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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徵求有驚喜
譯序
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件爆發，不少美國公民在此期間曾以個人身份向中國提供過援助。其中包括了頗具傳奇色彩的飛虎隊—這些美國志願飛行隊成員在日軍的圍追堵截之下，開闢了一條至關重要的空中生命補給線。許多傳教士也在慈善團體的支持下，除了採購並向中國人民輸送了大量糧食和醫療物資之外，還開設專門的電台廣播，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暴行。
美國記者們同樣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他們當中的很多人不僅被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所吸引，同時也對這片正在飽受蹂躪的土地產生了深深的同情。埃德加·斯諾就曾說過，「在西方世界找不出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自我克制和追求平衡感的中國文學那樣優雅和美麗。」他在1936年對毛澤東所做的採訪後來成為了解中國革命的經典之作《紅星照耀中國》（Red Star Over China），向世人展示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的風采與革命精神。又比如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她曾六次來到中國，一生當中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在中國度過的。她熱愛中國，堅持用正義之筆為中國人民的反法西斯事業奔走呼號。在《人類的五分之一》（One Fifth of Mankind: China Fights for Freedom）中，斯特朗寫道：「當中國人團結組織起來，把侵略者清除出去，並讓他們的土地重獲自由時，他們取得的勝利的迴響，將在亞洲打破更多奴役的枷鎖」（1938:9）。
在這些關心和支援中國抗戰的美國公民中，《人生大道：朱德傳》（The Great Road: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 Teh）的作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Agnes Smedley, 1892—1950）無疑投入了最多的熱情。在熬過了飽受貧窮折磨的童年之後，史沫特萊投身於美國左翼社會運動，不久又對延安的革命思想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28年末來到中國後，這位不受教條約束的左翼記者始終不知疲倦地四處奔波，想要親眼看一看中國的革命和中國人民的生活。等到1937年7月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她的人生和中國的命運更是緊緊地聯繫在了一起。在抗戰初期，她堅持留在中國，採訪並記錄戰爭的進程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情況。直到1941年春天，健康原因迫使她不得不選擇離開。後來在《中國駐地記者》（China Correspondent）中談及這段經歷對她產生的影響，史沫特萊表示「根本無法想像自己將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度過自己的餘生」，並且還不無苦澀地補充說，「我經常會忘記自己並非中國人這個事實」（1943:95, 349）。
在密蘇里北部出生的史沫特萊，父親是在全美國四處攬活的礦工，母親則是有錢人家的住家傭人兼廚子。她自幼生活在洛克菲勒的「採礦區」，用她自己的話說，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在那裏擁有「除了空氣之外的一切」。或許是因為幼年時的耳濡目染，甚至連小學教育都沒有完成的她後來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此生只忠誠於一件事，也只懷有一種信仰，那就是致力於窮苦人民和受壓迫者的解放。正因為如此，眼前所見的中國革命便是我現在的信仰」（Battle Hymn of China, 1943）。要用短短幾句話來還原史沫特萊傳奇的一生，無疑是十分困難的。但通過她生平的部分經歷，或許能讓我們稍稍了解這位畢生追求社會公正的工人階級鬥士為何會堅定地做出上述宣言。
輟學後的幾年裏，史沫特萊先後做過捲煙工、速記員和女招待，然後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離開西南部前往紐約。她在紐約為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工作過，還被指控是「德國間諜」，並於1918年遭到逮捕和單獨監禁。這段經歷進一步加深了史沫特萊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憎恨。等到1919年末指控最終被撤銷後，史沫特萊登上了駛往歐洲的輪船。她在柏林尋找那份讓她身陷囹圄的印度流亡者創辦的報紙，並遇到了革命領袖維倫德納拉特·查托帕迪亞（Virendranath Chattopadhyaya）。在與他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史沫特萊接觸並研究了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在柏林，她在瑪格麗特．桑格的資助下，和一群懷着進步思想的醫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國立計劃生育診所。德意志共和國政府隨後接管了這家診所，並仿照其模式，開設了另外幾家類似的機構。可納粹上台後，婦女「被勒令回到臥室去」，計劃生育診所成了極右派的眼中釘。面對希特拉的威脅，維倫德納拉特離開德國前往列寧格勒科學院，而史沫特萊則於1928年在《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得到了一份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的工作。
從蘇聯和中國接壤的東北（即當時的「滿洲」地區）進入中國時，史沫特萊感覺自己彷彿回到了中世紀。她當即下了決心：「我之後的生活不能遠離中國人民，要想了解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唯有融入他們。不然我在這裏所做的一切，都將失去意義。」在東北，史沫特萊很快意識到日本在鐵路、政府機構、工廠和土地投資等領域所擁有的經濟控制力與政治權力。她為此撰寫了一系列記錄日本在東北活動的文章，可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這些文章才得以刊發並為世人所知（詳見Jan MacKinnon & Steve Mackinnon,“Agnes Smedley: A Working Introductio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5 Jul., 2019）。
當時的外國媒體和中國本土媒體一樣，要麼被金錢收買了，要麼被迫保持沉默。史沫特萊了解到，代表英國官方的路透社和國民黨政府達成了秘密協議，核心內容是確保該新聞社每月可以獲得一萬美金的傭金，而作為交換，路透社必須發表對國民政府有利的宣傳報道。美國的新聞機構也和國民黨有類似的協議，這在當年早就是人盡皆知的「秘密」。從1929年土地革命戰爭初期到抗日戰爭期間，外國媒體不斷地為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成果」高唱讚歌。可與此同時，史沫特萊卻在報道中國進步人士（甚至包括了那些同情左翼進步力量的國民黨黨員）遭到監禁的情況，他們中的很多人僅僅因為是工會成員或左翼知識分子，就被公開處決。由於史沫特萊堅持獨立公正地報道，英國秘密情報組織聲稱她是英國公民，嫁給了印度分裂主義分子，並且涉嫌使用了「偽造」的護照。直到經過多方努力，「後知後覺」的美國領事館才想起自己還有保護本國公民免受英國特勤機構騷擾的義務。
史沫特萊將上海作為自己的辦事處，揭露了與日本在東北公然沆瀣一氣的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和叛國行為。她還意識到，在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國民黨員不過三萬九千人。因此換句話說，它已經淪為了「一家由政府官員及其下屬組成的小型封閉公司」。工會的會費成了給國民黨的「進貢」，用來鎮壓抗議活動。至於本應急需推行的土地改革，更是無從談起。
1930年，史沫特萊見到了魯迅，用她的話來說，「我在中國度過的那些年裏，他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人之一」。在送給魯迅的德文版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的扉頁上，史沫特萊寫道：「贈給魯迅先生，對他為了一個新的社會而生活和工作獻上敬意。」此後，他們聯合宋慶齡女士，於1932年創立了第一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敦促國民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求停止對政治犯的拷打和屠殺。
但就在同一年，受到納粹掌權的影響，《法蘭克福日報》解雇了史沫特萊。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她的健康狀況也開始惡化。1933年，她前往蘇聯休養了十一個月，並在那裏完成了《中國紅軍在前進》（China’s Red Army Marches，又名《中國紅色風暴》）一書的撰寫工作。不過她心繫中國的時局，因此計劃從美國出發返回中國。在美國短暫停留期間，她詢問了許多報社，希望成為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結果沒有任何一家美國報紙敢雇傭她。如此境遇並沒有出乎史沫特萊的意料，反而加深了她儘快離開美國的決心。
1936年春，她回到了上海。由於身體情況欠佳，友人建議她前往西安療養，結果反而幸運地獲得了西安事變的第一手報道資料。不久之後，史沫特萊動身前往延安的紅軍司令部，並在那裏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與紅軍總司令朱德見面後，史沫特萊決定為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將軍寫一部傳記。然而，盧溝橋事變後，日本立即對中國發起了全面入侵，這讓她不得不中斷了原先的寫作計劃。
但戰事並沒有令史沫特萊退縮。她加入了紅軍，並於1937年9月前往正在激烈交戰的綏遠和察哈爾。儘管必須時刻忍受背部舊疾的折磨，她還是堅持在前線報道傷員的情況以及日益嚴重的饑荒和疫病，並積極呼籲各界提供醫療援助，建立流動診所，招納公衛服務人員。就連史沫特萊本人也很快成了「在戰線上奔波的急救員」，經常在連自己都站不穩的情況下，替擔架上的士兵們做緊急治療。在跟隨紅軍四處行軍作戰期間，史沫特萊親眼目睹了將士們抗戰到底的勇氣，堅信紅軍的革命精神必將領導和拯救中國，並為亞洲所有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事業注入一針強心劑。在抗戰前線，史沫特萊完成了新書《中國在反擊》（China Fights Back），並始終沒有停止朱德傳記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到1938年她接到任務前往漢口組織紅十字會募捐，才不得不和朱德將軍分別。
在完成了漢口的任務之後，史沫特萊返回美國。由於當時國民黨和美國政府關係甚密，她的「親共」言行招來了嚴厲的打壓。面對各種莫須有的誣衊，史沫特萊沒有屈服，始終拒絕按照當局的要求來撰寫醜化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拒絕因為壓力而辜負在陝北時期便結下的革命友誼。可隨着時局的不斷惡化，史沫特萊健康狀況變得十分糟糕，還不幸罹患了胃癌。儘管來往通信一直遭到嚴格的監視，她還是通過董必武給朱德將軍寫信。朱德在得知她的情況後感到無比痛心，想方設法給她寄去了不少信件和中國的紀念品，希望以此給她帶去心靈上的慰藉。
史沫特萊一直想回中國，卻屢屢受挫，無法成行。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史沫特萊孤身一人在美利堅，慶賀當年的戰友們實現了自己願望，遙祝中國人民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1950年4月28日，為了能回到中國，史沫特萊選擇進行大面積的胃部切除手術。她深知其中風險，於是在手術前立下遺囑，要將多年來的全部積蓄交給朱德將軍，並希望死後能葬在中國，希望中國的戰友們能在墓前為自己唱響新中國的國歌。
奇跡最終沒有出現。1950年5月6日，史沫特萊因為手術失敗，不幸離世。當律師將她生前留下的巨額稿費和去世的消息交到朱德手中時，朱將軍感到十分悲痛，因為紅軍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國際戰友和同志。1951年，史沫特萊的骨灰經歷諸多坎坷，終於送到了中國，並交給朱德將軍接管。後經黨中央高層一致決定，為肯定史沫特萊長期為紅軍所做出的貢獻，將史沫特萊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下葬儀式時，朱德和在場的所有人為這位國際戰友唱響了《義勇軍進行曲》。
《人生大道：朱德傳》是史沫特萊生平最重要的作品。本書從朱德在儀隴縣附近的小村莊出生寫起，堅持以朱德將軍的敘述視角出發，穿插結合了不少作者本人搜集查證的史料和調查報告，詳細而又生動地記錄了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勝利等一系列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最值得銘記的大事件。與此同時，史沫特萊還牢牢抓住朱德這位革命領袖的個人命運這條線索，將國家民族命運和個人的彷徨求索緊密結合在一起，讓人不禁感歎中國近代歷史上，無數有識之士是如何前赴後繼地犧牲自我，為「救國圖強，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信念而投身於革命。運用自己力求公正同時又飽含真情的筆觸，史沫特萊向全世界讀者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解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窗口。朱德將軍的講述是真摯與坦誠的，史沫特萊也將這份質樸和堅毅的革命精神原汁原味地記錄了下來，為艱苦卓絕的革命敘事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真實感。這是這部傳記的獨到之處，也是讓廣大熟知中國近代革命史和抗戰史的專業學者們在閱讀此傳時，仍能感到心潮澎湃和豁然開朗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傳記前言中，史沫特萊在開頭就提醒讀者，雖然自己得到了朱德將軍的授權來撰寫此書，但這並非是「一部正式的官方傳記」。由於後期長時間無法回到中國，很多資料缺失且難以查證，因此涉及很多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的史實（包括人物姓名、軍隊番號、具體年代等），存在表述不夠精確甚至是「張冠李戴」的情況。然而，瑕不掩瑜。從初到延安時起心動念要寫這樣一部傳記，到後來在美國時期忍受病痛折磨反覆核對資料並完成整本書的撰寫工作，史沫特萊筆下的這部《朱德傳》早就不僅僅是一部關於革命領袖的個人傳記，而是關於偉大的中國革命和了不起的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全景式的史詩。在翻譯本書時，譯者結合公開史料和近年來學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在最大程度上保持原作風貌的前提下，以校註形式做了一些必要的勘誤。與此同時，史沫特萊文字中激昂着的革命熱情與對中國人民的友誼也讓譯者甚為感佩，並十分有幸，能在翻譯這部《朱德傳》的過程中，重溫老一輩革命者那份純粹的「赤子之心」和敢與一切反動勢力鬥爭到底的無畏精神。
這或許不是一部「學術味」十足、動輒引經據典的革命史作品，但卻是一段關於中華民族和中國共產黨人所走過的偉大旅程的真摯記錄。在《人生大道：朱德傳》中，朱德將軍反覆提及小時候自己家門口有一條「大道」。這條道路的一頭連接着他懵懂的童年，一頭連接着自己外出求學，繼而走上革命征程的後半生。書中同樣寫道，「大道」上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旅人，他們來自天南地北，為了平凡的生活而奔波。可是當民族面臨存亡的威脅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和朱德一樣，踏着這條路，成了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的一分子。在作品的最後一章，史沫特萊提及內戰的陰雲正在中國的上空積聚，中國共產黨人和無數為國家的前途而奮鬥的人們顯然沒有停下腳步，仍然在這條革命的「大道」上砥礪前行。或許在史沫特萊看來，朱德記憶中的那條「大道」實際上已經延展成為了一種精神的象徵：路的一頭連接着這個民族無比坎坷的近代史，一頭則指向了充滿希望的未來。
時光荏苒，風雲變幻，「大道」上的同路人們，還要繼續前行。
2023.11
曹思宇
序章
本書講述的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司令朱德將軍在六十歲之前的生平。我雖然得到了朱將軍的授權來撰寫此書，但這並非是一部正式的傳記。受限於時差以及遠隔重洋的不便，再加上作為撼動世界的中國革命事業的主要領導者之一，朱德始終肩負着重任，這使他無法對我記錄的事實和所做的解讀進行最後核實。
最初起心動念撰寫本傳是在1937年1月，那時我剛剛抵達位於中國西北的古城延安。當時的中國工農紅軍，以及決定這支部隊未來命運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剛剛進駐延安並在這裏建立了指揮中心。在此之前，我在中國生活的整整七年時間裏，中國政府的官方報紙，以及在海內外隨聲附和的外國媒體，給朱德將軍冠上了諸如「赤匪頭子」、「共匪」、殺人犯、盜賊、縱火狂等各式各樣的蔑稱。但他們從未解釋過，為何千千萬萬可敬而又勤勞的農民和工人，以及滿懷理想的學生和知識分子，會為了他所信奉的事業，心甘情願地去奮鬥，去獻身。
他的名字充滿了傳奇色彩。所以剛到延安的時候，我料想自己即將見到的是一位英勇無畏而又性格火爆的人物，是一位具有鋼鐵般意志的革命者，他口若懸河，能讓聽者心潮澎湃。帶着這份強烈的好奇心，抵達延安的頭天晚上，我便和兩位友人一起前往他的司令部，還有幸踏進了他的屋子。
最先映入眼簾的是一張沒有上漆的桌子。在燭光的映照下，桌上堆着書籍、文件、稿紙。還有一個穿着藍灰色棉制服的模糊人影，一見我們進了屋，便站起身來。
起初我們就站在那裏，互相打量着對方。我早知道他當時五十一歲了，但此時此刻，我發現他的面龐佈滿了深深的皺紋，兩頰下陷，比實際年齡看上去至少年長了十歲。他最近才剛剛完成了史詩般的紅軍長征，營養不良和痛苦磨難在他的身上留下了清晰的印記。
他身高大概有五尺八英寸。相貌不算醜陋，但也稱不上英俊，渾身上下看不出一丁點兒英勇無雙或是脾氣暴躁的跡象。渾圓的腦袋上，稀疏的黑色短髮間夾雜着些許銀絲。他的額頭又寬又高，顴骨凸起。一對堅毅有力的上下顎支撐起一張大嘴。他笑着歡迎我們到來的時候，露出來一口潔白的牙齒。他的鼻子又寬又短，皮膚黝黑。他的外表看上去實在是其貌不揚，如果不是因為穿着軍裝，他很可能被當作是中國哪個村子裏的普通農民。
人們早就告訴過我，說他單純善良、平易近人，做事勤懇努力，對於讓自己成為甚麼英雄豪傑，根本毫無興趣。看起來，他們所說的一切都是真實的，但要說他「單純」，似乎實在有些勉強。他的雙眼緊緊盯着我，目光機敏而又銳利。和大多數中國人的黑眼睛不同，他的眼睛很深，一雙大大的褐色眸子透出伶俐和機敏的感覺。我知道，一個像他這樣有着長期艱苦經歷的革命領袖，絕沒有在保持十分單純的情況下生存下來的可能。
有一樣東西是我立刻就感受到的：他渾身上下都散發出一股男子漢氣概，包括他的聲音，他的一舉一動，乃至他略顯笨拙的站姿。待我的眼睛逐漸適應了屋內昏暗的光線後，我發現他的制服因為長時間穿着和反覆洗滌，早已變得破舊褪色。而且我還注意到，他並非面無表情，而是讓內心閃過的所有情緒都明明白白地寫在臉上。
我此時腦海裏還在回想關於他的許多故事，便和他說起人們管他叫「土匪」的事。我本以為他會和我一樣一笑置之。可他並沒有，而是突然陷入沉默，垂下了頭，盯着腳下的泥土地。他的臉色變得蒼白，似乎悲從中來。就在那個瞬間，我捕捉到了某種深邃而又悲傷的情緒。他的朋友和同志們想來也極少目睹這種情況，因此在他們的口中，他素來都是一個樂天派。片刻之後，他抬起了頭，用雙眼平視着我並說道：「土匪問題其實是個階級問題。」
我想起了美國西部民謠中的一句歌詞：「有的人用槍來搶劫，而有的人搶劫用的是鋼筆。」但我沒有說出口，而是立即將話題引到了他的生平經歷。他對於我提出的其中一個問題做了澄清：他的出身並非富裕的地主，而是四川省一個窮苦佃農家庭的兒子。後來我才知道，他的同志們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一個人）知曉他的生平。更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時間坐下來，為他或是其他人的生平事跡作傳。
就在他說話的時候，我萌生了為他寫一部傳記的想法。所以當他問我打算在延安做些甚麼事的時候，我回答說：「希望您能把自己生平的點點滴滴講給我聽。」
「這是為甚麼呢？」他問道，言語中充滿了好奇。我回答說：
「因為您是一位農民。每十個中國人裏就有八個是農民。而迄今為止，他們中還沒有一個人向世界訴說過自己的故事。如果您將自己的一生經歷告訴我，那將是中國農民第一次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我的一生不過是中國農民和士兵的生活的一小部分，」他如此說道。「再等一等，四處看一看，見一見其他人，再做決定不遲。」
照着他的建議，我確實見到了許多比朱將軍更加具有戲劇色彩的人物，他們的人生經歷可說是創作偉大文學作品的絕佳素材。但中國農民絕不是一個戲劇化的群體。我依然堅持自己最初的想法，於是在1937年3月，我們開始了工作。
每星期都有兩三個晚上，由我把朱將軍告訴我的故事記錄下來。日積月累，時光如流。我有時不免對自己的工作喪失了信心。他來自一個出身卑微又目不識丁的家庭，沒有任何信件、書籍、文件或是日記可供參考。他不可能每次都記得事情發生的確切日期，而在他四十歲之前，社會上幾乎沒有任何關於他的記錄。他一生勞碌，而且似乎時常覺得童年的種種細節無足輕重。中國式的家庭生活、他的軍旅生涯，以及他作為共產黨員的紀律和生活，將他塑造成了一個集體主義者。因此，有時候很難弄清楚他作為個體的思想和行為，也難以判斷他產生蛻變、投身革命的起點。
關於他的生平事跡只講了一半的時候，抗日戰爭爆發，他便動身去了前線。我於是將這份傳記材料擱在了一邊。但沒過多久，我也出發去了前線，不僅僅是為了另一本書的寫作，同時也是為了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能夠在實際行動中對他進行觀察。於是，整整一年的時間裏，我得以觀察到他在工作、放鬆，以及和日本帝國主義交戰時的表現。
拋開他負擔的那些多不勝數的軍事和政治任務不談，我似乎從沒有見過哪個人對生活昂揚着這般執着的渴望，也沒有見過哪個人是如此堅定地踐行民主。人生的方方面面，他都渴望去探索，去理解。在延安，除了每週照例與我一起工作的夜晚，他有時會來串個門，與我和其他人交談。這些人在我駐地灑滿陽光的院子裏飲茶、吃花生、講故事、拉歌，或是照他有時候的說法，一起「吹吹牛皮」。
在這樣閒適友好的時光裏，我常把所有人都排成隊列，教他們弗吉尼亞土風舞。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阻止朱將軍跳土風舞。伴隨着do-si-do的音符節拍，他會讓舞伴盡情旋轉搖擺，腳下塵土飛揚，陣勢之大不亞於隊伍裏最年輕的衛兵。待我把自己關於土風舞的一切知識都教給他之後，他又求我教他西方的交誼舞。我也欣然相授。
他跳舞和工作的時候一樣—鍥而不捨，且極富耐心，堅信這也是顛覆舊中國封建習俗的另一種方式。他雖然很喜歡跳舞，但是和興趣廣泛的賀龍將軍不同，朱將軍並沒有成為傑出舞者的天賦。
由於一直在身邊觀察朱將軍，我有時會看到他在紅軍大學—後改名「抗大」（即「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課，或和學員們一起在學校的庭院裏打籃球。後來在前線時，我還經常坐在邊線充當裁判，看他和自己的參謀人員組隊，和司令部的一些衛兵們打籃球比賽。朱將軍還時常略帶感傷地搖着頭，感歎自己球技平平，以至於年輕的衛兵們從來都不喜歡和他當隊友。
他既喜歡戲劇，也喜歡唱歌。無論是在延安或是在前線，唯有必須處理的工作才能讓他放棄觀看戲劇演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年裏，來到延安的美國軍事觀察團曾公開放映了一些美國電影，他幾乎每場必到，還不時被影片裏的「高腳七」和「矮冬瓜」 逗得大呼大喊。聽說這兩個角色的表演很像是中國傳統的相聲和滑稽戲。
他和我準備一塊兒工作的第一個晚上，我和張麗麗 站在一起。麗麗是一位年輕的演員，也是我的中文老師、秘書兼翻譯。我們就在自己所住的黃土窯洞前面的平台上等他。遇到我聽不懂中文，或是用朱將軍和我知道的那些德語也沒法溝通的時候—這種情況倒是常常發生—便由麗麗充當我們的翻譯。我們一邊等他，一邊俯瞰着面前山谷包圍着的小城延安。延水從古老的城牆內緩緩流淌而出。河對岸的黃土崖上聳立着一座高高的佛塔。視野繼續延伸，山谷內是一片開闊的平川壩子，延水經此向東，匯入被稱作「中國的憂患」的黃河。那片平川壩子現在是操練場，不久之後會變成飛機起落地。就在最近，它還一度被當成賽馬場。當時有一批騎術高超、身強體壯的蒙古族人，從北方騎馬而來與紅軍舉行會議。為了這件事，朱將軍帶着警告的意味，向所有的婦女和女孩發出建議，要她們少露面。就算迎客的時候，也要裝扮得端莊一些，免得客人們誤解了我方對他們的歡迎之意。
然而，包括我在內的婦女和女孩們，都湧到了那片寬闊的平川壩子上觀看蒙古族人和紅軍騎兵之間的賽馬。蒙古族騎手們乘馬疾馳，同時騎手自己則在馬鞍上向後仰去，最後幾乎完全躺在了馬背上，此情此景，真叫我們感到驚佩。一位紅軍騎手向我借了那匹速度敏捷的小馬用來比賽—那是朱將軍送給我的。看着那匹像阿拉伯駿馬一樣的小馬逐漸落在那鬃毛飛揚、長尾飄飄、健壯得像坦克的蒙古小馬的後面，麗麗和我都喊得聲嘶力竭了。蒙族人現在已經帶着紅軍的軍事和政治顧問們一起回到了內蒙古。抗日戰爭正在準備之中，革命的怒濤也已襲向內蒙古了。
朱將軍是一個十分守時的人。約定的時間一到，我們看到他穿過下方山谷中的小城街道。他的警衛員跟在他質樸的身影後面。朱將軍時不時轉過頭去，大概在說着些甚麼。他走路時上身稍稍前傾，雙腿好像踏步一樣向前移動。他就是用這種步態，走過了中國數不清的小徑和大道。他登上黃土崖的時候，嘴裏咳個不停。他在西康終年積雪的山區感染了沙啞性支氣管炎。他一度停下腳步，和那個腰間別着自動手槍的年輕警衛員一起站在那裏，仰望着延水流經的山谷，一邊指向遠處，一邊互相交談着。城鎮上的人們都在談論，要在河谷上建一座水壩，用來攔阻洪水，提供灌溉，還要在裸露的山丘和山谷上重新造林。他們的說話聲傳到我們這裏，他的聲音比較低沉，還帶着些沙啞，與他身邊那位高大英俊的年輕人那高亢清新的嗓音混在一起。我突然想到，在這場浩浩蕩蕩的中國革命中，有三代人參與其中：朱將軍這一代，青年警衛員這一代，還有更加年輕的十幾歲的年輕人這一代。
朱將軍和年輕警衛員上山來到了我們所在的平台上。與我們住在同一層的那戶農民家聽到他的聲音，立刻走了出來歡迎他。這是農民和農民之間的熱情招呼；他走到那家人中間，拍了拍一個小男孩的腦袋，又從那家母親的懷裏抱過嬰兒，高高舉過頭頂，和孩子一起歡笑着。
正是在這樣的氣氛和這樣的環境中，本書正式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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