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大丈夫—郝龍斌】
我跟龐建國真正開始熟識應該是在1992年，當時我是台灣大學食品科技研究所教授，而他在社會系任教。國民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鼓勵年輕黨員出來參選黨代表，從黨內推動體制內改革。當時在北知青（國民黨北區知識青年黨部）有一批國民黨的年輕教授，對抗的是另一股親綠的勢力，而龐建國就是當時很積極在串聯、推動黨內改革的一位。
我在台大任教時，一開始涉入政治並不多，是龐建國、葛永光、林火旺他們找我出來，參與國民黨第十四次全黨代表選舉，慢慢地我們就越來越熟。當時我完全不懂政治，基本上都是他們商量，我在旁邊聽。所以我開始對政治、黨務的認識，其實跟他們有很大的關係。後來我選上中央委員，很多事情我們都會一起商量，跟龐建國的互動就更多一點了。
在那個年代，按理說，大家都會想爭取成為黨代表，甚至是中央委員。當年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大多是社會賢達，而中常委更多是現任部長或是工商企業大老，地位崇高。但我記得，當時龐建國自己並沒有出來選黨代表或中央委員，而是在幫葛永光。在政治上，多數人是往前爭取，但他都是在幫別人，可見他是一個很大度的人。
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1993年8月，十四全黨代表大會召開，當時黑金盛行，作為會場的國際會議中心，氣氛十分詭譎，但龐建國仍積極爭取發言機會。他平時是很謙和的一個人，但當他站上發言台，就是一個不一樣的龐建國，不僅言之成理，而且語調鏗鏘有力，展現出的氣魄讓人折服。後來他在議事堂上的表現也是如此，雖是理直氣和，但他的態度絕對堅定。
龐建國在1994年加入新黨，並接受新黨的徵召，參選台北市議員，當時其實有聲音勸他先不要選市議員，因為從某個角度來看，龐建國選市議員是overqualified，而且第二年就要選立委，他假如選了議員，就不可能選立委；新黨本來是希望他選立委的，事實上，現在回過頭來看，如果龐建國第二年再選立委，他一定選得上。他當然知道議員跟立委的差別，但他仍然義無反顧地投入。從這裡就可以看出，他對於位置並沒有很在乎，只關心可以真正做些事。
那一年他以選區最高票進入市議會，而新黨一共選上十一席議員，由於國、民、新三黨在議會不過半，新黨的態度足以影響正副議長人選。當時龐建國擔任新黨議會黨團召集人，等於是領頭羊的角色，本來新黨曾考慮推龐建國爭取副議長，但最終新黨決定支持國民黨的吳碧珠當副議長，龐建國也願意無條件謙讓，因此新黨在市議會能有效監督，發揮制衡的力量，國新兩黨在市議會也一直能維持和諧的關係，主要就是因為龐建國是一位重視大局，不爭個人名位的人。
而他的不爭，是不跟自己人爭，可是該堅持的事情他會很堅持。他有他的原則和格調，絕不會為了個人的權位，做出逢迎拍馬，違背自己良心的事，這樣的個性在政壇當然很
吃虧。
我們兩人先後加入新黨，但我們從來都不覺得新黨就只是一個新的政黨，我們始終認為新黨才是最正統、有國民黨理念的政黨，所以我們從國民黨到新黨，心裡一點罣礙也沒有。事實上，他後來加入親民黨，也是因為在當時的情況下，他認為親民黨才是真正比較符合國民黨理念的政黨。
2006年的台北市長選舉，我在民調中大幅領先，為避免藍營分裂，大家商量決定，希望我回國民黨參加初選，代表國民黨參選台北市長，但最好能有一批人一起回到國民黨，而龐建國就被點名是最適合的人，所以他就跟我一起回到國民黨，希望一起從事國民黨內部的改造。而且後來在這場台北市長選舉中，他也擔任競選總部後援會的執行副總幹事，幫了我很多忙。
我在當市長一年多之後，2008年政權二次輪替，馬總統上任，江丙坤被任命為海基會董事長，把龐建國找去幫忙，在此同時，他也擔任台北市政府市政顧問副總召集人。
我記得，龐建國最常講的一句話是：「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亮一根蠟燭。」他把自己當作一根蠟燭，燃燒自己，照亮別人。他始終就是這樣的心態，不管力量多微小，一定會盡力而為。龐建國雖然平時很溫和、很客氣，但他的鬥志很高，對國家民族的使命感非常強。
龐建國一直是個有理想、有抱負的學者，而且始終堅持理念，不會受到外力的影響而有所曲折，他對名位的慾望不高，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他就是這樣的一位大丈夫。他對朋友非常好，經常犧牲自己幫助朋友，而且他不會讓朋友來分擔痛苦，往往自己獨自承擔。
他的政治理念很堅定，但政治性格不強。他的意識形態很明確，但絕對不會影響到教學。龐建國在言談間常透露出對他的學生很滿意，他把學生帶得很好，所以他的學生也都很感念他。
龐建國最後留下「不公不義的台灣，我生不如死」這句話，其實我看了滿有感受的。他生病後，我們偶爾會通電話，他每次都告訴我，「你放心，我的鬥志昂揚，一定可以克服這些困難。」
大概是他走前兩個禮拜，我還跟他通過電話。那時候他跟我說，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腦了。我想，他的意思是，這一仗他大概是打不贏了。不過他還是說，「你放心，我心情很穩定，現在還是做我該做的事」。
我覺得，他所留下的遺言，是出於對國家未來以及政治走向的憂心與失望。他不是輕生，之所以選擇離開，其實是不願意給身邊的人太多的負擔。他留下這些話，主要是希望大家能繼志述事，繼承他的志向繼續努力下去。
龐建國不是一個會輕言放棄的人，甚至我覺得，他到最後也沒有放棄。我也相信，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只要不放棄就有希望，這就是他的精神。
【他是我弟弟—龐復國】
1953年的夏天，苗栗卓蘭的家裏迎來了一個小生命，在那個人人離鄉背井大家顛沛流離的年代，新生命的到來象徵著我們能生存下去，未來是有希望的。
當母親第一次抱者襁褓中的弟弟展現給我看還逗著我說：「這是誰呀？」我那時才兩歲半，分不清嬰兒跟玩具有何區別，便隨口說：「小枕頭。」
不久我們住進了台南的眷村，當時物質匱乏沒什麼娛樂，小枕頭也一天天的長大，成了我最好的玩伴，跟鄰居小朋友玩在一起時，常常會比誰家有些什麼？我常用的王牌就是我有弟弟耶！
幼時的他常常會因為身體不適或是餓了而哭泣，母親總是立刻放下手邊的工作來安撫他，後來甚至辭去了教職專心照顧他，當時父親已經由軍職轉任教職，生活略有改善，我們也由城裡的眷村搬遷到鄉下的農校宿舍。當他上小學的時候，我已經四年級了，每天快樂的帶著他連走帶跑的上下學，回家後幫他複習功課成了我光榮的責任。
他循規蹈矩笑口常開人緣極好，上課專心在班上始終名列前茅，那時的國小在每次月考之後，各班成績優秀的同學都能在全校朝會時獲頒獎狀，他每次都能上榜，而我經常落榜。每當擴音器播報各班受獎名單時，幾乎都是大家熟悉的名字，功課好的永遠都是那一群，尤其是我跟他的名字就差一個字，全校也就是這麼兩個人姓龐，唸到他的名字時，全校同學又是一陣驚嘆，然後班上的同學都會轉頭望向我，我則有點尷尬又有些驕傲的說：「他是我弟弟。」當晚爸爸就會把他的獎狀慎重的貼在客廳的牆上，並且對我說：「你要加油了！」幾年下來客廳貼滿了各種獎狀，沒位置了就延伸到飯廳成了壁紙，大部份都是他的。
我有一回在最後一節課寫綜合測驗卷，同學們都寫完放學了，而我還在教室裏卡關，他早已下課來等我，就一直蹲在靠走廊的氣窗旁邊，我心急的啜泣著，隔著氣窗孔叫他先回家，他望著我搖搖頭陪著我流淚，老師見狀問道他是誰？我說：「他是我弟弟。」老師說：「別寫啦！趕快陪弟弟回家吧。」那天台糖小火車的班車已過，我們就走了兩公里的路才到家，可讓媽媽擔心極了，從此我變得比較用功，初中聯考和高中聯考都考上同所省中。
弟弟從一年級到六年級，在班上始終保持第一名的佳績，到了畢業成績結算的時候，他的級任導師和隔壁班的老師聯袂到家中拜訪，原因是弟弟和隔壁班一位女生的成績在伯仲之間，雖然弟弟稍微高一些，但因為這位女生家境清寒，若能得個畢業成績第一名，就能獲得獎助學金，因此老師特地來跟家長溝通，希望能讓賢。媽媽辛苦多年專心的培育，當然不甘心，爸爸則以仁義之道來安撫媽媽，而我則建議就讓弟弟自己做決定。弟弟最終選擇了成人之美，我不禁讚嘆他的寬宏大度。
後來的聯考我們都考上同所學校，他初中部我高中部，又能一起上學了，而且路途比國小近了一半，每天上下學甚至中午回家吃午飯再返校午休，都在快樂的比腳程，如此足夠的運動量和飲食營養，他很快的身高體能都超越了我。我們常被老師推薦參加校內各種藝文競賽活動，而且經常獲得名次，是校內名人，但是他的自主學習和自我控制能力遠遠的超過了我，他除了上課能專心，課外也能大量的閱讀。
父親在農校教國文和三民主義，我們常幫忙改考卷，耳濡目染對這兩科有很多認識，父親常常以國父孫中山先生天下為公服務利他的精神來勉勵我們，我們都銘記在心，他後來更是努力實踐。
他很富同情心，從小喜歡聽故事而我喜歡說故事，我常常編一些苦兒流浪記的情節給他聽，他常會為了故事裡苦兒的遭遇悲傷流淚，有一回被媽媽發現，責備我把弟弟弄哭了，我就趕快進行圓滿的結局，苦兒終於找到爸爸媽媽幸福的團圓了，但是這時媽媽卻很難過，她想起了留在大陸的哥哥姐姐們，骨肉分離人間至痛，我們都安慰她，將來我們一定會團圓的，那是我和弟弟的終身任務。
中學我們都是理光頭，他的頭型很特別，從正面看，天庭突起好像蔣公，從側面看，後腦渾圓飽滿，跟當時兩角錢硬幣上面的國父側面像一模一樣，加上功課品行樣樣好，許多長輩老師都認為此子將來必定頭角崢嶸。
後來我上了軍校，生活言行都有了規範，他也仿效我坐立行進時挺直腰桿目不斜視、個人衣物折疊整齊，我每次返家省親都跟父親報告生活表現，然後跟他高談闊論，軍校的創建、革命武力的必須，尤其是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丶畢生論著建國藍圖等等資料都存放在觀音山上的圖書館，被陳炯明叛變的砲火摧毀殆盡，真是可惜呀！弟弟聞之扼腕，父親說當年他正是黃埔學生，每每出操都能看到觀音山，幸有中山先生的演講本，大家得以奉為革命目標，我當時想弟弟將來一定會好好研究這些高深的學問的。
那一年的小年夜特別冷，深夜我蓋好棉被準備睡覺，他很高興的鑽到我身邊說：「哥，講故事給我聽。」我說：「好，講個沙漠尋寶的故事。」一隊駱駝商隊在皎潔的月光下默默前行，他們的目標是一座山丘上先人埋藏的寶藏，依著先輩傳下的地圖，艱辛的向前行探索，我拱起腳把被子撐成山形，駱駝商隊在這，目標的山丘還很遠，但是隱約可見……轉頭一看，他已經睡著了。
之後多年，他在人生各個階段上刻苦經營，以悲天憫人的胸懷為家國謀最大的利益，我們接觸的時間雖然少了，但從報章媒體上看到他的針砭讜論、叱吒風雲，心中就無比痛快，大多數人都認同他的觀點，爸爸媽媽都以他為榮，我許多友人和學生常會問我們什麼關係，我常以與有榮焉的感覺回答：「他是我弟弟！」
短短的人生他就經歷過各種人間的風浪，成就過各種福國利民的大事，陪母親回大陸見到朝思暮想的兒女，也幫大陸的親人來台見到父親，完成我們當年的承諾。有一天我們促膝而談，他忽然對我說：「哥，我最喜歡聽你講故事，尤其是沙漠尋寶的故事。」我倆哈哈大笑，那是我給他講的最後一個沒講完的故事，他這麼多年兢兢業業不辭辛勞的默默前行，並且樂此不疲，我想他已在夢裏照著那份建國藍圖到達了那座山丘，找到了寶藏。
【感念無私奉獻的龐建國委員—林坤銘】
我和龐建國委員認識的源起大約是在2002年，當時我在創投業，同時擔任創投公會常務理事。自1990年代以來，創投業就一直是台灣非常重要的輔助性產業，今天台灣的電子業、高科技業之所以能如此興盛，和創投業的支持有著絕對的關係。
當年台灣創投產業十分蓬勃，約有200家左右創業公司。為鼓勵創投業發展，政府也提供相應的獎勵。例如，若業者募到七成資金，行政院開發基金（現稱「國家發展基金」）就相對投資三成。
但2002年，政府這筆預算卻卡在立法院，業者都十分緊張，時任創投公會理事長王伯元於是邀請各黨立委召開說明會，表達業者們的關切。因龐委員在立法院科技及資訊委員會，親民黨於是由龐委員代表參加，那是我第一次和龐委員接觸。那次會議後，龐委員大約隔半個月、一個月就會打電話告知預算案在立法院的進度，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因為在那之前，龐委員和創投業沒有任何淵源，我們過去在選舉中也未曾贊助過他。只因了解這個案子對國家產業發展的重要性，龐委員就主動關心並在立法院推進預算解凍，對此，創投業對龐委員都十分感念。
之後，大約是2003年底或2004年初的某一天，聽同事提及龐委員要在立法院舉辦一場關於兩岸產業標準的公聽會，因為和我的專業相關，我就跟著去聽。時任立法院副院長江丙坤先生也出席了這場公聽會，此外還有台北市電腦公會、電電公會等多個公協會代表參加。
整場公聽會聽下來後，我也相當認同推動兩岸共建產業標準的理念，儘管當時台灣高科技產業的實力遠優於中國大陸。後來我才知道，兩岸共建產業標準是英業達集團前副董事長溫世仁2003年9月在第六屆京台科技論壇上的倡議。
溫世仁當時在京台科技論壇圓桌論壇上疾呼﹕「產品之間如何適應、產業標準由誰掌控，關係到企業在將來競爭中的成敗，各項標準一旦長期被歐美日國家掌控，兩岸將成為純粹的加工廠。」
龐委員也有參加這場由溫世仁主持的圓桌論壇，並發言支持溫世仁的倡議，同時承諾會於立法院協助推動兩岸產業標準合作。
然而，溫世仁不幸於2003年12月突然辭世，為實現溫世仁遺願，龐委員於是敦請江丙坤先生出面領導這項工作。江先生基於與溫世仁的情誼，加上曾任經濟部長、經建會主委，熟知產業標準的重要性，慨然允諾協助。
2005年3月，已經辭去立法院副院長的江丙坤先生，在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授權下，以國民黨副主席身分率團赴大陸展開「破冰之旅」。當時江先生在與中國大陸達成的12項初步共識中，其中一條就明確提出：「加強兩岸信息產業標準的研究和制定」。
隨後在江丙坤先生號召以及英業達集團創辦人葉國一先生、金仁寶集團董事長許勝雄等台灣資通訊業界領袖共襄盛舉下，2005年6月，「華聚產業共同標準推動基金會」正式成立；同年7月5日、6日，第一屆「海峽兩岸信息產業技術標準論壇」就在北京召開。
在溫世仁離開約一年半後，兩岸AVS、TD-SCDMA、移動儲存、平板顯示技術等各領域的專家就能坐下來一起討論兩岸標準合作大計，除了江丙坤先生與葉國一先生的鼎力支持居功厥偉外，這段期間，龐委員不辭辛勞帶領著我和邱秀珍小姐，頻繁穿梭於兩岸和大陸有關部門積極協調相關工作，也是關鍵因素。
甚至連基金會的名稱：「華聚」，都是龐委員和邱秀珍小姐腦力激盪的成果，取「聚合華人智慧，共創兩岸雙贏」之意。2005年以來，兩岸標準論壇已分別在北京、南京、重慶、福州、長沙、西安、哈爾濱、合肥、金門、新竹等地先後成功舉辦過16屆，並成立了智慧製造、移動通訊／移動互聯網、車聯網、雲計算、半導體照明等11個領域分論壇，成功發布65本兩岸共通標準文本，其中多項在中國大陸更成為行業標準或國家標準。
甚至在太陽光電、顯示技術等領域，兩岸共同推動國際標準的合作，協助台灣產業掌握標準制定的先機，為推動兩岸產業合作做出具體的貢獻。而在各界肯定與認同下，如今兩岸標準論壇也已經是兩岸資通產業合作與對話的重要平台與品牌。
哲人已遠，但龐委員曾經無私為台灣產業長遠發展所做出的諸多貢獻，應當為世人所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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