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知識體系所遭受的攻擊，乃至於後續普羅大眾像出疹子一樣呈現的知識貧乏，有時候還滿有「笑果」的，甚而時不時會令人捧腹大笑。深夜脫口秀的主持人已經把這種無知當成笑料的提款機了，他們會發問來凸顯人對於成見的執拗，對於跟風的忠誠，以及對時事的欠缺掌握。比方說有民眾會強調自己絕對不吃麩質在前，又講自己不知道麩質就是吃麵筋在後，不過這種無知算比較無傷大雅就是了。說真的，像深夜秀主持人吉米．基墨（Jimmy Kimmel）那樣在「每日一亂問」（confusing question of the day）的企畫中進行街訪，然後看著路人一臉正經地對「柴契爾夫人缺席加州科切拉音樂節是否有利於北韓終止發射核武的決定？」這種莫名其妙的問題高談闊論，真的是用都用不爛的老哏。
不過如今天遇到生死交關的問題，那我們可能就會笑不出來了。有人耍寶般地舉著反疫苗的大旗，耍出一堆猴戲，比說像金．凱瑞（Jim Carrey）或珍妮．麥卡錫（Jenny McCarthy）這些好萊塢的喜劇演員，他們的所作所為確實會讓電視新聞更有可看性，或者茶餘飯後開推特讀一讀也很有趣。但當他們跟一些不懂裝懂的名人或公眾人物抓著某些迷思或謠傳不放，開始宣傳疫苗之危險性的同時，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要付出的代價可能是再度陷入麻疹與百日咳等傳染病的魔掌，而這些完全都是可以避免的。
在號稱資訊時代的此時，這類「堅持無知」的蔓延與擴散不能簡單用無可救藥的愚蠢去解釋。很多人在動作頻頻與知識體系勢不兩立的同時，其在自個兒的小天地裡也是凡事得心應手的成功人士。就某個角度而言，這種狀況比純粹的無知更糟糕，因為這得被歸類成沒有根據的、莫須有的傲慢，這是一種一天天更自戀的社會文化在發洩怒火，這是不分青紅皂白、不明就裡地對任何一丁點不平等所展現出的不耐。
我說「專業之死」，意思並不是專業能力的消亡，那些讓有些人是專家，有些人是素人的專業知識依舊健在於各個領域。不論時代如何變遷，社會上永遠會需要有人是外交官與醫師、律師與工程師、乃至於在各個圈子擔任專業人士。人類社會的日常運作，少不了活躍於各個領域裡的他們。要是摔了個骨折或是犯了法被警察抓，我們得召喚醫師或律師的幫忙。要是得飄洋過海，我們絕不會懷疑機師駕馭鐵鳥的能力。要是在異鄉發生危難，我們也會第一個想到母國在當地領事館，我們會相信裡頭都是能做出專業判斷的外交官。
不過這一類對於專家的依賴，是比較技術層面的。這代表我們把專家當成某種技師，而不代表我們跟個別專家或專家的族群之間能建構起對話。這只代表我們把專家的知識當成架上的工具，召之即來，揮之即去。因此面對醫生，有些人的態度是你就幫我在腿上縫幾針，但不要跟我說一堆三餐要怎麼吃才健康的大道理（超過三分之二的美國人過胖）。幫我把稅算清楚，但不要跟我說什麼要立遺囑的事情（近半有孩子的美國人都嫌立遺囑麻煩）。幫我把國家守護好，但不要用國防預算的計算煩我（美國大多數公民都不知道自己國家每年花多少錢養武器跟美軍）。
小至個人的飲食均衡，大到舉國的軍事預算，這種種判斷都需要有公民與專家之間的對話走在前頭。眼下的趨勢是，公民們愈來愈抗拒這樣的對話。對百姓們而言，他們寧可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足夠的資訊來做出各種判斷——我說的是他們有在乎到想要做出決斷的事情，不在乎的事情他們根本理都懶得理。
同一時間的許多專家，尤其是學術界的專家，都已經放棄了讓大眾產生參與感的職責。他們已經撤守到專業術語的防線之後，接受了自己不受重視的結果。他們覺得跟圈內人交流比較輕鬆。至於卡在老百姓跟學術界之間，努力想要允執厥中那群人——也就是我自詡也是其中一員的所謂「公共知識分子」，則落得挫折感與日俱增，甚至有人會隨波逐流，變得跟普羅大眾一樣偏激，一樣憤世嫉俗。
專業之死，不只是對於現存知識體系的排斥。基本上這是一種對於科學與理性思考的排斥，但沒有科學與理性打底，何來現代文明？這是一個徵兆，而一如藝術評論家勞勃．休斯（Robert Hughes）對二十世紀末美國的描述，這個國家已經成為「一個盲從心理治療而對政府政治充滿不信任感的政體」，美國人染上了「質疑權威」的慢性病，成為了「任由迷信宰割」的一群。我們繞了一大圈，又走回了前現代的老路。我們好不容易才從老祖宗的智慧可以填補大小知識缺口的蒙昧年代，踏上了高度仰賴領域分工與專業掛帥的快速發展之路，而如今我們卻又在後工業時代面臨到一個資訊導向的世界，一個所有公民都自認為什麼都懂的世界。
素人覺得自己也是專家，真正的專家跳出來發表意見時反而被轟得滿頭包。有一群美國人會怒氣攻心，氣急敗壞地給專家們安上一堆罪名，專家在這些人口中會是「錯誤連篇」，會是在「訴諸權威」，會代表著令人膽顫心驚的「菁英主義」，更會是明目張膽地想要以漂亮的學經歷來捻熄「正牌」民主社會所不可或缺的對話過程。美國人現今的觀念是政治上票票等值，就代表著任何人關乎任何議題的任何意見也該在價值上無差別。這當然是一種謬論，但確實有不少人對此深信不疑。這是一種空泛蒼白的主張，一種對實質平等的錯誤信仰，這樣的想法顯然欠缺邏輯，動輒令人發噱，時不時還會造成危險。所以說我的這本書，會圍繞著專業二字來談。或者更準確地說，會圍繞著專家與公民在民主社會中的關係來談。我想討論的是專家與公民間的關係何以崩解，而我們每一個人，不論是專家或公民，又應該如何應對來將此危機化解。
大多數人一聽到專業已死的質疑，反射性的回應就是怪罪網路。遇到自以為聰明的「奧客」，專業人士尤其容易點名網路是罪魁禍首。其實這樣的想法並不完全錯誤，這點我們後面會再講到，但這麼想有一個問題，那就是過度簡化。知識體系成為眾矢之的，早就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而網路只不過是為其所用的最新工具。在沒有網路或網路尚未普及之前，一樣有人濫用電視、廣播、平面媒體與其他各式發明來發動攻擊。
那有人會問說：既然這是個老問題了，我們現在大驚小怪有何意義？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要這樣大費周章地寫一本書，然後各位又得騰出時間來加以閱讀？我們目睹的究竟是「專業之死」，抑或只是知識分子邊緣人的正常的能量發揮？讀書人不就老愛覺得自己受到冷落，所以每隔一段時間就要自封為社會菁英，然後出來給都不聽他們說話的人一點教訓嗎？或許是每一回社會或科技變遷的周期告一段落，專業人士都會把內心的焦慮投射給普羅大眾；又或許這真的就是有些人書讀過頭，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惱羞成怒然後過高的自尊心發作，就像我這個自認是菁英的教授。
確實，專業之死有可能真的代表著社會在進步。受過高等教育的專家不再能獨斷獨行地把持知識，生命的奧祕不再隱藏在大理石建成的學術高塔之後，包括那些大多數人不得其門而入，但連有資格進入的少數人也會被震懾住的世界級圖書館。從前因為知識不普及，所以專家跟素人間的摩擦壓力不大，但那只是因為平民在知識的競技場裡面對專家明顯手無寸鐵，所以戰意也提不起來。另外就是在大眾傳播尚未興起的年代，社會上也不太多這樣的公共場域讓有膽識的平民來挑戰專家。
直到二十世紀初，政治、知識與科學事務的參與都是門檻很高、很小眾的事情。當時不論是科學、哲學與公共政策的辯論，都是僅限於一小群男性高知識分子的專利，而且這些人還得具備一定的文筆。那段日子並不值得懷念，也不是距今真的有多麼久的美好時代。那個高中沒唸完非常正常、大學生鳳毛麟角、真正成為「三師」或專業人士的人口更是少之又少的時代，其實還在很多美國人的追憶射程之內。
近半世紀的社會變遷，終究打破了種族、階級、性別的隔閡，這不只發生在一般的美國人之間，特別是在教育程度有落差的公民與具備高等教育在身上的專家之間，亦復如是。愈來愈多人加入議題的辯論，代表著眾人的知識水準可以拉高，但這也代表社會間的摩擦會加劇。義務教育變得普及、女性與少數民族獲得賦權、中產階級的興起，乃至於持續加速的社會流動性，都讓處於少數的專家與位居多數的公民之間在睽違近兩百年井水不犯河水之後，第一次產生了直接的接觸。
只不過接觸的結果，並沒有讓雙方增加對彼此的敬意，反倒是讓美國人更不理性地認為沒有誰比誰更聰明。這種結果可以說是反了教育的宗旨而行，因為教育的目的，應該是要人謙虛，讓人知道自己不論得到了什麼樣的成就與高度，都永遠會有不懂的事情，正所謂「活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學海無涯是也，而我們如今身處的社會卻完全不是這回事。現代人學習可以說是淺嚐即止，而且不要說半瓶水，搞不好才一滴水就覺得自己滿到杯緣。這世界上有一種危險，就叫作「一知半解」。
§ 本書要告訴你什麼
在後方的章節裡，我會介紹這個問題的幾種病灶，其中有些扎根於人性，有些是美國人特有的毛病，更有些是現代人、特別是有錢人免不了的文明病。
在第一章裡，我會討論「專家」的定義，還有就是專家與素人間的衝突是否真的是種新奇的玩意兒。到底怎樣才叫作專家？遇到自身背景或經驗值以外的困難決定，你會去找誰給建議呢？（萬一你覺得自己從來不需要任何人的意見，那恭喜你，就是你這種人讓我覺得這本書非寫不可）。
在第二章，我會探討的是在美國，專家與公民間的對話，乃至於任何兩者之間的對話，何以會變得如此貧乏？大家不要自己騙自己，任何人只要一說起自己看重的事情，特別是講到自身深信不疑的信念與價值，我們都會輕則討人厭，重責讓人生氣到完全不想賞臉。社會上不少專家與客戶間的合作關係會出現阻礙與問題，經常都是因為基本的人性弱點在作祟，而在第二章裡，我們會首先來思考一下有哪些「天險」會妨礙雙向的溝通與理解。這樣思考過之後，我們便能仔細地去觀察二十一世紀許多特別的問題。
比方說，我們都吃過一種問題的苦頭，那就是「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這種偏誤指的是人只會接受與自己成見相同，也就是能「確認」自己成見的資訊。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生活經驗、成見、恐懼，甚至於是精神病，而這些包袱都會阻礙我們接納專家的建議。有人認為特定的號碼很吉利，任憑你是諾貝爾獎等級的數學家也沒辦法改變他的迷信；有人覺得搭飛機很危險，太空人或戰鬥機飛行員再怎麼拍胸脯保證也沒辦法安撫他的恐懼。而我們當中還有些人，雖然這麼說不太客氣，但就是資質不夠好，所以連自己錯了也不知道。這跟你是好人壞人沒關係，五音不全或畫畫是小學程度的人可多了。而就跟是有人是音痴，有人畫畫超醜一樣，很多人的能力斷點在於他們感覺不到自己的學識落於人後，他們沒意會到自己的邏輯有多說不通。
教育原本的功能就是要讓我們體認到「確認偏誤」的存在，讓我們知道自身的學識有不足之處，進而能成為一個更有品質，更理性的公民。很不幸地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大的問題，那就是大學生跟家長都把大學當成一種差異性不大，讀哪間都一樣的商品。所以在第三章，我會討論何以高教普及會很弔詭地讓很多人以為自己變聰明了，但其實從學店裡買到的只是難稱有用的學位，外加由虛名撐起的一個幻象，那就是很多人大學畢業就覺得自己是知識分子了。學生的立場不再是求學者，而成了被教育產業追捧的消費者。由此他們學到的頂多是皮毛，但自信卻高漲得不得了。更糟糕的是他們沒有培養出批判性思考能力。少了思考能力，他們自然也就無法繼續學習，也無法評估各種複雜的議題來擔任一位合格的選民。
在科技與通訊管道日新月異的現代，人類知識的進步與傳播可以說突飛猛進，但這也有個壞處是讓人類的劣根性被放大展現出來。專業之死，固然不能全部怪到網路的頭上，但網路是罪魁禍首也是不爭的事實，至少在二十一世紀是如此。在第四章，我會檢視網路這個自古騰堡發明西方活字印刷以來，人類最大的知識來源。我會討論這個網路如何從一個捍衛知識體系的平台，變成了一個讓知識體系遭到炮轟的殺戮戰場。網路絕對是人類知識的寶庫，但偽知識的擴散與流竄也是網路所造成。網路不僅讓人變笨，還讓我們變壞：獨自一人在鍵盤前面，人就會戰，就會酸，沒有人要理性討論，也沒有誰願意聽誰說話。
在自由開放的社會裡，記者理應是無知與學習衝撞時的公正裁判，但現下的媒體已經不再是屬於新聞界，而是變成了「藝能界」。畢竟有需求就有供給，大家要娛樂，主播與記者就給你娛樂。沒有人想針對嚴肅的議題認真討論，那大家就來胡扯，就來鬼混。但這樣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呢？關於這個令人冷汗直流的疑問，我們會在第五章加以討論。
曾經我們對媒體的期望是給我們以真相，以新知，讓我們得以辨別真偽。我們曾期望媒體能深入淺出地讓我們掌握重要議題，畢竟大家平常為了生活，並沒有那麼多時間與精力去追蹤天下事。但如今進入到資訊時代，專業的記者也面臨了全新的挑戰。比起五十年前，記者不僅有二十四小時的播放時間要填，有永遠塞不滿的報章版面要塞，同時消費者還期望你要馬不停蹄地一直更新，一直更新。
在這個腥風血雨、高度競爭的媒體環境裡，編輯與製作人已經沒有耐心或本錢讓記者去培養專業，或是長期累積對一個議題的深入了解。同時我們也看不到有證據顯示多數閱聽人想知道那麼多細節。專家因此常被斷章取義，只被擷取一些精采或聳動的發言，甚至於除非必要，媒體根本懶得去訪問專家。任何人只要跟新聞界有一丁點淵源，都會知道報導一定要拍觀眾的馬屁，一定要夠甜膩或夠有娛樂性，否則陰晴不定的閱聽人隨時可以滑鼠點一點，遙控器按一下，多的是不需要大腦思考的內容在網頁或別的頻道上等他們大駕光臨。
專家不是不會錯，甚至於他們有時候還會非常錯，事實上他們時不時會錯得離譜，然後把事情弄得難以收拾。想捍衛專業在二十一世紀美國的地位，我們就得有迎來這一狗票爛攤子的心理準備：沙利竇邁（thalidomide）從害喜藥變成害人生出畸形兒的毒藥、讓無敵美軍深陷泥淖的越戰、在眾目睽睽下爆炸的太空梭挑戰者號，乃至於有專家警告過說吃蛋會完蛋（等下書放下你完全可以去吃茶葉蛋啦，雞蛋已經從誤傳的不健康食物清單上除名了）。專家會說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就像我們不能只記得一次空難，而忘記了難以計數且平安起降的飛行時數。專家會這麼說，我完全可以理解，而且他們說的基本上也沒有錯，問題是再多次的平安起降，也不能抹滅空難會發生的事實，而且很多空難之所以發生，就是因為專家出了差錯。
所以在第六章，我要探討的便是專家為什麼會出錯，專家是怎麼出的錯。專家有很多種錯可以出。有些專家是存心惡意詐騙，有些專家是沒有惡意的過度自信，更有些專家是吃燒餅掉芝麻而已，畢竟專家也是人，而是人就會出包。但我們之所以必須了解專家犯錯的過程與原因，其理由有兩個方面。首先是了解專家為何犯錯跟如何犯錯，身為公民的我們才知道該如何消化並運用專家的建議；再者，知道專家犯錯的前因後果，大眾才好評估專家提出的自律措施，並合理地放心讓專家去做事。少了這一層了解，專家的失誤就只會引發隔空放話輿論的混戰，到時候專家會動輒得咎而感到受辱，而一般民眾卻只能擔心害怕如入五里霧中。
最後在結論的部分，我會揭露專業之死對我來說最大的威脅：專業地位的崩潰會危及美國民主的根基。美國是一個民主共和國，共和國裡我們會選出代表來替眾人做決定。問題是，民意代表不可能什麼都懂，所以他們必須仰賴專業人士來擔任他們的幕僚。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但專家跟決策者常常不是同一批人。把這兩種人混為一談，那就是在耗損專家、公民與政治領袖間的三方互信，而很不幸地美國人就老是在做這種事情。
專家的職責就是提供專業意見，而民意代表或官員的工作就是決斷。想判斷專家給的意見優不優，想判斷民代或官員的決策好不好，民眾必須對特定議題有相當的了解。這當然不代表美國人人都得去當政策專家，但要是大家對切身議題連基本的了解都沒有，那就等於是自斷手腳，在自身權益的維護上自毀長城。選民要是對重要政策完全沒有追蹤掌握的能力，那就會讓自己暴露在兩種風險之下。要嘛民主制度會被無知的民粹政客綁架，要嘛溫水煮青蛙，民主會慢慢地、悄悄地變質成威權政體，控制在技術官僚的手裡。
在民主社會裡，專家也有很重要的責任得負，但這幾十年來他們都一直逃避著這項責任。曾經，公共知識分子會（經常與記者一道）努力讓重要的議題為大眾所了解，而如今，受過高等教育的菁英只會在小圈圈裡相濡以沫。這當然也多少得怪公民的態度不夠好，畢竟發問與質問還是有差別的，但公民的態度不好，不代表專家可以丟盔卸甲，把自己的職責丟在一旁，他們依舊有責任服務社會，把同為社會一員的公民們視為要服務的對象，而不是一群幼稚鬼。
換句話說，專家有責任提供教育，選民有責任學習。話說到底，不論專業人士能給多少建議，真正能決定國家大政走向的仍是廣大的群眾。只有選民可以在從各種會對他們家庭與國家產生影響的選項中挑出一個，也只有他們可以為這些選擇的最終後果負起責任。
但專家的義務就是要善加輔助大眾做成決定，而這也就是我寫這本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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