獻給敬啟者／孟嘉美

敬啟者

當你讀到這封信，代表我已經離開了這痛苦的世界。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我的人生，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就不再只是我的人生。我見證了殺戮，它使我的嗅覺在餘生，只剩下槍枝上膛的血腥味；它使我的夢境，此生只剩下黑暗無聲的夢魘。

我記得那些面孔，我只能記得那些面孔。當年老、當記憶衰退，我知道我能做的只有抵抗遺忘，但在生命有限的尺度內，我該怎麼讓這些人繼續被記住？如此懦弱的我、苟活至今的我，又有什麼能力？我始終無法忘記，每一張年輕的臉孔。我的臉上如今充滿皺紋、身上衣服早有了破洞，但我怎樣都不想買新衣，倒也不是我念舊，只是我怎麼能自己享受這個民主時代，我怕安逸會讓我忘記你們。

打開收音機，一首D a n n y B o y ，將我拉回那個我最想忘記、也最不能忘記的三月天。

長夏將逝、花朵凋零，我們不能留住它；就像你必須遠行，我也無法挽回。

有一天當你回來，請到墳前看我。

於是我提筆寫下這封信，算是我的遺書吧。在我視線不清前、在我腦袋混沌前，模糊也沒關係，在歷史的洪流中，這些人的臉龐，就算只有輪廓留下，也沒關係。

我曾相信在日本人離開後，國民政府可以把臺灣人視為自己人，那些臺灣人盼望五十年、最小的心願，不過是自治與公民權利的願望可以實現。但沒想到狗離開了，換來的，是一隻豬來。臺籍人士在職場上不得志，就連基本的日常生活都有困難。專賣制度與民爭利，就連日常必須的米糖油鹽，也都得供應到我根本沒去過的「祖國」，物價飛漲、民眾怨聲載道。但這些都不算什麼，我們也不曾想過要去投靠共產黨，原因很簡單，我們是臺灣人，我想要的，只有在這塊土地自由的生活。我沒想到政治會找上我，也沒想過，臺灣人會被迫捲入國共之爭，但其實，這都是獨裁統治下，醜陋的宿命，只是我們當時沒看清。

戰後，延平北路一帶因為沒有被美軍空襲，是臺北街頭最熱鬧的地方。每到晚上，就像夜市一樣燈火通明，總是擠滿人潮，攤販也很多，賣了各式各樣的東西，洋菸、鬆緊帶、手帕、面霜。我們家就在那裡。開了間小小的鈕扣店，說不上大富大貴，但也算個有產階級。很難想像吧，小小一顆鈕扣，竟然可以拉拔我長大、可以供應我成為一名記者。然而也是因為這個職業，才讓我也被捲入了這個時代洪流的悲劇吧。聽起來很悲傷嗎，不，千萬別誤會，那是一個有良知的人無法存活的時代，而我不曾後悔我始終保持的善良，即便這樣的堅持使我傷痕累累。

當時的專賣菸，品質很差。有錢人都喜歡抽洋菸，所以熱鬧的延平北路一帶變成了私菸集散地。印象中，人聲鼎沸的街頭，充滿著歡笑聲、叫賣聲，但總會有宏亮的聲音，劃破一切美好。

「警察來抓人了！」

「緝菸員來了！」

攤販們倉皇奔走，畫面很滑稽，就像運動會。只是跑贏了沒有任何獎賞，跑輸的代價，卻是一整天的收入歸零。

那是一個再正常不過的黃昏。

專賣局臺北分局接獲密報，淡水港有人走私，運入了火柴、捲菸五十餘箱，但查緝員們前往淡水港，卻查無所獲，他們便轉往永樂市場，想找出貨物流向。於是「運動會」又再次展開了。結果毫不意外地，又是她，一個中年婦人，她總是被抓，不只因為她總是跑不贏、更因為她沒有錢賄賂查緝員。

我從事後的調查研究報告中知道，她叫林江邁。

當時才國中的我，在家裡幫忙做生意，查緝員將林江邁忙了一整天的收入，以及她所有的專賣菸、私菸都沒收時，我就在不過幾公尺遠的地方。我親耳聽到她說「我先生去南洋當兵還沒回來」，林江邁不斷向這些大人們求情，但穿著中山裝、操著福建泉州口音的查緝員，仍是無情的搜括。像地獄使者似的，怎麼能夠如此狠心面對滿臉淚痕的人？旁邊的民眾為之動容，紛紛幫林江邁求情，「放了她」的聲音此起彼落。在眾人拉扯間，查緝員舉起槍托砸向林江邁的額頭。

獻給敬啟者／孟嘉美

敬啟者

當你讀到這封信，代表我已經離開了這痛苦的世界。

其實這並不是什麼不好的事情。我的人生，從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就不再只是我的人生。我見證了殺戮，它使我的嗅覺在餘生，只剩下槍枝上膛的血腥味；它使我的夢境，此生只剩下黑暗無聲的夢魘。

我記得那些面孔，我只能記得那些面孔。當年老、當記憶衰退，我知道我能做的只有抵抗遺忘，但在生命有限的尺度內，我該怎麼讓這些人繼續被記住？如此懦弱的我、苟活至今的我，又有什麼能力？我始終無法忘記，每一張年輕的臉孔。我的臉上如今充滿皺紋、身上衣...

七十四年後，我們的二二八「在場證明」

邱映寰 歐孟哲

二二八事件七十四週年，也是共生音樂節走向第九年，我們的主標語是「在場證明」，要重新提出「二二八」對這個世代青年的意義：不曾參與在事件中、已經是事件後的第三甚至第四代的我們，為何要記憶二二八？

本次寫作的作者群，甚至皆是來自解嚴後的世代——我們不只不曾經歷二二八，在我們的成長過程裡，「二二八」的意義甚至也已經截然不同於威權統治時期——我們從小經歷的二二八，不是政治禁忌，而是政治熱點，是各說各話的「真相不明」而非「真相未明」，是大人口中的「毋通插政治」（m-thang ts hap ts ìng-tī）。

「二二八」三個字彷彿隨著年復一年的國定假日，漸漸成為一個我們從此疏離的符號，從課本中我們知道它是場悲劇，卻可能不曾感受到自己應該為此悲傷。

但這絕非表示，二二八與當代已經不曾存在連結。以最個人的層次來說，這個世代的青年裡，依然有人是受害者的後代，他可能曾經感受到家族中的長輩對於政治或是夜裡的一點風吹草動，都抱持莫名的緊張卻不知由來；或者，當我們回想起自己曾受過的文學教育，而發現（篇幅已經少得可憐的）臺灣文學史在日治之後，彷彿經歷了大換血一樣，不再有任何一個先前聽過的名字。在這些時刻裡，「二二八」就成為許多謎題的解答：我們的社會，依然處在它的影響之中。

記憶歷史一直是我們致力的事之一。但歷史該如何記憶？記憶之前，須先看見；看見之後，須更深入了解歷史被掩蓋的真相，以及它之於現代的我們的意義。紀錄片有所謂的「電影眼」（Kino-eye）理論：用攝影機捕捉易被人眼忽略的社會現實之細節、以全新的觀點來觀看世界，並帶著自我反思進行影片剪輯；而「非虛構書寫」，即是此本刊物期望讓讀者但凡邂逅不同性別、職業身份、地區，就能在日常擁有「歷史之眼」所採用的寫作方式，並且透過以上各種角度，切取出各式稜面的歷史事實與反思。刊物中的非虛構故事皆為根基於史實轉化而成1，亦期待能補足學術研究有所限制而無法觸及、甚或忽略的層面，使過往威權時期的歷史，不再只是教科書上一頁帶過的字句，而是能在不同時代、不同處境的人們手中發出獨有的光芒，接著在思想光芒的照耀下展開實際行動—— 無論是療癒歷史留下的創傷、迎戰歷史遺留給現代的任務或難題，甚而推動轉型正義等。

本刊共收錄八篇文章，其中可按照主題分為三條軸線：地區、性別與職業社群，或說特定的社會階級。在「地區」的面向，過往述及二二八事件的進展細節時，多半以臺北或說北部作為中心，對其它地區僅以「經由廣播遍及全島」模糊概括，卻忽略二二八事件中各地不同路線的抵抗、地方菁英與政權的互動，以及不同的受害情形，都留下各自不同的結局與傷痕，本刊以臺中為著眼地區，描繪臺中二七部隊的武力抗爭，發出不同於處委會的不平之聲。

在「性別」的面向，則以不被記在主流敘事觀點中的女性經驗開展，記下二二八的傷痕如何轉換為家族與世代的瘡疤，讓屠殺觸及看似「不在場」者，同時也記錄發生在「其後」的抵抗，與武裝抗暴以外的另一種堅韌：在丈夫死後轉而投入文化工作與平反運動，或是為了父親的死亡證明奔走。

最後，在「職業社群」的面向，則著眼於司法、醫師、語言與文學，除了書寫個人生命史，勾勒戰後臺灣的知識與文化發展，以及二二八事件造成的斷裂；亦嘗試以物件作為三稜鏡，折射出同一時代、歷史事件中不同領域的人們，如何在看似有所相隔之下因事件迸發而相互連結成網絡，卻也在事件過後做出各異的抉擇。

從身份出發的書寫，除了呈現歷史的眾聲喧嘩，也是以多條路徑，分別回應「在場證明」提出的叩問，要讓「二二八」在當代的意義，不再只是歷史課本或政客口中那樣的單一和蒼白，從個人、家族、社會等不同層次，看見「二二八」如何不僅只是一個符號，如何有血肉且立體的，作為我們所在的「現在」的基礎——作為不曾經歷事件的世代、作為歷史的追求者而非見證者，這是我們提出的「在場證明」。

七十四年後，我們的二二八「在場證明」

邱映寰 歐孟哲

二二八事件七十四週年，也是共生音樂節走向第九年，我們的主標語是「在場證明」，要重新提出「二二八」對這個世代青年的意義：不曾參與在事件中、已經是事件後的第三甚至第四代的我們，為何要記憶二二八？

本次寫作的作者群，甚至皆是來自解嚴後的世代——我們不只不曾經歷二二八，在我們的成長過程裡，「二二八」的意義甚至也已經截然不同於威權統治時期——我們從小經歷的二二八，不是政治禁忌，而是政治熱點，是各說各話的「真相不明」而非「真相未明」，是大人口中的「毋通插政...

前言

獻給敬啟者
頹傾的天平
受難事實陳述書
她的凝視
缺席的父親， 在場的母女
無聲的證人
木匾能看見多少事？
背面

引用／ 參考文獻整理

前言

獻給敬啟者
頹傾的天平
受難事實陳述書
她的凝視
缺席的父親， 在場的母女
無聲的證人
木匾能看見多少事？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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