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謂中國」？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是什麼？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牽涉整部中國史，答案應存在於長期累積的過程中，所以是一個大歷史問題。然而「大歷史」非「速寫」無以見其貌，非探索脈動亦難見其神。我們既不會抬出什麼大理論，也不要淪於虛玄，只就歷史學的基本入門，也是看家本領，追步其流衍痕跡，看看古今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應該就可以獲得一些比較可靠
的答案。於是這幅中國速寫圖遂從時間的演進和地域的延伸來了解中國的不同面目，並考察對外（異族、別國）的基本態度。那麼，「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差不多就可以有一些答案了。

萬年中國史三期論
　　考察中國的形成，要放在最近一萬年的時空架構，才好看出一些眉目。傳統史家說史多始於文字記載的時代，近代史學的要求卻需有當代記錄才算數，所以嚴謹的中國史學只能始於甲骨卜辭的殷代；其前的載記俱屬傳說時代，超乎人世情理的更早故事則劃入神話時代。
　　近代考古學興起，地層學建構時間序列，輔以器物類型學和稍晚才運用的碳十四測年法，即使無文字記載，人類活動的時序仍然能夠建立起來，雖不如檔案紀年之精密，對於觀察社會文明發展的大歷史，已經足夠了。
　　我是屬於結合考古學和文獻史學的新學派，所以中國土地上的人群開始過定居生活，知道農作栽培的新石器時代，就算歷史了，距今約一萬年前，不只是傳統的四千或五千年而已。這種研究路徑源自澳洲出生的歐洲考古學家戈登．柴爾德（ V. Gordon Childe），他那著名的從「新石器革命」（ The Neolithic Revolution）進入「城市革命」（ The Urban Revolution）理論，清晰指出人類早期歷史發展的圖像。
　　不論東方或西方，歷史記錄長期都有紀年（ chronology）的傳統，以朝代帝王繫年。這種流水帳殊難建立時代觀念，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人祖述希臘羅馬，貶抑他們承接的中古「黑暗」千年，史家乃創古代（ Ancient）、中古（ Middle Ages）和近代（ Modern）的三段法。據考，三段法始自雷歐納多．布魯尼（ Leonardo Bruni）之《佛羅倫斯人民史》（ 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 c.1442），弗拉菲歐．比歐恩多（ Flavio Biondo）再推溯到羅馬帝國（ Historiarum ab inclinatione Romanorum imperii, Decades of History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1484）。晚近史家遂多承襲此三期法，或把近代再一分為二而成四期。
　　三段或四段劃分法，都只限於所謂有文字記載的時期，運用到中國歷史上，此理論之引介提倡首推雷海宗，但他獨特地依此模式又分前後兩周期，每一周期都經歷了封建—貴族—帝國的三段模式，中國史領域內，固不乏持三或四段的模糊概念，但實踐者甚少，倒是宮崎市定晚年出版的《中國史》做了具體的示範，展現他在世界史範圍內的宏觀通識。
　　斷代分期的條件，在於能把握一個時段的共相以區別於其他時期，雷海宗所謂的「封建的」、「貴族的」和「帝國的」，即是他標識該時段的「文化形態」。文化形態史觀雖然不標榜唯物主義，但標識時代特色的作法顯然帶有歷史唯物論的痕跡。歷史唯物論起源於十九世紀中期卡爾．馬克思社會形態說，經過列寧改造，至史達林總結為原始氏族—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社會主義的五個
時期，又稱作「歷史五段論」。
　　歷史五段論植基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謂的下層結構，決定社會生活與精神生活，也就是上層結構。這是一種非歷史、也非社會的史觀，但共產中國統治的前三十年，五段論則成為中國歷史研究和歷史教學的金科玉律，遍及各個領域，學術討論限於這階段架構內，只容許具體時代劃分點的差別而已。所謂的歷史分期論辯，不論古代史分期或近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都離不開歷史五段論
的規範。
　　歷史分期要能標識各社會階段特徵，大歷史的建構應顯示各期的內涵，我乃擬訂一萬年中國歷史分期表如下〔圖一〕。一萬年的中國史可以分作三大段落，「原始社會」約占前面的一半，後半由「城邦時代」和「編戶齊民」平分，前個轉型期可有五百年之久，後面的轉型期大約也有三百年左右。
　　此年表始自新石器時代原始社會，顯然受到柴爾德的影響。事實上當今人類的文化與文明創造，有了農作和定居才邁步前進，中國也不例外，所以多年前我撰寫〈從村落到國家〉作為中國文化的根源。這段一般稱作原始社會的時代，拜考古學發展之賜，提供可以信賴的史料，填補歷史的空白，不再如傳統史學只能以神話、傳說代替歷史。這是二十世紀中國古代史研究最大的貢獻之一，所以中國史可以上溯到一萬年前，不只傳統的四、五千年而已。
　　第一段原始社會延續約五千年，在今日中國疆域內，北起遼河燕山，南至長江中下游，都出現各具特色的文化，可以劃分出不同區系，既有各自的時代傳承，也互相影響，有如考古學家蘇秉琦所說的「滿天星斗」，晚期而形成「古國、古城、古文明」。林立的城邦於是出現，故知中國文明之始是多元的。
　　第二段城邦時代大約相當於傳統史學的五帝和三代。城邦是一種國家形態，以築有城牆的大型聚落（「國」）為國家的主體，連同城外的農莊（「野」）而構成一個「邦」，故謂「城邦」。城邦是獨立的政治體，眾多城邦存在大小之分，其中最強大的共主對眾邦並沒有絕對權威，不過主持聯盟而已。邦內的國君也只是諸多氏族之首，共享統治權力。城內庶眾（「國人」）是城邦軍隊的成員，仍延續原始社會以來的氏族組織，對統治貴族還能發揮一點制衡作用，但其政治權威無法與古希臘城邦的公民大會（ Assembly,ekklesia）和公眾法庭（ Popular court, heliaea）相比擬。至於城外的「野人」更不具「國人」的政治實力，身分也較低，然而並不是奴
隸。
　　到歷史上的春秋時代，共主式微，不同集團的城邦同盟互相攻伐，戰爭頻繁，各城邦紛紛起用野人當兵，「國」「野」的身分差異逐漸泯除，進入「編戶齊民」的時代。編戶齊民雖然標識一種社會構成，亦體現一種國家形態，即中央集權的帝國。編戶者，全國人民編錄於戶籍，齊民是指在國家最高權威之前，人人身分齊等。廣大的齊民作為國家的基礎，支撐層層的統治階級。嬴秦完成統一帝國後，中國大地只有一個國家，只有一個絕對權威的皇帝，透過一個中央政府和二或三級地方政府而統治廣土眾民。帝國治下的齊民耕田納糧，提供政府無償勞動，並且服兵役以保衛政權。農戰便成為政權存在的兩個絕對要件，這種國家形態歷經秦漢以下無數朝代，基本上延續到今天。

　　「何謂中國」？中國、中國人以及中國文化是什麼？看似簡單的問題，其實牽涉整部中國史，答案應存在於長期累積的過程中，所以是一個大歷史問題。然而「大歷史」非「速寫」無以見其貌，非探索脈動亦難見其神。我們既不會抬出什麼大理論，也不要淪於虛玄，只就歷史學的基本入門，也是看家本領，追步其流衍痕跡，看看古今的「中國」是怎麼形成的，應該就可以獲得一些比較可靠
的答案。於是這幅中國速寫圖遂從時間的演進和地域的延伸來了解中國的不同面目，並考察對外（異族、別國）的基本態度。那麼，「何謂中國」這個問題差不多就可以有...

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本核心觀念仍然持續著，不至於矛盾或感覺突兀。
　　走上歷史研究這條路，少說已經半個多世紀，多年來我常思考歷史研究者（或說歷史學家）的角色，雖然以高明弘大自許，平實且本分地說，史家倒像一個導遊而已。導遊為旅遊者指點觀光勝景或歷史文化遺存；史家領引讀者穿越時光隧道，回到千百年前的世界，知曉林林總總，即是遊覽，作神交古人之「臥遊」也。
　　千百年前的人、物、事俱往矣，既已不復存在，便不能如導遊地導覽，所以史家有比導遊還艱難的任務，那就是掇拾過去殘存的吉光片羽，進行拼圖，要能拼出一幅圖像才能導覽。這種拼圖本事便是史家的特色，非導遊所可比肩。
　　要拼出什麼圖，如何拼法，史學這個園地內既有派別傳承之異，也有個人才識高低之分。終其極，史家的任務還是要能建構「歷史圖像」來；如果零碎考證，只能算是構圖前奏的準備工作，或是未完成的作品而已。近代中國的新史學為避免落入古世、中世的窠臼，提倡只研史而不著史，於是把與社會人生息息相關的歷史學限縮在「書院的學究」中；幾乎與世隔絕，蓋因研史而不著史，無法給世人形成歷史圖像之故。可見歷史圖像對歷史研究多麼重要，理應好好探求個究竟，考察其形成的過程，以便判斷圖像的可信度。
　　所謂「歷史圖像」，當然不是字面意義所指史書插圖，或編纂圖片而構成的歷史敘述；這是一個比較新的學術語言，義涵等同於過去我們習慣使用的「歷史」。需要說明者，本文使用歷史一詞，加引號者是指經過研究而書寫的著作，不加者則指人世的事物活動，也就是真實的歷史本體。
　　為什麼簡潔的「歷史」不說，卻要用這個有點拗口的詞彙呢？當然是有新意的。「歷史圖像」除了表達歷史認識所浮現出來的具體圖像之外，也對過去科學史學（scientific history）或稱批判史學（critical history）追求真實歷史的自信和樂觀態度，帶點保留的意味。
　　一般人所知的「歷史」或「歷史圖像」是怎麼來的？大概是從書籍讀來的，或者聽人說來的。不論是學校教科書，市面銷售的歷史書，甚至某些特定機關團體的宣傳品；也不論是老師教的，某場講演者講的，甚至電影、戲劇傳遞的，多會進入我們的腦中，成為我們心目中的「歷史」。總之，每人腦中的歷史認識絕非生而知之，都是別人餵給你的，從小到大，逐漸累積，形成每人所認知的「歷史」。
　　上述的模式是通相，臺灣史也罷、中國史也罷，以及世界各種大大小小、或長或短的歷史，都無例外。各領域的歷史研究、書寫者—不論是專業或業餘—提供他所建構的「歷史」給人研讀。然而歷史學者同樣不是天生自成，必然經過以上授受的歷程，也因時間、空間情境和主觀、客觀條件的制約，憑藉他學得的專業技藝，才建構出「歷史」來，形成一幅幅的「歷史圖像」。淺白說，這樣的「歷史」，不會等於複雜萬端的真實歷史。
　　「歷史」或歷史圖像的建構當然非憑空虛構，需要有根據；所根據的東西，史學專門術語叫做「史料」，即過去的人所記錄而留存到現在的人、事、物等種種資料。歷史資料往往存有實錄或偽造、周全或偏頗等兩難，換言之，即使史料不偽，也還存有記錄者主觀偏見等難以避免的缺陷，要靠歷史學家的本事予以辨析、判斷、過濾，然後選擇合適的資料建構他的「歷史」。一切的努力希望能重現歷史真相，即使無法達到百分之百的真確，但有九成把握總比八成、七成好。歷史家如果放棄這個目標，不論什麼理由—學理的或現實的，算不得稱職的歷史家。所以歷史家呈現出來的歷史圖像，一般多含有歷史真實的成分，尤其經過「科學的」史學訓練的人，追求真實的責任感和企圖心可以減少誤繆。
　　「歷史圖像」還有另一層複雜性。史家建構歷史圖像經人閱讀，讀者也同樣因主客觀條件之不同，而折射出不同的「歷史圖像」，往往不符合史家的原圖或本意。
　　概略地說，史事因人記錄而有史料，史料經史家而產出史書，構成歷史圖像，史書因讀者又會浮現出另一種歷史圖像，卻被認定即是歷史。其實這樣的歷史是史書透過閱聽而構成一般認知的「歷史」，非歷史之本真，這過程中每層人都有主客觀的因素在左右「歷史」的建構。這就是世人所知之「歷史」形成的過程，現在作成圖表如下：
　　事實上，人類能保存下來的史料往往帶有相當的機遇性，年代愈久遠，留存的機率愈低，換句話說，歷史家想呈現歷史的憑藉愈不足。且不說一般讀者對枝節考證沒有興趣，多會要求閱聽完整的故事；即使專業研究，考證也只是「粗坯」，不是最終的「歷史」。憑著有限的史料欲達成完整的歷史，少不了解釋；受過史學訓練的解釋會遵守專業規範，不至於天馬行空，馳騁想像。不過不論多嚴謹，不運用一點想像力恐怕無法構成「歷史」或「歷史圖像」；一旦摻入想像，便難免個人主觀性的左右和客觀性的制約。然而一幅具有想像的「歷史圖像」會是真實的歷史嗎？難怪歷史學者要問：「歷史是什麼？」
　　這是歷史學的老問題。卡爾（E. H. Carr）流傳甚廣的名著《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開篇引述《劍橋近代史》第一版主編艾克頓（John Emerich Edward Dalberg-Acton, 1834-1902）與第二版主編克拉克（Sir George Clark, 1890-1979）論史家與史學的態度截然不同。正值大英帝國維多利亞女王盛世的十九世紀末，艾克頓沐浴在帝國光輝中，樂觀地相信，經過像《劍橋近代史》這樣的集眾分工，可將鉅細靡遺的史料和天下最成熟的結論提供給每一位讀者，（to bring home to every man the last document, and the ripest conclusions of international research）而一切的資訊都可掌握，每個問題也都能夠解答。（all information is within reach, and every problem has become capable of solution）然而大約六十年後，到二十世紀中期，歐洲經歷兩次世界大戰，國凋民疲，克拉克深深感受史家缺乏不斷探索歷史的耐性，甚至於陷入懷疑論，落得無是非，也不敢執著於「客觀的」歷史真理。（some important scholars take refuge in skepticism or at least in the doctrine that, one is as good as another and there is no ‘objective’ historical truth）
　　人類走過的歷史必然定格在那個時代，不會改變，此一真實的歷史可能只有「上帝」（估且名之）清楚，至於我們所讀的「歷史」，心中形成的「圖像」，是從不同時代的歷史家獲得的。時代不同，思潮亦異，每個時代歷史家的關注點也不一樣；雖然同樣都從過去留下的史料取材，由於選材不同，理解不同，「歷史」自然會不斷翻新。那個「上帝」才看得見全貌、並且透視內裡的歷史，在人世間則不斷以不同的「歷史」面貌出現，必然不周全也不純粹，但卻成為每人的「歷史圖像」。
　　我們這麼說，還只就時間大勢而言，換不同的空間也一樣適用，近現代則以「國家」的範圍最顯著。不同國家的史家即使講同一事件，肯定不一樣，尤其是利害相抵觸的對方。進而言之，同一時代、同一國家，相同的人、事、物，我們還是會看到不同的「歷史」。愈是民主、自由、人權發達的國家，「歷史」愈多樣化，因為史家的個人特質，從命題取材開始就滲入「歷史」的建構過程了。研究或寫作的對象既受作者選擇的影響，史料有所取捨，解釋的主觀性遂更大；建構成的「歷史」再經過自主性的讀者作選擇性的吸收，投射出來的「歷史圖像」距離真實的歷史會有多遠啊！
　　我們閱聽的「歷史」和認知的「歷史圖像」都無法跳脫上述模式的「如來掌心」。這麼說來，「歷史」變成可以塑造多種面貌的東西，如俗諺所云：「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豈不是歷史知識的危機嗎？然而卻更接近「歷史」的實況了。莊子不也說過：「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天地間似乎沒有絕對的「歷史」或「圖像」！我曾以宜蘭外海龜山島作比喻，宜蘭人說：「龜會越頭。」去臺北和回宜蘭這兩趟旅途所見烏龜的頭向完全相反，但皆不妨礙龜山島之真，從不同角度寫出來的歷史也是這樣。不過，不必那麼悲觀，龐大複雜的歷史本來就因不同角度而形成不同的「歷史」。


自序（節錄）
　　國立政治大學第二屆「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 2020）第一講「大歷史的中國速寫」，我在最後一頁投影片粗體黑字寫下兩句話：「古典成為基因，傳統反映現象」作結，以概括中國數千年的變與不變。按照我的大歷史分期，「古典」指夏商周三代，秦漢以下的帝制屬於「傳統」。中國歷史文化的本質特色在漫長的三代成形，帝制時期種種紛繁的歷史面相不過是本質的表現而已。
　　話說得或嫌武斷，但個別課題詳細考究下去，我們發現還不至於背離事實，應該是值得繼續檢驗的假說，本書的論證只是我有限研究的一部分而已，其他我力所不及的課題應該是所在多有的。
　　基因（ gene）這個丹麥植物學家威廉．約翰森（ Wilhelm Johannsen）於 1909 年首次提出的概念，百餘年來進步神速的生物遺傳學有更精密的意涵，人文學借以論述人世現象，難免有命定的傾向，或許該有所保留。不過，如果取其基本要義，猶不失為理解人世萬象的一條路徑。
　　翻查科普的維基百科，我們得知基因是攜帶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決定生物體的性狀，包括發育、型態和功能。依據我始初純粹從史學出發的認識，中國的古典時期的確萌生「攜帶遺傳信息的基本單位」，而兩千多年的「傳統」即是這些基本單位發育成形的時代，正符合 gene 的語根 gonos，希臘文「後代、繁殖」之意。其實約翰森也提出基因型（ genotype）和表現型（ phenotype）以闡述基
因與性狀的關係，我那兩句「古典基因」和「傳統現象」的表述語彙，竟不期然地頗有相通之處。
　　我怎麼會採用過去歷史學少見的概念「基因」呢？追憶正式成為歷史學徒的上世紀六○年代，臺灣史學界新引進美國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當時比較具體可循的方法是統計學，七○年代還有人倡議心理學。由於我進入史學之門自始獨鍾中國古代史，具體精細的數據資料少，統計方法無所施其技；而心理學方法，古史典籍可憑藉的記載更難得，因此，引社會科學入歷史研究的學風，我多抱著旁觀或持疑的態度。
　　當時在臺大那個自由放任的環境中，自己應該是自尋生路地闖蕩於圖書館之中吧。仔細過程不復記憶，不曉得怎麼會注意到中國學者論辯的「古代史分期」這個課題，也不曉得怎麼知道臺灣唯二收藏「匪偽書刊」的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總之，載搭幾趟車，千辛萬苦來到傅圖，受種種「限制閱讀」的約束，終於找到我比較滿意的理路，最後完成碩士論文「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幾年後改寫成《周代城邦》出版，是我的第一部史學著作。
　　《周代城邦》與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對話，入乎其內，可謂「入室操戈」，但出乎其外，得出與中國主流古史觀截然不同的見解。不過，我雖反對中國古史分期諸家的論述，他們關注的「社會性質」則深得我心，我的《周代城邦》以及後來的《編戶齊民》，其實都試圖解答中國古典與傳統這兩個時期的社會性質。
　　所謂社會性質，可以說是社會特質或本質，即指那個最根本的性狀，近於一般用語的基因。城邦、齊民偏於政治層面，那麼我的「城邦說」、「齊民論」是探討中國的政治基因。隨著我的史學思想轉變，歷史研究的課題從骨骼性的政治社會結構擴及血肉性的多種文化層面，大至地理空間之左右歷史發展走向、讀書人在世變中的進退出處，小至居室、技藝，凡此因不同機緣而作的研究，現在看來有如百川歸海，都可以匯入「基因」這個概念，可以稱作文化基因。另外，九○年代我關注生命醫療研究，揭露中國文化的特色，作為文化基因更無疑義，已別有專書，本卷未再收錄。
　　俗話所說：「三歲看大」，幼童時期就能看出一個人長大後的特性，雖嫌有點浮誇，不過人生經驗，的確在青少年時人格（Personality）差不多已經定型。從童幼到青少，還是有一段發展過程，不是遺傳基因那麼命定。這樣正說明歷史學的基因這概念，只是借用生物學大致的意涵，以強化論說而已。反觀中國的古典文獻，雖形成於周代，其實反映整個古典時期蘊育成長的結果，類似於我們界定人生自童幼到青少這一階段；何況本書舉證討論的文化基因，都是在古典時期出現或成形的，足以說明書名附標：「先秦古典的根源」。
　　年輕時期我曾準備這輩子要專注於《周禮》的研究。《周禮》這個課題需要花一生的時間精力，倒不是想走孫詒讓《周禮正義》的老路，繁上加繁，而是因為當年我就把《周禮》定位在上承三代古典、下啟傳統兩千年的關鍵環節上。當然，後來我並沒有走這條路，原因很多，主要是在比較成熟後，覺得《周禮》這個選題並不恰當。不過，我的思維、性向或關注點，都想把「古典」和「傳統」貫串起來，這種想法倒未曾停歇。回顧前塵，古典基因和傳統現象並不是晚到二十一世紀「羅家倫國際漢學講座」才突然迸出來，實際上是我向來都沒有脫離這條主軸，本書涉及的課題可作見證，只是當時沒有明白宣示而已。

總序（節錄）
　　《再訪古代中國》系列五卷，在二十一世紀第三個十年進入後半時出版，既云「再訪」，或許有人會問「初訪」安在？所謂初訪或再訪，當然是作者自道，舖陳我對中國古代史認識的過程，既有時間先後，也有認識深淺，不過，其間並沒有截然的斷裂。
　　大抵而言，九○年以前我的古史著作屬於「初訪」，包括《周代城邦》、《編戶齊民》和《古代社會與國家》，以後是「再訪」，本系列所收五卷文字即是。這只是概略的畫分，九○以後另有已刊書和未刊文都沒有收入；而本系列所收者也含有九○以前之作，因為我的中國古史研究一些基...

總序
序
大歷史的中國速寫
傳統居室倫理觀和宇宙觀
古史的空間因素
古代技藝與治道
孔子之真實與想像
古代世變與儒者進退
墨子兼愛非無父辨
福永光司論陶淵明思想述評
關於桑原隲藏論中國孝道
文章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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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古代中國各卷篇目

總序
序
大歷史的中國速寫
傳統居室倫理觀和宇宙觀
古史的空間因素
古代技藝與治道
孔子之真實與想像
古代世變與儒者進退
墨子兼愛非無父辨
福永光司論陶淵明思想述評
關於桑原隲藏論中國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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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訪古代中國各卷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