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治療癌症多年之後，本‧巴雷斯（Ben Barres）回憶他是如何措辭向腫瘤科醫師提出了請求。他問道：在切除我的乳房時，能否請你把另一個乳房也一併拿掉？由於他的家族有癌症病史，醫師便同意了，但事實是巴雷斯只是想要擺脫那雙乳房。他有個女性名字，身為女孩長大成人，但他對自己的女性身分一向感到不自在。四歲時他覺得自己是個男孩，青春期的身體變化令他難安，成年後要把自己塞進高跟鞋和伴娘禮服也令他不自在。那是一九九五年，是在變性人拉維恩‧考克斯（Laverne Cox）和凱特琳‧詹納（Caitlyn Jenner）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之前，是在谷歌搜尋「變性人」會得到法律建議之前，甚至是在有谷歌之前。當時巴雷斯並不了解身為變性人是什麼意思，但是切除了雙邊乳房是種莫大的解脫。一年之後，他讀到一篇講一名變性男子的文章，他豁然了悟。
巴雷斯渴望展開荷爾蒙治療，但是他有一大顧慮：他的事業。當時四十三歲的他是史丹佛大學的神經生物學家，剛發現了神經膠質細胞的重要，這種大腦細胞的角色在那之前一直被低估，他的發現具有開創性。科學界的同儕一直視他為女性，他不知道他們對於他改變性別會有什麼反應。學生是否會不想再參與他的實驗室工作？他是否不會再受邀參加學術研討會？
科學界的確作出了反應，但不是以巴雷斯所擔心的方式。在他變性之後，不曉得他是變性人的那些人開始更仔細地聆聽他的意見，不再質疑他的權威。身為中年白人男子，在開會時不再有人打斷他。在證據不夠充分的時候，別人一次又一次地姑且相信他。他甚至在購物時得到更好的服務。在一場研討會上，他無意間聽到一個不知道他是變性人的科學家說：「本今天做的專題研討很棒，再說，他的研究成果要比他姊姊強得多。」
巴雷斯很驚訝。在變性之前，他很少察覺性別歧視，甚至連明顯的例子都沒注意到。巴雷斯還就讀於麻省理工學院大學部時，有一次他在一堂數學課上解開了一個難題，是全班唯一解開這道題的學生，教授說：「想必是你男朋友替你解答的。」這句話冒犯了巴雷斯。題目當然是他自己解開的，他甚至根本沒有男朋友。可是當時他不認為教授此言帶有歧視，因為他以為性別歧視已經不存在了。就算性別歧視還存在，由於他對女性身分缺少認同，不足以讓他覺得性別歧視會發生在他身上，他只氣憤自己被指控作弊。在變性之前，巴雷斯認為自己受到的對待就跟其他人一樣。
現在他有了驚人的證據，證明了事情正好相反。那簡直就像個科學實驗：他擁有同樣的學歷、同樣的技能、同樣的成就、同樣的職位。除了一個變數之外，其餘的變數都維持不變。巴雷斯清楚看出，他的日常遭遇、他的科學家生涯、他的生活全都由別人眼中所見的性別所塑造，以他自己以前不曾看出的方式。在變性之前，他的想法、貢獻和權威都遭到貶抑，雖然並非公開，也非全盤，但是當造成貶抑的因素忽然消失，這一切就變得清晰可見。如今，男性和女性所受到的差別待遇被看清了，就像花瓣在紫外線照射下呈現出新的圖案。
因此，二○○五年，當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表示科學界的女性之所以不多，可能係由於兩性在能力上的先天差異，巴雷斯無法默不吭聲。他在《自然》雜誌（Nature）上發表了一篇由衷的呼籲，要求科學界關注偏見的問題。
「這就是女性在學術界工作所佔比例不高的原因」，他說，「原因不在於照顧小孩，也不在於家庭責任。」他又說，在他改以男性的身分在科學界工作之後，「這個念頭在我腦中浮現了一百萬次：現在的我更受到重視。」
並不是說巴雷斯在變性之前從未在職業生涯中遇到過障礙和偏見，「只是我從來沒有看出來」，他告訴我。
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曾在與別人接觸時有過經驗，使我們納悶偏見是否起了作用。但是我們呈現在外界眼中的樣子如果不曾有過戲劇化的轉變，我們可能就沒有機會來證實這些直覺。如果我們的體重有了可觀的增減，或是有了明顯可見的殘疾，我們或許能夠向自己證實這些直覺。如果我們去其他國家旅行，而我們的膚色在當地具有不同的意義，那麼我們或許也會看得出來。就像有個黑人學生告訴我，他在義大利旅行時有種奇怪的感覺，後來他明白那是因為他在商店裡沒有被懷有疑心的店員緊盯著。異性婚姻的夫妻，如果配偶進行了性別轉換，就往往會看出當他們還是異性婚姻的伴侶時多麼受到認可。最終，我們當中許多人都將會感受到老年人所受到的歧視和不尊重。但我們往往還是很難確定自己所遭遇的偏見。
雖然很難確知偏見在人際互動中起了多少作用，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證實了差別待遇的確存在，幾乎遍及人類經驗的每一個領域，影響及於形形色色的社會群體。在最好的研究中，只有一個身分標記被改變，其餘的變數均維持不變。研究發現：如果你想被研究所錄取，而你的名字聽起來像是印度裔、華裔、拉美裔、非裔或女性，那麼你收到校方回覆的可能性就比你叫作布萊德‧安德森時來得小。如果你們是一對同性伴侶，你們在申請房貸時就比異性伴侶更可能遭到拒絕，也可能會被收取更高的費用。一項研究發現：如果你是個有犯罪紀錄的白人求職者，你得到回音的可能性會高於有犯罪紀錄的黑人，甚至會高於沒有犯罪紀錄的黑人。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如果你是拉美裔或黑人，比起白人病人，你得到鴉片類止痛藥物的可能性比較小；如果你是黑人，即使你受了外傷或動過手術，情況也仍是如此。如果你是個肥胖的小孩，和苗條的小孩相比，老師比較會懷疑你的學習能力。如果你的嗜好和活動暗示出你成長在富裕的家庭，而非有個貧困的童年，你向法律事務所求職時就比較可能得到回音，除非你是個女性，在這種情況下，你會被認為不像富有的男性那麼全心投入。如果你是個黑人學生，比起有同樣行為的白人學生，你比較可能被視為惹事生非。如果你是個淺膚色的籃球員，播報員比較可能會評論你的大腦；如果你是深膚色，播報員就比較可能會評論你的體格。如果你是女性，你的疾病症狀比較不會受到重視；如果你是個女性而想在實驗室裡工作，你會被認為能力較差，理應得到比履歷相同的男性較低的薪資。一項經典研究發現：要想在學術機構成為研究員，女性的工作成效必須是男性的二點五倍，才會被評估為具有同等能力。
在全美各地的有色人種社區裡，偏見變成了恐怖事件。一項研究分析了六百多起由警察開槍造成的死亡事件，發現對警察幾乎不構成威脅的黑人被槍殺的可能性是白人的三倍。二○一四年七月十七日，四十三歲、曾在史泰登島擔任園藝師的艾瑞克‧加納（Eric Garner）被幾名警察攔下，警方懷疑他在販售私菸。一名警察以紐約市警局禁止使用的鎖喉方式將他壓制。加納在一小時之後死亡。根據法醫的報告，他死在警察手下，那是殺人罪。雖然警方在許多案例中辯稱自己的行為是適當的，但警方使用武力的差異化模式證明了：加納和佛格森市的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法爾考高地市的菲蘭多‧卡斯蒂爾（Philando Castile）、沃斯堡的阿塔提亞娜‧傑佛森（Atatiana Jefferson）、克利夫蘭的塔米爾‧萊斯（Tamir Rice）、還有其他許多人之所以死亡，是因為警察對這些人──一個父親、一個未持械的青少年、一個蒙特梭利學校的營養師、一個醫學預科畢業生、一個十二歲男孩──作出了與面對白人時不同的反應。
時至今日，如果我是個女性而你是個男性，而我們寫出一模一樣的字句，我所寫出的（甚至就是這幾句）和你所寫出的就會受到不同的看待。如果我是白人而你是黑人，我們也會受到不同的對待，原因只有一個，就是我們的身體在這個文化中具有一種意義，而這個意義附著在我們身上，就像一層無法被剝除的薄膜。
當然，有些人因為屬於某個特定團體而存心貶抑他人，訴諸暴力的白人民族主義就證明了這件事實。有些人明顯懷有成見，並且蓄意造成傷害。變性男子所享有的優勢往往取決於旁人不知道他們是變性人，而這些優勢在轉瞬之間就可能消失：今日的變性人面對著可怕的身體暴力和性暴力，在接受醫療時受到騷擾，在工作場所、家庭和信仰社群中受到排斥。有色人種的變性女子尤其得要承受反對變性之偏見、厭女症和種族歧視這三者的惡性結合。赤裸裸的殘酷是真實的。二○二○年夏天喬治‧佛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明尼阿波利斯市一名警察以慢動作殺害，揭露出一種恣意的野蠻行為，是如此泯滅人性而駭人聽聞，震撼了全世界。
可是大多數人在進入他們的職業時並未以傷害別人或提供差別待遇為目標。而那些有意作到公平也重視公平的人仍然有可能在行事中帶有歧視。在重視公平的價值觀和現實世界的真實情況之間所存在的這種矛盾被稱為「無意識的偏見」、「隱性偏見」，有時也被稱為「無意的偏見」或是「未經檢視的偏見」。這描述了某些人想要以一種方式行事，但事實上卻以另一種方式行事。本書的重點就在於我們該如何努力來終結這種偏見。
我成長於一九八○和九○年代，在許多方面都受到保護，乃至於我無法理解偏見，甚至察覺不出偏見。身為白人生長在一個白人居多的城鎮，雖是猶太人，但別人幾乎看不出來，乃至於我曾在一場聖誕節活動上受邀上台分享「耶穌對我的意義」。我就像大多數白人一樣在種族的地景上移動：像個備受呵護的嬰兒，從來無須認真應付種族歧視，總是能夠選擇不去考慮這個問題。學術界的結構在某種程度上也保護了我不受性別偏見的影響。在我就讀的那所小型天主教中學，如果我在微積分測驗取得高分，那就是不容爭辯的事實。我沒去參加誓師大會，而和對街吸食大麻的癮君子一起閒晃，這並不重要，而我是個女孩這件事似乎也並不重要。成績似乎遮蓋了我身體的具體特徵，保護我免於受到性別歧視。在大學裡，我主修物理。當我在各個領域的課堂上提出嚴肅的問題，有時會受到冷落或忽視，而我就像巴雷斯一樣，並沒有習慣性地把這些輕視和性別歧視連結在一起。我從小就一直在內化有關女性和自己的訊息，可是感覺上，偏見更像是背景中的嗡嗡聲而非警笛。
後來情況改觀。大學畢業幾年之後，我努力想投身新聞界，向全國性雜誌的編輯提出想法，但全都石沉大海。我灰心喪氣，決定試著用一個男性名字寄出一篇文章，用自己來進行一次實驗。我建立了一個新的電子郵件帳號，再次向同樣的機構投稿，這一次用的名字是J.D.。在幾個小時之內，我的收件匣裡就出現了一封回信：我的稿件被採用了。我花了好幾個月的時間試圖以潔西卡的名字來發表同一篇文章。J.D.卻在一天之內就辦到了。
那篇文章開啟了我的職業生涯。身為J.D.，我不僅更成功，在自我表達上也覺得更自由。我更為直接，較少道歉。我會寫只有一行的電子郵件，不多加解釋和說明。我近距離觀察到偏見及其反面──優勢──乃是具有穿透力的動態力量，不僅會從外部對其接收對象產生作用，也會從內部改變他們。可是我不擅長說謊，說謊令我焦慮，管理這種雙重身分令我疲憊。過了幾年之後，我告別了我趾高氣昂的分身，開始寫有關偏見的文章。在這個過程中，我替許多組織工作過，累積了相當多在職場上因性別而受到差別待遇的經驗，例如我的想法被歸功於他人，或是被告知我的成功純屬僥倖。
人往往是經由自身經驗所打開的一扇門而涉入與正義有關的議題。性別偏見替我打開了那扇門，當時我還不了解它在一種多層面的大規模現象裡所佔的位置。我們很容易忽視各種形式的偏見之間的關聯，由於其背景和嚴重程度相去甚遠。如同一九五六年在第一屆「國際黑人作家與藝術家大會」上，巴貝多作家喬治‧拉明（George Lamming）所作的解釋，當一個人的生活深深被一種壓迫所塑造，他很容易忽視「在威脅到他的災難和更廣泛的背景與情況之間的關聯，而威脅到他的災難就只是這個更廣泛的背景與情況最明顯的例子」。各種宗教、種族、民族、能力、性傾向、性別的人所經驗到的無意識偏見，其表現與惡毒程度有著巨大的差異，從失去工作機會到致命的身體傷害。但是在每一種情況下，那種粗暴的機制都一樣。行事帶有偏見的人是和一種預期而非現實打交道。這種預期乃是由文化中的人為產物所組成：新聞標題和歷史書籍、迷思和統計數字、真實和想像的遭遇，以及對現實的選擇性詮釋，以證實自己原先的信念。懷有偏見者眼中看見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人形白日夢。
隨著時間過去，我漸漸把偏見視為一種靈魂暴力，它不僅攻擊了個人生活的物質條件，攻擊了一個人能有的選擇和機會，也攻擊了一個人的自我意識。這種靈魂暴力在知名的「克拉克娃娃實驗」（Clark Doll Study）中有目共睹，這項研究曾在一九五四年的「布朗訴教育局案」判例中被用來作為取消學校裡種族隔離的證據。在這項研究中，心理學家瑪米‧克拉克和肯尼斯‧克拉克（Mamie and Kenneth Clark）把看起來是黑人或白人的娃娃拿給黑人小孩看。當那些小孩被要求指出漂亮的娃娃，大多數小孩選擇了白娃娃。當他們被問到哪個娃娃「看起來不乖」，他們選擇了黑娃娃。然後，當他們被問到哪個娃娃看起來和他們相像，那些小孩又選擇了黑娃娃。有些小孩心裡非常難受，他們哭了起來，或是跑出了房間。數十年後，肯尼斯‧克拉克在接受訪問時說，他們的實驗結果是如此令人不安，乃至於他們將實驗數據擱置了兩年之後才加以發表。
克拉克補充說明，雖然在這方面已經有了進步，當代的種族歧視卻更為陰險。今日的種族偏見，不管是明是暗，都繼續在改變一個人的內心經驗。如同詩人妲恩‧蘭迪‧馬丁（Dawn Lundy Martin）所寫：「壓抑成為你的一部分，乃至於你幾乎感覺不到……看見警車駛過時，你的心跳加速，而警車一轉過街角，你就感到鬆了一口氣。」偏見隨著寒冷的氣流從外在世界進入一個人的內心深處。
我愈是研究這個問題，就愈發想知道可以做些什麼來解決。遭遇偏見的人所得到的建議不勝枚舉。（給職場上的女性：行事不要太咄咄逼人，穿著展現女性輪廓的服裝！給黑人男性：把你的駕照擺在一眼就能看見的地方！）但是這些指示並沒有解決問題，只是交換了解決問題的責任。事實上，一系列的研究發現，「挺身而進」（Lean In）式的訊息使人認為職場的性別不平等乃是女性的錯，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責任也在於女性。這些指示是不夠的：再大的笑容、再柔軟的毛衣、再謙虛的語氣、再明顯可見的行照和駕照，都不足以避免另一個人作出錯誤的判斷。
然而，如果那些承受偏見的人無法阻止偏見，誰能做到呢？有什麼辦法可以減少歧視本身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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