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為何在神明面前發誓？
⊙從宗教看臺灣社會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康豹特聘研究員，當年來臺灣學中文，到臺南和鹿港看了一些廟會，覺得很有意思，便想了解這些宗教儀式究竟是怎麼進行、有哪些歷史淵源，一投入就超過二十年。
在康豹眼中，宗教並非迷信，而是「人們如何過日子」。無論是神判儀式、受難儀式，還是王爺信仰，宗教的存在不僅化解了人們的悲情，在地方社會上甚至發揮了調解糾紛的功能。
在廟裡的日子
在還沒有社區活動中心之前，漢人社會最主要的公共空間就是「廟」，因為廟前有廣場，有戲臺表演，有大樹讓大家納涼聊天；附近還會出現傳統市場和夜市，像是臺北的霞海城隍廟旁有迪化街，臺中豐原慈濟宮周邊則有廟東夜市。比較大的廟也有經濟的力量，例如新莊的慈祐宮前就有個石碑，記載著乾隆年間，廟方向渡船的人和店家收了多少渡稅、店租。
而現今，若要認識地方社會上「有頭有臉」的人物，到各地廟宇的管理委員會或董事會，看那些捐錢給廟宇的紀錄，就能在上面的照片找到他們「頭」和「臉」。
廟是信仰和權力的核心，也是充滿文化的場域，除了可以欣賞書法、繪畫、雕刻、建築等，神明誕辰時，還有戲劇演出和陣頭表演能觀賞，是電視機尚未出現前，欣賞表演的管道。
此外，廟也常跟政治有關係。例如選舉時，有些候選人發表政見都沒人關注，但一說要到廟裡「咒詛」、「斬雞頭」以證明賄選清白，就會有好多人跟去看熱鬧。隨著科技發展，現在還出現「線上求籤」，乩童也可以透過Line為信徒服務。比起其他宗教，這些都是臺灣廟宇的特別之處。
神明的功能：審判善惡
無論是清朝、日治時期或現在，有時嫌犯不認罪，警察會將嫌犯帶到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這類「地獄司法廟」，讓嫌犯坐在那裡，自己好好想一想。晚上廟裡黑漆漆，又有可怕的七爺、八爺盯著看，嫌犯往往會在倍感精神壓力之下主動認錯。
很多宗教都有宗教審判，像是好人到「天庭去彈豎琴，壞人到地獄被火燒」，也有很多宗教叫人要懺悔。但城隍爺、東嶽大帝、地藏王菩薩、大眾爺這些主宰地獄司法神明的廟，最特別之處，在於其具有「神判儀式」的文化和功能。
所謂神判儀式，就是把地獄當成「衙門」，藉由神明來審判善惡是非，讓做錯事的人自我懺悔。除了做虧心事的人會被抓到廟裡，也有人會到神明面前「斬雞頭」證明自己的清白，例如政治人物有賄選爭議時，就在民眾面前發誓：「若我有錯，就像這隻雞一樣遭到天譴，身首異處。」不過因為太血腥，現在許多廟都已經禁止民眾到廟裡斬雞頭。
此外，廟裡神明的容顏也是值得注意的細節。像是城隍爺、大眾爺這種地獄司法的神明很凶、是非分明，人們若在這類神明面前說謊，會有受處罰的心理壓力。相反地，若是有人說要去媽祖面前詛咒自己不得好死，就是自知理虧、沒有膽量，因為媽祖是很慈悲、包容的神明。
神明的功能：調解糾紛
在臺灣，人和人之間若發生糾紛，通常有三種解決途徑：第一種是請里長、村長、社區主委調解，例如誰家漏水到誰家了，就「私下聊聊」解決。第二種是到法院按鈴控告。很有錢的人可以請個律師跟你告到底，但小老百姓沒辦法這麼做，寧願到廟裡去跟神明「告陰狀」，這就是第三種解決方式，也可視為一種廣義的法律文化。
許多有冤屈的民眾，會主動到主宰地獄司法的廟裡告陰狀，大部分是為了法院較難定奪的民事案件，例如複雜的夫妻外遇、家庭糾紛、沒有收據的倒會等情況。廟裡的「筆生」為了確保民眾所言屬實，避免助紂為虐，通常會要求民眾先去法院按鈴控告，或是拿出財務糾紛的收據，抑或先擲筊杯取得神明認可的正當性。
「筆生」是何許人也？在新莊地藏庵，就有懂得六法全書的「筆生」，負責幫有需求的民眾寫「牒文」給神明告陰狀，粗估一年就要寫三千多份。十年前新莊地藏庵只有一位筆生幫忙寫牒文，現今增至五位，民眾甚至需要抽號碼牌，可見神明也是很忙的。至於牒文內容，就像官方文件，以白話文結合文言文，並記有一些法律用語和神明的名字，由筆生記載著：「某某人幾月幾號來跟我說……，請神明（地藏王、大眾爺等）幫忙來查這個案件……」
這些前來跟神明告陰狀的人，通常一開始都表情生氣、痛苦，但也不能在筆生面前謾罵，要講清楚冤屈的來龍去脈。講述過程中，口語轉化成了文字，情緒化的字眼也變成規範性的語言。這時，和神明告狀完的信徒會感到自己的冤屈被神明聽見了，同時也向神明證明了自己的清白，情緒也就變得比較緩和。
信徒跟神明告完狀，會不會去跟有糾紛的對方放話？一定會。因為當事人的情緒緩和了，對方也知道神明介入了，就有機會重啟談判。因此，等待神明受理案件的緩衝期間，也是當事人重新調解糾紛的機會。例如原本要不回來的一百萬，可能重新談判，先從三十萬開始還；或是原本老公有外遇不承認，現在知道有神明在看，就有可能乖乖回家。
神明的功能：化解瘟疫與悲情
生、老、病、死，人生在世有各種困難，除了前述善惡的對立、剪不斷理還亂的糾紛，人們還得面對瘟疫的考驗。而在醫療不發達的時代，傳染病也帶來了一些宗教活動。
以前臺灣移墾社會，建設還沒那麼完善，夏天一到，瘟疫就會更加嚴重，這時就靠祭祀五瘟神來驅除瘟疫。例如，臺南市在清代就有瘟神廟，裡面供奉來自福州的五福大帝，即五瘟神。五瘟神的誕辰是農曆五月五號，即是因為天氣從端午節開始變熱，蜈蚣、蛇、蚊子、蟑螂、螞蟻都跟著跑出來，傳染病也在這時開始出現。
除了氣候因素，瘟神也是世界性的現象，而且跟「港口」和「船」非常有關係——以前黑白電影中的吸血鬼，就是帶著「老鼠」手下坐船去感染人類，就像黑死病的感染途徑一樣。而十九世紀末的臺灣，在依據條約開港通商後，雖透過淡水、安平、雞籠、打狗等港口將銀子帶進來，卻也同時把細菌和老鼠給引了進來。
從歷史來看，許多傳染病都是從港口由船帶進來的。在此歷史與社會脈絡下，就發展出了東港迎王平安祭典的「燒王船」儀式：王船在地方繞道，由道士替大家懺悔，並請瘟神離開，最後再把所有髒東西跟著船一起燒掉，達到淨化功能。
到了二十一世紀，許多瘟疫已能藉由醫療控制，不再透過這些宗教儀式來驅除。因此，現今東港迎王祭典遶境時，改在曾發生過車禍、自殺、意外等事件的地區，讓畫著臉譜的「魔鬼特攻隊」──八家將、五毒大帝等陣頭，趕走地方上的厲鬼和災禍。有些家庭還會準備紙人替身，讓它替家人承受髒東西或壞運，再和王船一起燒掉。
不止於迷信的宗教信仰與受難儀式
以人類學家特納（Victor Turner）提出的「社會劇場」和「受難儀式」概念來理解，這類儀式其實是在回顧當地的悲情、驅逐不平安。同時，還有另一層意義是，讓民眾面對自己的痛苦。
現今有些人會到東港東隆宮改運，讓「班頭」拿著溫王爺令旗打自己的手心，或用板子打屁股，還有人會戴上紙枷當「犯人」。這些都是屬於王爺信仰的受難儀式，透過宗教儀式來解決自己的罪惡感。康豹在田野調查時就曾看過，令旗連信徒的手心都還沒碰到，那個人就開始哭了，因為他正在坦然面對自己的內心。
宗教有時會被看成是一種「迷信」，但透過這樣實地走訪臺灣各地廟宇的研究，讓我們對宗教有了不同的理解：無論是化解悲情的受難儀式、明辨是非的神判儀式，或是重啟調解機制的告陰狀，表面上是宗教活動，其實都是在處理人們的心理問題或是社會問題。
晚明古人瘋旅遊，竟還有炫耀文、套裝行程？
⊙從歷史看旅遊發展
當今人們出遊前，往往會靠閱讀朋友的心得文安排景點，或看看部落客推薦哪裡有美食；出遊後會在熱門景點拍照、打卡，分享到社群網路，再期待別人來按讚留言。這些旅遊行為，其實跟晚明的古人有異曲同工之妙，本文藉由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巫仁恕研究員當導遊，一探晚明有趣的旅遊風氣。
江南──晚明的熱門「打卡」景點
若穿越回明代，除了看到幽雅的園林、風流的江南才子，你還會發現許多熱衷旅遊的古人。巫仁恕在蒐集史料時發現，晚明時期旅遊書的數量達到巔峰，旅遊活動從上層階級普及到庶民，甚至發展出商業化的住宿、遊船、套裝行程。而回顧歷史，「交通發展」是促進旅遊的關鍵要素。
中國古代的詩詞中，常可見大量關於山水的描述，在晚明遊記中亦然。例如明代楊爾曾的旅遊書《新鐫海內奇觀》，不只透過文字描繪遊覽心得，也畫出具象的風景，筆法有別於強調意象的文人山水畫，更加引人嚮往。
晚明文人們的遊歷地點，大多按照過去文人所推薦的景點來決定。只要某位文人曾寫下關於某地的山水，那地方便像歷史文化遺產般，成為後代文人拜訪的景點。
大多數文人會選擇方便抵達，或是受到多數人歌詠的景點旅遊。若交通不便，就算是名山大澤，因為有所費不貲與風險高的問題，能夠前往旅遊的人自然就少。例如明代文人費元祿，曾解釋他的家鄉鉛山縣雖有美景，卻沒人知道：「要以地僻，故未經驗雅之士品題耳，不當以目論也。」因此，容易到達的地點自然會成為眾人遊歷的地方，像是江南一帶。
晚明作家李日華的旅遊路線中，即顯示身為嘉興人的他，經常到附近景點遊歷。旅遊行程若跨越他省，當時便稱之為「壯遊」；在近處可一日來回的地點，則稱為「淺遊」。
晚明時期雖有某些山水景點是大家所一致推崇的，例如五嶽，但當時的文人仍多只在江南遊歷。例如明代的江南文人黃省曾，喜好遊歷的他，曾經在應京赴考途中因為聽聞西湖之美，便激動著裝前往，遊玩數日而不應考。黃省曾還自號為「五嶽山人」，然而他卻未曾到過五嶽，其遊歷大多仍侷限於江南地區的景點。不過，這並不表示明代就沒有真正會到各地遊歷的文人，像徐霞客就頗具冒險犯難精神，遊歷的地方也相當多，但像他這樣的例子畢竟是少數。
漸漸地，「江南山水之美」成為描繪各地風景的比較基準、美好景緻的代名詞。例如，清代才子紀曉嵐被流放到烏魯木齊時，曾說烏魯木齊當地風景就跟江南風景一般美好，顯示出文人無論是去山東、北京，還是烏魯木齊，都會以江南的視角來套入這些地方。
關於江南山水美感的塑造，還有另一個例子可以佐證。清初《桃花扇》的作者孔尚任曾說，人生中必遊的五個地方，分別是北京、揚州、蘇州、杭州與南京。除了政治中心北京之外，其他四個地方都是位在廣義的江南地區，象徵文化重鎮非江南莫屬。
旅遊在晚明雖蔚為風潮，但地大物博，仍有許多地點未曾被拜訪過。而那些初次被書寫的山水，就成為新開發的景點，被文人書寫後，便成為其他文人爭相拜訪的地點——愈多關於該地的記載與題詠，那個地方便會愈出名。
所以，有許多熱門景點是被文人塑造出來的，透過文人的題詠歌頌，美感隨之建構而成。但這些地方是不是真的很美，就見仁見智了。舉例來說，飛來峰是杭州著名的景點，關於飛來峰的歌詠，不僅明代文學家，好幾個朝代的文人都曾為它撰寫文章。但巫仁恕親自到訪飛來峰後，卻發現實際看到的，和閱讀而來的感受存在很大的差異。
晚明文人為何寫遊記炫耀？
就像西元二○○○年前後，臺灣樂壇市場成熟，有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的歌手來臺發片。江南是晚明的文化中心，文人也會到這裡遊歷、社交、撰文，以爭取更多曝光與認可。因此，書寫遊記就是文人展現文化資本的手段，除了炫耀，還有社會、經濟上的考量。
不過，有些當時的筆記小說提到，部分文人不會親自去旅遊，而是派「僮僕」去該景點察看，回來後報告景點長什麼樣子，文人再去杜撰這些遊記，並以寫了多少遊記來彰顯自己的身分地位。例如，清代徐揚所繪的〈姑蘇繁華圖〉，即有僮僕拿著提盒跟隨文人遊歷山水的景象。由此可見，當時因為寫遊記的風潮，衍生了不少奇異之事。
晚明旅遊的舒適性與娛樂性，亦成為有別於當時他國旅遊的最大特點。各種精緻化的工具應運而生，例如美觀、具不同功能性的畫舫，放置食物的提盒、烹茶煮酒的提爐等遊具。另外還有跟隨文人出遊的僮僕與歌妓，或是因旅遊而生的游道論述、雅俗之辨等，都反映了士大夫想塑造的身分與品味。
不輸文人！庶人的必玩行程
晚明文人寫了許多遊記，但，庶民會參考這些遊記嗎？
關於傳統中國人的識字率，美國學者羅友枝（Evelyn Rawski）曾做過估計：在一八八○年代，男子識字率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女子則只有百分之二到十；城市裡的男性又比城外的較高一些（但此數據僅供參考，學界尚無法完全證實）。如果再往前二百年推測，晚明的庶民識字率應該更低。因此，巫仁恕認為，晚明的庶民看不懂，也不會去看文人所寫的遊記，反而是發展出屬於自己的旅遊文化。只不過流行在庶民間的景點，與文人遊歷之處多有重複。
庶民的主要旅遊形式有兩種，分別是節慶廟會與進香團。節慶廟會多是慶祝神明的誕辰，但神明的誕辰日子是「人」訂出的，所以這些時間，其實就是配合農閒休息之時，提供庶民休閒活動的空間。而都市裡節慶廟會所拜的神明亦然。無論是手工業或商業所拜的神祇誕辰，都是配合該行業的休息時間來制定的。
至於進香團的發展，在晚明最為明顯。進香團與節慶廟會不同，路程較遠，且不是配合某些階層的時間。除了庶民，士大夫與士女閨秀也會參與進香團；儘管有許多士大夫不願意家中婦女參與路途遙遠的進香活動，但只要女子們以「還願、求子」等理由說服家中男性，多半會成功。
現代進香團與晚明時期相比，除了交通工具不同，其他內容幾乎都很像，如同套裝行程。晚明的進香團在搭乘船隻時，會在船上掛著寫有「朝山進香」的旗幟；也有專門接待進香旅客的旅行社，叫做「牙家」，負責協助旅客旅行中的吃喝玩樂所需。
在史料中，可以看到當時的進香活動也兼具娛樂性質。例如費元祿在其著作《鼂采館清課》中，提到士女禮朱元君神的活動「笑語喧騰，樂聲間作」，顯示進香活動還是帶有濃厚娛樂色彩。甚至在佛家七月的盂蘭齋會中，宗教活動「長者布金，士女施金錢以千計，冀繳福田利益」，或是「余從九陽江望河燈，下龍門關數里不絕，無慮萬點，若星漢錯落，珠連璧合，波文蕩漾，足當水嬉」，都顯示了香客與遊客難以區分。
晚明古人這麼愛玩，不拚經濟？
晚明有些地方官員或士大夫認為旅遊會造成奢侈浪費，甚至因為重農輕商的傳統觀念，而認為旅遊會影響民生或國家稅收，因而主張禁止旅遊活動。不過，從當時的文獻資料來看，並沒有人因旅遊而破產，反而是賭博與打官司容易使人傾家蕩產。
其實上述禁止旅遊的理由，是許多先入為主的傳統觀念所致，例如奢侈浪費這樣的批評，本來就是來自因人而異的消費習慣。
巫仁恕以「社會經濟史」為基石深入探究，看到晚明旅遊風氣盛行的表象之下，更深一層的文化史。旅遊在晚明帶來的正面影響是促進經濟發展、象徵社會繁榮，甚至也反映了當時的太平景象。下面就以「轎子」、「路程書」、「社會結構」為例，說明當時旅遊風氣的盛況。
第一，轎子。南宋已有轎子，但當時純粹做為日常交通工具，到了晚明卻開始做為「旅遊」用途，這背後原因與人口有關。晚明處於人口爆炸成長期，有一億多人口，勞動力十分充足，卻也使得每人可耕種的土地愈來愈少。而這時旅遊業的發展，恰好創造出轎夫、舁夫、牙家等大量的人力需求。換句話說，旅遊活動的興盛，其實代表著國富，同時也製造了許多就業機會。
第二，「路程書」的使用。路程書是古代商人的交通參考書籍，可以指引商人到外地貿易時，該選擇陸路或水路。例如，文林閣唐錦池刻印刊行的《士商類要》就介紹了各路程中的各種旅遊景點；晚明黃汴所編撰的《天下水陸路程》，也同樣在路程後面附有旅遊介紹。原本路程書只用來做為交通參考，但因商人在旅途中會順便觀光，所以路程書也兼具旅遊指南的功能。
最後，從社會結構面來看，晚明商人群體崛起、社會地位提高，引起士大夫內心的焦慮。士大夫想與商人做出區隔，因此需要展現自己獨特的旅遊品味。
逆轉勝！工業革命下的英國旅遊業
從全球史的脈絡來看，現代旅遊業的發展是從英國開始而逐漸流傳開來的。然而，十八世紀以前，英國能旅遊的人非常少，大概只有貴族才能進行旅遊活動。相對地，十六世紀的晚明，旅遊業已發展出商品化與精緻化，甚至庶民間也流行旅遊。
從十八世紀以前，西班牙及葡萄牙傳教士到中國遊歷的記載中，可以發現，他們對晚明之後的旅遊發展感到非常驚訝。遊記中描述了轎子的舒適、鋪得十分平整便利的道路、非常舒服精緻的畫舫，同時也讚揚旅館的普及。這些設施的體驗，遠遠超過當時歐洲所及。
從近代史來看，晚明旅遊業超前世界一百年。但到了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英國旅遊業有了革命性的發展。
英國先是在道路的修葺、馬車避震的科技改良、鄉村旅館的精緻化方面，逐漸超越中國；加上中產階級興起、消費力提升，更加帶動英國旅遊業蓬勃發展。隨後的工業革命，也促使英國旅遊業有了革命性進展。因此，十八世紀後，親歷中國的歐洲人開始對於中國旅遊經驗給予負面評價。到了十九世紀，歐洲鐵路普及，中國旅遊業與英國相比，落差更大。
從近代史來看，旅遊業對於文化和經濟發展，都是有所助益的。若問及當今臺灣是否應多發展旅遊業，或許我們應先改善交通的便利性。許多人喜歡到日本旅遊，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有很便利的交通網絡。從轎子、馬車到鐵路，旅遊業的現代化，與「交通工具」的進步有極大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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