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性的公共領域在臺灣較少受到討論。近年來，隨著文化資產保留與否的爭議、文化認同的衝突、多元文化意識的抬頭、差異團體平權的倡議等等，讓文化議題成為公共討論的焦點。因此，闡釋與探討臺灣的文化公共領域；構築包容多元差異的公民社會；強化審議民主與溝通理性，在當前社會實有相當的重要性，也是本書出版的主要目的與基礎。
臺灣民主的成果豐碩，受到國際社會的肯定，但我們往往也可以觀察到各種弊端：公共領域欠缺整合、國族認同的衝突與族群政治的動員、極端意見無法理性溝通、媒體惡質化等等（李丁讚，2004；林國明，2009）。在政治學、社會學、傳播學、哲學等領域中，許多學者引用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理性溝通、審議民主等等的概念，希望在臺灣構築民主平等、包容多元、運作健全的公民社會。倡議的做法包括：進行臺灣公共領域的理論探索；設計審議民主的運作機制；將理性溝通的主張在大眾傳播或公共媒體中倡議；推動民間組織的壯大並培養更多可以參與公眾討論的成員；優化公共討論的案例與操作；倡導政策支持公民審議的機制來討論爭議性問題，如廢除死刑、代理孕母、基因改造等等。
在臺灣學界中，對於公共領域研究較多的學門多分布在政治哲學、社會學與傳播學三個領域。在政治哲學部分，側重於哈伯瑪斯建構的公共領域、溝通理性與審議民主三者理論的探討。例如陳閔翔與黃瑞祺（2013）認為，在1990年末期，哈伯瑪斯意識到「現在性」的問題，深入修正康德的自由主義與盧梭的共和主義，強調生活世界的溝通行動，證成以「論辯」為中心思想的審議民主（陳閔翔、黃瑞祺，2013）。兩位學者解釋，哈伯瑪斯一方面以溝通理性來取代傳統的實踐理性；一方面強調民主的正當性並不是來自於政治社群意志，而是來自各種層次上的論辯與溝通過程。因此，語言與行動創造了自由溝通、有效溝通的環境；也可使各個主體產生變化，經由「互為主體性」而有對「他者」的理解；串聯生活世界與公民社會、開放公共領域的關係（陳閔翔、黃瑞祺，2013: 77）。哈伯瑪斯指出：
一個溝通資訊與觀點的網絡，在那過程中，溝通之流以某種特定方式過濾和合成，從而成為特定議題集合成的輿論。像整個生活世界一樣，公共領域也是透過充分掌握自然語言的溝通行動得到再生產的；它適於日常溝通實踐所具有的普遍可理解性⋯⋯公共領域透過一種溝通結構辨識出它自身（Habermas, 1996: 360，轉引自陳閔翔、黃瑞祺，2013: 80）。
哈伯瑪斯理想的民主為「雙軌的審議政治」：制度性的民主參與（官方、正式的會議管道）；以及非制度性的大眾普遍參與（非官方、非正式的，例如社會運動）（陳閔翔、黃瑞祺，2013: 82），公共領域正是其基礎；公共領域的發展將影響民主的運作與平等的參與。
在社會學領域中，許多學者關注臺灣落實公共領域的結構與困境；以及提出審議民主可能的設計與做法，代表學者有李丁讚、林國明、陳東升等等。林國明（2013）觀察到國際與臺灣社會推動審議民主的熱潮，學者並在實際經驗的積累後，進一步修正審議民主的理論，特別在於弱勢的排除、政治社會環境中既存的權力關係、資源分配不均、文化支配的不平等（陳東升，2006；林國明，2013）。因此，林國明以Young 的理論來強調公共領域中的差異與權力關係，多樣的溝通方式，例如示威、抗議、抵制；或是以公共化的藝術（從理性的言說論辯到各種修辭、敘事、故事述說、影片拍攝等等），讓多元意見在公共領域中呈現，達成包容與平等（林國明，2013: 143）。
與公共意見表達有緊密關係的傳播學領域，也是公共領域研究的重心，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網際網路的無遠弗屆、社群媒體的蓬勃，都使得「公共領域正在強化重建？還是正在衰落？」的論辯沒有停休（林宇玲，2014: 57）。有些學者認為網路科技的民主特性（例如開放、去中心化、匿名與成本低廉），有利於公共領域的蓬勃（林宇玲，2014）。但經過多年傳播科技與社群媒體的發展後，公眾認知到來自科技與權力的操控，透過投放特定訊息影響輿論、蒐集民眾行為資料數據進行監控、假訊息的生產與傳布、強化同溫層的意見、甚至形成議題極端對立的情形；往往可能影響當代民主制度的健康運作（王維菁、林玉鵬、王俐容，2022: 5-8），也使得公眾之間的理性溝通與對話無法形成。
林宇玲提出弗若瑟（Fraser, 1990）的概念，來補充哈伯瑪斯的觀點。弗若瑟建議公共領域是由多個論述領域組成，圍繞於不同利益之上。她將女性主義「差異」的觀點，帶入公眾概念，提出四個假設：
第一、針對開放近用（open access），哈伯瑪斯強調所有人都可以近用公共領域，但弗若瑟認為女性、無產階級、少數族群等往往被排斥在外；因此，第二個觀點，弗若瑟認為在不平等的分層社會裡，「附屬對抗性」公眾可以聚在一起創造和流動另類論述。在這個「附屬對抗的」公共領域中，一方面可以「做為撤退與重新編製的空間」，一方面可以「朝向更廣公眾的運動基地與訓練」（Fraser, 1990，轉引自林宇玲，2014: 69）。第三，在公共議題部分，許多被列入「私事」（例如家暴）而排除在外者，往往宰制階級為了鞏固其利益所致。第四，在公共領域中會有「強勢公眾」與「弱勢公眾」的區分，「弱勢公眾」需要更多的制度保障，並強化弱勢對強勢的問責制度（Fraser, 1990，轉引自林宇玲，2014: 69）。
因此，弗若瑟提出「多元、競爭的公共領域」，強調結構上朝向多元競爭；在參與上，除了理性的論辯與審議，也關切認同形成和集體行動。將公共領域研究的面向轉為：被邊緣或缺乏資源的參與者如何形成另類論述？如何挑戰既存的權力結構？（Fraser, 1990，轉引自林宇玲，2014: 71）。
回首臺灣民主化的過程，文化公共領域其實曾經扮演重要的角色，社會學家李丁讚描述，1970 年代從大學校園、黨外運動開始發展的政治民主化運動，政治菁英往往以辦雜誌來做為理念的串聯與溝通，例如《大學雜誌》、《台灣政論》、《美麗島》等等，這樣的公共領域也拓展到「雲門舞集」、臺灣民歌運動、鄉土文學論戰、新詩論戰；《雄獅美術》、《人間》雜誌的出現與發展，都可以視為文化（或文學）公共領域，並提供民主與本土化運動豐厚的養分，滋育一代又一代青年知識分子（李丁讚，2004）。但李丁讚在2004年的論文中即指出，臺灣公共領域的發展自1990年後遭遇許多的困境與挑戰，民族主義立場的差異，撕裂著臺灣社會；許多重要公共政策的討論，往往迅速被連結民族立場的議題，而在意識形態的標籤下被架空（李丁讚，2004）。在這樣的背景下，審議民主的理念逐漸在臺灣受到重視，公共討論的公民參與模式，逐漸被開創與實踐，像是公民會議、公民預算審議、審議式民調、學習圈等等。在過程中盡量包含不同背景的公民可以發出多元的聲音與主張；也盡可能提供充分的資訊與資料，讓參與者可以判斷、進行對話、相互瞭解溝通、達成解決的集體方案（林國明，2009: 182）。
學界與民間社會團體持續在不同領域角落，為臺灣民主運作與公共領域構築而不斷努力。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既屬於學術界的學會，但也積極進行政策倡議與對話。本會始終相信，唯有不斷與社會多種層次的議題來發聲、對話、溝通、倡議，才有可能健全文化公共領域與保障文化權利；對話對象既有公部門與政府組織，但民間社會更是不可偏廢。因此，透過對於文化公共領域的論文徵稿，我們希望積累更多個案的立場觀點、理論驗證與政策評估，共同為臺灣文化公共領域的多樣性來努力。
在2020年徵稿論文公布後，來文的質量與主題的多元，都令人非常欣喜。經過審查與討論後，決定將這次的主題分為兩本書來出版，本書為第一本：《多元的吐納：穿梭於臺灣文化公共領域》。本書論文的關注將特別聚焦於臺灣文化公共領域的多元表述與實踐經驗，並分為兩個部分：第一部分為「多元差異與文化公共領域」，經由原住民、新住民與慰安阿嬤的案例，來闡述族群與性別差異如何構築新的公共領域論述？對話機制如何形成？利益團體與權力運作的關係為何？第二部分的主題，「多元實踐與文化公共領域」特別關注，臺灣現有社會裡，如何創新實踐新的模式，進行文化公共領域、理性溝通與審議民主的個案分析；詮釋的領域含括了：文化公民論壇、博物館、文化資產創生事業、以及公共電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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