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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讀者
各位《永別書》的讀者，大家好：
現在您手上的當然是一本虛構小說。儘管如此，我仍舊好心提醒您，在所有情節上，如有雷同，純屬巧合。書中述及現實世界中確有其蹤的人事物，採取的是小說保存巷議雜談的傳統。此書既非考據文章，更無意代筆歷史。若想了解任何細節真相，請求教於嚴謹的研究與書籍，或是親身查證。小說在使用外文時，有時選擇將中文譯出，有時否，這是作者基於對小說樣貌的考慮，並非編輯上的遺誤。對於不能講述一個更甜美的故事，我滿懷歉意，但並無悔意。如果在此有什麼祝禱之話好說──我深深希望，相信小說，終究能夠促進各位的幸福。
＿＿張亦絢 二〇一五．十．十六
▎第一章
我真的打算，在我四十三歲那年，消滅我所有的記憶。
這是個狂野的夢想？是嗎？我倒沒想到可以用幽默感來面對這事。幽默感啊，總是不錯的。是我喜歡的東西。這背後有個悲劇吧？這一點我還沒開始想呢。或許吧，但我還不知道呢，究竟什麼可以稱為悲劇──。什麼可以不稱為悲劇。說是悲劇好像有點太唬人了，簡直像穿了戲服，在轟隆轟隆的音樂裡面。
或許有些政治意味吧？別嚇我，消滅記憶怎麼會是政治呢？一向就只有記得、不忘記，才稱得上政治呀。更何況，我是自願地、自動自發地，消滅我的記憶，這不牽涉到任何別人，不，這跟政治絕對扯不上什麼關係，至少在政治這詞的高尙意涵上。
這麼說來，你不打算政治也不打算高尙──或許你是打算犯罪吧？哎呀呀，事情說得越來越有趣了，真令我煩惱。如果是，你打算告發我嗎？去哪裡告發呢？告發一個消滅記憶的人，這可是比消滅記憶更困難的事吧？尤其是我將消滅的，不是任何其他人的，而是專屬於我一人獨有的記憶。
說起來，不高尙或是犯罪的事，人人都在不知不覺中進行。說真的，我想我要做的事是很普遍地，不同的人，因為不同的原因，每天都做上一點。但是像我這樣，把計畫訂得如此明確，又如此重視過程，或許，就沒那麼普遍了。
我想把話說得更清楚些。我八十六歲的老阿嬤在世時得了失憶症，她既認不得家門口的街道，也分不清我們這些孫子孫女誰是誰，變得非常麻煩──我所想要的，不是這種。當然我也不打算拿根棍子敲昏自己，或是把腦袋往牆上撞那樣，這或許會使我腦震盪，或是變傻，但未必會真的消滅我的記憶。我對我的目標是認真的，消滅記憶是多麼要緊的一件事，要是我變傻了，我看恐怕成功率就不大了。我要消滅最特殊的成分，不是像記得自己的住址，或是如何騎自行車這樣的記憶。
在我的理想藍圖中，記憶消滅後的我，可以跟一般人無異地生活與社交，可以工作，也可以說笑話，或許還更博學多聞，可以背誦莎士比亞的長句，再加上五湖四海中所有的水壩名稱──為什麼要記得水壩的名稱？我也不一定要記得水壩的名稱，把它換成別的東西也成。總之，我想我可以在外觀上打扮成一個有記性的人，但就是不需要有「我的記憶」了。這很難了解？難懂？讓我先說說，我是怎麼發現這件事是可能的：我完全是無意之中發現的。
我第一次夠有意識到這件事，是在惠妮休斯頓死去的那幾天。
惠妮休斯頓是誰，現在你很容易可以在網路上查到，如果你想知道她這部分，你自己去查就是了。假如資料有錯，我也沒辦法，畢竟我對她知道的也不多。雖如此，我這一生至今為止，卻一直小心翼翼提防著她，彷彿她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敵人，那樣提防她活了過來。但是她始終陰魂不散。我想想看，這要打哪裡說起呢？
惠妮休斯頓唱過一首歌，叫做〈心碎者何去何從？〉。在我十三歲時，有個人，提示了我這個歌名：我說提示，真的是種提示。這人說：如果妳想聽英文歌，妳可以聽這四首。然後有張字條就交到我手上，上面用英文字寫了四首歌的歌名與歌手名。
這四首歌分別是芝加哥、混、皇后合唱團以及那首我說的惠妮之歌。我之所以把它們都交代出來，是因為這些歌與我的記憶關係錯綜複雜。混與皇后合唱團的主唱，他們竟然都同志甚深──皇后的弗萊迪，我之後還會提到，他因為愛滋去世，還是這四個歌手中最長年陪伴我，成為我整個精神上美學空氣的一個──一個聲音。
弗萊迪是個在英國的帕西人，他跟坦尙尼亞和印度都有些關係，我們談了那麼多的後殖民大師霍米巴巴，巴巴的帕西背景什麼孟買雜燴之類，但是天啊天啊──啊不是的，我的重點並不是同性戀或後殖民，何況，我雖然知道一個男人的樂團，叫自己皇后叫自己QUEEN，大概不會正常到哪裡去。但要說我就嗅出什麼同性戀的東西，可就差遠了。我沒特別感覺到這部分，就像「性」一樣，我不是不知道它的存在，也不是全無聽聞或經驗，但它終究是很混沌。當一切還在我年紀輕輕的生命裡時。
QUEEN對那時的我來說，自自然然地──只等於音樂──當我崇拜地說到，QUEEN的人聲與配器真是無與倫比，我從沒想到什麼同性戀或是後殖民東西。直到有天，我已經過了三十歲，我在上完床後，在床上提到QUEEN的音樂特殊性，從當時男人深受傷害的臉色，我才忽然意識到：我可真是漏掉某些許多人認為「理所當然的東西」了。附帶一提，當時我人不在台灣。我雖然離QUEEN的所在地只有一個海洋，只要坐個什麼之星的火車就會到達，但我對它的認識仍完好地以台灣青少女的記憶所保存，我的地理位置並沒讓我新學到什麼，我想到有個「理所當然之事」，是在床上發言不慎之後。
理所當然的東西，是什麼東西呢？我之後也許會說到，也許不會。但現在讓我回來說惠妮休斯頓。在我的青春期，我沒聽過其他三人的事蹟，我喜歡音樂，但我是對流行慢半拍的那種青少女。一直到「混」解散了，我才知道有這個樂團。我可以說一件事，讓你明白我是多麼經常不在狀況內：當我讀國中時，我的國中發起過美化廁所的運動，是真的，不只是運動，而且還是全校競賽。敝班級還拿了冠軍。哪個國中那麼無聊？就是台北市的一個國中。你覺得這很無聊？那我很慶幸地告訴你，我對這個競賽一點貢獻都沒有，但我還記得這事，是因為在美化廁所的過程中，我得罪了班上的一個同學。她把心愛的「杜蘭杜蘭樂團」的海報帶來，深情地將她的偶像指給我看，因為我是一個樂意與人為善的好同學，我於是認真地看了那海報，並以同樣深情地回答她：「這人的臉長得像小鳥的臉耶！」──結果導致這個同學，氣得一星期都不願意跟我說話。
大家崇拜的都是歐美的樂團歌手嗎？也不盡然。那時還戒嚴啊。現在的七年級對戒嚴是怎麼回事，一點概念都沒有。有天有個七年級告訴我：「『戒嚴』這兩個字只會讓我們想到，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發生的事，就像『古早味』一樣。」我差點沒翻臉：「台灣戒嚴三十八年，是全世界戒嚴最長時間的國家，別的不知道，至少這點妳要記得呀。」但她會記得什麼呀？就算她如我所說，記得「戒嚴三十八年以及破世界紀錄」，你說這就算記得嗎？那不過就是一堆字罷了。不可能地，記得──是不可能地。
所以我說記憶這事不是那麼簡單，用文字記起來的東西，或許是最空洞的。七年級的絕不會像我們六年級的那樣記得戒嚴，但四五年級的，你知道嗎？我覺得，他們又記得太牢了，有時會讓我想說：難道你們都忘記，已經解嚴過了嗎？真的。去年我碰到個四年級的做紀錄片的，他說到二二八，竟然還很噤寒，他說到王添灯的弟弟，卻不敢把王添灯的名字說出來。散場後我忍不住去找他，問：「你說的王姓二二八受難者，是不是就是王添灯呢？」果然就是。
我為什麼知道？我告訴你，這裡面有個很美的東西，我始終忘不掉。王添灯是開茶行的（紀錄片的主題是茶不是二二八，但茶和紀錄片說真的也不是我的興趣，我在因為走錯地方才聽到這場演講的），他們說，王添灯女兒小的時候，茶行的工人們會把她擲到茶行中的茉莉花茶叢裡讓她玩，當然這一切是發生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啊，我真是忘不了這個意象，茉莉花茶叢我從來沒見過，茶我也老實告訴你，我沒什麼研究。不過這個把小女孩丟到茉莉花叢裡的故事，不知道為什麼，我就是忘不了，如果有天我忘記了，我真希望有人能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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