁達的無奈。
當然，事情總是一體兩面，族群雖然造成錯綜複雜的社會議題，也帶來豐富的文化樣貌。根據二○一七年巴黎市政府「巴黎，跨文化城市」報告書，花都人口匯集了全世界一百六十個國籍，每七個巴黎居民就有一個擁有外國籍。
不過，許多極右翼政治人物卻疾呼重返邊界、築起圍牆，要「法國人的法國」，不讓外來文化（尤其是伊斯蘭文化）取代所謂的法國傳統。這就是法國種族主義作家雷諾‧加繆（Renaud Camus）在千禧年左右提出的「大取代」陰謀論（Grand Remplacement）。時至二○二二年，這種過時的言論還被總統候選人澤穆爾（Eric Zemmour）拿來作為政見論述。
然而，沒有移民的法國，哪還是法國？光看過去兩百年，法國移民史真可謂是當代歷史的縮影。位於巴黎十二區的法國移民史博物館策展用心，相當值得一逛。博物館展覽文宣寫道：「世界各地的移民落腳此處，構成了如今法國社會的樣貌。」
十九世紀上半葉，法國成為工業與政治革命中心。礦業、農業或初級工業的大量缺工，召來鄰近各國的許多勞工，他們盼望尋找一份能溫飽的工作；而高舉的平等自由旗幟則吸引歐洲各國藝術家、政治犯、學者，或波蘭、猶太等受迫害的人民前來尋求庇護。根據一八八一年資料，當時法國有一百萬移民，占總人口三％。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為了補充兵力，當時法國向殖民國招手，一九一二年間，有十六萬阿爾及利亞人加入法國軍隊，隨後更有數十萬塞內加爾、摩洛哥、突尼西亞、馬達加斯加等非洲大兵加入法軍行列。隨著戰事局勢升高，法國從招兵買馬到強迫入伍，讓這群「黑色大軍」（la force noire），打一場根本不屬於自己的仗，畫下歷史傷痛的印記。
一戰後，復甦需要人力，此時法國大量接收各國移民與難民，尤其是蘇聯鐵幕下的蘇俄、東歐人民紛紛湧入。一九一九年到二○年代末的十年間，法國移民人口倍增，占總人口七％，正式成為移民大國。不過轉眼到了三○年代，又因歐洲經濟蕭條，失業率攀升，這些移民成為政府與本國人民的眼中釘，不少移民遭到排擠，甚至驅逐。
接著二戰爆發，這次面對惡名昭彰的德國納粹，波蘭、義大利、西班牙許多人民自願加入法國軍隊的行列。法國的做法還是如一戰那般，從非洲殖民地招募了十多萬名士兵，這群為了法國犧牲青春的人，戰後雖留了下來，卻從此被法國政府遺忘。
二戰後到一九七四年間是法國歷史上稱為「光輝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戰後需要人力支援重建，政府主導的移民政策正式上路。法國政府與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南斯拉夫、土耳其、突尼西斯等國陸續簽署協議，引進移民；事實上，邊界已形同虛設，移民蜂擁而至，填補百廢待興的人力需求。
就這樣，成千上萬個移民攜家帶眷一波波先後從歐洲、非洲以及亞洲各地輾轉來到法國，有些是之前被迫披上軍服為法國出生入死的「黑色大軍」，更多的是帶著尋找富足、自由與安全希望前來的人們。他們或短暫駐足，或落地生根，以其方式為法國注入鮮活絢爛的色彩。

我二○○七年從艾克斯－普羅旺斯大學的語言學校結業返回巴黎讀研究所，再次回到族群混雜且充滿生命力的巴黎第十區，成了老巴黎地主朋友的租客，落腳地鐵站Strassbourg St-Denis與Château d’Eau間地板傾斜的頂樓公寓。
走在街上，心裡迴放的是《愛在日落巴黎時》陽光灑在何內－杜蒙綠色廊道（La coulée verte René-Dumont）與塞納河上的柔美畫面，眼前看見的卻是在街上招攬生意的非裔青年、用不知道從哪裡偷來的超市推車賣烤栗子或烤玉米的小販，以及兩旁櫥窗裡整齊排放的假人頭和各式假髮。即使住了一陣子，有時乘著月光走路回家，還是會冷不防地被玻璃後一雙雙盯著你的眼睛嚇到。
然而，我也對能一次接觸到如此多樣混雜的文化聚落而感到興奮。回家路上穿過非裔族群聚集的美髮大街後，印度餐廳老闆會送上笑容、握手寒暄，招呼我喝杯茶或咖啡。偶爾隔壁東歐家庭的老奶奶會來串串門子，順道把剛炸好、又油又香的麵餅塞進我手裡，這樣的文化多樣性，就在每日的小舞臺展現，令人目眩神迷。
作為歐陸人口移動的樞紐，巴黎各種族群都有。人是群聚的動物，在外頭流離的腳步總往熟悉的方向移動，濃縮各地文化的不同聚落於焉而生。如大巴黎北區、十三號線北端的聖丹尼（Saint Denis），有許多北非穆斯林與中東族群聚居，包含三十萬非法移民與住在帳篷裡的難民，省內一百六十萬居民有三分之一處於貧窮線下。大巴黎政府多次拆遷，但沒有完善的配套，這些非法移民總像磁鐵般，風聲過後默默回到原處。
二○二四年巴黎奧運把人口稠密的塞納聖丹尼（Seine-Saint-Denis）作為重要發展區，其中四大場館、選手村和其他重要場地都坐落於此，舉辦奧運順道「都更」。不得不說，在地鐵、輕軌、社會住宅等大規模建設後，這區確實改頭換面。我們頻道在一支影片中訪問住在當地看來凶神惡煞、其實親切搞笑的幾位大哥，每個人對於聖丹尼的改變都讚不絕口。
再往下走的四號線北端，巴爾貝斯－羅什舒阿爾（Barbès – Rochechouart）地鐵橋下，有很多中東或非裔青年在地鐵口小聲兜售萬寶路香菸，在行人走過時「Marlboro、Marlboro」地低聲叫賣，同時搖動手中的香菸盒。有人說那是假菸；也有人說法國菸稅高，有些年輕人買不起一整包香菸，拆開販售方便購買。
而巴黎北部美麗城（Belleville）與南部舒瓦西門（Porte de Choisy）周邊，則是一南一北兩大亞裔族群聚集地。前者是所謂的「中國城」，有各種便宜飯館與雜貨批發；後者被巴黎人稱為「十三區」，是東南亞與華人移民的共同生活圈。
巴黎另一隅，地鐵九號線往西南會經過使館林立的十五區，被戲稱為「富人區」。繼續前進是治安相對良好的九十二省，這一路上，確實可以感受到車廂氣氛的轉變，以及乘客「族群」與「氣質」的些微不同。
有些人喜歡九十二省的安靜與安全，但我短暫居住後，發現自己水土不服，雖然晚上回家比較不用擔心危險，因為路上空空蕩蕩一個人也沒有！讓我更加懷念十區的生命力。
和讀者朋友分享一個花都行者祕訣：地鐵是觀察巴黎族群地域分布最顯見且最方便的管道。只要花不到兩歐元，就可體會法國人類學家馬克‧奧熱（Marc Augé）一九八六年出版《巴黎地鐵上的人類學家》（Un ethnologue dans le métro）中提到的多元與流動。
他藉由在非洲做民族誌的方式，觀察巴黎地鐵如潮水般來去的乘客，他們的樣貌、儀式與共通性。馬克‧奧熱看的不僅是他們的外表打扮，更體察他們對彼此存在，以及對地鐵中各類訊息的反應、互動與連結，論述寫法相當有趣。
一般而言，地鐵空間與其說是乘載歷史記憶、情感連結的「地方」，更像是空白、沒有認同、不具深刻生命聯繫的「非地方」（non-place）；然而這樣的「非地方」卻因生活儀式、日常活動，以及人性情感，慢慢生長為個人記憶中的樣貌。
就如馬克‧奧熱所說：「只有意識到他者，人才能真正地意識到自己；只有當我們能認識自身之於他者的處境時，才算是瞥見了社會事實的整體本質。」
每個人都像一塊拼圖，一片片拼湊成了名為社會的景貌。旅居巴黎後，我開始愛上觀察人群，想著他們從什麼地方來、往什麼地方去。推敲著他們的背景、性格與夢想，分析他們的腔調與打扮，拆解成符碼，企圖尋找背後隱藏的世界地圖，享受超越法國的法國。
邀請各位讀者若有機會搭乘地鐵時，除了警覺可能出沒的扒手之外，可以放下手機，用心觀察呈現眼前不斷流動的歐陸社會縮影。花些時間收藏獨一無二的巴黎地鐵記憶地圖，並盡可能循著社經與歷史脈絡，建構自己的法國族群樣貌筆記。

法國，不是法國人的？
「巴黎，不是座城市，而是個世界。」──法蘭索瓦一世（一四九四～一五四七）

二○一八年七月十五日，法國擊敗克羅埃西亞，奪下睽違二十年的第二座世足冠軍寶座，時間點剛好是法國國慶隔天，這座獎盃點燃法國、舉國歡騰。巴黎凱旋門前擠滿民眾，男女老幼，一片法國三色旗海，國歌馬賽進行曲此起彼落。即使是外國人如我，也被萬眾一心的感動浸潤地無以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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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華盛頓郵報》在賽後刊登了標題為〈Vive la France! And a lot of ...

從法國理解自由，從法國重新看見臺灣
吳志中　外交部政務次長兼外交學院院長、曾任臺灣駐法國大使
我與法國的緣分，已經超過三十年。
年輕時到巴黎求學，後來在東吳大學教授國際政治、地緣政治，研究法國與歐洲政治；進入外交工作之後，又有幸代表臺灣，在巴黎工作六年多。對我而言，法國不只是一個研究的對象，也不是只侷限於曾經生活與工作的國家。法國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理解民主、自由、國家與國際政治的方式。
當我讀到《法國為什麼？》時，心中有一種很熟悉的感覺。
我們印象中的法國，往往是艾菲爾鐵塔、塞納河、羅浮宮、香頌、葡萄酒與美食；稍微深入一點，則會談到法國大革命、人權、共和國、自由、平等、博愛。但真正在法國生活久了，就會知道法國遠比這些符號複雜。
法國人熱愛自由，同時也有一套極其強大的國家體制；強調平等，社會中卻依然存在階級、性別與族群的不平等；主張博愛與人權，卻面臨移民、認同、宗教與極右派崛起等巨大挑戰。法國人可以為了一項政策罷工、抗議、走上街頭把整個城市交通癱瘓，卻又把這些衝突視為民主社會的一部分。
這些矛盾，其實就是法國最值得理解的地方，也是法國迷人的原因之一。
婷瑄在書中寫道，法國的反叛精神並不只是反對政府，而是一種公民不服從與挑戰政治順服主義的傳統；一代又一代法國人透過「思考和質疑、發聲和傾聽、參與和對話」，支撐著法國的民主自由。
法國民主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為它容許衝擊與衝突的存在。
我們應該了解，民主的真諦不是所有人意見一致。真正的民主，是我們即使彼此不同意，仍然承認對方有說話、抗議、反對的權利。書中談法國罷工時所寫的一句話尤其值得深思：「我不同意你，但願意忍受你行使權利時帶來的不便。因為有一天，必須起身反抗的可能是我，而我，也將需要你的支持。」
這正是民主最困難、也最珍貴的地方。
我在法國求學、研究、生活與從事外交工作多年，一直認為，要理解法國，不能只看它的制度，而必須理解它的精神。法國人喜歡辯論、質疑權威，甚至有時候讓人覺得難以相處；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種「不服從」其實正是法國社會不斷自我修正的重要力量。
二○二四年巴黎奧運開幕式，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作者從現場觀察法國如何把革命、共和國、族群多元、性別、藝術、歷史甚至對權威的挑戰全部搬到塞納河上。她看到的不只是表演，而是法國如何透過一場全世界觀看的盛會，告訴世界：「我們就是這樣的法國。」
我認為這也是本書最有意思之處。婷瑄沒有把法國浪漫化。
她寫法國的美，也寫法國的不堪；寫自由，也寫歧視；寫多元，也寫族群衝突；寫兩性平權，也指出玻璃天花板依然存在；寫法國對難民與政治庇護者的包容，也不迴避移民政策與社會整合的困境。
真正喜歡一個國家，不是替它掩飾問題；真正理解一個社會，也不是把它簡化成幾個美麗的形容詞。相反地，是願意深入它的脈絡與矛盾之中，理解它為什麼成為今天的樣子。
但對我而言，這本書還有另一層更重要的意義--它表面上是寫法國，其實也一直在寫臺灣。
婷瑄把最後一章命名為「照見臺灣」。我認為這四個字非常重要。
一個人在海外生活得愈久，往往愈能看清楚自己的國家。因為有了距離，我們才開始知道，哪些事情原來不是理所當然；哪些我們習以為常的價值，其實得來不易；又有哪些我們以為已經做得很好的地方，其實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
婷瑄從法國對非法移民、難民與弱勢者的制度安排，反過來思考臺灣對移工與移民的態度；她也透過流亡者的故事，重新理解自由並不是抽象的政治口號，而是一個人即使被迫離開故鄉，仍然不願意放棄的東西。
臺灣是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我們擁有自由選舉、言論自由、多元而活躍的公民社會，也逐漸建立自己的民主認同。然而我們從日常生活到國際活動，每天必須面對的是一個強烈不願意放棄以武力改變臺灣現狀的中國。因此，對臺灣而言，自由不是抽象的概念。我們比許多國家更清楚，自由必須被珍惜，也必須被捍衛。
我擔任駐法國大使期間，最深刻的感受之一，就是法國社會對臺灣的認識正在快速改變。過去，我們必須花很大的力氣向法國朋友解釋臺灣在哪裡、臺灣與中國有什麼不同；但是近年來，愈來愈多法國人開始主動理解臺灣，也開始理解臺灣所代表的不只是地緣政治或半導體，而是一個民主社會如何在巨大威脅之下，仍然堅持自己的生活方式。
婷瑄也親身見證了這個變化。她寫道，近二十年來，臺灣在法國乃至歐洲的能見度快速提升，支持臺灣的國際友人不斷增加；她用一句很美的話形容：「起風了。」
我對這三個字感觸很深。
臺灣今天能夠被世界看見，不是偶然，而是無數臺灣人長期努力的結果。外交人員在國際場合為臺灣爭取空間，企業與科技產業讓世界看見臺灣的能力，藝術家、學者、記者、公民團體與每一個生活在海外的臺灣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告訴世界：臺灣是誰。
婷瑄也是其中的一員。
二○一九年，她與朋友創立「法國的十萬個為什麼」，帶著臺灣的旗幟走上巴黎街頭，詢問法國人是否認識臺灣；後來又以記者的身分，持續搭建臺灣與法國彼此理解的橋梁。她說，希望自己成為一扇「窗」，記錄在法國看到、讀到與遇到的人與事。
我認為，這本書就是這扇窗。
透過這扇窗，臺灣讀者可以看見一個比想像中更加複雜的法國；但很有意思的是，當我們凝視窗外久了，玻璃也會成為一面鏡子，讓我們重新看見自己。
我們會開始問：臺灣為什麼？
我們希望成為什麼樣的國家？我們如何理解自由？如何對待與自己不同的人？如何建立一個更成熟的公民社會？又如何讓世界更理解臺灣？
這些問題，也許比「法國為什麼？」更值得我們繼續追問。
法國沒有完美的答案，臺灣當然也沒有。但民主社會最重要的，並不是擁有標準答案，而是保有不斷提問、辯論與修正自己的能力。
我相信，這也是法國可以帶給臺灣最珍貴的啟示之一。
誠摯推薦《法國為什麼？》。希望讀者跟著作者婷瑄走進法國的街頭、咖啡館、學校、抗議現場、移民社群與那些不容易被觀光客看見的角落，在認識法國的同時，也重新看見我們所深愛的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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