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緒 論
壹、「臺灣」一詞的空間定位
一、第一階段（一六二四年以前）
一六二四年（明天啟四年）以前，在中國的文獻裏，臺灣常以不同的名稱出現。被後人認為可能是臺灣的地方，最早有《尚書•禹貢》篇的「島夷」、《列子•湯問》篇的「岱員」，以及《史記•秦始皇本紀》的「瀛洲」。比較可能是臺灣的地方，則有《後漢書•東夷傳》的「東鯷」、《三國志•吳志孫權傳》和沈瑩《臨海水土志》的「夷州」、《隋書•流求傳》的「流求」、《宋史•流求傳》的「燮求」、趙汝适《諸蕃志》的「流求國」與「毗舍耶國」，以及《元史•外夷傳》的「求」。明代的稱呼更多，常用局部的地名來代替全島，如張燮《東西洋考》一書所稱的「雞籠」、「淡水」、「北港」、「東蕃」、「打狗」，以及「大員」等地名。明初，稱琉球為「大琉球」以後，臺灣又有「小琉球」的名稱。至於北港一名「魍港」，即後來的笨港，現仍稱「北港」，在今雲林縣西部。
「臺灣」名稱的由來，可能與「大員」同音字有關。明神宗萬曆年間，親自到過臺灣的陳第所撰《東蕃記》一書，曾提過「大員」一詞。惟陳第仍稱臺灣為東蕃，他甚至認為「臺灣」是由諸島合成的，而「大員」只是一個小地名。
連橫《臺灣通史•開闢紀》云：「或曰臺灣原名埋冤，為漳、泉人所號。明代漳、泉人入臺者，每為天氣所虐，居者輒病死，不得歸。故以埋冤名之，志慘也。其後，以埋冤為不祥，乃改今名，是亦有說。」 惟事實上，「埋冤」之名，從未流行過。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到達臺灣以後，其官方文書稱安平港為「臺窩灣」。臺窩灣本為當時原住民部落的名稱，也就是社名。而現今的安平港，就是以前的臺窩灣港，可能是明代人聽到臺窩灣這一名稱，遂轉稱為大員、臺員、大冤、大灣，再進而為臺灣。
二、第二階段（一六二四～一九四九年）
在一六二四年以前，荷蘭人曾兩度入據澎湖。第一次係由荷蘭東印度公司所派遣的提督韋麻郎（Wijbrant van Warwijck）率領，於一六○四年（明萬曆三十二年）八月占領澎湖，隨即與福建當局進行貿易交涉，後來為明都司沈有容所逼退。第二次係由荷蘭在巴達維亞的總督府所派遣之提督雷爾生（Cornelis Reyersen）率領，於一六二二年（明天啟二年）七月再度占領澎湖，仍積極謀求與福建當局交涉通商事宜。後來，因明朝實施海禁，並整修戰備，準備以武力加以驅逐，荷蘭人乃於一六二四年八月自澎湖撤退，轉往大員（今臺南市安平區），占據臺灣。
在荷蘭人兩度占領澎湖期間，當時的澎湖與臺灣在中外文獻中，係兩個不同的地理名詞，故荷蘭人雖於一六○四年、一六二二年兩度入占澎湖，但中外文獻稱荷蘭人據臺，均自一六二四年開始。而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入據臺灣之後，「臺灣」一詞的空間定位從此包括臺灣本島及澎湖。此種稱呼歷經荷據時期（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鄭氏治臺時期（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年）、清領時期（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日治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直至八年抗戰勝利，臺灣光復初期的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才再度有所改變。
三、第三階段（一九四九年迄今）
一九四九年（民國三十八年），中華民國政府自中國大陸撤退至臺灣以後，中華民國在臺灣的實際統治地區僅及臺灣（臺灣本島、澎湖）、福建（金門、馬祖）二省，臺、澎、金、馬成為不可分割的命運共同體。至是，「臺灣」一詞的空間定位乃再擴大，從原先僅包括臺灣本島及澎湖二地，擴大為包括臺灣本島、澎湖，以及金門、馬祖四地。而臺灣與中國大陸分屬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治實體，在外國人的稱呼中，常以臺灣代表中華民國。
貳、臺灣歷史的分期與定位
一、荷據以前（一六二四年以前）
在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入據臺灣以前，臺灣與澎湖由於是兩個不同的地理名詞，因而各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在臺灣，係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部落社會（tribal society），平地為平埔族的分布區，山地為高山族的分布區。平埔族與高山族又各因其生活、禮俗與語言的不同，而各自再分為若干族。除了原住民以外，偶有漢人來臺從事貿易，或漁民上岸取得補給，作短暫停留，但為數不多。
至於澎湖，則可以一三六○年（元至正二十年）元順帝在澎湖設立巡檢司為斷限，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一三六○年以前，中國文獻雖有不少有關澎湖的記載，但多屬傳聞與臆測，真實性待考。在一三六○年以後，澎湖正式成為元朝的一個行政區；明朝前期與中期，亦曾在澎湖派兵駐守。至一六二二年，時值明朝末年，荷蘭人占領澎湖時，當時應已有為數不少的漢人。
本期臺灣史的定位，在臺灣與澎湖並不相同，臺灣係以原住民為主體，澎湖則為元明兩朝之地方史。
二、荷西時期（一六二四～一六六二年）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自澎湖轉進臺灣南部，首度在臺灣建立統治機構，是為臺灣由「部落社會」轉型為「民間社會」（folk society）的開始。越二年，西班牙駐馬尼拉總督府派遣提督瓦爾德思（Antonio Carreno de Valdes）率領艦隊入占雞籠（基隆）和滬尾（淡水）等北部地區，與荷蘭人形成南北對抗之局。惟至一六四二年（明崇禎十五年），南部的荷蘭人驅逐北部的西班牙人，荷蘭人乃成為臺灣唯一的統治者，直到一六六二年敗退離去。
本期臺灣史的定位，不論其為荷蘭人獨霸時期，或荷西南北對抗時期，均為外國史，乃至世界史的範圍。
三、鄭氏治臺時期（一六六一～一六八三年）
一六五九年至一六六○年間（明永曆十三年至十四年），鄭成功因在中國東南沿海所從事的反清復明運動遇到重大挫折，乃調整戰略，決定東征臺灣，建立新的根據地，俾能長期抗清。一六六一年四月，鄭成功率大軍自金門料羅灣啟程，先抵澎湖，旋登陸臺灣，與荷蘭人相持近十個月，終於逼迫荷蘭人投降，退出臺灣。
鄭成功進入臺灣之後，改赤崁地方為東都明京，出現第一次的漢人政權。翌年，鄭成功去世，世子鄭經繼位。一六六四年（明永曆十八年），鄭經再改東都為東寧，直至一六八三年鄭克塽為清廷平定，臺灣納入清朝版圖。鄭氏祖孫三代治臺，共二十三年。
本期臺灣史的定位，鄭氏與清朝雖為敵國，但二者皆為漢文化所建立之政權，故可視為國史中的國別史。
四、清領時期（一六八三～一八九五年）
一六八三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六月，清廷派遣福建水師提督施琅率軍攻臺，鄭克塽投降納土，鄭氏治臺時期結束。
翌年，清廷在臺灣設置臺灣府，隸福建省管轄；並廢鄭氏治臺時期之天興、萬年二州，改設為臺灣、鳳山、諸羅三縣，隸臺灣府管轄。其後，隨著臺灣各地的開發與民變的迭起，在一府的架構之下，各縣轄區再作調整，廳縣亦有增置。一八七五年（清光緒元年），原一府四縣三廳的格局再調整為二府八縣四廳，二府即臺灣府與臺北府。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臺灣建省，行政區劃由二府調整為三府一直隸州，三府即臺南府、臺灣府與臺北府，一直隸州即臺東直隸州。三府下轄十一縣三廳，其後續有增置。至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因甲午敗戰，清廷被迫割讓臺灣給日本，結束清廷二百一十三年的統治。
本期臺灣史的定位，不論其為一府、二府時期，或是建省時期，均為清廷之地方史。
五、日治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年）
一八九五年（清光緒二十一年，日明治二十八年）五月，日本根據馬關條約取得臺灣，並於六月十七日在臺北舉行「臺灣始政典禮」，展開長達五十一年的殖民統治。
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其行政區劃的調整多達十次，由一八九五年的三縣一廳（新北市、臺灣縣、臺南市及澎湖島廳）演變至一九二六年（日昭和元年）的五州三廳（臺北州、新竹州、臺中州、臺南州、高雄州及澎湖廳、臺東廳、花蓮港廳），變動幅度很大。而其臺灣總督的出身，則歷經武官總督、文官總督、武官總督三個階段。
本期臺灣史的定位，不論其行政區劃如何調整、臺灣總督的出身如何，均為外國史。
六、光復初期（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
一九四五年（民國三十四年），中國對日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臺灣主權歸還中華民國，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個行省。臺灣省下設八縣九省轄市（八縣即新北市、新竹縣、臺中市、臺南市、高雄市、臺東縣、花蓮縣、澎湖縣；九省轄市為臺北市、基隆市、新竹市、臺中市、彰化市、嘉義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市）。
臺灣光復之初，國民政府以臺灣情形特殊，省設行政長官公署而非省政府，委任行政長官立法、行政大權，行政長官並兼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集立法、行政、軍事大權。嗣因一九四七年二月爆發「二二八事件」，國民政府乃於同年五月改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為臺灣省政府。此後直至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遷臺。
本期臺灣史的定位，不論是前期的省行政長官公署，或後期的省政府，臺灣省皆為中華民國的一個行政區，均為地方史。
七、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1949年迄今）
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因在大陸剿共失利，中央政府被迫播遷臺灣，臺北成為中華民國政府的首都。
中央政府遷臺之後，中華民國政府已無法對中國大陸作有效的統治，其實際統治區僅及臺灣、澎湖、金門、馬祖。另一方面，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另行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擁有主權，是兩個互不隸屬的政權，雙方經長期的對抗，再經多年的停戰，目前正展開兩岸交流之談判。
本期臺灣史的定位，由於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長期的對峙，各自擁有主權，互不隸屬，可視為國史中的國別史。
參、臺灣歷史的特色
一、近代漢民族殖民成功的特例
十六、七世紀以來，中國東南沿海的福建、廣東兩省因人口壓力很大，兩省人民乃陸續向菲律賓、南洋其他地區，以及臺灣等地移民。
由於當時這些漢人移民地區曾先後成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殖民地，在殖民帝國重商主義之下，漢人的移民發展自然受到限制。社會學家陳紹馨曾針對西班牙、荷蘭殖民主義下的菲律賓與臺灣的福建移民作比較研究，他指出：西、荷殖民帝國為擴充貿易以增加利潤，乃不得不招徠漢人至其殖民地。事實上，彼等安置漢人於一定區域之中：西班牙人安置漢人於馬尼拉之澗內（Parian），而荷蘭人安置漢人於普羅民遮城（Provintia）；此外，荷蘭人更提供船隻，將漢人自福建運抵臺灣。重商主義殖民帝國之原則，為儘量由貿易獲取利潤。荷蘭人在臺灣獎勵農業，其目的無非希望自貿易取得利益。漢人與白人殖民者接觸，固然得利，但同時亦於交易中受到剝削，並受各種徵課與管理，有時甚至被欺凌。當漢人人數增至足以威脅其統治權時，雙方關係遂告緊張。在此情形之下，一有摩擦即容易發生衝突。
一五九三年，馬尼拉發生騷動，於是西班牙人開始限制漢人人數。一五九四年，五千名漢人被逐出馬尼拉；翌年，一萬二千名漢人被逐。一六○三年，漢人與西班牙人終於發生大規模衝突，結果有二萬三千名漢人遭到屠殺。惟雙方雖形同水火，但漢人與西班牙人之關係仍未中斷──漢人仍得居留菲律賓以求生存，而西班牙亦需漢人以獲取利益──此種奇異之依存關係，持續相當時間，在一六三九年及一六六八年，雙方一再衝突，每次衝突都導致漢人被屠殺。因此，福建雖有多數過剩人口亟待外移，然菲律賓之漢人數目，終未能超過某一額度。根據文獻記載，一六三九年西班牙人屠殺漢人前夕，在菲律賓的漢人為四萬五千人。
臺灣之情形，與菲律賓亦有幾分類似。荷蘭人於一六二四年入臺，自一六三六年開始獎勵農業以後，臺南及其附近之漢人人數，乃呈現穩定增加之趨勢。一六五○年有漢人一萬五千人，一六五二年增為一萬六千人。惟是年因利益衝突，引起漢人與荷蘭人之緊張，爆發郭懷一抗荷事件，因而造成一千八百名漢人被屠殺。然雙方亦維持奇特之依存關係，至一六六一年漢人壯丁尚且增為二萬五千人。翌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荷蘭人重商政策的統治從此告終。在西班牙人、荷蘭人分別統治菲律賓、臺灣期間，在菲的漢人遠較在臺的漢人為多。但自一六六二年以後，隨著鄭氏政權的統治政策及其後的清領時期，漢人移民與人口之增加因而有結構性的改變。由於漢人大量的移民臺灣，至一八一○年臺灣的漢人已達二百萬人之多；一九四○年，在臺灣的漢人更達五百五十萬人。反觀菲律賓，一八三六年約有漢人二萬五千至三萬人，其數目甚至較一六三六年少；至一九三九年，在菲律賓之漢人僅為十一萬七千人。 顯然地，鄭氏時期與清領時期的統治，是在臺漢人人口大增之原因；而菲律賓則因其先後為西班牙、美國的殖民地，漢人之增加有其無法克服之瓶頸。
至於南洋其他地區，亦因長期為西方帝國主義國家之殖民地，漢人無法大量移入，其移民發展受到限制，與菲律賓情形相同。臺灣作為漢民族的移民地區，成功地轉為漢文化的社會，成為近代漢民族殖民成功的特例，實非偶然，這是臺灣歷史的第一個特色。
二、政權變動頻仍
臺灣歷史的第二個特色，就是政權變動頻仍。如前所述，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入臺以前，臺灣與澎湖各有其獨特的歷史發展，臺灣係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部落社會；澎湖則為元明兩朝的轄區，且已有為數不少的漢人移居其間。一六二四至一六六二年為荷西時期，主權者為荷蘭與西班牙。一六六一至一六八三年為鄭氏治臺時期，主權者為鄭氏政權；其中，一六六一至一六六二年荷蘭與鄭氏政權對峙期間，兩方各自擁有部分主權。一六八三至一八九五年為清領時期，主權者為清朝。一八九五至一九四五年為日治時期，主權者為日本。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迄今，主權者為中華民國。其中，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期間，中華民國擁有大陸與臺灣，且以大陸為重心；一九四九年迄今，中華民國失去大陸，其實際統治區僅及臺灣、澎湖、金門、馬祖，是所謂「中華民國在臺灣」之時期。
由上述可知，近幾百年來臺灣政權變動之頻仍。這些政權之中，荷蘭、西班牙，以及日本均係外國，使得臺灣社會與文化雜染幾分異國色彩，其中尤以日本的影響最深。
再者，由於政權變動的頻仍，臺灣與大陸時分時合。清領時期與光復初期，臺灣與大陸合一；其餘時期，臺灣與大陸分離。臺灣與大陸的時分時合，使得臺灣的歷史發展未能與大陸其他省分同一步調，彼此間存有某種程度的差異性。
此外，就近百年臺灣與大陸的分合而言，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臺灣與大陸分離的時間長達九十六年，合一的時間僅光復初期短短的四年。此種「分長合短」的分合關係，臺灣與大陸乃從一八九五年割臺前的一體關係，轉變成為若即若離，乃至各自發展。部分臺灣住民的國家認同發生混淆，產生所謂「臺灣獨立」的分離意識，就是此種分合關係的結果。這是臺灣政權變動頻仍的另一影響。
三、兼具海洋與國際雙重性格
臺灣歷史的另一個特色，是兼具海洋與國際的雙重性格。臺灣為一海島，位於歐亞大陸板塊的東緣外海之中，是中國大陸、東北亞和東南亞的交通要衝，為歐亞遠東航線的必經之地。早在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入據臺灣以前，在十六世紀掌握歐亞間海運霸權的葡萄牙，即憑藉其對亞洲所具有的豐富地理知識，繪有臺灣古地圖，註明臺灣之相關位置與航線。迨荷蘭人入臺之後，荷人更憑藉其優越的地圖製作技術與實地的探勘測繪，繪有臺灣島全圖，詳載臺灣的海岸線，以及港口的位置與航道。 臺灣歷史的具備海洋性格，地理位置的優越是重要原因。
另就臺灣歷史發展來看，十六、七世紀臺灣已被迫捲入國際競逐的漩渦之中，日本、葡萄牙、荷蘭、西班牙等海權國家均有占領臺灣的企圖，其中荷蘭人、西班牙人更一度分占臺灣南部與北部。一六六二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鄭氏政權為改善臺灣物資不足的困境，厚植國力；並取得軍火補給，以用兵於閩南，且積極推動國際貿易與英國、日本、南洋各地發展密切的貿易關係。臺灣歷史具備國際性格，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
此後，歷經清領時期、日治時期，乃至光復以後的中華民國在臺灣時期，臺灣的海洋性格與國際性格雖因不同政權的統治政策，而略有消長，但其兼具此雙重性格，則始終未曾改變。時至今日，臺灣以一個資源有限的海島，憑藉著所具有的海洋與國際雙重性格，發展成為一個以國際貿易為導向的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實有跡象可循。
四、文化發展多元
文化發展多元也是臺灣歷史的重要特色。在史前時期，先有舊石器時代晚期分布於臺東縣與屏東縣等地的長濱文化、臺南市的左鎮遺址，以及臺北市、苗栗縣的舊石器時代晚期人類遺址。接著有新石器時代的大坌坑文化、圓山文化和卑南文化等不同類型文化，以及金屬器時代的十三行文化、蔦松文化和靜浦文化等不同類型文化。吾人雖無法確知這些史前文化與後來臺灣歷史發展的關係，但仍可以由此推知史前時期臺灣文化的多樣性與分布之廣闊。
進入歷史時期，十七世紀上半葉隨著荷蘭、西班牙的分占臺灣南部與北部，兩國乃各自引進其近代歐洲文化，並分別在其統治區傳布基督新教與天主教，使臺灣的原住民及漢人首度接觸到近代歐洲文化。
一六六二年，鄭成功驅逐荷蘭人之後，以臺灣作為生聚教訓之地，中原的漢文化開始隨鄭氏大量傳入臺灣。其後，經鄭氏祖孫三代的統治，舉凡漢文化的典章制度、經濟社會與文化思想等，均自中原移植臺灣。一六八三年，清廷打敗鄭氏，再經清代兩百多年的統治，漢文化不但在臺灣生根，並且發展出具有臺灣特色的文化，此即所謂的「小傳統」文化。在鄭氏及清代長期的統治期間，漢人與原住民（平埔族與高山族）的互動相當密切，原住民的固有文化亦融入臺灣社會之中，成為臺灣文化的重要成分。
一八九五年，清廷割讓臺灣給日本，經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日本文化亦在統治當局的提倡與重視之下，不停地傳入臺灣，遍及城鄉各角落，逐漸蔚為主流，臺灣乃形成以日本文化為表、漢文化為裏的「和表漢裏」二元文化型態。其間，現代歐美文化亦隨日本文化傳入，對臺灣社會發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一九四五年臺灣光復，成為中華民國的一個行省，日本文化支配臺灣社會的局面，隨著日本殖民統治的終止而漸告結束，漢文化再度成為主流文化。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播遷臺灣，大陸各省的地方文化亦隨大批官兵與人民傳入；而以美國為主的西方文化亦因美國對臺灣影響力的與日俱增，美式的制度、價值觀與流行文化等乃不斷的傳入臺灣，成為臺灣新文化的重要部分。近年來，原住民的文化因政府的少數民族保護政策，而逐漸受到重視；而日本文化亦隨著日本的經濟影響力及其特殊風格，受到臺灣民間的重視與歡迎，終至形成所謂的「哈日」風潮。
時至今日，臺灣已發展出以漢文化為主體，融合原住民文化、美式西方文化，以及日本文化成分的獨特文化，多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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