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夢．生命
解放了
舞台，改變了我的一生。在此，我的靈魂第一次獲得解放。渾沌飛揚的心，也找著了皈依。
一上舞台我就強烈的感覺到，這輩子就是舞台。清楚了，原來是這麼回事。它擦亮了我的雙眼，呼喚、吸納著我的精魄。我逐漸了解，所謂的升學主義、考大學，除了培訓基礎知識與紀律，對我毫無意義。遵循常規，我的一生可能庸庸碌碌；但學戲劇，走的可能就是條很不平常的路。
但剛進藝專影劇科時，誰也沒當回事。有些人就是去讀一個月，然後辦理休學，準備重考。戲稱影劇科是第一○八志願的我，也打算重考，所以在我臉上找不到新鮮人的喜悅。當時學姊施秀芬（廣播主持人金笛）正編導一齣獨幕劇，還缺個男主角「詩人」，經同學推薦，選中我來演。她覺得我雖沒有詩人的飄逸，但「面部表情」尚可，照他們的講法是，臉上掛著一副多愁善感的憂鬱氣質。這齣戲是個轉捩點，記得第一次站上舞台，強烈的聚光燈灑下來，面對燈光之後黑暗中的觀眾，我第一次感覺到命運的力量，是戲劇選擇了我，對它我無法抗拒。接著又演出美國劇作家田納西．威廉斯（Tennessee Williams）名著《玻璃動物園》（The Glass Menageries）的男主角湯姆。從此在藝專，我一路擔任男主角，演戲不下十五齣，並在民國六十三年拿下大專話劇比賽的最佳男主角，同時自編自導獨幕劇，改編、導演外國劇本，興頭很大。可能國內第一次實驗做圓形劇場即是《泰吉絲的故事》，該劇由友人余季編劇，我執導，我將觀眾席設在中間，四周劃為表演區。一搞戲劇，我什麼都想嘗試。
那時候學藝術，沒有很多大環境，不過藝專的環境很適合我，三專、五專、日夜間部齊聚一堂，總共才七百多人，自成一個小天地，有音樂、美術、舞蹈等七科，大家都是學藝術的，悠遊其中，我覺得很自在。
找到自己
到了藝專後，我才真正面對另一種人生的開始，原來人生不是千篇一律的讀書與升學，我從小到大所信守的方式並不是唯一，其實每天可以不一樣，我有種靈魂出竅的感覺，很過癮。
可是爸爸看了很傷心，因為環境實在很差，我又是他最寵愛的兒子。那時藝專的校舍很簡陋，爸爸第一次送我到學校時，一看伙食及宿舍，難過得說不出話來。因為老鼠正沿著柱子跑上跑下，一間幾坪大的小房間裡擺了七個床位、兩張桌子……，聽說他回家後大哭了一頓。現在那些宿舍都改建成宏偉的校舍了。
第一個學期快唸完時，爸媽一起北上看我。那晚，北一女鄭璽璸校長請我們吃飯，席間鄭校長說：「小安休學吧，住到我家來，我請最好的老師給你補習，明年重考。」
飯後我們父子倆獨處時，爸爸問我：「要不要重考？」
我說：「我覺得我是屬於這方面的！」
爸爸決定支持我，他說：「不要再重考了，不過我有個條件，畢業後出國。」
當時大家心情都很矛盾，我不忍心看爸媽難過，他們也認為我很不甘心，覺得我應該考上更好的學校。
但是我在舞台上找到真正的自己，充滿自信的喜悅，不再六神無主的過日子。
眼界大開
藝專時期，除了在舞台上找到自我歸屬感外，對電影也有了另一層的體會。
打從在娘胎起，我就和電影結緣。媽媽懷我時，最不能抗拒的兩個嗜好就是看電影及啃甘蔗。在我還不會走路時，她就推著嬰兒車帶我進電影院了。那個年代，電影是最佳娛樂。從童年起到求學期間，我看了不少電影，每當心情低潮，電影院就成了我的避風港。看電影時，每逢感人之處我就會掉淚，所以經常是兩眼紅腫的走出戲院，可能這也影響我日後拍電影的品味及要求，希望能拍出感動人心的電影。
記得有一次跟媽媽去看電影，我好奇的問道：「為什麼我們老看外國片？」
媽媽說：「外國片好看啊，等你長大，看看能不能拍更好的國片。」
不過小時候看電影僅只是娛樂，也沒多想，更沒想到電影還能啟發其他的想像，直到進藝專後，我對電影的想法才有所改觀。
藝專時，看了本翻譯的《超級巨星》，才知道電影導演是超級巨星，對作者論慢慢有點認識。麥克．尼克斯（Mike Nichols）執導的《畢業生》（The Graduate）是我的啟蒙電影，一年級時看了這部描寫人生沒有遊戲規則的片子，第一次讓我有「觸電」的感覺，影片裡達斯汀．霍夫曼（Dustin Hoffman）不按牌理出牌的調調，以及電影中衝撞社會制約的主題，與我當時的心境有所共鳴。
《畢業生》是部六○年代末的電影，因主題「有違倫常」，到了七○年代初才在台灣上映，本來達斯汀．霍夫曼周旋於母女之間的情節也改了，母女成了姊妹。我連看三遍，感覺到電影不光是講故事，還表達些別的意涵，腦筋開始有點想頭了。
到美國後我又重看了幾遍，對《畢業生》還是喜歡，不過是另一種對社會諷刺劇的喜歡了，因為我對這個社會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我永遠記得它當初帶給我那種觸電的感覺。
一年級下學期時，台北的大專院校間開始流行看藝術片，大家都到台北漢口街的台映試片間去看，每週一部。我看的第一部藝術片就是柏格曼（Ingmar Bergman）的《處女之泉》（The Virgin Spring），帶給我極大的震撼，看完後我兀坐在試片間內，久久不得動彈，也不願出去，連看兩場。第二部是狄西嘉（Vittorio de Sica）的《單車失竊記》（The Bicycle Thief），第三部是安東尼奧尼（Michelangelo Antonioni）的《慾海含羞花》（Eclipse）。藝術電影這頭三炮就轟得我幾乎久久不省人事。當時台灣所有的藝術電影不如現今，十分有限，也沒有影帶、影碟，所以觀賞藝術電影的經驗非常珍貴。其他各學校有時也會舉辦電影欣賞會，我就一部一部的看。自柏格曼等人的電影裡得到的啟發與感動和《畢業生》又很不一樣，柏格曼讓我感覺到導演的存在，意識到藝術電影的力量。
超八釐米攝影機
那時在藝專，學校拍不起電影，只在畢業前讓所有技術組的同學扣一下十六釐米攝影機，我不是技術組的，一直沒碰過電影攝影機。二年級時，我看到有人在拍超八釐米影片，一個香港僑生說可以幫我從香港帶機器進來，我就跟父親要了錢去買。這是除了書以外，父親送給我唯一跟電影有關的禮物。我把它當寶貝，用這台攝影機拍了一部十八分鐘的黑白短片《星期六下午的懶散》，靈感來自余光中的短篇小說〈焚鶴人〉，內容敘述一位畫家寫生時看到白鷺鷥在天空自在的飛翔，就想做一隻如鷺鷥的風箏，結果風箏飛了幾次，都飛不起來。在這部劇情默片裡，我想表達藝術家面臨理想與現實落差的挫折與掙扎，我當時也有這種心情，對電影既充滿嚮往又不明所以。
為了拍攝該片，我和朋友趕工了幾天，用竹枝和宣紙完成了戲中所需的鶴形風箏，沒想到試飛時，不小心摔斷了鶴脖子；隔年四月，我又重做道具，才完成片子的。後來這部短片還幫我申請進入了紐約大學（NYU）電影系。
拍片時我從攝影機的觀景窗望出去，我就知道我應該有天分，因為那個世界跟我平常經驗到的世界是不一樣的，我可以只「選擇」有意思的東西，在那個世界裡，我可以盡情揮灑，並讓夢想顯影、留下。不過那時候舞台做的多，我對兩個都有興趣。
在藝專，影響我最大的就是教授「電影導演」的王大川老師，我三年級時他去世了，我追隨他，因為他學問好、閱歷豐富，我很崇拜他。
王老師是位蒙古王子，以前在東北很有錢有勢，據他說：「光是統轄的國土，就比台灣大二十倍。」二十八歲當上將軍，至俄國、美國求學，都有祕書、隨從隨行，又唸軍校、理工大學，經歷過輝煌的歲月。他喜歡票戲，在國內，捧戲子、跟名角一起票戲；在國外，捧電影明星、送林肯轎車。初到台灣時，還送了三百輛吉普車及軍備給政府。不過他在教我的時候，可能受過很多委屈，十分抑鬱。我追隨王老師時，他身體已大不如前，住的很破舊潦倒。我有時陪他去國軍文藝活動中心看京戲，有時去給他買麵包，他喜歡明星麵包店的麵包，質感像美國的口味。向他請教任何問題，不論東方、西方，一定有答案。
多方嘗試
在藝專的藝術氛圍下，除了戲劇、電影外，只要是好玩的，我都碰一下。我學過芭蕾，不過時間很短。因為那時編了齣獨幕芭蕾舞劇《阿奇》，換了五個男主角都不成，後來我就自己上場，先去學了一個多月，又演又跳。
當時還寫過一篇一萬多字的短篇小說〈走了樣的焚鶴人〉，述說我拍攝《星期六下午的懶散》的經驗，發表在《藝專青年》上，那是我第一次的寫作經驗。
同時，我還跟申學庸老師學聲樂。記得高中時參加合唱團，每天下午人家掃地我們練唱的一個小時，是我的快樂時光。到了藝專，繼續練聲樂，先跟音樂系學生陳建華練發聲，申老師聽了我的聲音，說我可以練得很好，就破格收我為徒。有時我也和好友余季畫畫素描。
我好像做藝術類都有點天分，不過除了拍電影外，沒有一樣持續下來。電影很適合我，因為它涉及了音樂、舞蹈、寫作、戲劇、視效等因素，我可以在電影裡把這些東西整合起來，變為另一種獨立的表達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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