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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序
趙相科、林孝庭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短短四年後，曾為同盟國四強領導人之一的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黨政府，於國共內戰中失利，丟掉大陸江山，轉進臺灣，此後有關戰後臺灣史的發展與演進，出現了兩個重要脈絡。1990年代以前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從大陸來到臺灣，以及此一變遷過程的論述，往往被視為「體制內」的歷史脈絡，這部分史觀強調國民黨政府如何在風雨飄搖、局勢危殆之中，於臺灣成功站穩腳跟，並且在韓戰爆發之後重新獲得美國政府支持，讓這塊最後的反共基地得以轉危為安，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亦因而逐漸回穩，「體制內」史觀同時強調，此段時期國家遭逢困境，國民黨確實有必要加強內部控制，從穩定中求繁榮進步。相對於此，體制外的反國民黨威權統治運動同樣在推進戰後的臺灣歷史發展，這部分史觀往往突顯國民黨身為外來政權，把持權力，在臺實行威權統治與白色恐怖，剝削臺灣人民，打壓集會結社自由，可謂「黨外」的歷史脈絡，此一脈絡在1990年代臺灣走向民主化之後，逐漸取代原本的「體制內」歷史觀點，成為臺灣學術界研究戰後歷史的主流論述。體制內與黨外人士乃至各自所衍生出來的戰後臺灣史觀，由於彼此成長經驗與個人歷史記憶不同，政治立場迥異，所得出來的研究結論自然也大相逕庭。
在臺灣邁入民主化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如上兩種史觀彼此互不相容，而持不同論點的歷史學者們也很難共處一室，進行較有意義的對話與交流，然而此種涇渭分明、老死不相往來的局面，隨著蔣介石、蔣經國兩位國家領導人私人日記的公開與出版，以及諸多威權時代政治檔案的陸續解密，開始逐漸出現一些新的變化。誠然，「超越藍綠」的臺灣史論述是一個近乎不可能實現的理想，畢竟歷史學家們並不具備「上帝視角」，能夠如同無所不知的上帝，以超脫現實、不受各種意識形態與主觀價值判斷所侷限的魔力，呈現出讓所有人都感到滿意的歷史論述。儘管如此，隨著愈來愈多過去被視為遙不可及珍貴歷史材料的開放與運用，基於第一手檔案資料所論述的戰後臺灣史，期待其能呈現出客觀、豐富與多元的面貌，即成為一種可能。
無可諱言，政治史乃一切個別科目史研究的基礎，如果對於戰後臺灣諸多重要政治事件主軸無法加以釐清並清楚呈現，那麼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其他許許多多歷史發展，也將失去一個論述的重心與依據。然而「政治史」並非戰後臺灣歷史的一切，除了以近代德國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為首的西方傳統史學派向來所重視的政治、外交與軍事研究範疇之外，戰後臺灣的其他面貌，諸如世人津津樂道的臺灣經濟奇蹟、產業發展與科技與人才培養等，同樣亟需吾人透過檔案史料的爬梳，進行深入的探析研究。
本書所收錄的十一篇論文，兼具傳統政治史研究領域以及其他非政治史新課題。林孝庭〈冷戰時期臺灣在東南亞地區的地下工作〉一文，透過英國與臺灣官方檔案，對於1949年國府遷臺後在東南亞地區的情報與地下工作，進行一番初步的探究，中華民國政府在海外的情報業務，始於抗戰時期（1937-1945），這方面的工作於國共內戰期間因國府自顧不瑕而一度遭到弱化，到了韓戰爆發之後又重新燃起，臺北當局在東南亞的情報工作推動，固然與當時亞洲冷戰大環境息息相關，然而蔣介石的反共性格與蔣經國主導臺灣時期國安與情報業務此一事實，與1950年代以後中華民國政府的海外地下工作同樣密不可分。蔣介石退守海島一隅，缺乏廣大腹地以利其反攻大陸，他以有限的資源祕密支援東南亞反共鄰邦，或者設法在亞太地區布建反共據點與網絡，儘管成效不一，但稍能紓解其一心一意企盼回到中國大陸的抑鬱苦悶，同時藉以維繫國民黨統治的正當性。也正是在1949年底，當國共內戰大勢已定，於大陸時期向來與蔣介石作對的國民黨桂系勢力，亦隨著代總統李宗仁離華赴美而隨之風流雲散，唯獨白崇禧，於國民黨風雨飄搖之際由海南島飛來臺北，與蔣介石共赴國難，然而蔣、白之間數十年來的分分合合，卻也讓抵達臺灣之後的白崇禧，在往後十數年間，一直生活在蔣介石嚴密監控之中，廖彥博〈白崇禧在臺灣境遇探析：以《蔣中正日記》為中心的討論（1950-1966）〉一文，以過去較少人關注的臺灣時期蔣、白關係為焦點，透過蔣介石如何對待白崇禧的個案研究，來檢視威權時期國民黨政權如何處理政治案件，以及中華民國體制在臺灣重建所遭遇的暗流。
國民黨遷臺之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反攻大陸」成為蔣介石領導下的臺灣最重要的國策目標，楊善堯〈「一切為反攻」：1950年代起蔣中正與陳誠對於反攻大陸的想法與擘劃〉一文，重新對這個吾人早已耳熟能詳的課題，賦予新的詮釋與解讀，透過對「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的分析探討，吾人得以知悉冷戰高峰時期的國府，事實上希望透過此一幕僚性質的單位，將眼光放在長久未來，為日後可能發生的狀況進行研擬，這些「想像式」的研擬方案，除期待有朝一日能派上用場之外，許多方案到後來同時成為國府行政部門在臺施政的方案，此一結果，或許也稱得上是一種歷史反諷。劉曉鵬與洪年建〈「九二海戰」的勝利形象建構與規訓〉一文，以總統府、國防部與海軍總部等解密檔案為基礎，對於發生在1958年第二次臺海危機期間的一場海戰，進行深入剖析，該場戰役，國共雙方對戰果的論述截然不同，經過國府形象建構與宣傳之後，成為中華民國海軍勝利並創造「臺海精神」的重要論述，堪比陸軍的「黃埔精神」與空軍的「筧橋精神」。誠然，冷戰時期海峽兩岸為了戰爭宣傳所需，各自都期待透過對作戰過程的描述，去建構與形塑己方有利的論點，如今「九二海戰」已經結束超過一甲子，然對於此一戰役的認知作戰依然持續進行之中，可以說兩岸對於此戰役的詮釋以及隨之而來的核心價值的建構，仍是一個現在進行式。同樣是發生在冷戰最高峰的1950年代晚期，美國對於全球各地反共盟邦提供軍經援助，除派遣顧問與供給武器裝備之外，還邀請盟邦的中高階軍官前往美國受訓，中華民國陸軍軍官也在受邀之列。蘇聖雄〈冷戰時期臺美軍事思想的交流：從曹傑赴美陸參大受訓談起〉一文，以時任陸軍少將師長曹傑赴美受訓為個案，深入探討向來受德國與日本軍事思想所影響的中華民國陸軍，如何在冷戰時期逐步接受美式軍事思想，從而對往後臺灣的建軍帶來深遠影響。
鄭仲棠〈土地改革的開展與延續：地政學派在戰後臺灣的官學網路〉一文，以影響近代中國土地改革甚鉅的地政學派為中心，分析這一批外省籍地政技術官僚於1949年來到臺灣之後，對於當代臺灣的土地行政體系究竟帶來何種影響。眾所周知，戰後臺灣的土地改革成就，成為日後奠定國民黨政權得以在臺灣安身立命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戰後臺灣土地改革之執行之所以有成效，背後的重要因素是大陸時期以地政學派為核心的人事安排，得以於1949年後的臺灣繼續延續下去，成為陳誠治下的土地行政與教育體系的核心。地政學派在臺灣的延伸與傳承，除了滿足國民政府與地政學家在大陸時期強烈卻未竟的土地改革願望之外，也為戰後臺灣的土地政策制定，提供獨特的歷史經驗。
土地改革的專家養成，呈現出戰後臺灣知識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知識移轉（knowledge transfer）的現象，而這種知識移轉的過程，特別是臺美之間的知識與技術交流，也體現在科技發展、人才培育和產業政策等各項層面。王憲群〈戰後初期臺灣發展科技的人才問題：以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創辦為例（1955-1961）〉一文，聚焦於國立清華大學原子科學研究所的創立經過，透過1950年代時任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如何擴大延攬科技人才，以及推動該校的科學研究，探究當時資源與經費缺乏、知識基礎不足的臺灣，如何無中生有，逐步將該校打造成為臺灣高科技研究與創新的學術重鎮；以及以梅貽琦為核心的科技人才庫，如何在他去世之後，繼續透過清華校園發揚光大，並且與1970年代之後國府刻意發展科技的政策方向相結合。王秀雲〈迎頭趕上：臺灣核子科學史中的國家、科學家與社會，1950S-1970S〉一文，聚焦戰後臺灣如何藉由研發核子科學，在國際舞臺上建立起代表「自由中國」的正當性，並且在論述上兼具反攻大陸的希望，以及追趕西方先進國家腳步的崇高目標。在冷戰脈絡之下，中華民國政府、科學家、核子科學與公眾之間的關係究竟如何，成了一個重要的課題，科學家們成為國民黨建國大業的重要行動者，他們的行動可以窺見臺灣在當時世界科學知識生產體系的位置，臺灣並非核子科學的原產地，也缺乏足夠的資源發展核武，透過此文，吾人看到了當時活躍於臺、美兩地的科學家們如何具備強大的影響力與光環，也看到本土科學家們如何複製、追隨美國所設定的科學全球化目標，並由此建立其地位。
時至今日，當半導體產業成為臺灣的「護國神山」之時，1970年代臺灣科技產業與科技轉移政策究竟如何奠定臺灣經濟發展基礎，也成為近年學界研究的一項熱門課題。趙相科與陳品竹〈後美援時期的技術移轉與產業發展模式之決策歷程——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的設立為例〉一文，以工業技術研究院的設立為個案，重新審視中華民國政策對此一重要議題的決策過程。1970年代的臺灣在建構發展型國家的過程中，技術官僚對於建制機構並非同心齊力地往所謂的「正確方向」前進，而是包含諸多矛盾、衝突與折衝的複雜過程，以工研院為例，當時各部會主事者之間對於這個新機構的建置方向與內容，都有不同意見與爭執，甚至延宕了設立的過程。而工研院的設立問題同時也體現當時臺灣科技發展的路線之爭，一部分人士堅持應先將臺灣有限資源投入於發展基礎科學，然另一部分人士則主張直接投入與經濟發展應用相關的研究，以獲速效。對於工研院歷史研究所呈現出來的，乃是技術官僚們對於新機構建置折衝的複雜過程，至於當時最高決策者蔣經國究竟是否扮演一個最終仲裁者的角色，乃至整個工研院的誕生是否為其意志之展現，則有待未來進一步探究。
李為楨〈1960年代國際紡織協定與臺灣紡織產業〉一文，重新檢討臺灣棉紡織業發展成功的因素究竟何在，除了冷戰體制下，臺灣因被美國納入圍堵共產黨陣營一員而受到美方援助與保護，以及國民黨政府高度保護與管制市場的發展策略之外，當時政府經濟官僚與民間如何制定相關政策以因應國際貿易局勢，亦是一個關鍵因素。戰後臺灣紡織業的發展與產業升級，同時還必須考慮冷戰體系下美國與日本在亞洲的國際秩序背景，易言之，臺灣紡織業的國產化以棉紡織工業為主，而棉紡織工業發展的同時，美、日先後投資臺灣的人造纖維產品，帶動臺灣整體紡織產業的升級，並具備堅實的國際競爭力。隨著臺灣經濟開始逐步起飛，經濟發展與島內運輸系統之間的相互關聯性日趨緊密，李翎帆〈臺灣經濟發展下的交通建設，1972-1988〉一文，透過郵政貨運的數據分析，探討1970年代起臺灣內部市場整合、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如何逐步連結，以及投資、就業與區域發展均衡之間的關聯性。透過《郵政年報》、《臺灣鐵路統計年報》、《電信統計月報》，以及貨運公司數據等過去鮮少為學界使用的第一手材料，本文呈現出1972蔣經國主政以來臺灣的運輸發展長期趨勢，以及這些趨勢所展現出來的臺灣區域發展景象。
本論文集所收錄的十一篇文章，時間上從1940年代的國共內戰延伸到1980年代蔣經國主政晚期；地理空間涵蓋中國大陸、臺灣本島、金門外島乃至東南亞地區；探討的議題從黨政、外交、軍事、國安情報、經貿科技乃至土地改革、產業發展與交通運輸。本書所欲傳遞的一個訊息在於：戰後臺灣史不應只剩下白色恐怖政治案件與悲情，也不應只有以被神格化的兩蔣父子為中心的研究與論述。期盼本書的問世，能夠讓更多發生在臺灣這塊土地上尚未被發掘的題材，獲得更具體之呈現、梳理與詮釋，這不僅是提供得以鑑往知來的省思契機，並且更能透過還原歷史真相、討論歷史脈絡與影響，為日後學界提供時間縱深的思考與多重面向的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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