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走在時代前端的建築老頑童
二○一六年農曆年前，台北市清晨只有四度，即使並非是有史以來的最低溫，但也創下了設立氣象站一百二十年來的紀錄—下冰霰。那一年雙北許多地方像是下了雪，所有人的驚喜劃破了極端氣候的憂慮，無懼低溫，紛紛出門爭看這難得一見的浪漫美景。
在美國待了近三十年的朱鈞，在台北的寒冬中走著。他倒不是為了期待台北可能的雪景，而是希望順利找到一個新的居所；平行時空下，萬華社區小學的品牌創辦人陳德君也在找辦公室，為落實理想的第一步努力著。
從萬華起跳的社區夢想基地
ANKO西園藝廊主人歐陽彬與妻子劉鳳儀，是朱鈞與陳德君兩人的共同朋友，他們得知巷子裡的屋主有兩層樓要出租，於是約了兩人一起見面、看房。朱鈞與陳德君，兩人年紀相差近四十歲，一個是新創事業的負責人，一個是已在笑看人生的長者，兩夫妻原本對於他們能否一起分租上、下樓當鄰居這件事，沒有抱持太大期望。
也許，反而因為沒有期待，少了不必要的預設，就更容易媒合。
多年來，陳德君一直都在萬華當地專注於社區營造、空間規劃等經營，根本不曉得眼前的朱鈞是什麼來頭。就連見面談租屋的這天，她也只是興致勃勃地抱著萬華古地圖，像關不住的水龍頭一樣，滔滔不絕地談著未來的夢想、理想、願景，熱切地分享辦公室落定後的種種計畫，對於在座的歐陽彬、劉鳳儀、以及未來可能的室友朱鈞有何反應，沒有太多留意。
朱鈞聽著、聽著，頻頻點頭。這是表面上的示好？抑或是真的聽進去、甚至認同陳德君所談的內容？
直到朱鈞開口說話，答案才揭曉。
「我一九六四年的碩士論文，寫的就是〈社會意識與建築〉，我以紐約市唐人街的擴建作為規劃藍圖⋯⋯」當朱鈞開始娓娓道來，陳德君當下立刻明白自己眼前的這位長者是建築界的思想先驅。即使到現在，建築界的主流依舊把建物主體與空間上的設計視為個人創作，對很多建築師來說，社區意識是遙遠、甚至事不關己的問題，致使他們甚少觸及建物之外的公共空間，更遑論去思考不斷向外延伸的城市議題。
「朱鈞好酷，他的思想領先時代那麼久了。而且這位長輩真的有在聽我說話！」從朱鈞開口說第一句話之後，陳德君就確定自己的理念不是孤芳自賞，而是被眼前這位前輩深深認同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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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會面後，朱鈞為了行動上的便利，就住在一樓，避免在樓梯間爬上爬下；陳德君租下二樓作為辦公室。這條巷子，原本是一些獨居者安安靜靜的住所，就在兩人進駐之後，開始有了不一樣的風貌。
在二○○一年的一次旅遊中，因為感受到峇里島的美與閒適，生性開朗、也喜好自由的朱鈞因此決定在烏布（Ubud）定居生活；而台北這裡仍得留著一個空間，讓他在兩地往返時仍可有落腳之處。因此，他沒打算花太多錢租屋，只想選擇一個簡單的空間暫居。他本來就擅長空間規劃與設計，任何看起來不甚起眼的屋子，只要經過他的巧思，即使僅透過隔板組合與燈光投射，也都會變得非常精緻。
仔細拆解後會發現，朱鈞用的素材非常簡單，就是板子與空間之間的排列組合而已。
朱鈞對於房屋的設計風格一直是採取最簡單的結構來著手，但對於城市的機能，他卻相當重視多元展現—因為多元，才能使人與空間充分互動與流通，並讓情感在裡頭一點一點累積，最後時間便會慢慢堆疊出「歷史」。有歷史感的城市，才會顯得美。萬華這一帶區域，從硬體的剝皮寮、龍山寺、現為星巴克的林宅，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動與氛圍，處處都可以與歷史相互連結，讓一座城市因此有了生命與厚度。
「我曾經一出捷運站，就被陌生的女性約喝茶。」朱鈞遇到這種邀約不只一次。他也知道醉翁之意不在「茶」，「喝茶」只是一種形式上的邀約。萬華曾是台北公娼的所在地，也就是公開的紅燈區，當主流社會價值將之定位為色情，或以治安為由而進行都市更新，其實並不能完全讓它消逝，反而可能轉入地下、繼續活絡。朱鈞從不以主流價值觀去審度萬華，因為他認為一座城市的風貌本來就是多元並陳的。
華人城市的新世紀DNA
「講烏托邦，太矯情。」比起烏托邦，他更喜愛描繪汴京（今開封）的〈清明上河圖〉，裡頭那種熱熱鬧鬧、充滿各種日常活動的風貌，更貼近常民，也更適合居住。
朱鈞欣賞〈清明上河圖〉，總能感受到生命的機能與流動的氣氛，永遠都能產生新的體會，從不覺得厭膩，這座古都彷彿依舊鮮活地呈現在朱鈞眼前。
「我看〈清明上河圖〉，就是很感動，裡頭有飯店、酒館等等，是很有生命力、多樣化的城市，很自然地呈現出中國城市的機能，可以生活、居住、養老，就像是家的感覺。台灣的萬華、大稻埕也是如此。」直到現在，他仍習慣用放大鏡瀏覽〈清明上河圖〉，細膩地感受著裡頭的人物在這座空間裡的生活樣態。
究竟是何時開始對〈清明上河圖〉有感？朱鈞記不得了，這種中國式的城市風格就像DNA一般，早就植入在基因裡，一看到這幅作品，就像看到熟悉的家、熟悉的空間，以及最深的情感認同。因此，當他在一九六○年代初期進入普林斯頓建築系深造時，對於建築與空間的連動感便特別強烈，即便當時的環境對於社會／社區的空間意識尚未出現太多論述，「建築與社會意識」更是陌生的概念，但啟發他甚多的指導教授拉巴度（Professor Jean Labatut, 1899-1986）仍一直鼓勵他往這個方向去鑽研。
於是，代表著中華文化的〈清明上河圖〉，與瑞士建築師柯比意（Le Corbusier）的理想城市，在朱鈞的腦海裡產生了一種對話的可能。藉由兩種理想城市的對照，當時年方二十多歲的朱鈞提出了對於家的想像，以及人與人心之間在空間裡的變化等概念，這也是他首度從建築體走入社區營造的關懷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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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鈞於一九六四年寫成的碩士論文，題為〈社會意識與建築〉（Social Consciousness and Architecture），以「紐約市唐人街的擴建」為具體探討的主題。
唐人街的環境與當時美國城市的空間規劃很不一樣。美國在住、商、辦與公共建築上通常都有明顯的區隔，住在郊區、通勤上班，是美國人很習慣的生活模式，而華人則習於以整體社區機能作為空間規劃的方向。朱鈞認為，唐人街雖顯老舊，卻是社會機能健全的模範社區，因為這種空間為社會意識與建築之間的連結及互動提供了一個絕佳的觀察管道。
他以位於紐約新市政中心和史密斯政府樓之間的唐人街為例。這是曼哈頓下城區最古老的社區之一，其中包含八個不規則的街區。在充滿異國情調的街道上，學童、老人、小販和觀光客等多樣族群同時在街上活動。儘管唐人區僅是一個由數千人組成的社區，卻是紐約當地四萬名華人的文化、商業和社會活動中心。
不過，老舊的唐人街也有其社會問題要面對。
一九四九年之後，有許多中國人想方設法要偷渡到美國生活，很多都是非法拘留；加上美國的移民政策有其限制，包括不准婦女移民，所以唐人街裡幾乎都是男性華人，不難想像其中衍生的社會弊病，包括環境髒亂、衛生不佳、治安堪憂，導致生活條件極差；很多人白天在餐廳工作，晚上就把餐桌當床睡，過著連床都沒有的生活，只要一有空，最好的消磨就是賭博。但只要沒發生大事，美國政府也就睜隻眼、閉隻眼，不大干涉。
當時的中國城還有一個特色，就是葬儀社特別多。因為這些移民們都希望過世後可以落葉歸根，尤其是那些偷渡的打工者。因此他們死後並不於當地下葬，而是暫放在葬儀社的棺材裡，等著運回故鄉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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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鈞非常清楚唐人街的問題，但這與〈清明上河圖〉的景象僅是一線之隔。
他認為，透過設計，能讓唐人街的功能更加完善，使社區空間更像一個家，進而突破現況瓶頸。森林，不是零星幾棵樹就能成就森林，而是由最小的食物鏈到最大的生物鏈交織其中，才能形成一座森林；同理而言，完整的社區機能也不是幾棟房子放在一起就能成型，必須要有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區塊與功能的完善，才能促使整座社區既保有生命力，又能發揮其效益。
帶著這樣的信念，朱鈞找了幾座荒廢的空地與空房進行嘗試。在他的規劃裡，公共空間或建物必須與住宅功能融合，因此一樓可以維持店家功能，也可以部分作為養老院，讓年邁的移工能有舒適的生活條件，而不是只能窘迫地躺在棺材裡等著回鄉。二樓是餐廳與辦公室，再往上就是住宅。當時中國城內普遍沒有衛浴設備，這個問題也是朱鈞設計裡被重視的一環，於是三樓以上的住宅皆規劃有公共衛浴設備，頂樓也可作為交誼空間。
朱鈞認為，房子（house）是身體居住之處，家（home）是心靈的棲息之所，房屋並不能直接與家劃上等號。但若能讓心靈滿足，那麼房子就是家；家也不再侷限於單一的房子之內，從房屋到社區都可視為一個整體，即是「家」（housing）的概念。也就是說，一間房子可以是一個家，一條街也能是一個家，又或者是學校、工廠、城市等人造設施，乃至於海邊、森林等自然環境，任何空間只要能讓人們的心靈獲得滿足，都可以被當成是自己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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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上採買的人群、漫步的人群、談天的人群，以及充滿玩耍的孩童⋯⋯裡頭自然會孕育出一個秩序與結構，這是朱鈞對於唐人街社區空間的想像和期待。即便是在當時的美國，這依然是很另類的空間規劃思維，並不在主流的價值中。他之所以勇於堅持，還有另一個期待。
唐人街並沒有學校這類教育環境，只有商家與餐廳，很多美國人來逛唐人街，會把這裡當成一種獵奇的異國空間，嚐嚐美食、購買紀念品之外，唐人街無法呈現出更多的內涵。朱鈞希望到此一遊的外國人能對中國文化有更深層的感受，所以也設計了一座社區紀念堂，牆上可以刻下在近代革命中犧牲的烈士姓名，讓外國人到了中國城就能一窺中國歷史，也會知道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
朱鈞並未設計出一座雄偉的博物館建築，他只是利用空屋規劃出一間小小的紀念堂，在空間裡營造歷史感，讓人走進這座空間，就彷彿進入了時光隧道。
不過，作為一份碩士論文，朱鈞的設計還得面臨評審委員的審查。他的想法只有拉巴度教授能夠接受，其他教授多少會提出質疑，認為朱鈞的思考與設計並不可行。朱鈞沒有退讓，他堅定地告訴教授們：「除非你們對社區背景很了解，不然你沒辦法了解我要做的東西。」
當然，結局是朱鈞順利地取得碩士學位，從普林斯頓畢業了。
建築師的援助弱勢之路
畢業後，朱鈞與愛情長跑多年的嚴斯復於一九六五年結婚，兩人育有一子一女，這個小家庭也在一九六七年從俄亥俄州哥倫布市搬遷到紐約。居住在俄亥俄州的短短兩年期間，朱鈞三度獲得俄亥俄州建築師協會（AIA Ohio Chapters）設計獎。到了紐約後，三十一歲的朱鈞更取得副教授資格，除了一邊在普瑞特藝術學院（Pratt Institute）及市府大學（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CCNY）建築系教書，同時也和幾位志同道合的年輕建築師成立「建築師社區服務中心」（Architect Technical Assistance Center），為貧困地區提供建築設計及規劃的服務。
當初，碩士論文著墨的地點是紐約市的唐人街，被審查教授質疑「不切實際」；這回，朱鈞真的搬到紐約生活與工作，也開始與紐約市裡的貧民窟接觸。他與一同創立建築師社區服務中心的夥伴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希望透過改造空間，讓貧民窟的生活更有尊嚴。
朱鈞想要實現為弱勢服務的理想之路，過程中經歷了不少挑戰，有的想法因為主客觀因素無法實踐，有的則是在多年之後才間接看到開花結果。如阿姆斯壯社區托育中心（Louis Armstrong Memorial Daycare Center），便是值得一談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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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年，台灣曾大張旗鼓地推行「合宜住宅」政策，由政府提供土地，低價賣給建商，希望使房價控制在「合宜價位」，讓中低收入家庭也有購屋的機會，同時減緩狂飆不止的房價；後來爆發弊案，不僅未讓弱勢家庭受惠，房價不降反漲，讓合宜住宅的名號蒙上一層灰，政府也就不再推動這個政策。
朱鈞對合宜住宅政策非常有感，因為早在五十年前，當他熱切投入改善美國弱勢族群的居住權問題時，就很清楚地看到政治、社會與經濟之間的角力，這不只是建商的問題，也牽涉到權力與資源分配的利害關係。
一九六○年代末期，紐約州政府在各方的壓力下立法通過，決定發行價值一億美金的州政府公債，作為設立社區中心之建築費用。當時，皇后區的爵士音樂家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 Amstrong）生前居住的鄰里有一塊閒置空地，該區居民以中產階級的黑人為主；當地居民覺得可以利用這塊空地做點什麼，但並沒有具體的想法，於是邀請經常在社區往返的朱鈞來設計規劃。
這塊基地的面積，寬約八公尺，長約二十至三十公尺。經過討論，當地居民與朱鈞有了初步共識，認為可以朝向「托兒所」的方向來規劃，提供單親媽媽安心托育的空間，讓她們能夠無後顧之憂地出門工作。
朱鈞很用心地畫好草圖，並以紙板做好模型。然而令人惋惜的是，這樣的美意最終並沒能實踐。
州政府發行公債後，要求申請的社團必須證明有獨立經營能力，換言之，托兒所必須財務獨立、自負盈虧。這項法令規定設下了一套門檻，讓社會福利政策的美意大打折扣；再加上社區中某些活躍分子以維持兒童福利為名，卻強勢要求每名保母最多僅能照顧三、四名幼兒，且須提供每日三班制的服務，高額的人事成本也加劇了營運的困難。看似能照顧幼童的完美理念，卻困在實務的推動，致使托兒計畫遲遲無法推進。三年後，因沒有任何進展，不得不取消阿姆斯壯社區托育中心的建造計畫。
不僅阿姆斯壯社區如此，事實上，經過十幾年後，紐約州政府這項公債計畫的結果，是連一間社區中心都沒蓋成。
與朱鈞熟識、當年也在紐約活躍的建築師趙夢琳這麼評論：「州政府的政治人物早已料到最後必定一無所成，當年通過公債，只是在政治層面上做了一次漂亮的公關而已。」
對於已經做好模型、畫好設計圖的朱鈞來說，這次的經驗不免教人失落。至今，朱鈞翻起五十年前那些做成明信片大小的手稿，還能清楚說出當時設計的概念。這是年輕時的朱鈞離開校園後，與現實磕磕碰碰的磨合歷程之開端。
朱鈞開始明白，身為建築師與設計者，想法不見得能夠順利地被實現。
成事不必在我的朱鈞思維
即便遭遇到路易斯．阿姆斯壯社區的挫敗，朱鈞並未動搖、放棄理想。他依舊在可能的機會中，努力落實對社區的關懷。
看著他翻閱《集體創造性的行動：二十五號的排屋計畫》（Collective Row House: Project Row Houses at 25）這本書時，曾面露欣慰之色。原本以為這是他親手完成的作品，才會看得這麼開心，事實卻不然。「排屋計畫」（Project Row Houses）也是歷經波折、等待多年、接續換手後才有的成果。
《集體創造性的行動》的作者雷恩．丹尼斯（Ryan N. Dennis）是排屋計畫的策展人與活動總監。他從一九九二年開始，便記錄排屋改造的工程，書中一路從買地、設計、建造、使用、舉辦活動娓娓道來，直到二○一七年為止，總共歷時二十五年。
排屋計畫的打造地點是休士頓的「第三選區」（Third Ward Community），也是歷史悠久的非裔美國人社區。社居內的住屋建於二十世紀的三○年代，主要是租給在市區富裕的白人家庭幫傭的黑人居住。每棟約四十平方公尺，面積很小，但頗有特色。屋頂為鐵皮材質，外牆全部漆白，每戶沿街有前廊，可供夏天乘涼或平時讓鄰里交流的空間。
到了八○年代末，這些建物已顯得老舊不堪，亟須重新打造規劃。當時聯邦政府設有社區重整基金（Community Redevelopment Fund），提供社區重整使用；其中一項補助是鼓勵私人進入衰退的老社區參與重整或重建，政府可給予無息貸款，條件是必須以低廉的租金出租給弱勢者使用。朱鈞認為政府立意良善，因此選擇了排屋作為重建標的，他向聯邦政府貸款四十萬美元，二十年免息，開始著手重建排屋老社區。
怎料，就在進行老屋改造之際，政策因為人事更迭而整個大轉彎，無法批准朱鈞的貸款，原本開出來的政策支票瞬間化為烏有。排屋的整體狀況已非朱鈞能以一人之力應對，實難繼續原本的規劃。朱鈞在一九九一年返台後，每個月光是為了支付這些空房的水電費，就得耗上約五千元美金。因為資金無法持續空轉下去，老排屋只得擱置，任憑荒廢。原有住戶早已搬遷一空，該區日漸被毒販強占，連浴廁的鑄鐵水管也被拆下盜賣，形成治安隱憂，最後只得封屋。市政府還以危險房屋為由，強制拆除七、八棟，因此後來的排屋僅剩三十棟，而人在台灣的朱鈞並未獲得相關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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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一九九三年，人在台灣的朱鈞突然接到黑人藝術家瑞克．羅威（Rick Lowe）的越洋電話，他向朱鈞表達想要承租這三十棟建築的意願，他想把社區改為藝術村，建立社區藝術中心。由於當時朱鈞還背負約十萬美元的貸款，因此他提議，若羅威能負擔這筆尾款，他就讓渡所有房屋權。兩人很快談妥。
有過紐約阿姆斯壯社區托育中心、休士頓第三選區排屋計畫等合作失敗經驗的朱鈞，對於「不要仰賴政府做事」有很深的體會。因此，朱鈞建議羅威，不要向政府申請補助，而是改向企業徵募假日志工，避免經費中斷就動彈不得的窘境。「你如果要靠政府做事，就會遇到這樣的問題。」羅威接受了朱鈞的建言，因而整個「藝術中心」的打造過程是以徵求志工的方式進行。每到週末，便由志工們投入工作行列，興建過程所需的建材、工程、水電、人力等，都來自民間各方的資源支持。最後他們齊心完成了這項龐大的計畫，是里程碑，也成了一種典範。
改建後的排屋皆由企業機構認養，駐村藝術家不用交房租，租期半年到一年。其中還有一些空間改造為受虐婦女收容所，收容所裡放置的家具均由當地居民提供；也規劃幼兒園，讓單親媽媽外出工作時，能有托育孩子的空間。
雖然排屋計畫最終並非出自朱鈞的設計，但其改建方向與朱鈞的理想不謀而合。因此，相對於之前留下遺憾的阿姆斯壯社區托育中心，轉手後的第三選區排屋計畫可以說是體現了朱鈞最早所秉持的多樣性社會功能之居住理念。當初放手讓羅威去做，朱鈞認為是相當正確的決定。
休士頓的第三選區是由民間自發性的力量展現出來的社區改建成果，其巨大的成功短短幾年內便轟動全美，一九九七年獲得魯迪．布魯納城市卓越獎（The Rudy Bruner Award for Urban Excellence, RBA）銀獎。事後證明，朱鈞給羅威的建議—不拿政府的錢、發動民間資源匯集—這套做法是明智的，該計畫才有機會跳脫限制，逆轉當時的困境，翻身成為「美國社區藝術中心之典範」，也吸引不少相關團體慕名而來，希望可以借鏡其經驗。
到現在為止，仍有媒體持續報導，包括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紐約時報》「藝術與建築」專欄、美國廣播公司的電視節目「早安美國」（Good Morning America, GMA）都訪問過羅威，洛杉磯、鳳凰城皆有社區邀請羅威擔任顧問。洛杉磯美術館還以第三選區社區藝術中心為題策劃展覽，將整個排屋計畫的建構模型放在館內供人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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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前，阿姆斯壯計畫受挫；三十年前，休士頓計畫輾轉透過他人，總算有望開花結果。歲月如梭，如今已年過八十的朱鈞，仍舊沒有停擺下心中對多樣性居住空間的理想。或者說，朱鈞住到哪兒，就想改到哪兒。
他現在住的萬華房子不到十坪，比起美國的空間，無異是小巫見大巫，但他仍能在坪數不大、空間狹小的地方體現理想。因為他總是有辦法，靈活且充滿彈性地生活著。
目前他準備將自己的屋子讓出，僅保留一張床的空間，其餘都可以開放給社區使用，包括小朋友可以來玩、老人可以過來一起吃午飯，或是提供藝術大學的學生住宿，專心創作，唯一的條件，是要把完成的藝術品回饋給社區展示使用。
「身為一名建築師，心中都會有理想的社會與環境藍圖，但最後會發現，那些都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因為有太多商業與政治力介入。所以我改變了方向，專注互動藝術，從身邊的環境改善起來。」回想自己為了實踐理想而一路走來，縱有辛酸，但朱鈞述說的語氣，終是無怨無悔的。
案例
阿姆斯壯社區托育中心 Louis Armstrong Memorial Daycare Center
整個建築體規劃為四層樓空間，除了辦公室外，有足足兩層都作為托兒使用，每層樓有四間教室，每間教室都能睡覺、吃飯、上課、遊戲，確保幼兒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即使媽媽來陪伴也沒問題。單親媽媽自己帶小孩，已倍感壓力，加上單親媽媽大多是弱勢，居住條件可能不會太好，若托兒的空間又像是一般生硬冰冷的教室，會更難讓人放鬆。朱鈞很貼心地為這些單親媽媽考慮到其困境，不論是送完孩子、馬上就要去上班的職場女性，還是可以留下來一起陪伴孩子的家庭主婦，她們需要的都是一個「家」的空間感，而非單調蒼白的學校教室。因此兩層樓中有超過一半的比例都設計為遊戲室，除了幼兒可以玩耍，也便於單親媽媽一對一照顧自己的孩子，讓他們就像待在家裡一樣溫暖自在。
用藝術蛻變的排屋計畫 Project Row Houses
原先在朱鈞的規劃中，休士頓的第三選區是期望透過都更，來照顧弱勢者的居住需求。後來羅威接手，著手設計為藝術村，把整排屋子修繕改建，並賦予每一間屋子不同的設計，供藝術家進駐活化使用。
羅威的規劃是，整條街廓的第一幢屋子作為行政辦公之用，其它九幢規劃為展場空間，沿後街各棟是藝術家工作室及美術教室，被拆除建物的空地則作為停車場。另外半條街廓的前半部五戶，作為收留單親家庭、仍具有家庭結構的臨時庇護所；後半部設置托兒所，被拆除的部分就當作托兒所的室外活動空間。
戶外的寬敞空間擺設各種不同的裝置藝術，人人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喜歡的角落享受。透過如此生活化的空間設計，藝術不再高不可攀，而是在生活中布滿了樂趣。即使設計不是出自朱鈞之手，但美好的成果也讓他與有榮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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