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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新版序言
前幾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來信，希望在大陸出版《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我請他們與臺灣東大圖書出版公司聯繫。事情不了了之。今年八月東大編輯部來信，計畫新版此書，希望加一〈新版序言〉，增刪修訂。這令我倍受鼓舞激勵。對作者這是最大的獎賞了。
中國文化傳統是極為推崇文章著述的。曹丕《典論‧論文》謂：「文章經國之大事，不朽之盛業。」他講的「文章」，具體指建安七子的著述，內容有詩詞，有典誥，有詔令，有奏議，有書論，有銘誄，關乎修齊治平，制禮作樂，故不限於七子，而是泛指所有可稱為「文章」的論著。這非曹丕個人的意見，乃中國文化傳統的反映。司馬遷受腐刑，恥不欲生。支持他的精神力量就是完成父親的遺願，「以《史記》藏之名山，傳之不朽」。司馬遷尊崇孔子為「至聖」。「至聖者」，聖之最高、最尊、最大者也。孔子享此盛譽，不以其功業，而是「折衷六藝」，即「刪《詩》、《書》，作《春秋》，正〈雅〉、〈頌〉，作《易傳》」，以之為萬世法。這把「文章經國之大事，不朽之盛業」，藉孔子而書諸史冊；有力地推動了中國文化的發展，使之立於世界文化之林而光彩奪目。凡具備高度文化修養者都不能不驚異其高明、博大、精深、雅致，而心悅誠服。
《周官》之成書是這民族文化精神的產物。它不是文藝詩歌，不是個人政論或理論著述，而是大一統「中央集權」之「體國經野，設官分職」的設計；不是歷史上職官的羅列與綜述，而是為將要實現的中央集權政制所作的規劃。有如一座大廈將要建立，預先為之設計藍圖。這在古希臘，在羅馬，在中東，在印度，都是絕無的。傳統上認為是周公所作，是「周公致太平之書」。連朱熹這樣有歷史眼光，極富懷疑精神，講話要求確切證據的人，都認為是周公所作。何休則斷言為「六國陰謀之書」。近人的研究，異說雜陳。《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成為治經史者的一大懸案。
本書之作在本科學論證精神，對此問題求一有理有據的確切答案。採用歷史主義的縱向比較與各國文化橫向比較的方法，在詳盡搜集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條分縷析，找出其時代與文化思想的特徵。認為它乃戰國末年各國入秦的學者所為，和《呂氏春秋》同時，是為即將到來的新的大一統中央集權政制提供思想指導的。一九七五年新出土的《雲夢秦簡》法律文書，為本著採用王國維所倡導的二重證據法，提供了有力資料。這是本書大力運用而前人未有機會作到的。
《雲夢秦簡》以後，楚地新出土了《郭店竹簡》與《上博楚簡》，秦、楚兩種文化性格的對立在此也鮮明體現出來。楚竹簡主要是學術論著，《老子》、《語叢》、《性情論》、《禮記‧緇衣》等；和秦文化的重法、務實、不事空言，精神氣質異趣。這從另一方面證明《周官》確為入秦的學者所為。
重法、讀法是《周官》的特色，不僅反映在職官任務的設置中，亦表現為《周官》非一般的設計藍圖，而係一種法典—政府組織法之法典。《雲夢秦簡》除法律文書外，還有《編年記》、《語書》、《為吏之道》，滲透濃厚的儒家道德內容。法律條文亦維護「三綱」式的君父權威。這亦符合《周官》儒法兼綜的特點。
《周官》的考證是一件極為困難、極費精神心力的事。限於個人學識與時代條件的限制，本著的錯誤在所難免。許多問題也未真正完全解決，如鄉遂制的演變；行政區域—鄰、里、鄉、黨的起源與「邑」作為行政單位的關係？族墓制在各國的具體情況如何？「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究何所指？等等。這須歷史學家、經學家的專深研究。學科綜合，團隊努力，才可望有新的突破。這是我所期盼的。本書所重不在考證所得結論，而是藉考證與思想分析展現春秋至戰國及秦漢之文化、思想、制度之變遷。
我於一九八八年被聘為新加坡東亞哲學所高級研究員，五月七日到新，至年底已獲致初步結論，遂將研究所得寫信向老師張岱年先生彙報，蒙張師覆信嘉許。但隨後我去了美國，這封珍貴的信由新加坡轉留大陸，年深月久，完全忘記了。今年八月三日，打開塵封已久的抽盒，發現幾封珍貴書信，其中一封就是張師給我的覆信。文如下：
春峰同志：
接到來函，十分欣慰！你研究《周官》，深探有得，甚好甚好！我對於《周官》缺欠研究，但覺得你的結論確屬發前人所未發，為《周官》研究開闢一新紀元，十分高興！《儒家文化及其哲學新探》張立文同志未來聯繫過。
我近來身體欠佳，心肺俱弱，行年八十，衰弱亦不足怪耳。
馮老正在寫《新編》現代卷，他雙目失明，頭腦仍甚敏銳，殊可欽也。
匆匆，即祝
新春愉快！
張岱年89-1-10
看到這封信，張師去世已二十年了。睹物思人，悲慟何及！
初版稿件，余英時先生作〈序〉，提寫書名，於一九九二年親自帶到臺灣，托請東大出版。董事長劉振強先生當即收入「滄海叢刊」，次年和讀者見面。一九九四年我初訪臺灣，董事長親自開車接我到三民（東大）參觀，造字工程正在大力推進，隨後設宴招待。此景此情，猶如昨日。九十年代我到臺灣研究教學，期間多次參訪三民，並蒙出版《理性與信仰》及《朱熹哲學思想》。劉先生對學者的尊重與禮遇，一直為學界所稱道，其敬重的真誠與熱情，發自內心。這是我親自體驗到的，真是一見如故，如沐春風。書局成立六十年週年大慶，幾十位作者為文感恩、祝賀。余英時先生的專文記述了他與劉董事長的交誼和《會友集》在三民的出版情況。《會友集》收有他為我的《朱熹哲學思想》和《周官之成書及其反映的文化與時代新考》兩書所寫的〈序〉。余先生把它贈送給我。臺灣文教事業的繁榮，董事長與書局同仁的心血與貢獻，居功至偉。《三民書局六十年》，劉先生亦託人送給了我。今日睹書思人，余先生和董事長都已作古，令人無限哀傷。「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正是我當下的心情。
族墓、宗法倫理在《周官》中有顯赫地位。它的源頭可追索至西安半坡仰韶文化的「人面魚紋圖案」。〈中國文化氏族倫理特性的考古學溯源〉一文對此有所闡發，作為附錄。
我為河北衡水學院召開的「董仲舒國際學術研究會」所寫〈董仲舒思想研究的幾個問題〉，對漢代今古文經學及如何理解「董仲舒首推陰陽，為儒者宗」這句話，作了進一步闡釋，亦作為附錄。
《周官》成書的懸案中，顧頡剛是重要的判案參與者。顧先生以古史辨偽著稱，但研究方法有重大缺失。此次新版，特將我的論文〈邏輯分析方法的重要—評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偽〉作為附錄。
本著出版以後，大陸學界仍有人持《周官》為西周作品的看法。故曾寫〈《周官》的思想特點與成書時代〉一文，綜合介紹了本著的研究成果。亦作為附錄。
其他少數增訂處，則以「增記」形式附於有關篇章。
依照東大編輯部的意見，本著章次編排有所調整：原第四章調為第六章；第五章調為第四章，第六章調為第五章。
昔寫作與出版本著，正值盛年；而今白髮滿頭，口齒搖落。很感慨桓大司馬所云：「昔日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凄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好在天假以年，竟能看到此書的新版。何幸如之！何幸如之！謹對東大同仁致以誠摯的謝意。
祝東大事業繁榮興旺，蒸蒸日上。
二○二四年九月八日序於北京「風度柏林」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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