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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第一章 傳統建築史的研究與大木結構類型議題】（節錄）
當代傳統建築的研究奠基於1930年代的「中國營造學社」，而自營造學社這個似官似民的「機構」努力耕耘之下，傳統建築史的論述至今大致也發展了三個世代。第一個世代其成果約略集結於1930-1950年代，那就是以梁思成、林徽茵與劉敦楨為主的營造學社世代所發表的中國建築史論述，其成果以劉敦楨來不及出版的《營造法原》及有幸陸續出版的《中國古代建築史》、《中國住宅概說》，梁思成來不及出版的《圖說中國建築史》、《中國古代建築調查報告》、《「營造法式」註釋》及油印出版的《清式營造則例與算例》等等為研究成果的標誌。
第二個世代則為營造學社教師群的學生為主，並結合建築考古學者的建築考古復原研究成果所形成的建築史論述，其成果約略集結於1980年代，並以1985年出版《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套書為標誌。
第三個世代則以營造學社第三代研究群（即梁思成、劉敦楨的學生的學生），第二代建築留學生（如果梁思成、劉敦楨算是第一代建築留學生的話）及熱衷於中日傳統建築比較研究議題的新生學者群所形成的中國建築史論述，其成果則以中國建築與工業出版社於2000年前後陸續出版的《中國古代建築史》五卷套書為標誌。
這三個世代的傳統建築史論述涉及大木類型系譜議題者首推劉敦楨的《中國古代建築史》。在劉敦楨的《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一次文字記錄了「穿斗式結構類型」，並主張：「中國古代建築以木構架為主要的結構方式，創造了與這種結構相適應的各種平面和外觀，從新石器時代末期起，一脈相傳，形成了一種獨特的風格。中國古代木構架有抬梁、穿斗、井幹三種不同的結構方式，抬梁式使用範圍較廣，在三者中居於首位。……抬梁式木構架至遲在春秋時代已經初步完備。穿斗式木構架也是沿著房屋進深方向立柱，但柱的間距較密，柱直接承受檁的重量，不用架空的抬梁，而以數層『穿』貫通各柱，組成一組組的構架。它的主要特點是用較小的柱與『穿』，做成相當大的構架。這種木構架至遲在漢朝已經相當成熟，流傳到現在，為中國南方諸省建築所普遍採用，但也有在房屋兩端的山面用穿斗式，而中央諸間用抬梁式的混合結構法。……井幹式木構架是用天然圓木或方形、矩形、六角形斷面的木料，層層累疊，構成房屋的壁體。據商朝後期陵墓內已經使用井幹式木墎，可知這種結構法應產生於這時期（商朝末期）以前。……至於井幹式結構的房屋，據漢代西南邊疆隨葬銅器所示，既可直接建於地上，也可像穿斗式構架一樣，建於杆欄式木架之上，在上述三種結構形式以外，西藏、新疆等地區還使用密樑平頂結構。」（劉敦楨，1982，p3-6）。
劉敦楨對傳統木構造的結構類型的系譜式描述及主張是否經得起案例驗證呢？以目前的建築史資料與建築技術知識的積累情況來看，是經不起案例驗證的，但是除了從建築專業轉入考古專業的學者以外，劉敦楨上述的主張在第二代、第三代建築史學者的相關論述裡基本上只是奉為「定律」，略作調整修改，而少有疑義的循著這個經不起驗證的「定律」來推測傳統建築的復原想像乃至延伸論述傳統建築的「道統一脈相傳」。
放在清末民初的文脈裡，那就是北方中心或北京中心的抬梁式為主的一脈相傳，所以「中國古代木構架有抬梁、穿斗、井幹三種不同的結構方式，抬梁式使用範圍較廣，在三者中居於首位。……抬梁式木構架至遲在春秋時代已經初步完備」的主張可能沒有案例為據，但是卻是以建築考古的復原想像認定為真實案例，讓傳統建築木結構發展實況理解越加錯綜複雜，造成建築史論述的諸多疑點難以自圓其說。最簡單的疑點就是長江流域的南方在經濟發展上，早在隋唐時期已有超越華北的跡象，而自宋朝以後則更是經濟人口與生產力上都極度超越黃河流域的華北，然而傳統木結構的發展乃至「巧匠」的匠藝，卻都是以「北方為首」，傳統木結構技術發展的主導權與影響力，仍然都還是北方建築影響了南方建築，所謂的「抬梁式使用範圍較廣，在三者中居於首位」，所謂的「穿斗式……至遲在漢朝已經相當成熟，流傳到現在，為中國南方諸省建築所普遍採用，但也有在房屋兩端的山面用穿斗式，而中央諸間用抬梁式的混合結構法」這種提法或主張，明顯的與文化、經濟、技術發展的動力不符，卻少有建築史學者或敢提出疑義。
簡單的說，當代中國建築史裡有關木構造系譜的論點，在第一世代的研究裡以劉敦楨的研究成果為主。
第二個世代的建築史研究以1985年出版《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套書為標誌，這套《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基本上還停留集體寫作的階段（最少各種版本的出版品裡並無記載作者），但是顯然強調「技術史」之下加入了不少考古專家、建築結構、建築構造專家成為集體寫作的一份子。所以基本上還是維持了劉敦楨的主張與看法，只是將穿斗式構造類型壓縮到明清之後的民居裡，而另提出梁柱式構造類型作為抬梁式與穿斗式的共同「原型或母型」，而「我國木建築構架的結構，一般分為『梁柱式』（也稱作『抬梁式』）和『穿斗式』（也稱作『立帖式』）兩種」（中國古代建築技術史第一冊，p.99及p.208）。
由於這套書是集體創作，表面上是集眾專家之智慧，但論證上也可能有集體不負責之嫌，所以可以解讀成梁柱式為原型衍化出平行的抬梁式與穿斗式兩個亞型，也可以解讀成抬梁式為原型主流類型，這個主流類型衍化出穿斗式這個亞型。然而如果全篇文章讀通卻得到矛盾的命題「梁柱式生出兩個類型分別是抬梁式與穿斗式，但是這個新生的抬梁式也稱為梁柱式」。這不但是命題的矛盾，更是系譜學裡的「命名矛盾」。
第二代建築史研究群裡也有少數的專家學者發表了與主流主張不同的建築史論述，這少數的論述多半由中日建築比較研究及建築考古研究領域的學者為之，前者以傅熹年的論述為代表，後者以楊鴻勛的論述為代表。傅熹年的〈日本飛鳥、奈良時期建築技術中所反映出的中國南北朝、隋、唐建築特點〉與〈福建的幾座宋代建築及其與日本鐮倉「大佛樣」建築的關係〉兩篇論文指出日本建築技術與式樣的「母樣本」在唐朝末期之後已是中國南方建築而不是中國北方建築，特別是所有移民日本的中國僧人，幾乎都是中國南方的僧人，而著名的移民僧人幾乎都是整個原鄉船隊的移民，其中自然包括了原鄉的繪畫工匠與建築工匠。這樣的論述當然無形的質疑了「穿斗式起自於明清」的論點，更質疑了「宋朝之後北方建築工匠匠藝遠勝於南方建築匠藝」的論點，簡單的說，質疑了「抬梁式為傳統木構造主流類型」的提法，乃至於質疑了「南方建築匠藝是向北方建築匠藝學習而能精進」的提法。楊鴻勛的《宮殿考古通論》則很清楚的論證了木構造結構類型的母型是高台建築，如果以構造學的角度來看可以說是土木構造類型，而不是什麼梁柱構造類型，這種大木構造類型在當代的閩西還有其建築實物蹤跡，那就是俗稱的客家土樓。另一方面楊鴻勛用詞的慎重以「架空地板的杆欄形制」來描述河姆渡遺址及南越王和閩越王的宮殿形制（楊鴻勛，2009，p286-318），而不是以「杆欄式木構造類型」來描述閩越王宮殿建築，其實正保留了「架空地板木構造類型」的獨特性與原發性的可能，這種架空地板木構造類型正是日本木構造的主流類型，以構造學與建築學的知識來稱呼可以說是「高床架木構造類型」與「床下養雞」或「吊腳樓」的杆欄式木構造應該不是同源，只能說是建築物避濕氣上的同方向發展的結果巧合而已。
簡單的說，當代中國建築史裡有關木構造系譜的論點，在第二世代的研究裡有許多疑義出現，但也有許多「共識」形成。
第三世代建築史研究的成果以2000年前後出版《中國古代建築史》五卷套書為標誌。另外，針對第二世代木建築構造類型系譜的疑義論述也逐漸出現於對宋《營造法式》的研究，對民國初年姚承祖完稿的《營造法原》的研究，乃至對福建建築的研究上。
由於《中國古代建築史》五卷套書分別由劉敘杰、傅熹年、郭黛姮、潘谷西、孫大章五位建築史學者主編，又於主編之下集結各專家撰寫各章節，乃至以卷為單位的「斷代史」寫作就成為必然的寫作格式。所以雖然1990年代之後已累積了相當多的建築考古資料、新增的建築遺構測繪資料，但是在木構造類型系譜的連慣性上卻無法成為這部套書的共同任務之一。以致第一卷裡規整了木構造類型系譜，第五卷裡也整理了木構造類型系譜，但在木構造成長變化的唐（第二卷）、宋（第三卷）、元明（第四卷）裡則不論木構造類型系譜，只以斷代的木構造技術發展諸章節替代之。另一方面，凡是無法明確判定年代的案例都與宮殿寺廟等重要建築區分開來，統歸類為「民居」，好像民居木構造與宮殿寺廟等重要建築木構造可以模模糊糊的共享一套技術，又可以模模糊糊的分開發展一般。
更嚴重的模糊則在於：「唐至明朝的千餘年間木構造類型源流或系譜所在不論」。所以，從唐至明朝的三卷斷代建築技術史上也就無形的預設了宋《營造法式》能夠解釋一切建築技術發展奧妙的前提。然而這個前提卻是未經案例實證，或從解讀清朝大木結構類型，倒推出來的結論所「確定」，那就是：「傳統建築木構造從漢朝開始就是一枝獨秀，命定的成為傳統建築木構造的主流類型」。唐宋元明的木構造打從娘胎裡（構造類型裡的母型），就知道到清朝時有一種「抬梁式木構造類型」一定成為主流類型，所以就認命的往千年後的主流類型發展。這種無形論證與無須論證的潛藏前提，基本上犯了倒因為果的推理失誤，但因撰稿時論證的主題不是木構造類型系譜，所以也就無須論證，視為前提不去細論也就「無人質疑」了。
在《中國古代建築史》第一卷第一章總結中國原始社會（進入夏商之前的社會）建築基本形態上提出了巢居和穴居兩種基本形態。並將水網沼澤及濕熱丘陵地的巢居視為「穿斗式」木結構的主要淵源，將黃土地帶的穴居及其發展視為土木混合結構建築的主要淵源（劉敘杰，2009，p.28-31）。由於其論證，少有涉及明確的物質證據，所以僅就大量的歷史文獻與少量的考古出土證據，這種總結倒也符合假說式的推論，並未出現高度肯定語句的結論，所以也就只是狀似合理的有此一說而已。但是在第二章第三節描述夏商二代建築的成就及影響時，則提出了抬梁式木構架為建築的主要結構形式的高度肯定語句的結論（同前引，p.198），這樣的總結則未免陷入了先有結論再找證據的論述陷阱。更嚴重的疏漏論法，則出現於第五章第二節第五款民居建築的描述上：「漢代的民居建築目前尚未發現任何地面以上的完整實物，但從當時建築的全面蓬勃發展來看，漢代民居必然也處於一個繁榮興旺的上升時期。由現存的大量畫像石、畫像磚、壁畫、陶質或金屬明器以及文獻等間接資料，可以看到漢代民居建築無論在結構類型、單體或組合平面的配置、立面的處理等方面，都已達到相當成熟的地步。……就所表現的結構形式而言，大多都是木構架。已知有抬梁、穿斗、杆欄、井幹等數種」（同前引，p.559）。
《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第二、三、四卷則只論述各個時期木構造技術的發展與進步，並不論證建築構造類型發展的軌道與痕跡。
《中國古代建築史》的第五卷則只論清代民居的大木結構類型，而且還潛藏了一個不必論的前提：抬梁式民居為主流的大木結構類型。並將其他民居大木結構類型都貶低為非主流的地方大木做法，在這樣「歧視而不認真」的前提下，地方大木做法則分為：穿斗式構架、蘇南營造做法、閩南木構做法、藏族碉房（做法）、井幹構架、彝族拱架、其他（大木）結構形制七小類型。
簡單的說，當代中國建築史裡有關木構造系譜的論點，在第三世代的研究裡有許多疑義出現，但也有許多「前提」形成。
在原始社會至漢朝這個階段傳統木構造的發展從北方的土木穴居構造系列與南方梁柱巢居系列，至夏朝之前的資料就可「看出」「穿斗式」來自梁柱巢居系列，排柱木屋架來自土木穴居系列。至夏商時期的資料則「確定看出」抬梁式木架成為建築的主要結構形式，至漢代的資料則更可「看出」大木結構已有抬梁、穿斗、杆欄、井幹等數種。
然而在唐朝至明朝的千餘年間的資料卻無法看出商朝已有的抬梁、穿斗、杆欄、井幹等四種木結構類型是循著什麼軌跡發展。
到清朝時的資料則原先抬梁、穿斗、杆欄、井幹等四種木結構類型，只有抬梁式一枝獨秀成為各類型裡的主流，而杆欄式、井幹式則只在民居建築裡發現其生命，而且被「貶為」地方大木做法，穿斗式則更被拆解成四川穿斗式、湘湖穿斗式、蘇南營造做法、閩南木構做法等「地方性」大木做法。
這樣的分析論證其前提就在於，傳統木結構類型與發展在夏商時期就是「抬梁式木架」成為主要結構形式。這個前提是命定的，所以無須論證。所有的間接實物證據的提出，都只是在增添這命定主題的光彩與其居於主流類型的「正當性」而已。因為有了這個前提，所以唐朝至明朝的千餘年間木結構類型的發展源流就無須關注，只要在清朝木結構發展時再度鞏固「抬梁式木架」的主流地位便可，所以其他類型的木構造都只是「地方性」大木做法而已。
從表面上來看第三世代建築史研究以大量資料，應證了第一世代建築史研究裡，傳統木構造類型以抬梁式居於主流一脈相傳的命題。但深入解讀卻發現眾多研究資料所應證的抬梁式居於主流的命題，其實只是研究者的主觀意願，是個虛幻命題而已。因為抬梁式的稱呼乃至結構原理、構造原理是到了清朝才出現。怎麼有一種清朝才出現的木結構類型在商朝就已經成為「主要的結構形式」？換句話說，木結構類型的淵源研究與系譜研究在第三世代建築史研究群的研究成果裡，基本上是亂了套，基本上是不靠譜。
我們不禁要提出作為第三世代建築史研究的「前提」是否也是亂了套、不靠譜呢？我們更可質疑其原因正是來自第一世代建築研究群對「傳統大木作源流」這個議題研究本來就是亂了套，靠錯譜。筆者提出這樣的質疑是有充分的證據。
第一個證據：穿斗式根本只是個加引號的暫訂專業名詞。
在清末民初只有「穿鬬式」這個專業名詞，沒有什麼穿斗式、串逗式或穿兜式這種專業名詞。穿鬬式的江南發音就是宋朝時正確的「穿」「鬬」二字讀音。這兩字明明白白的不斷出現在宋朝李誡編著的《營造法式》裡，它的字義顯示木構造要義裡的「穿心鬬入」，梁柱穿插要正中於心，梁柱斗拱的結合要絲絲入扣合成一體。江南民間匠師口語裡出現的「穿鬬式」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然而明明是漢字漢語卻被只聽得懂北京話的第一世代建築史研究群學者們，生硬的「翻譯成」穿斗式或串逗式乃至無奇不有的穿兜式，這就是典型的以漢字翻譯漢字的亂套。亂了套之後所有依字面義所衍生出來的定義都是亂套之後的口水而已，根本談不到實物論證，拿個亂擺位置的標把，來訓練射擊技巧，打了半天也只有打中亂擺位置的標把，而打不中樹上的小鳥吧。
第二個證據：證據不足，假設都成了證據；缺乏權威，首創者都成為權威。
歷史研究在於求真，然而歷史寫作卻未必在於求真。藝術創作在於「如真」，藝術史研究豈不是在於求「如真」呢？
第一世代建築史研究群學者們著手歷史研究的動機裡，說得出口的是：「誰在寫歷史」，然而1930年代至1970年代現實的學術環境卻未必容得下他們認真的思考「寫誰的歷史」與「為誰寫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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