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的國家破產了
從提款機領不出錢的那一刻講起
芮可．史黛芬德（Rakel Stefánsdóttir）是一名年輕的冰島女孩，在英國布萊頓（Brighton）的薩塞克斯大學（University of Sussex）攻讀藝術與文化管理碩士。二○○八年十月初，她把金融卡插進提款機，想要領錢。
但螢幕顯示，裡頭沒錢了。芮可搞不懂為什麼會沒錢。到英國讀碩士之前，她已經在劇場工作了好幾年，銀行裡有足夠的存款。前一天，她才刷卡付了第一學期的學費。「我知道提款機的連線要透過跨大西洋的電話線路，有時候線路會有問題，所以當時我以為，應該是這個原因，」她說。
我們都有過從提款機領不到錢的經驗，因為我們的戶頭裡沒錢了。但是那一天，芮可和數以千計的冰島人的遭遇卻很詭異，而且令人不安。因為她之所以領不到錢，並不是因為她「戶頭」裡沒錢，而是因為「銀行」沒錢了。
事實上，不光是銀行沒錢，她的卡之所以不能用──簡直是《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裡才會有的情節──是因為冰島政府把錢花光了！十月六日，瀕臨破產的冰島政府，宣布把銀行關閉並凍結任何資金外流。芮可用她的信用卡付清學費的隔天，冰島克朗（króna）就崩盤了，於是她所要支付的金額，一口氣暴增了40%。
芮可直到三個星期之後，才能再度動用她的銀行戶口。但就算可動用，那時候她帳戶裡的存款已經無法支應她的學費了。現在的她，被迫放棄原先的求學計劃，回到雷克雅未克的家裡，也沒有工作。「我們那個前政府最讓我生氣的是，」她說：「他們毫無羞恥心。」
他們把金融商品包裝成一種天然資源
當一個國家的銀行搞砸時，就會發生這種事。冰島案裡的某些細節非常奇怪：基本上，一小撮非常有錢有勢的人，互相把資產買來買去，創造出一個假財富的怪泡沫。「三、四十個人所幹的好事，由全國人民買單，」一名雷克雅未克的計程車司機對我這麼說——而我還沒碰到不同意這個說法的冰島人。
但儘管只有一小撮的人要為這場泡沫負最後的責任，整個國家卻已經被拖下水了，因為，便宜信用的巨浪把冰島吹捧成經濟仙境；銀行，則是這個過程的核心。冰島的銀行部門在過去一直是國營，直到二○○一年主張經濟自由化的獨立黨（Independent Party）才把它民營化。而在民營化之後，出現了爆炸性成長——假的成長，但具爆炸性。一個人口三十萬的國家，除了地熱和漁獲之外毫無天然資源，卻突然發展出一個龐大的銀行部門，其資產是整個經濟體的十二倍之多。該國的硬幣以魚於圖案，應該就是一個警訊：五毛錢的是一隻螃蟹，一克朗的是鲑魚，十克朗是一群柳葉魚，一百克朗是一條鰈魚。數一數硬幣，你會覺得：冰島人對魚還真是內行；但對於銀行業，恐怕就不行了。
但沒人注意到這點。信用是如此便宜，幾乎等於免費。我和華格羅．布拉格森（Valgarður Bragason）談過，他是一名泥水匠，買了二棟房子和一塊地，只和銀行談不到十五分鐘，就貸到三筆款子，總計約六十萬英鎊(約三千六百萬台幣)。其中一筆貸款並不是用冰島克朗計價，因為克朗的利率很高，而是用五種不同的外國貨幣做成一籃貨幣來計算利率的。
這麼做聽起來似乎很瘋狂，但這個新世紀之初的冰島和其他地方，個人金融的傳統規則已經被束之高閣了。是的，這裡和其他地方一樣，許多消費者和貸款人缺乏責任感；而這種缺乏責任感的行為，還會受到鼓勵。在整個自由經濟的世界裡，銀行把不負責任金融視為有價值的商品，幾乎等於一種天然資源，要加以呵護和培育。
每個人被鼓勵享受便宜的信用，就像鵝被填得飽飽的以生產鵝肝醬
那段期間，到處都有便宜的信用，人們差不多每天都會接到放款銀行的推銷電話，以及事先填好、只需簽名就搞定的信用卡申請書。還有，當我打電話給我的巴克萊銀行時，語音系統在讓我選擇查詢帳戶餘額，或是轉接給專人接聽之前，會先播放一段邀請我辦一筆新貸款的語音。每個人都被鼓勵去大大享受便宜的信用，就像鵝被填得飽飽的以生產鵝肝醬。「我也知道要小心點，」一個朋友對我說：「但我的理專說，這就好像前面的道路空曠無車，這時不大腳重踩油門就太傻了。於是，我就重重給他踩下去。」
數以百萬計的人，都和他一樣。
有一陣子，冰島看起來就像是一個現代經濟奇蹟。後來，冰島的經濟崩盤，就像麥克．坎貝爾（Mike Campbell）在《妾似朝陽又照君》（The Sun Also Rises）中破產的方式一樣：「二種方式，漸漸地，然後突然地」。
冰島貨幣克朗，在二○○八年初就緩緩貶值，而由於太多冰島人有外幣借款，讓情況急速惡化──40,500個人，總計欠了1,150億克朗。以當時的匯率計算，大約是每人欠了30,000英鎊（相當於１８０萬台幣左右，這些錢大部分都拿去買騷包的名車）。
在一個人口只有三十萬的國家裡，四萬人就算很多了。他們悲慘地曝露在克朗的貶值當中，因為當克朗下跌，他們的貸款成本就會猛烈上升。二○○八年的前九個月，是一場金融惡夢，而這場惡夢在十月六日突然化為真實，並且再也無法挽回，冰島總理哈德（Geir Haarde）在電視上對人民迂迴且不負責任地說：國家已經破產了。銀行倒閉，冰島所有的外匯存底除了支付食品、燃油、和醫藥等生活必需品之外，全部凍結。
這讓芮可和數以百計和她一樣的人站在街頭，看著他們手上的金融卡疑惑地皺起眉頭。為什麼突然之間，自己就沒錢了？而且，當時他們沒有任何人知道真實的狀況。
布朗（Brown），是一種大便的顏色
冰島的銀行成長太快、太大，以致於其銀行體系──套句俗話說──就像「一隻大象站在老鼠的背上」。英國政府引用《反恐怖主義法》，禁止冰島銀行的錢流出英國，從此冰島銀行的海外資產也被凍結了。冰島人到現在對這件事還是很生氣：我在雷克雅未克看到一件Ｔ恤，上面印有英國首相的照片和這個標語：「布朗（Brown），是一種大便的顏色」。這有點過分。但他們有權利找個人來出氣，因為冰島銀行的內爆，讓該國的每一個男女老幼損失116,000英鎊。
我們怎麼會搞到這個地步？我們是如何從一個銀行和信用都照章運作的經濟，搞到今天這種世界經濟「雷克雅未克化」的局面？
我認為，這場風暴建立在一個問題、一個錯誤、一個失敗、和一個文化上；但在這些東西之前，那是來自一種氣氛——這是資本主義世界戰勝共產主義，以及柏林圍牆倒塌之後的氣氛。
對我來說，這特別明顯，因為我是在香港長大的。當時的香港，是全世界最不受拘束的自由市場經濟體，是經濟上的大西部。沒有規則、沒有稅（後來有 15%的上限稅率）、沒有福利政策、沒有健保或國民教育。在通往香港島山坡地的途中，貧民區到處蔓延；住在貧民區裡，沒有水電或醫療，他們的小孩也沒有學校。完全不受法令管制的血汗工廠，是這個殖民經濟的一大特色。資本主義無法無天的醜陋邊緣隨處可見。
但這個方式的資本主義，也同樣創造了隨處可見的成長和財富——你不可能沒注意到，這個一切自由、「落後者自己倒楣」的體系，使得當時的人願意冒著生命危險去追求。來自共產中國的難民，以各種無法想像的方式游泳、爬行、和偷渡到香港，他們經常在偷渡中喪生；就算跨越了邊界，被抓到了還是會被遣返。除非他們到達九龍的邊界街，到了這裡他們就有權留下來。遊戲規則很清楚，宛如兒童遊戲的成人版──只要成功抵達終點，你就安全了；否則，就要回到暴政之下。
對於那些想盡辦法要到香港的人來說，這裡是一個希望與機會之地是錯不了的——而且他們明白，他們想盡辦法所要到達的，與其說是個「地方」，倒不如說是種「體制」。在這裡，土地和人民都一樣是中國，只有體制不一樣。因此，這個體制一定有某種非凡的力量。
至於共產中國，在一九七九年開放外人觀光之前，是一個恐怖和傳統的地方。當時，觀光客總是被帶到新界的最遠處去眺望中國。在香港端的山上有一個廓爾喀觀察哨，從那一眼望去，你會看到稻田和一條河，其他空無一物。如今，站在同一個地方眺望，你會看到深圳──中國成長最快速的城市——這個地方在三十年前，幾乎沒有任何建築物。
國家？閃一邊去吧！
當時的香港就像個實驗室，一個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實驗室。在歷史和人口環境的交互影響下，香港成了全球獨一無二的地方。在我離開香港之後的三十年，香港成了世界的典範。從此以後，無拘無束、不受管制的自由市場不再是罕見的特例，而是一種新常態：採用這個制度的國家，經濟成長比不採用的國家還快。你無法用人民的感受來準確衡量客觀的變化，但你可以用ＧＤＰ的成長來衡量，而來自ＧＤＰ的證據是不容否定的。在雷根執政的美國以及柴契爾夫人掌權的英國之下，「香港版」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佔領了全世界。如今我沒辦法回家了，但從某個重要觀點來看，根本沒差，因為家已經回到我這裡來。
這個散播全世界的資本主義版本，理念基礎來自亞當斯密，並透過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裝扮得好像資本主義和民主之間有一個基本連結似的。我相信，後來的事件已經證明這二者並沒有基本關連——但這部分說來話長，可以寫成另一本書。這裡我要說的是，這個版本的資本主義──通常被稱為「盎格魯－撒克遜模式」，包含了市場自由化、經濟去除管制（尤其是去除金融部門的管制）、國家資產私有化、低稅賦、和盡可能降低國家支出等──占領了全世界。國家的角色？閃一邊去，不要阻礙個人和企業創造財富的力量。
美國和英國是這類政策的全球拉拉隊長，他們在ＧＤＰ成長上的成就，讓他們可以不斷把經過改良的制度套用在紐西蘭、澳洲、愛爾蘭、西班牙（在某種程度上）、冰島、俄羅斯、波蘭和其他地方。當IMF介入需要金融援助的國家時，也會實施某一個版本的這種政策。實施這些政策之後，就會出現可觀的ＧＤＰ成長，但分配不均也會隨之惡化。
對馬克思主義者，以及那些「反跨國企業」、「反全球化」的左派聲音來說，這種資本主義是「為自己的滅亡播下種子」。這本書，就是要講這個故事是如何發生的。
有幾十年的時間，資本主義西方和共產主義東方之間，進行了一場「意識形態的選美比賽」，雙方競相打扮成一種能對自己的人民提供比較好、比較公平的生活方式。東方所展現的，是壓抑；西方則是免費就學、全民健保、有薪休假、和開放的機會與權力。
結果，好人贏了，選美比賽結束，但西方為期數十年在平等和人權上的進步也同時宣告結束。在美國，中位數所得——在所得曲線上最中間那點的所得—— 對工人來說，自一九七○年代以來一直沒有變動，而頂層和底層之間的所得差距則大幅攀升。一九七○年以來，美國最高所得那五分之一的人，收入已經增加了六成，其他人的收入則減少10%。３在一九七○年代，美國人和歐洲人每年的工作時數差不多；現在，美國人的工作時數幾乎是歐洲人的二倍。４那還只是中產階級的情形。對頂層的人來說──尤其是最頂層的人，情況完全不同：在一九八○到二○○七年之間，美國最有錢的0.1%的人，看著自己的所得成長700%。5
有史以來第一次，資本主義打遍天下無敵手，成為全世界最優勢的政經體系。在這樣的氣氛下，可想而知，主導資本主義運作的金融部門，必然擁有一定的地位，因此他們開始瓜分經濟大餅以犒賞自己。沒有全球性的對手來指責、嘲諷肥貓越來越多、越來越肥的現象；讓富人如此快速地變得更富有，並不會受到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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