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物流配置回到拓撲分析：公民的不平等及其咽喉點／劉紀蕙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使用過印尼Tempo雜誌（2017）調查〈海上奴工〉（Slavery at Sea）專輯的封面圖案——沙丁魚罐頭內一列列人形隊伍的圖像——作為新自由主義奴隸生命形式的喻詞意象。半開的沙丁魚罐頭內，並沒有被加工處理並且可立即食用的沙丁魚，而是塞滿了完全一模一樣、整齊劃一、低垂著頭的灰色隊伍：沒有面孔、沒有個性區別，如同以標準化的程序打包好的物品，準備輸送到特定的地點，提供擁有使用權者消費。
　　
　　
　　這個意象同時召喚出了一系列相關聯卻又作用不同的圖像，連結了以最廉價的勞動提供的生產力，製造產品的純粹勞力，可供雇主任意支使與剝削的商品。這個意象叢也揭露了在資本全球流動之下，隨著勞動力的需求被移動的身體，成為了現代奴隸的生命形式。但是，這個圖像並不僅限於境外聘僱的海上漁工，而同時也指向了支撐這個生產鏈的勞力輸出國與接收國的仲介鏈、輸出國的政治經濟狀況與移工法令、接收國對於客工治理的相關法令與安全控制、當地公民社會對於外籍移工的歧視或是漠視的心態。
　　這個意象鏈的多重連結所展現出的，不只是喻詞的強大力量，而更是這些分離圖像背後串連而共享的運作邏輯。對我而言，這個意象疊合了供給鏈、生產鏈以及消費鏈於一點，而驗證了資本流動與擴張的操作邏輯如何作用於人的身體。因此，我認為更值得思考的問題是，這個沙丁魚罐頭以及其中的人形圖像如何具體而微地演繹了全球資本流動下的物流治理體系，以及這個移動如何衝擊了在地社會以及人的生命。
　　要對這個環節進行分析，可以從兩個面向進行：第一是關於全球物流治理的問題，第二是關於在地社會如何接受大量流入的外籍移工以及在各地社會出現不平等公民的問題。
　　我想要先從幾個層面來談一談物流學，或是批判物流學（critical logistics），所啟發的分析角度。「logistics」的字根源自古希臘文logistikós（practiced in arithmetic; rational）以及logízomai（I reason, I calculate），牽涉了「我計算、我思考、我推理」的系列概念。這個思考、推理、計算的邏輯，配合著不同歷史時代以及不同物質條件，會促成不同的操作模式以及行政體制。
　　在我們通常理解「物流」、「logistics」的現代意義中，主要指向任何行政組織內部調節人力物資部署的管理操作，也指向商業生產鏈上大量輸送原料、貨品、資訊、倉儲、貨櫃以及人力配置的物流配置體系。然而，物流學研究者指出，物流學實際上是源自於戰爭中軍隊的人力部署與物資運輸的後勤運作概念。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充分發揮了全球部署的軍事戰略與跨國溝通的資訊體系。二戰之後，物流學透過越戰的戰略部署而更為快速擴張，也被民間企業與私人公司挪用，以軍事擴張領土的運籌帷幄邏輯，進行商業物流的經營：從供給、生產到消費的無縫結合，到更全面的資訊流通、市場行銷、快速服務以及金融化管理。在這個過程中，各國政府也相應發展出了各種控制與管理的技術，包括高度投機的供應線與組裝線，重新繪製鐵路、港口、運河、海洋等發展地圖，根據身分特徵（種族、族群、國際、公民身分）設定勞工的限制與分離的機制以及預防性監控。國家與法人公司對於資源流通與榨取所進行的大規模組織，也廣泛地改變了地景，使得大量人口被迫遷移。
　　物流（Logistics）
　　指對貨物、資訊與資源在供應鏈中之計畫、協調與控制，涵蓋採購、運輸、倉儲、配送與回流管理，旨在於時間、空間與成本限制下，確保流通效率、可靠性與整體系統最佳化。批判物流研究（Critical Logistics Studies）旨在以批判政治經濟學與治理研究為取徑，分析物流如何作為權力技術，透過基礎設施、演算法與勞動配置，重組資本流通、邊界治理與不平等秩序。

　　批判物流學者的研究，強調不要只從物流學的字面意義來理解，不要只看其流通路線，例如供應線、生產線、消費線的流暢縫合，也不要只看生產點，例如卓別林在《大都會》中所呈現的工廠工人，而更要轉向提供倉儲與轉運站的「咽喉點」（chokepoints）或是瓶頸處（bottleneck）。
　　所謂「咽喉點」、「chokepoint」，或是「鎖喉點」，原本是指軍事戰略上的一個地理特徵，例如山谷狹徑或是隘口，是軍隊經過時必須收縮為縱隊才能通過，會大幅削弱其戰鬥力，也使得原本較弱的軍隊得以成功地抵抗數量較強的軍隊。以《孫子兵法》來解釋，地形上具有「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也就是說，任何狹徑或是隘口，必須搶先占領，以便掌握有利的地形與局勢，控制通道，而保持軍事運作以及糧道的暢通。
　　在海上軍事或是海上貿易的意義上，咽喉點也指守住海峽要衝的據點。英帝國擴張時期，英國海軍曾經以咽喉點來控制殖民地的要衝，例如荷姆茲海峽（Strait of Hormuz）、曼德海峽（Bab-el-Mandeb）、馬六甲海峽（Strait of Malacca）、巴拿馬運河（Panama Canal）、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直布羅陀海峽（Strait of Gibraltar）、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等。這些咽喉點因為同時是全球經濟航運與原油航道的關鍵通道，也成為海上貨運網的必經之地。當前中國一帶一路的策略，控制重要海港，使負載高達85%的吉布地（Djibouti）將通往蘇伊士運河的紅海軍港讓給中國，或是中國要在泰國開發克拉運河（Kra Canal），避開馬六甲海峽，以及中國買下的斯里蘭卡的科倫坡港（Colombo）、巴基斯坦的克拉蚩（Karachi）與瓜達爾港（Gwadar）、埃及的塞得港（Said）、土耳其的康普特港（Kumport）、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Piraeus）、馬來西亞的巴生港（Klang）與皇京港（Melaka Gateway）、澳洲的達爾文港（Darwin），都是發展掌控咽喉點的戰略，確保能源通道不受其他國家影響。中國的一帶一路策略，逐步掌握咽喉點，替代了19世紀與20世紀的殖民擴張控權，展現了中國介入的21世紀戰略地圖規劃。當前快速發展而明確操作為地緣政治的chokepoints（鎖喉點）的晶片與稀土，也已經成為國家競逐中的關鍵「結構性武器」。
　　在討論logistics的譜系時，有學者指出，物流學的廣泛運用，導致所謂的「物流革命」（logistic revolution），是開始於二戰以及戰後。但是，其他學者則主張，這種資本操作的資源奪取與勞力剝削，早在帝國擴張殖民時期所經營的原料、商品、勞動力的跨國掠取與運輸中就已經開始。Stefano Harney也指出，現代大規模利用商業物流管理勞動力的邏輯，其實可以回溯到16世紀到19世紀跨大西洋黑奴貿易時期：以占取廉價勞力的原始積累模式，將非洲黑人運送到殖民地或是美洲大陸，提供勞動人力。
　　事實上，若要追究對於勞動人力如同奴隸一般地被剝削與役使的歷史，當然並不僅始於16世紀歐洲在殖民地的帝國擴張時期。古帝國諸如中國、希臘、埃及、羅馬、巴比倫等，也都存在著奴隸制度；其成因多半來自戰爭中的俘虜，被占領地的原住民，或是罪犯、負債者。這些被當作奴隸的人，地位遠低於一般平民，被視為個人財產，如同商品一般，可以買賣，承擔強迫性的勞動，無法自由行動，動輒被嚴刑處罰；若將其處死，其主人也不必受罰。這種奴役關係，在殖民地以及黑奴販賣時期，造成了種族主義的優劣論與隔離政策。在21世紀的今天，現代奴隸制度再度出現於移工身上，包括家務工、工廠工人、建築工人、農業客工、海上漁工。雖然形式不同，從古代到現代，奴隸制度不變的本質，就是非人化的對待關係，以及將勞動者物化為純粹勞動力，無盡地榨取。
　　批判物流學的研究，已經指出了21世紀生命治理的戰略範式。批判物流學者指出，針對物流體系以及咽喉點的分析，必須檢視地方政府如何以金融政治以及內部體制，積極配合全球物流邏輯，以發展建設為名，並剝削移工，獲得暴利，卻帶來當地環境汙染，並造成各種社會關係的衝突。批判物流學也提供我們研究構成物質流動的社會形式，包括公民政治的社會關係，並提出介入勞工、反殖民以及反種族主義的運動。另外，Harney也提議，可以參照馬克思的作法，重新進行理論化的工作，以一種基進方式，重新自我組織，重組我們的智性與感受性，以便改變現狀。
　　咽喉點在何處？只在貨櫃轉運站的港口城市嗎？或許，我們可以將物流部署與咽喉點都提高其在思想向度的喻詞效力，觀察這些運作的動力如何滲透於社會關係之間。這種思考會讓我們理解，物流體系對於空間與物質的管理與操作，對於人口與身體的監視與治理，對於社會關係與邊界的衝擊，並不只停留於生產線，或是流通最高的卸貨與轉運的港口，而會轉移到工廠主與工人之間、雇主與移工之間，也會轉移到社會體制與個人之間，更會在各種法令的效用施展於人身之處，也受到更大脈絡的政治經濟的區域戰略性部署所牽動。
　　從不同面向來看，物流學分析的阻塞點或是咽喉點，可以看做是多重流向交匯之處，也可以是我們介入分析並且引發變化的拓撲點。咽喉點是最為高度流動、高度監控之點，也是最易發生瓶頸的關鍵點，更最可能是突破的最弱環節。從網路安全的概念來看，咽喉點也指防火牆介入地區網路與網際網路之間的控制點。任何網際網路的攻擊，必然必須先通過這個通道。
　　針對咽喉點的介入模式要如何進行？從我們所分析的高度不平等對待關係的問題，無論是在殖民時期的社會關係，或是今日的遠洋漁場、工廠、農林業、或是家庭看護關係之中，都存在著體制或是法令施展其暴力於人身的節點。這些不同向度的力量，都有其背後的醞釀、部署與管理，而在交匯處是高度監控之點，或許也可以是突破與反擊之點。
　　從拓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所觀察到的表面局部現象，任何體制之下的高度不平等與壓迫，其實都如同一個症狀。大量勞工的移動，從自己家鄉到另一個城市居住與工作，以非公民或是隱形居民的身分被剝削：在衝突的節點背後，是一整套不同維度的權力空間部署以及論述邏輯。在歷史過程以及當代政治經濟狀況的轉型，從地方到全球的政治經濟管理，加上了各地合法的或是非法的系統性配合，以及公民社會的主動參與，促成了一層又一層的剝削暴力。
　　因此，基於上述的起點，我認為可以從拓撲分析的角度，探討全球勞力榨取的物流體系，以及當前社會所面對的移動人口以及不平等公民的現狀。根據聯合國統計局（UNSD）的資料，截至2019年為止，跨國移民已經累積到2億7,200萬人，比起2000年的1億7,300萬的跨國移民人數，多出了1億多人口，比起1960年的7,000萬人，則多出了2億人口。跨國移民的快速增加，部分是因為戰亂與飢荒而逃離家鄉的難民，部分是被全球資本移動而遷徙的跨國移工。當前跨國移民中，亞洲就有8,300萬人，占全球跨國移動人口的三分之一。這些跨國移動人口從根本上改變了21世紀各地社會的面貌。離開家園到異地生活與工作，由於成為了非公民，而遭受各種剝削、歧視、暴力，甚至無法維護基本人權，更對不同社會造成衝擊。在各地社會還沒有準備好因應這些全球牽動的社會變化之下，公民政治相對地使得內部殖民的情勢愈趨嚴重，全球勞力榨取的物流體系拓撲分析也更為重要。
　　要進行這個研究，我認為有三個面向值得考慮：

一、勞力榨取的物流體系建立於全球政治經濟的資本主義擴張邏輯
　　資本的跨國流動，牽動了勞動力的跨國需求，以及全球化的物流部署。物流部署的網絡是一個複雜系統，不僅連結了商品運輸的網絡，也連結了勞力配置的網絡，包括了輸出國勞動市場的短缺，勞動者迫切的經濟需求，當地的勞力仲介網絡，跨國的勞力仲介網絡，跨國資本流動所牽動的勞動力需求，商品運送的傳輸線，勞力作為商品的供給線，商品與勞力輸入國的內部行政組織、法令規範、仲介機構、雇主等各個環節與機構。
二、勞力榨取奴隸化的系譜學
　　廉價勞力的榨取，降低了成品的生產花費，也提高了資本的累積。從古典奴隸制度，到跨國奴隸貿易、契約勞工的苦力聘雇，再到當代的客工或是短期外籍勞工，有其制度性的內在連繫與歷史發展的譜系。
三、公民政治的劃分線造成的排除邏輯
　　「公民」是一個西方現代國家所發展的概念，但是「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在今日社會卻常常成為公開的謊言。不同政府規範了不同的公民範疇，而形塑了內部隱藏的階級，也成為管理殖民地人口的法律劃分範疇，到了今日則更是排除遷移人口的合法化理據。20世紀中期，在獨立建國的後殖民時期，各國的立憲過程借用了西方的概念規劃民主政體，卻有意無意地延續了殖民時期以種族劃分階級的邏輯。「公民政治」所建立的國籍法與公民法，以及以這個基礎設定的移民法與勞動法，出現了內部層級劃分的清楚界線，也同時排除了外籍勞工的平等權利。這些法律程序以及法意識形態擴延到社會中的各個層面與角落，而在不同的環節與機構中，展現了對於外籍移工奴隸化的對待關係與心態。

　　我認為上述三個面向說明了在漫長而複雜的歷史過程中，全球化物流體系提供了資本操作跨國模式的共時性縱向軸線，勞力榨取奴隸化的系譜學提供了歷時性的橫向軸線，而現代公民政治的劃分邏輯則提供了在地社會物質性接合的另一個向度軸線。這也是我近期希望進行的研究。

從物流配置回到拓撲分析：公民的不平等及其咽喉點／劉紀蕙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中使用過印尼Tempo雜誌（2017）調查〈海上奴工〉（Slavery at Sea）專輯的封面圖案——沙丁魚罐頭內一列列人形隊伍的圖像——作為新自由主義奴隸生命形式的喻詞意象。半開的沙丁魚罐頭內，並沒有被加工處理並且可立即食用的沙丁魚，而是塞滿了完全一模一樣、整齊劃一、低垂著頭的灰色隊伍：沒有面孔、沒有個性區別，如同以標準化的程序打包好的物品，準備輸送到特定的地點，提供擁有使用權者消費。
　　
　　
　　這個意象同時召喚出了一系列相關聯卻又...

編者序／李鴻瓊、洪世謙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有一句為人傳頌的名句：「我只有一種語言，但這語言不是我的。」（Je n'ai qu'une langue, ce n'est pas la mienne.）這個德希達意義下的「詰難」（aporie），某個角度也可以視為「理論談話會」——本書緣起的理論學者聚會——的起點。對德希達來說，語言永遠是外於我的，且永遠不可能「專屬」也無法被「占有」。亦即，我所擁有卻不屬於我的語言是外來的。因為語言永遠早於我，並且構成我。當我要說明我是誰，我永遠只能透過在我之前業已存在的語言或語法結構，透過這些在我之外或之前業已存在的語言，才能夠表達「我」。也因此，弔詭的是當我想要深刻地描繪我的思想甚至我的存在時，我卻不得不使用這個外來卻一直與我的生存持續依存的語言。這時，這個「外來」彷彿是「內生」的。語言一直處於這種難以區辨的詰難之中。
　　2018年時，眾人想要成立談話會，多半也是感受到這樣的詰難。在臺灣，我們使用了各樣的思想資源，試圖思考當代人類所共同遭遇的時代處境或命運，例如戰爭、疫情、暴力、死亡／不死、非人轉向等。然而若僅憑借在西方社會發展出來的理論，不盡然能夠解釋發生在臺灣的各種現象。我們使用著「外來」的理論，試圖解釋臺灣的情境時，卻又同時面臨了另一個詰難，即我們是否能夠說這是以「屬於」我的語言所描繪的臺灣情境？因此，我們面臨了一種「雙重纏繞」（double bind），同時也是「雙重束縛」，借用外來的理論會無法全然解釋臺灣的個別情境，然而想要談論什麼是臺灣的個別情境，卻無法避免以外來理論的語言來描繪（如同我們現在正在描繪「理論談話會」的由來與理念，但卻充滿了德希達的語彙）。於是，這個談話會就擺盪、居間於抽象的理論如何能夠更好地鑲嵌於臺灣的紋理之中，以及我們如何能夠使用一套「外來」的語言描繪「內生」於臺灣社會脈絡的視角和觀點。
　　這便延伸到了德希達這句名言的第二個意義，也就是沒有一種純粹的語言，所有我說的語言都是他者的語言，語言是無法同化和同一化的。語言本身都是一種感染／汙染／傳染（contamination）。理論談話會是一種感染，理論無法保持它的純淨，而會被放在不同學科、不同社會脈絡、不同議題而有各種層次的交錯感染。理論談話會的參與者彼此間也是一種傳染與感染，討論的過程中不再有明確的學科界線、理論界線或身分界線，如同德希達對汙染的描繪，這是一種溢出、接壤並且沒有任何終點能夠定義和限制它。
　　感染也展開了德希達這句話的第三層意義：「翻譯」。德希達說：「翻譯不等於確保某種透明的交流。翻譯應當是去書寫具有另一種命運的其他文本。」他認為譯者的任務是將作品翻譯成有別於專屬名稱的另一種形式的簽名，以確保它如同作品般地生存。談話會期間，偶有成員憂心地表示，臺灣越來越少學生對理論感興趣，因為讀這些理論不曉得對思考臺灣有什麼幫助，也無法回應自身所遭遇的問題，讀理論成了一種空談、一種符號，找不到意義也不知讀它的意義。這幾年下來，理論談話會各式議題的感染、翻譯、纏繞，讓理論不再只是「外來」，而是在交錯感染後，一種既外又內的新文本，不再只是抽象的理論。如同德希達所說，每一次談話都是承諾，承諾一種「將臨」（à venir）的語言。將臨無關乎某物是否會到來，而在於我們是否能繼續捍衛語言的差異。也因此理論談話會以及本書作為承諾，它無法占有，而是在感染、翻譯中保持它的將臨。
　　本書《空間、性別、後人：理論十談》，名為十談不只指所收文章的數目，也指向博伽丘（Giovanni Boccaccio）的《十日談》（Decameron）。對抗瘟疫而出走於城市邊緣、閾限場域的文學實踐，也可以是理論談話會的某種呼應，瘟疫既是消耗人的文明機器，但同時也是生命的熱度，有感染力的：相對於對話錄《斐德羅篇》（Phaedrus）中誘惑蘇格拉底走出雅典來到城市閾限之處的符號書寫〔引發德希達書寫「播散」（dissemination）〕，瘟疫更帶有知識外部的關懷，曖昧之關鍵或許不在技術毒不毒（指涉pharmakon），而在技術熱不熱（指涉affect）。因此，感染也可說涉及理論的外部。理論總是偏向分割，不需要連結與集會，理論「會」本身是個矛盾與詰難，暴露出理論之「不會」、理論之「受弱」，這是談話會成立的一個重要弱力量：情感。思想若有翻譯／翻異的感染性跨越，則或許不在於語言或符號本身的單純逸離能力，而在語言之外，在自我之外，在倫理與情感關懷的他方、外部。這外部在最基本的層面上是對知識社群的關懷與理論的實踐方式。在理論裡的我們——理論中有我「們」也是詰難——感受到思想同伴在知識生產體系裡的生命消耗，因此嘗試建立一種結合理論與情感的社群，讓外部來的理論能連接上理論外部的情感，在內外之中或許能產生些什麼超越內外的理論生命，一些理論的平行宇宙，一些直是生命的理論：談理論。我們希望這本書呈現的是這樣被外部感染的思想實踐。
　　這個關懷也反映在本書的書寫體裁上。本書臺灣學者的文章大部分出自談話會的逐字稿，眾人或選擇進行基本的文字編輯，或選擇大幅改寫與擴寫，也有些是出版後的刪節版。但除了在寫作長度與格式上輕量化之外，我們的作者們都被要求適度降低制式的理論學術語言，接受或對話或口語或想像或未完成的表達形式，指向理論的他方（談話會場景、對話者、讀者、非邏輯論述、自身的關懷等）。我們希望這種「弱理論」書寫的方式能有助於思想的傳遞與溝通，在接受被他方或他者感染的情況下也能擴大感染力，達到理論牆內外差異的翻越。除了臺灣學者之外，本書也收入日本清水晶子、南韓姜于聲、香港羅貴祥三位國外學者的文章，前兩位的文章為翻譯，姜教授與羅教授更是特別為本書而寫。但我們同時也都設計了對話區塊，讓三位學者能與談話會的成員進行討論、交流，目的也在讓理論的思想實踐能產生與外部的交會，特別是這交會跟真實相關，如性別與跨物種的關懷。這樣多少帶有實驗性的書寫也讓本書耗費了過多時間，差點未完成，我們很感謝作者們以及翻譯者的耐心與協助。我們希望這樣的理論實踐能產生一點示範的可能，也為理論以及理論研究者尋找其更新知識實踐的外部力量以及情感連結，或也可能引出不同的書寫實踐，非消耗生命的生成式知識生產。
　　本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為「空間與他者」，劉紀蕙、洪世謙、鄭芳婷的三篇文章探討的方向皆指向宰制、體制或既成空間中，打開他者空間、民主空間、自反空間的可能。第二部分為「性（別）與受弱」，張小虹與清水晶子的文章在不同時空下都處理「受弱」或「易傷性」（vulnerability）的概念及其與東亞兩個社會反性別現象的關連，姜于聲的文章則處理南韓晚近出現的反女性主義與仇女傾向。第三部分為「非人與後人」，所收四篇文章處理跨物種（羅貴祥）、非人存有（黃涵榆）、後人類科幻（鄭如玉）、機器與生命（李鴻瓊）的議題，嘗試思考非人類領域或者人類物種與其外部的關係。以下為各篇的內容簡介。
　　劉紀蕙的文章〈從物流配置回到拓撲分析：公民的不平等及其咽喉點〉以印尼Tempo雜誌〈海上奴工〉專輯的封面意象為起點，揭示新自由主義下人力商品化與物流治理的暴力邏輯。透過批判物流學的視角，作者指出現代物流體系不僅涵蓋商品與資訊流通，更深刻牽動跨國勞動力的調度與控制，形成全球資本擴張下的勞力榨取體系。物流部署的關鍵「咽喉點」（chokepoint）不僅是物理地理的瓶頸，也是社會治理與監控的節點。文章分析這些咽喉點如何在港口、工廠、法令、雇傭關係乃至社會歧視中運作，並成為壓迫與抵抗的交鋒之處。作者追溯奴隸制度的歷史譜系，連結古代奴隸、黑奴貿易、殖民地契約工人與當代移工制度，說明全球勞力移動與不平等公民地位的結構性根源。最後，作者提出三大分析向度：全球物流系統的資本部署、勞力奴隸化的歷史譜系、公民政治的排除邏輯，藉此構築一套以拓撲分析為核心的批判框架，揭示當代移工所處的社會與法律暴力網絡，並指出介入與改變的可能突破點。
　　洪世謙的文章〈成為公民：公民化公民身分〉從巴禮巴（Étienne Balibar）的哲學出發。巴禮巴指出，我們現在所談的公民權或承認政治，其實都是以排除的方式生產。他想問，我們是否可能思考一種沒有排除的公民身分？他提出公民身分的民主化，亦即公民身分的公民化，他稱此為公民力。公民力是一種反叛與抵抗，使制度保持著一種固定與反抗間的張力，不斷地反抗被限縮的權利。重要的是，巴禮巴追求的是跨個體間、不同權利間的相容與相成，而不是權利之間的摧毀或排除。換句話說，一種在反叛與秩序之間的擺盪，不僵固但也不失序的張力，又可視為公民性，唯此才可能實現不以排除為方式的公民身分。公民力就是對於目前公民身分的反抗。因為現在的公民身分只是在當代國家或國族的框架下形成的，所以公民力意味著反抗既有的身分或認同的邊界。此外，對巴禮巴來說，公民身分不在於被賦予，而是必須透過連結其他共同生存的人反抗現狀，因此可以改變現狀而作為一個新的普遍性、一個比現在制度範圍更廣的制度。這也是為什麼公民力永遠都是跨個體。
　　鄭芳婷的文章〈窩在後臺〉聚焦「後臺」（backstageness）作為當代抵抗戰術的思考和實作。作者先從在地語言、舞蹈、戲劇、電影與日常儀式切入，探析「後臺」的潛在語義與象徵，接著梳理謝喜納（Richard Schechner）的人類表演學及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前臺／後臺理論，開展「後臺」作為社會日常閾限場域的思考：「後臺」能否成為傳播集散與原型實驗的潛在場域？「後臺」具有（多）層次性嗎？後設的「後臺」存在嗎？「後臺」的反撲與收編如何可能發生？
　　張小虹的文章〈「弱理論」的跨文化思考〉嘗試思考兩件事：一、如何以「受弱」去做理論發想？二、如何看到理論的「受弱」？亦即如何同時處理「受弱的理論」（the theory of vulnerability）與「理論的受弱」（the vulnerability of theory）。文章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處理「跨文化」翻譯，即如何將英文的 vulnerable 譯為「受弱」，第二部分嘗試回顧美國酷兒教母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受弱轉向」（the vulnerable turn），以及受弱與抵抗之間的關係，第三部分以臺灣同婚運動為例，反過來思考「受弱」為何如此容易被挪用為保守的反動修辭，以及理論本身可能的「受弱性」。
　　清水晶子的文章〈隱沒的刺：為了可能不會現身的複數之酷兒政治〉從酷兒理論的雙重性出發，討論當代日本跨性別論爭涉及的問題。作者闡述，酷兒理論的核心在於主張差異的同時，亦追求包含複數的普世性與團結。然而晚近日本社群網路上的跨性別論爭卻顯示，某些女性主義者以「女性身體的同質易傷性」作為團結的前提，將跨性別女性視為威脅，試圖將其排除。文章探討巴特勒「易傷性」概念的複雜性，指出易傷性可被動員為一種政治抵抗。然而，當易傷性被性別化、本質化，便容易導致對性別非順應者的歧視與暴力。作者強調，團結不應建立在同質性之上，而必須容納不會現身、難以辨認的差異。這類「隱沒的差異」儘管可能構成不安與威脅，卻能讓不同群體共同承擔「無法選擇的鄰近性」（unchosen proximity）所帶來的風險，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共存與團結。
　　姜于聲的文章〈公平與正義之間：南韓的仇女生存主義〉結合社會與精神分析，闡述南韓年輕男性的心理結構，指出其將自身視為受歧視的「少數者」群體，對女性同儕懷有敵意，形成普遍的「反女性主義」（anti-feminism）與「仇女情結」（misogyny）。他們捍衛的是規則的「公平」而非社會的「正義」，認為平權運動導致社會偏袒女性對男性造成不公，將新自由主義競爭下的失敗或「男性氣概」的危機歸咎於女性，形成扭曲的集體自我防衛機制。此仇女情結實際上指向政治冷漠以及不願對抗系統性的剝削，選擇接受現有「遊戲」規則在其中生存。作者以李滄東的《燃燒烈愛》（Burning, 2018）為例，說明電影大部分情節為主角鍾洙的虛構，分析鍾洙透過幻想，滿足其「想像的男性氣概」以及扭曲的報復性正義。電影顯示年輕世代男性在系統性剝削下陷入的病態生存主義，以及其中含有的仇女情結。
　　羅貴祥的文章〈如何發揚水的時代？海洋想像與中國的過度捕魚〉探討從近代以來中國的海洋想像以及與西方的海上角逐競爭。作者以近年的環境人文學研究角度切入，觀照當代中國政權如何利用遠洋捕魚作為手段，參加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海洋資源爭奪戰，試圖建立新的遊戲準則，以奪取霸權的地位。文章並探討如何在大國對抗爭奪的形勢下，開展不受國家權力左右的新的海洋想像、水的時代。
　　黃涵榆的文章〈當代哲學的非人轉向〉透過梅亞蘇（Quentin Meillassoux）的《有限之後》（After Finitude: An Essay on the Necessity of Contingency），闡述「思辨實在論」（speculative realism）重新回到絕對性的存有問題。文章也探討哈曼（Graham Harman）的「客體導向本體論」（object-oriented ontology，簡稱OOO）與「怪異實在論」（weird realism）、瑟克（Eugene Thacker）的「哲學的恐怖」（horror of philosophy）等相關論述，探究獨立於人類意識和意志之外存在的真實和物質。作者嘗試將人推向非人的真實界限，面臨一個語言和意識都無法宰制的「沒有我們的世界」。文章最後從非人的角度詮釋黑金屬音樂，並指出與「暗黑生態論」（dark ecology）的一些可能關聯。
　　鄭如玉的文章〈劉慈欣《三體》中的後人類景象〉以劉慈欣的科幻小說《三體》三部曲（2006-2010）為例，透過將其放在哲學——德勒茲（Gilles Deleuze）理論——的背景中探討，探問人類如何回應宇宙災難的極端情境。首先，在回應陌生的三體文明之後，人類的自我與世界被迫開啟，舊世界的既定邏輯被打破。這些被迫走出封閉、進入太空的人類是否具備新的能動性？是否僅是技術的副產品？接著，當主角程心與羅輯的行為逸離人類舊有的倫理觀，這樣的現象是否代表著雖然在（上帝）第一次擲骰後，人類滅絕的命運似乎已經底定；然而，之後每一次擲骰後玩家的回應卻仍能擾動潛態的世界，形成某種蝴蝶效應。最後，作者討論個體是否能進入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以及形成與萬物的應接關係之可能性。文章探討德勒茲如何轉用萊布尼茲（Gottfried W. Leibniz）單子論（monadology）以及尼采（Friedrich W. Nietzsche）的擲骰子比喻，以分析《三體》三部曲中的後人類如何因應末世的絕境，轉化為潛能與能動性。
　　李鴻瓊的文章〈息與習：氣息理論與後人類〉探問生命的氣息與「模仿」（mimesis）和學習之間的關係。根據陶西格（Michael Taussig），模仿假設了生命的相感，這是萬物相「習」的基礎，息與習之間因此有著密切的關係。習也帶有學習之意，而如果模仿不只是複製相似性，而指向氣息的存在，則學習應可連結上萬物氣息的相染。氣息是介質，其涉及帶有生命氣息的學習應可對照於計算性或統計性的「機器學習」，提供相關AI或「信息」學一些啟發，也提供對氣息科技的想像。文章也檢討西蒙東（Gilbert Simondon）的「個體發生學」（ontogenesis），嘗試從情感或氣息的角度修正偏向信息模式的「轉導」（transduction）概念。文章最後嘗試重解創世紀裡的生命創造場景，賦予帶有氣息意義的靈一些意義，以指出另一種不同於從唯心主義一路相襲而下的理性主義、資訊主義、神經中心主義等對生命與創造的解釋。
　　最後，本書要感謝其時國立臺灣大學外文所碩士生陳佳穗協助談話會文稿的整理，而在晚近的編輯過程中，我們受到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新世紀臺灣人文學」研究計畫之子計畫「從文化多樣性、島嶼世界到諸多世界」補助，特此致謝。最重要的，在這不算短的書寫與出版過程中，編輯們受到談話會成員們不間斷的鼓勵、支持與協助，我們十分感謝大家（或者大家感謝自己），希望這理論的共行道路仍未竟，持續將臨。

編者序／李鴻瓊、洪世謙

　　德希達（Jacques Derrida）有一句為人傳頌的名句：「我只有一種語言，但這語言不是我的。」（Je n'ai qu'une langue, ce n'est pas la mienne.）這個德希達意義下的「詰難」（aporie），某個角度也可以視為「理論談話會」——本書緣起的理論學者聚會——的起點。對德希達來說，語言永遠是外於我的，且永遠不可能「專屬」也無法被「占有」。亦即，我所擁有卻不屬於我的語言是外來的。因為語言永遠早於我，並且構成我。當我要說明我是誰，我永遠只能透過在我之前業已存在的語言或語法結構，透過這些在我之外或...

　作者簡介
　編者序／李鴻瓊、洪世謙

空間與他者
　從物流配置回到拓撲分析：公民的不平等及其咽喉點／劉紀蕙
　成為公民：公民化公民身分／洪世謙
　窩在後臺／鄭芳婷

性（別）與受弱
　「弱理論」的跨文化思考／張小虹
　隱沒的刺：為了可能不會現身的複數之酷兒政治／清水晶子
　公平與正義之間：南韓的仇女生存主義／姜于聲

非人與後人
　如何發揚水的時代？海洋想像與中國的過度捕魚／羅貴祥
　當代哲學的非人轉向／黃涵榆
　劉慈欣《三體》中的後人類景象／鄭如玉
　息與習：氣息理論與後人類／李鴻瓊

　作者簡介
　編者序／李鴻瓊、洪世謙

空間與他者
　從物流配置回到拓撲分析：公民的不平等及其咽喉點／劉紀蕙
　成為公民：公民化公民身分／洪世謙
　窩在後臺／鄭芳婷

性（別）與受弱
　「弱理論」的跨文化思考／張小虹
　隱沒的刺：為了可能不會現身的複數之酷兒政治／清水晶子
　公平與正義之間：南韓的仇女生存主義／姜于聲

非人與後人
　如何發揚水的時代？海洋想像與中國的過度捕魚／羅貴祥
　當代哲學的非人轉向／黃涵榆
　劉慈欣《三體》中的後人類景象／鄭如玉
　息與習：氣息理論與後人類／李鴻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