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九八五年五月十八日
對蘇聯國安會反情報部門──K局來說，這是一項例行竊聽公事。
用不到一分鐘就撬開了列寧大道一○三號八樓一間公寓的門鎖，莫斯科的這棟高樓大廈裡，住滿了國安會軍官及其眷屬。在兩名戴著手套、身穿工作服的男子開始有條不紊搜索公寓之際，還有兩位技師神不知鬼不覺地迅速在屋裡布線，在壁紙和壁腳板後方植入竊聽裝置，在電話聽筒裡嵌入麥克風，並在客廳、臥室和廚房的燈具裡安插攝影機。當他們在一小時後完事，這間公寓已經沒有一個角落能逃脫國安會的耳目。最後，他們戴上口罩，對衣櫥裡的衣服和鞋子噴灑放射塵，濃度夠低而不至於中毒，但足以讓國安會的蓋革計數器（Geiger counter）追蹤到穿戴者的行動。然後他們離開，小心鎖好身後的大門。
數小時後，一名俄國高階情報官從倫敦搭乘蘇聯民航（Aeroflot）班機，降落在莫斯科機場。
國安會上校歐列格．安東尼耶維奇．戈傑夫斯基（Oleg Antonyevich Gordievsky）正處於生涯顛峰。這位蘇聯情報機構的奇才認真刻苦地逐步晉升，先後任職於斯堪地那維亞、莫斯科和英國，紀錄幾乎無可非議。這時，他以四十六歲的年紀，獲拔擢為國安會倫敦聯絡站站長這份高位，並應邀返回莫斯科，接受國安會主席正式指定。戈傑夫斯基這位職業間諜，可望在這個一手掌控蘇聯、巨大而冷酷的情報網絡裡，晉升到最高層級。
結實健壯的戈傑夫斯基，信心十足地大步穿越機場的人潮。但一種低沉的恐懼卻在他心中沸騰。因為國安會資深特務、蘇聯忠實的祕密情報員歐列格．戈傑夫斯基，是一名英國間諜。
十多年前被英國對外情報部門軍情六處（MI6）吸收，代號「諾克頓」（NOCTON）的這名特務，已經證明了自己是史上最有價值的特務之一。他回饋給英國主管的大量資訊，改變了冷戰的走向、撬開了蘇聯間諜網、協助防止了核戰，並在世界事務陷入凶險的時候，提供獨特的洞見，讓西方得以理解克里姆林宮的思維。這位蘇聯間諜所提供大量不同凡響的機密，都匯報給了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en）和英國首相柴契爾（Margaret Thatcher），但兩位領袖都不知道他的真實身分。就連戈傑夫斯基的年輕妻子也對他的雙重人生一無所知。
戈傑夫斯基被任命為國安會駐外站長（俄文rezident，國安會駐外聯絡站負責人），這件事讓知曉這個專案的一小群軍情六處官員雀躍不已。身為蘇聯派駐英國最高階的情報特務，戈傑夫斯基從此就能取得俄國間諜工作最核心的機密，他得以在國安會採取行動之前，先行將他們的計畫告知西方；國安會在英國也將失去力量。但他突然被召回莫斯科，諾克頓小組對此感到不安。有些人察覺這是個圈套。戈傑夫斯基在倫敦的安全屋和軍情六處的上線們倉促會面時，他們向他提供了「全家叛逃並留在英國」這個選項。所有與會人員都了解風險：要是他正式成為國安會站長回來，那麼軍情六處、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他們的西方盟友在情報上就中了大獎；但如果戈傑夫斯基落入圈套，他就會失去一切，包括性命在內。他苦思長考之後下了決定：「我會回去。」
軍情六處官員們再次複習了七年前擬訂的戈傑夫斯基緊急脫逃計畫：行動代號「皮姆利科」（PIMLICO），當年的期望是這項計畫永遠無須派上用場。軍情六處從來不曾從蘇聯境內將任何人偷運出境，更別提國安會軍官了。這個複雜又危險的計畫，只能在萬不得已時發動。
戈傑夫斯基接受過察知危險的訓練。當他步行穿過莫斯科機場，神經因為內在壓力而衰弱不堪，他到處看見危險信號。護照審查官查驗他證件的時間似乎久得不尋常，然後才揮手放行。派來迎接他的那名軍官到哪兒去了？這應當是國安會上校返國時的小小禮數。儘管機場原本就在嚴密監控之下，但今天看似漫不經心佇立著的不起眼男女似乎比平時更多。戈傑夫斯基搭上計程車，對自己說，要是國安部得知實情，他踏上蘇聯領土那一刻就會被逮捕了，這時已經在前往國安會監獄的途中，準備面臨偵訊和拷打，而後處決。
就他所見，他走進列寧大道上那座熟悉的公寓大樓，搭上電梯前往八樓時，並未受到跟蹤。他從一月就不曾踏進他們家的公寓了。
前門的第一道鎖輕易開啟，第二道鎖也開了。但門板紋風不動。門上的第三道鎖是老式的鎖舌輔助鎖，從這座大樓興建時就已經安裝，而它被鎖上了。
但戈傑夫斯基從來沒用過第三道鎖。事實上，他沒有這道鎖的鑰匙。那必定意味著某人帶著萬能鑰匙進去過，離開時失手上了三道鎖。那個某人必定是國安會。
前一週的恐懼具體形成了一種強烈的凍結感。意識到自己的公寓遭人入內搜索，可能還被裝了竊聽器，令他毛骨悚然、動彈不得。他受到懷疑了。有人出賣了他。國安會在監控他。這名間諜被他的間諜同僚監視了。
第一章 在KGB長大的特務（截錄）
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出生在蘇聯國安會，受它形塑、得它鍾愛，被它扭曲和傷害，而且只差一點就被它毀滅。這個蘇聯間諜部門就活在他的身心之中。他的父親終其一生效力於這個情報部門，每天都穿上國安會的制服，連週末也不例外。戈傑夫斯基一家住在指定的公寓大樓裡，鄰居都是間諜同仁，他們享用專為軍官保留的食品，閒暇時間則與其他間諜家庭社交。戈傑夫斯基是國安會的孩子。
國家安全委員會（KGB, Komitet Gosudarstvennoy Bezopasnosti）是人類所創造最複雜也最無遠弗屆的情報機構，它直接繼承了史達林的間諜網，將國內外情報蒐集、國內安全執法與國家警察的角色融於一爐。高壓、神祕又無所不在的國安會，滲透並控制了蘇聯人生活的每一面向。它根除國內異議、保衛共產黨領導、向敵對勢力發動間諜及反間行動，並威逼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聯）的人民俯首帖耳。它在全世界吸收特務、布置間諜，無孔不入地蒐集、收買和竊取世上每個角落的軍事、政治及科學機密。在權勢鼎盛之時，國安會擁有一百多萬軍官、特務及線民，形塑蘇聯社會的深刻程度更甚於其他任何機構。
對西方來說，KGB這個縮寫本身就是「對內恐怖、對外侵略及顛覆」的代名詞，以及由千人一面的國家黑手黨運作的極權主義政體一切殘酷之簡稱。但生活在國安會鐵腕統治下的人們卻不這麼看待它。國安會肯定激起了恐懼與服從，但它做為近衛軍、做為抵抗西方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侵略的堡壘，以及共產主義的衛士，卻也同樣受人景仰。成為這支享有特權的菁英部隊之一員，正是讚賞與驕傲的來源。加入這個部門就是一份終身職。「沒有『前國安會人員』這回事。」前國安會軍官弗拉基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這麼說過。這是一個嚴選成員的俱樂部，而且絕無可能脫離。在那些擁有充分才華及抱負的人們看來，加入國安會的行列既是榮譽，也是責任。
歐列格．戈傑夫斯基從來沒有認真考慮過從事其他工作。
他的父親安東．拉夫連季耶維奇．戈傑夫斯基（Anton Lavrentyevich Gordievsky）是鐵路工人之子，當過教師，然後被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轉變成一名盡心盡力、毫不質疑的共產黨員，正統意識型態的嚴格執行者。「黨就是上帝。」他兒子後來寫道。老戈傑夫斯基的忠誠始終不曾動搖，即使他的信念要求他參與不可告人的罪行。一九三二年，他協助執行了哈薩克的「蘇維埃化」，策劃從農民手中徵收糧食，以供應蘇聯軍人及城市所需。大約一百五十萬人死於由此導致的饑荒。安東近距離目睹了這場國家一手造成的饑荒。同年，他加入國家安全總局，接著加入史達林的祕密警察組織，即國安會的前身──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他是政治總局的軍官，負責政治紀律及教化工作。安東與二十四歲的統計員奧爾嘉．尼古拉耶夫娜．戈爾諾娃（Olga Nikolayevna Gornova）結了婚，兩人搬進莫斯科一棟專供情報部門菁英居住的公寓大樓。長子瓦西里（Vasili）生於一九三二年。戈傑夫斯基一家在史達林統治下茁壯起來。
當史達林同志宣布革命遭遇了來自內部的致命威脅，安東．戈傑夫斯基已做好準備為清除叛徒貢獻一己之力。一九三六至三八年的「大整肅」（Great Purge），全面肅清了「國家公敵」：第五縱隊和隱藏起來的托派嫌疑犯、恐怖分子和破壞分子、反革命特務、黨幹部和國家官員、農民、猶太人、教師、將領、知識分子、波蘭人、紅軍官兵，以及其他許多人。其中大多數人完全無辜。在史達林疑神疑鬼的警察國家裡，舉發他人是最安全的保命之道。「寧可讓十個無辜者受苦，也不可放走一個間諜。」內務人民委員尼古拉．葉若夫（Nikolai Yezhov）說，「劈柴總會有碎木屑飛濺。」線民耳語、拷問者和劊子手上工，西伯利亞勞改營人滿為患。但如同每次革命必定上演的情節，執法者本人也免不了成為嫌疑犯。內務人民委員部也開始調查及清洗自己人。流血最慘重的那段時間，戈傑夫斯基一家居住的那棟公寓在六個月內被查抄了十多次。逮捕行動都在深夜進行：那一家的男主人先被押走，接著是其他家人被帶走。
其中部分國家公敵很可能就是安東．戈傑夫斯基舉報的。「內務人民委員部永遠是對的。」他這麼說。這個結論既完全明智，也完全錯誤。
次子歐列格．安東尼耶維奇．戈傑夫斯基生於一九三八年十月，那時大整肅逐漸接近尾聲，大戰則迫在眉睫。在朋友和鄰居看來，戈傑夫斯基夫婦似乎是理想的蘇聯公民，他們意識型態純正，忠於黨國，如今更養育著兩個健壯的兒子。歐列格出生七年後，女兒瑪莉娜（Marina）也誕生了。戈傑夫斯基一家衣食不愁，享有特權，而且安全無虞。
但細看這一家人就會發現破綻，表象之下是一層層的欺瞞。安東．戈傑夫斯基從來不談他在饑荒、清洗及恐怖統治期間的所作所為。老戈傑夫斯基是「蘇維埃人」（Homo Sovieticus）的絕佳範例，是共產壓迫製造出來的順從國家公僕。但內裡的他卻懼怕、驚恐，或許還抱有罪惡感。歐列格後來逐漸把父親看成是一個「害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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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即將畢業時，戈傑夫斯基被派往東柏林，以俄國大使館通譯的身分駐紮六個月見習。戈傑夫斯基對於第一次出國旅行的機會大感激動，奉召到S局聽取東德形勢簡報時更是難掩興奮。共產政權統治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是蘇聯的衛星國家，但無法因此豁免於國安會的關注。瓦西里已經做為非法派遣人員在那兒定居。歐列格立刻同意和哥哥聯繫，為他非正式的新雇主執行幾項「小任務」。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二日，歐列格抵達東柏林，投宿於卡爾霍斯特（Karlshorst）郊區蘇聯國安會駐地的一間學生旅社。
先前數月以來，東德人經由西柏林逃往西方的人流匯聚成一股洪流。到了一九六一年，約有三百五十萬東德人加入了逃離共產統治的大潮，占東德全體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左右。
隔天早上，戈傑夫斯基醒來時，發現大量推土機入侵東柏林。東德政府在莫斯科催促下，採取激烈行動制止逃亡潮。柏林圍牆正在興建，這道實體障礙將會隔絕西方與東柏林及東德其他區域。實際上，這座「反法西斯防護牆」是一道監獄高牆，由東德建造起來，將自己的公民圈禁在牆內。超過一百五十公里的混凝土和鐵絲網，連同地堡、反車輛壕溝和鏈狀柵欄，柏林圍牆正是鐵幕的實體顯現，也是人類建造過最令人不快的結構體之一。
戈傑夫斯基驚恐又敬畏地看著東德工人將邊界沿線的街道拆除，讓車輛無法通過，同時，軍隊張開了數英里長的帶刺鐵絲網。有些東德人意識到自己的逃亡路線正在迅速封閉，他們奮力翻越路障，或試圖游過邊界地帶的運河，不顧一切爭取自由。衛兵則沿著邊境部署，奉命射殺任何試圖由東德越界前往西方的人。這道新建的圍牆，讓二十二歲的戈傑夫斯基留下了強烈印象：「唯有建立一道實體屏障，並由瞭望塔裡的武裝衛兵增援，才能留住社會主義天國裡的東德人，阻止他們逃往西方。」
但戈傑夫斯基對於柏林圍牆一夜之間建造起來的震驚，並未妨礙他忠實執行國安會的命令。懼怕權威是本能，服從的習慣則根深柢固。S局給了他一個德國女人的姓名，她曾是國安會的線民；戈傑夫斯基得到的指示是探她的口風，確認她是否願意繼續提供情資。他透過當地的警察局找到了她的住址。應門的中年婦女對於一位年輕男子帶著花束突然出現，似乎泰然自若。喝過一杯茶之後，她表明自己願意繼續與國安會合作。戈傑夫斯基熱切寫下自己的第一份國安會報告。直到數月之後，他才明白實情：「被考驗的不是她，而是我。」
那年耶誕，他聯繫上瓦西里，哥哥那時以假身分居住在萊比錫。歐列格沒有向瓦西里吐露自己對於柏林圍牆建造的驚恐。他的兄長已經是國安會的職業軍官，不會認同這種意識型態動搖的表現。一如他們的母親向丈夫隱藏真實感受，這對兄弟也彼此保密：歐列格對瓦西里在東德真正從事的工作一無所知，瓦西里對歐列格真正的感受也毫無頭緒。兩兄弟一同觀賞了《耶誕神劇》（Christmas Oratorio）演出，歐列格「深受感動」。相形之下，俄國似乎是「一片心靈沙漠」，只聽得到官方許可的作曲家創作，像巴哈這樣「階級敵對」的教會音樂，被認為是頹廢的資產階級音樂而遭到查禁。
在東德度過的這幾個月深深影響了戈傑夫斯基。他親眼目睹歐洲在對立意識型態間的實體與象徵之巨大分裂，還品嘗了在莫斯科不允許享用的文化果實。他也開始從事間諜工作。「我非常興奮，早早就能體驗到加入國安會之後要做的事。」
其實，他已經加入了。
回到莫斯科，戈傑夫斯基奉命在一九六二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往國安會報到。為何他要加入這個組織，執行一套他已經開始質疑的意識型態？國安會的工作令人嚮往，提供了出國旅行的承諾。機密很誘人。他也雄心勃勃。國安會可能會改變。他可能會改變。俄國也可能會改變。薪資和特權也很棒。
第二章 代號：戈姆森叔叔（截錄）
哥本哈根的蘇聯大使館二十名官員裡，只有六個真正的外交官，其他人都為國安會或軍方情報機構──總參謀部情報總局（GRU）工作。站長列昂尼德．扎伊采夫（Leonid Zaitsev）是富有魅力又認真負責的官員，而他對於多數下屬無能、懶惰或奸詐，甚至往往三者兼而有之似乎毫不在意。他們花費在虛報帳目上的精力，遠勝於真正的間諜工作。國安會的廣泛職責是要發展丹麥聯絡人、吸收線民，並鎖定可能的特務人選。戈傑夫斯基迅速意識到，這是在「招引貪腐」，因為多數軍官就只是憑空編派他們和丹麥人的互動、假造帳單、杜撰報告、中飽私囊。派駐在哥本哈根的人員沒幾個能說流利的丹麥語，有些人甚至完全不會。但中心看來沒有注意到這個異常之處。
戈傑夫斯基決心展現自己不同於其他人，業已精通瑞典語的他開始學習丹麥語。早上的時間他都遵從自己在領事部門的掩護工作，用來辦理簽證申請；間諜工作從午餐時間開始。
國安會在斯堪地那維亞三國的非法特務網絡分布不均，戈傑夫斯基的工作多半是行政事務：在無人交換點留下資金或訊息、監視信號點，並與臥底間諜暗中保持接觸，其中多數未曾謀面或只知其名。要是有個非法特務在特定公園的長椅下方遺留了橘子皮，意味著「我身陷危險」，蘋果核則是「我明天要出國」。這些複雜的安排有時落得一場鬧劇。在某處信號點，歐列格在一間公廁的窗台上留下一根彎曲鐵釘，告知某位非法特務要前往預訂的無人交換點取回現金。臥底特務告知收到訊息的答覆信號，是將一個啤酒瓶蓋留在同一位置。歐列格回到那個地點時，發現的是一個薑汁啤酒瓶的瓶蓋。薑汁啤酒在間諜信號中等同於普通啤酒嗎？還是有另一層意義？和聯絡站的同事們激烈地徹夜討論之後，他得出結論：那名間諜無法區別這兩種瓶蓋。
丹麥的出生與死亡登記，由基督新教的丹麥國教會進行，經由人手記錄於大本分類帳上。在莫斯科派來的熟練偽造者協助下，不管多少新身分都可以經由竄改教會紀錄憑空編造。他開始發展神職人員以獲取登記簿，並策劃了多處教會的闖空門行動。「我開闢了新天地。」他後來說。丹麥國教會的登記簿裡，至今還有許多全由歐列格．戈傑夫斯基捏造出來的丹麥人身分。
同時，戈傑夫斯基也著手吸收線民、特務及地下信差。「那是我們在這兒生活的最主要目的。」扎伊采夫對他說。他化名為戈爾諾夫（Gornov，他母親的娘家姓氏），發展數月之後，說服了一位小學教師和妻子一同擔任「活信箱」，向非法特務傳達及接收訊息。他和一位丹麥警察交朋友，但見過幾次之後，他開始懷疑到底是自己在吸收對方，還是他被對方吸收。
抵達哥本哈根不到一年，一位與其他同事大不相同的國安會軍官加入了戈傑夫斯基的崗位。米哈伊爾．彼得羅維奇．柳比莫夫（Mikhail Petrovich Lyubimov）是一位前途看好、性情開朗、知識淵博的烏克蘭人，他的父親曾在布爾什維克黨人的祕密警察「赤卡」（Cheka，全俄肅反委員會）任職。柳比莫夫在莫斯科國立國際關係學院大戈傑夫斯基四屆，在校時為國安會寫了一篇論文，題為「英國國民性及其在行動工作中的用途」。一九五七年，他奉國安會之命，在莫斯科的世界青年與學生聯歡會（World Youth Festival）上勾引了一名美國女孩。四年後，他以蘇聯大使館新聞參事的身分調往英國，同時在工會、學生團體及英國政府內部吸收線民。他的英語帶著低沉圓潤的上流社會腔調，大量夾雜著老派英國口語，例如「喂！再會！」（What ho! Pip pip!），讓他聽來就像是俄國版的伯蒂．伍斯特。柳比莫夫對英國的一切事物產生了一種癡迷，或者更確切地說，對他喜歡的那些英國文化面向癡迷：威士忌、雪茄、板球、紳士俱樂部、量身訂製的花呢上衣、撞球和八卦。英國情報機構為他取了綽號「微笑麥克」（Smiley Mike）。英國人是敵人，而他愛慕他們。一九六五年，他吸收一名英國譯電員未果，英國情報部門立即試圖反吸收他。他拒絕了擔任英國間諜的提議，隨即被宣告為不受歡迎人物，遣返莫斯科──這個經驗毫不減損他對英國的狂熱崇拜。
一九六六年底，柳比莫夫被派往哥本哈根擔任政治情報主任（國安會術語稱為PR線）。
戈傑夫斯基立刻喜歡上了柳比莫夫。「重要的不是獲勝，而是比賽本身。」柳比莫夫低沉有力地說道，同時講述著他在英國的生活故事──在嵌著鑲版的俱樂部房間裡，一邊啜飲格蘭利威威士忌，一邊吸收間諜，令後輩大飽耳福。柳比莫夫也收了戈傑夫斯基為徒，他如此形容這位後輩：「他對歷史的絕佳知識令我印象深刻。他愛聽巴哈和海頓，這讓人肅然起敬，尤其跟丹麥蘇聯使館區裡的其他人比起來。那些人的全部時間都用在出海釣魚、購物，以及盡可能積攢最多物質財產。」
一如柳比莫夫愛上英國，戈傑夫斯基也同樣發現自己迷上了丹麥和它的人民、公園與音樂，還有丹麥公民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包括性自由在內。丹麥人對性的態度極為開放，甚至從歐洲標準衡量都是先進的。有一天，歐列格造訪哥本哈根的紅燈區，一時興起走進了一家販售色情雜誌、情趣用品及各類情色書刊的店舖。他在那兒買了三本同性戀色情雜誌，帶回家向葉蓮娜展示。「我只是好奇，我不知道同性戀者都怎麼做。」他把雜誌放在壁爐架上，公開展示一種在蘇聯得不到的自由。
「身為人類的我容光煥發，」他寫道，「那兒有這麼多美好、這麼活潑的音樂、這麼傑出的學校，還有一般人民之間這樣的開放與快活，回顧蘇聯龐大而貧瘠的集中營，我只能看成一種地獄。」他開始打羽球，發現自己愛上了這種運動，尤其享受羽球的欺敵面向。「羽毛球在空中飛行的最後幾秒會放慢下來，給了選手機會，在最後一刻動腦改變擊球。」最後一刻改變擊球的這門技巧，他鍛鍊得爐火純青。他參加古典音樂會、飢渴地閱讀圖書館藏書，並且走遍丹麥每個角落，有時為了間諜公事，但多半就只是為了享受能夠旅行的樂趣。
平生第一次，戈傑夫斯基覺得自己沒有受到監視。不過，他確實在監控之下。
丹麥的治安及情報部門，安全情報局（PET, Politiets Efterretningstjeneste）規模雖小，效能卻很高。該單位依法明定的職責是「預防、調查和打擊對丹麥這個自由、民主、安全國家之存續，構成威脅的行動與活動」。安全情報局強烈懷疑歐列格．戈傑夫斯基構成了這樣的威脅，從這位愛好古典樂的青年俄國外交官抵達哥本哈根那一刻起，他們就一直留意著他。
丹麥人照例都會監視蘇聯大使館人員，但缺乏實施二十四小時監控的資源。大使館內的某些電話受到監聽，同時，蘇聯國安會的技師則成功滲透了丹麥安全情報局的無線電網路，大使館內的監聽站照例也會截收丹麥監控小組的通聯。葉蓮娜．戈傑夫斯基這時和丈夫一同為國安會工作，她監聽這些通聯並譯成俄文。結果，國安會經常能藉此查出安全情報局偵防車的部署位置，並確保其軍官不受監視。被懷疑為國安會軍官的每一個人都有個代號：戈傑夫斯基在安全情報局的無線電通聯中被稱為「戈姆森叔叔」，指的是十世紀丹麥國王哈拉爾．「藍牙」戈姆森（Harald “Bluetooth” Gormsson）。
丹麥安全部門幾乎毫不懷疑，戈傑夫斯基（又名戈爾諾夫、又名瓜迪耶采夫、又名戈姆森叔叔）就是一名以外交身分為掩護的蘇聯國安會間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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