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曲
戰爭邊緣


●莫斯科
新奧加廖沃（Novo-Ogarevo）總統官邸，莫斯科地區，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十一點剛過不久，弗拉迪米爾．普丁在他位於距莫斯科市中心西北約三十公里新奧加廖沃區官邸的直升機停機坪上，登上了總統機隊三架Mi-8直升機中的一架專機。出於安全的原因，其他兩架一模一樣蘇聯時期設計的Mi-8飛機也一起升空，排成隊列，加速向東飛往克里姆林宮。
　　與新奧加廖沃機場的所有其他工作人員一樣，機組人員在與俄羅斯總統（俄語：Pervoe Litso，意指「第一人士」，此稱呼在政府圈子裡用來指稱普丁）近距離接觸之前，一直生活在嚴格的新冠隔離中。自疫情爆發以來的近兩年裡，所有前往新奧加廖沃、瓦爾代湖（Lake Valdai）、索契（Sochi）附近總統官邸的訪客，都被要求在專門改建的飯店內，進行為期一周的隔離和每日的病毒測試。總是保持著嚴謹的私密警衛，普丁多年來的私人接觸被限制在不超過三十六名圈內人士的小團體內。在新冠疫情期間，這個安全網罩更加大幅縮小，防範得萬無一失。
　　起飛十五分鐘後，普丁的直升機降落在靠近克里姆林宮東南角、別克列米謝夫斯卡婭塔樓（Beklemishevskaya Tower）附近的停機坪上。他隨後坐進自己專用的ZiL防彈轎車，短駁行駛到克里姆林宮。在疫情期間，普丁幾乎很少到莫斯科，更鮮少在公共場合露面，但這次是他在多日內第三次抵達莫斯科市中心。
　　第一次訪問是在二月二十一日下午稍早，他出席了從各方面而言都堪稱非比尋常的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Russia’s Security Council）。會場設在克里姆林宮內的聖凱薩琳大廳（Hall of the Order of St Catherine）裡，那裡有著巨大廊柱結構支撐的廣闊空間，通常被當作官方接見外賓的場所，聯邦安全會議在此開會並不常見，因為參議院宮內空間較小的會議室則是委員會常規的會議地點。已經沒有時間讓委員會的十二名常設成員按要求完成一周的隔離。大廳裡的寬敞空間，可以允許普丁單獨坐在寬大接待桌子之後，來保持與俄羅斯具有最高職位──儘管並不一定是最有權勢──的男性（只有一名女性）的六公尺社交距離。這種場地的選擇，也是為電視轉播需要而特設，具有高度象徵性的姿態，試圖顯示俄羅斯強大自信力的新境界。
　　關於這次聯邦安全會議召開會議的表面原因，是討論由國家杜馬和其上院──聯邦委員會（Federation Council）上報的提案，要求承認烏克蘭頓巴斯地區兩個宣布分裂共和國的國家地位。據接近普丁發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的消息來源，這次會議的所有參加者都被告知，會議的進程將被電視台現場直播；但這並非事實。與會者觀察的證據表明，實際上在大約五小時後，才播放了會議的影片。佩斯科夫告訴同樣的消息人士，會場上除了普丁之外，只有三個人知道普丁軍事計畫的全部內容──大約七十二小時之後，發動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一個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Sergei Shoigu）；另一位是尼古拉．帕特魯舍夫（Nikolai Patrushev），他是聯邦安全會議祕書及普丁自一九七五年以來的蘇聯國安會同事；第三人是普丁在聖彼得堡大學的老同學和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長亞歷山大．博爾特尼科夫（Aleksandr Bortnikov）。
　　一個接一個，聯邦安全會議成員起立，贊同杜馬的議案，承認頓涅茨克（Donetsk）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Luhansk People’s Republics）──合併稱為盧頓共和國（LDNR）──為獨立的國家。一位委員──謝爾蓋．納雷什金（Sergei Naryshkin），俄羅斯對外情報局（Russia’s Foreign Intelligence Service）局長──在發言中含糊其辭，受到了普丁的當眾羞辱。
　　隔天的二月二十二日，國家杜馬適時正式發布了承認的公告。普丁再次來到克里姆林宮，面對駐克里姆林宮內新聞界精心挑選的媒體記者代表，召開了少見的新聞發布會。根據在場的一位人員回顧，普丁看起來「面色蒼白和略顯浮腫，但是精力充沛……不同尋常的情緒堅定和咄咄逼人」。當俄羅斯《工商日報》（Kommersant）駐克里姆林宮資深記者安德列．科列斯尼科夫（Andrei Kolesnikov）問道，他是否認為 「這個現代世界的任何事情，都能夠透過武力進行解決」時，普丁尖銳地回應：「你為什麼認為好事從來不會用武力作為後盾呢？」 他也否認了俄羅斯軍隊將「立即部署」到頓巴斯。
　　普丁是在說謊。俄羅斯軍力當時已經動員完畢。第一批部隊──駐紮在南方軍區陸軍集團軍的車輛，都塗標了獨特的 「Z」字母，以此與相同的烏克蘭裝甲裝備相區分──已經在新聞發布會之後的幾個小時內，跨越了俄羅斯和盧頓共和國之間不復存在的有效邊界。至二月二十三日上午時分，俄羅斯軍隊已經部署到了頓巴斯叛軍與基輔軍隊經過兩個夏天殘酷廝殺、導致一萬四千多人喪生後，於二○一五年建立的實際控制線全部地段。
　　二月二十三日（祖國保衛者日）是個重要的蘇維埃時代節日，這是好友聚會喝酒、慶祝男性成人（與三月八日的婦女節相對應），以及在電視上共同觀看愛國戰爭影片的日子；更正式地說，這是慶祝俄羅斯武裝力量歷史和現實的日子。勝利日──在五月九日這天慶祝，傳統上會在莫斯科紅場舉行主要的軍事遊行──是更具勝利意義、慶祝蘇聯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打敗納粹德國的紀念日。但是在普丁統治的最近十年間，二月二十三日和五月九日都成為克里姆林宮培育精神崇拜的關鍵時節，憑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記憶，來為現政權的光榮和合法性服務。這兩個紀念日的高潮時刻，是由總統在克里姆林宮牆外燃燒的永恆火焰（Eternal Flame）之處，敬獻紀念無名烈士的花圈。
　　普丁的車隊從克里姆林宮的斯巴斯克塔（Spassky Tower）大門駛出，穿越了紅場，來到亞歷山大花園（Aleksandr Gardens）精雕細琢的鍛鐵門口。普丁步行走過行注目禮的儀隊──都保持著安全距離──在永恆火焰旁擺放了一個花圈。這是自二○二一年同一天以來，首次記錄到的，普丁在莫斯科街道上行走的場合。事先錄製的普丁紀念「祖國保衛者日」的談話在全國播放，「尊敬的同志們！」普丁開口就有意回歸到共產黨人的用詞。他只有一次隱晦地提到了，在當天早晨發生俄羅斯軍隊對盧頓共和國的占領行動。「我們國家始終開誠布公對待有誠意和直接的談判……但是我要再次指出：俄羅斯的利益和人民的安全，對我們來說，是不容討價還價的。」
　　在下午五點回到新奧加廖沃後，普丁與土耳其總統雷傑普．塔伊普．埃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進行了事先約定的電話交談。根據官方公布的談話紀錄，普丁「對美國和北約忽視俄羅斯合理合法的考慮和要求，表示了遺憾」。儘管普丁和埃爾段相交超過二十年，互相稱對方為 「好友」，在通話中卻沒有談及對烏克蘭迫在眉睫的全面進攻。根據來自土耳其外交部、一位從二○○三年起就為埃爾段工作的資深消息來源人士所言，「關於普丁計畫中的任何行動，我們沒有覺察到任何跡象或警告」。
　　在二月二十三日傍晚的某個時刻，普丁坐在新奧加廖沃的電視攝影棚內，開始為他的人民錄製另一段發言，這是近日來策畫的第二次全國演說。這次他宣布，已經下達了命令，針對烏克蘭開始實施「有限的特別軍事行動」；在次日早晨六點，向全國播報。沿著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之間兩千公里長的邊界，一支由至少七十一個營級戰術群組成、總計約十六至十九萬人的部隊，投入了戰爭——這是自一九四五年以來，俄羅斯軍隊在歐洲領土上最大規模的部署。


●基輔
總統府，基輔，班科夫街，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自二○二一年十一月以來，美國情報部門就以不斷增加的緊迫感和非同尋常的詳細內容，警告著弗拉迪米爾．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普丁正在計畫一場全面規模、多線突擊的入侵烏克蘭戰爭，這將牽涉到對基輔的直接進攻。澤倫斯基和他的國家安全團隊對這樣的警報「沒有完全地不屑一顧，但是持懷疑態度」，這是擔任澤倫斯基總統辦公室主任的安德里．葉爾馬克（Andriy Yermak）之說法。「我們並不懷疑普丁有入侵的能力，這沒有任何問題。我們已經處於（與俄羅斯）戰爭狀態八年了。」但是，自從去年春天以來，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邊境的集結──以及可能入侵的警報──已經成為某種具規律出現的情況。普丁曾在二○二一年三月至四月間，威脅性地增加過軍隊數量，而且在九月至十月也再次增兵，而後又再次停滯不前。起初的軍力增加，被解釋為對新任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的決斷能力測試，二次增兵則被認為是，抗議烏克蘭參加北約在夏天組織的陸海作戰演習。儘管來自高位的安全消息來源和莫斯科高級政府官員的表態，都充滿信心預計不會發生戰爭，這些都不意味著可以清楚解釋，這第三次軍力集結是否將會出大事。
　　「總有人提出問題，是否這次僅僅是普丁的另一個心理戰運作……來干擾烏克蘭，」葉爾馬克描述道。「一方面，當然有所擔心，每次出現這種事情，都會導致戰爭。另一方面，也有這樣的想法，不能讓普丁每次都透過派遣部隊，靠近我們的邊境演習，將我們帶入慌亂之中。」當美國和英國大使館在二月十二日撤離基輔時，澤倫斯基還說到，「當前，人民最大的敵人就是恐慌」，如果西方強國有「關於俄羅斯即將入侵的任何確鑿證據」，他也「還未看到」。對戰爭可能到來的懷疑如此深刻，以至於烏克蘭國會（Ukraine’s parliament）和烏克蘭國家安全局（SBU intelligence service）的高級成員，竟然在推特平台上轉發了英國喜劇演員豆豆先生為背景的動漫畫面，他站在路邊喃喃自語：「我等著俄羅斯的入侵」。
　　然而到了二月二十三日，事態很明顯，這次是真正不同以往了。前一夜，俄羅斯軍隊已經進入了頓巴斯和盧甘斯克這兩個宣布分裂的共和國境內。俄羅斯部隊曾經在這個區域內，不同程度地祕密行動了多年；但是現在俄羅斯杜馬已經投票承認了他們的獨立，出兵占領該區就是官方公開的行為了。還存在的問題是：普丁會在盧頓共和國停步，還是繼續前行？
　　二月二十三日的午間，澤倫斯基召開了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NSDC）會議。會議桌邊圍坐著國家最高層的軍事、情報主管，以及政府的文職部長。其中不乏當了一輩子的軍官和情報官員，也有些是澤倫斯基自幼相識、在演藝圈共事多年的老友。
　　伊萬．巴卡諾夫（Ivan Bakanov），一個四十七歲、習慣戴藍色眼鏡、身著時髦緊身西裝的年輕人，與澤倫斯基一起在貧困的中部工業城鎮克里維里赫（Kryvyi Rih）長大，之後領導了「九五街區工作室」（Kvartal 95），這名字是由兩人小時候居住街區命名的。澤倫斯基在二○一九年八月，任命了他的這個老友、同事和前競選經理人，為安全特勤部門──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的局長。巴卡諾夫具有律師培訓經歷，以娛樂界主管為職業生涯，完全沒有情報或祕密警察工作的背景，但是對澤倫斯基完全忠誠，這就是關鍵意義所在。巴卡諾夫的使命，就是要改革和馴化在近期歷史上多次試圖干預政府職能的祕密特勤機構──而且該部門還一直被認為藏著數以千計的親俄羅斯同情者。
　　在風格和背景方面，四十九歲的瓦列里．札盧日內（Valery Zaluzhny）中將，來自與巴卡諾夫截然不同的世界。這位職業軍官也是由澤倫斯基任命的一代新領袖，因為過於年輕而未趕上在蘇聯軍隊服役的機會，札盧日內是第一代烏克蘭軍官之一，接受過烏克蘭北約夥伴國家的訓練，包括了在英國皇家軍營的短暫實習。身材健壯，臉孔圓潤，性格堅毅，他在二○一五年頓巴斯地區的傑巴利采沃（Debaltseve）戰役中，作為師長，在戰場上嶄露頭角。澤倫斯基在二○二一年升任札盧日內為烏克蘭軍隊總參謀長，相信他可以將全軍實力提升到北約標準，以及終結已困擾蘇聯和現俄羅斯軍隊至今的偷竊、欺凌與從上到下僵化的指揮體系。
　　第三個關鍵的與會者，是烏克蘭的對外情報局局長──奧萊克山大．利特維年科（Oleksandr Lytvynenko）。畢業於俄羅斯聯邦安全局設在莫斯科的密碼、電訊和電腦科學學院（Institute of Cryptography, Telecommunications and Computer Science），以及倫敦的國防研究皇家學院（Royal College of Defence Studies），他在前一年七月就職於烏克蘭間諜負責人，曾引發過爭議。在二○一五年，利特維年科曾經是遭貶謫的親莫斯科總統維克托．亞努科維奇（Viktor Yanukovych）政府的數千官員之一，他們因此被禁止繼續擔任公職。儘管如此，澤倫斯基做出了決斷，他需要一位像利特維年科那樣，獻身於情報事業的職業官員，來負責回答他們國家面臨的最緊迫安全問題：普丁在入侵烏克蘭方面，是認真的嗎？
　　在國家安全會議上，「顯現了三種基本觀點，」烏克蘭知名記者、國會議員及曾擔任澤倫斯基幕僚高級顧問的謝爾蓋．列先科（Serhiy Leshchenko）回憶說。「一種意見是，普丁將待在頓巴斯（分裂的自治共和國）內；另一種，是認為他將試圖開創連接克里米亞到頓巴斯的陸路走廊，以及擴大盧頓共和國的領土範圍；第三種，是設想他將繼續行動，發動對烏克蘭的全面入侵，包括從白俄羅斯方向展開進攻。」這意味著對基輔的直接作戰。這三個版本都產生於各種相互矛盾的情報來源和分析判讀。那次烏克蘭國家安全與國防委員會的會議可以說是 「沒有得出定論性的結果」，列先科如此總結。
　　澤倫斯基那天的其他時間，被用來與外國駐烏克蘭大使會面，以及閱讀來自自己情報部門和北約盟國提供的情勢報告，他也起草了直接面對俄羅斯人民的演說稿。在傍晚時分，還是認定普丁尚未決定是否要越過盧頓共和國邊界繼續前進，澤倫斯基一蹴而就完成了自己的演說錄音。
　　「我希望在今天，向俄羅斯的所有公民呼籲，」澤倫斯基用俄語──他的母語──演說，他通常在公共場合都使用烏克蘭語，很少直接用俄語。「不是作為總統，我僅以一名烏克蘭公民的身分，向俄羅斯公民求助……今天，你們的軍隊集結在邊境線上，近二十萬名士兵和數千台軍用車輛，這將成為在歐洲大陸上一場主要戰爭的開端。任何一絲火花都將點燃戰爭的烈焰……你們被告知，我們是納粹，但是，為了戰勝納粹主義而貢獻了超過八百萬生命的烏克蘭人民，怎麼會反過來支持任何的納粹行徑？我又怎麼會成為納粹分子？可以將這些告訴我的祖父嗎？他在蘇聯軍隊的步兵服役，經歷了完整的世界大戰，然後為獨立後的烏克蘭社會服務，在上校的崗位上殉職。」
　　澤倫斯基沒有提及自己的猶太人根基，但是他的確談到，於戰前曾去訪問在頓涅茨克的好友，為烏克蘭國家足球隊在那裡的比賽助威喝采，在一個公園內與當地居民共飲啤酒，像烏克蘭族裔同胞一樣地團結與共。他以充滿情感的話語總結了自己的演說，呼籲俄羅斯民眾，「要記住烏克蘭和俄羅斯是不同的，但這絕對不是我們必須成為敵人的理由……你們許多人都到過烏克蘭，你們許多人都有親友在烏克蘭，你們某些人也在烏克蘭大學裡學習過、結識過烏克蘭的朋友。你們知道我們的性格，你們也了解我們的人民，你們還知道我們的原則，你們更明白我們珍愛的情感。所以，請聆聽你自己的良知、理性思考的聲音，遵循常識。傾聽我們的心願，烏克蘭人民希望和平。」
　　許多澤倫斯基的助理在他錄下這段演說時，「幾乎感動得落淚」、「是來自肺腑之言」；一名顧問回憶說，「他自己寫下了每一個字……這是他曾經做出的最好演說。」
　　當天晚上，澤倫斯基與夫人歐倫娜（Olena）和孩子──十七歲的奧萊克山德拉（Oleksandra）及九歲的凱里洛（Kirilo），在距基輔市中心南方十五公里處的第聶伯河（Dniepr）右岸邊，位於科茨因（Koncha-Zaspa）區郊外的總統官邸聚會。烏克蘭總統沒有收到即將到來的俄羅斯軍隊進攻之「任何前期警報」，顧問列先科對此確認無疑。澤倫斯基抱著希望準備上床睡覺，期望自己在今晚稍早演說中談及的「常識」將會戰勝邪惡。然而幾個小時過後，這個希望就在世界矚目之下消失殆盡。

序曲
戰爭邊緣


●莫斯科
新奧加廖沃（Novo-Ogarevo）總統官邸，莫斯科地區，二○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

　　上午十一點剛過不久，弗拉迪米爾．普丁在他位於距莫斯科市中心西北約三十公里新奧加廖沃區官邸的直升機停機坪上，登上了總統機隊三架Mi-8直升機中的一架專機。出於安全的原因，其他兩架一模一樣蘇聯時期設計的Mi-8飛機也一起升空，排成隊列，加速向東飛往克里姆林宮。
　　與新奧加廖沃機場的所有其他工作人員一樣，機組人員在與俄羅斯總統（俄語：Pervoe Litso，意指「第一人士」，此稱呼在政府圈子裡用來指稱普丁）近距離接觸之...

前言

　　每個人都必須理解：為了我們的生存，毀滅我們所有敵人的全球戰爭動員已經迫在眉睫。戰爭是我們民族的理念。我們唯一的任務，領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俄羅斯人民解釋，使他們信服，這就是我們英雄史詩般的未來。

──俄羅斯作家、頓巴斯志願戰士，札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二○一四年四月


　　「你會很高興見面的。」 我的老朋友簡尼亞（Zhenia）在電話那頭的聲調平淡中帶有謹慎。那是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烏克蘭的戰爭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你單純只是想見面開心一下，還是來試圖告訴我，為什麼我錯了？」
「或許你能夠告訴我錯在哪裡？這也是我們可以相見的理由，我現在在莫斯科。」
電話中頓時沉寂無聲。
「或許改天吧，」 他最終答覆說。「馬上見你，不是個好主意。」
　　簡尼亞曾經是個叛逆者。在人生的不同階段，他幹過工人和保安警衛，也擔任過民兵組織OMON員警部門的官員，在車臣（Chechnya）打過仗。他曾任職於俄羅斯反對派主辦的獨立報紙《新報》（Novaya Gazeta），負責編輯下諾夫哥羅德州（Nizhny Novgorod）區域版面，也曾是革命的「民族布爾什維克黨」（National Bolshevik Party）領導成員。但是當我在法國聖馬洛（Saint-Malo）的一個文學節日活動中與他相識時，簡尼亞已經啟用了新筆名──札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也已成為俄羅斯最偉大、最具爭議性的作家之一。簡尼亞留著光頭、身體強壯，具有威脅性的外觀神態，這導致他捲入了與聖馬洛城區防暴警察的衝突之中。我幫助他擺脫了困境，這成為了我們往來經歷的開端。
　　札哈爾．普里列平機智敏銳，平時喜好閱讀，行事無所畏懼。他也狂熱信奉自己的理想──這包括了對自己國家神聖偉大的激進信仰，以及對現任俄羅斯領導階層貪贓枉法的極度蔑視。在二○○七年於克里姆林宮召開的作家論壇上，他坐在弗拉迪米爾．普丁（Vladimir Putin）對面，無所畏懼地質詢總統，有關反對腐敗和竊盜的履職責任。二○一四年二月，在克里米亞（Crimea）被肢解之後，克里姆林宮的意識形態開啟了圍繞俄羅斯民族軸心的政治運作，普丁和普里列平發現，他們各自具備了不曾預見的共識：是時候由俄羅斯人拿起武器來公開抗拒自己的敵人了。此後不久，普里列平訪問了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的脫烏反叛共和國，成了叛軍營級部隊的副指揮官。在二○二○年，他仿效自己敬仰的英雄──激進主義作家、民族布爾什維克黨創始人愛德華．利莫諾夫（Eduard Limonov）──組建了自己的政黨。這個黨的願景就是：建設強大和戰鬥性充沛的俄羅斯，透過戰爭，來實現自己清洗墮落世界的目標。
　　儘管普里列平的觀點邪惡、荒謬，無疑也是危險的，但這些卻被他本人誠摯地信奉。不像在俄羅斯權貴階層的許多浮誇愛國者，對自己聲稱熱愛的國家只會巧取豪奪，普里列平實際上冒著生命危險，來踐行自己的信念。他曾經是我的朋友，但現在已成為某種意義上誠實的敵人。
　　我以普里列平開始我要講述的故事，源於兩個理由。一是我有興趣知道他下一步的作為。現今，克里姆林宮正騎在由正統東正教（Orthodox）所激發的極端民族主義的老虎背上，直到相當近的時期內，這個思潮還只是藏匿於俄羅斯政治的狂妄表象之後。無論由於戰場上的軍事失敗，還是源自對俄羅斯權貴階層或國家安全強勢部門掌控的喪失，如果普丁搖搖欲墜，將會發生什麼情況？如果這種局面出現，普里列平關於自己國家具有新斯巴達叛逆性，無法緩和矛盾，國家武裝化和在崇高正義旗幟下燃放生機的理念，將對俄羅斯可能的未來前景之一，開啟令人恐怖的窺視之窗。
　　我談及普里列平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對我會面邀請的回絕。我始終無法找到他這麼做的理由。可能他神經過敏，害怕在與某些疑是西方間諜人員談話時被抓；也可能他認為，我已經成為一個西方間諜。還可能他假設，我已經被俄羅斯聯邦安全局（FSB）的人員跟蹤；可能他想像自己也被盯梢。或者他可能害怕，從我這裡聽到發生事件的不同真實版本，這將動搖他對自己的理念，即俄羅斯東正教戰神正在與烏克蘭納粹分子浴血奮戰（誠然不可能存在的現實），所具有的堅信之心。
　　無論他有什麼理由，普里列平顯然是中了當時俄羅斯遍地彌漫的狂熱魔咒，這種狂熱被我大多數的莫斯科朋友、同事、聯絡人所分享。在戰爭爆發的數天裡，病態的狂妄覆蓋了首都之城，就像每個夏天都彌漫在那裡的泥炭沼火災之煙幕那樣，來勢迅猛且令人窒息。也像煙塵一般，這種精神狂熱病揮之不去的惡臭，同樣遮天蔽日，使人無法逃避。
　　我在駐留和調離之間，總共花費了二十七年時間在俄羅斯採訪報導。首先，作為都市和焦點事務的報導記者，為《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工作，然後成為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駐莫斯科的記者，並兼任其莫斯科辦事處的主任。在超過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可能總共只有六人，因為我是外國人，或者由於他們害怕政府對此類事件的反應，拒絕過與我交談。
　　然而在俄羅斯開始入侵烏克蘭之後──或者更確切來說，在俄羅斯國家杜馬（State Duma）於二○二二年三月初頒布了法令，對「傳播有關俄羅斯軍事行動虛假資訊」的人員，可處以最高達十五年監禁的懲罰之後，局勢發生了急遽變化。之後不久，杜馬又重新定義了已經存在的有關「外國代理人」法規，不僅包括實際接受國外資助的俄羅斯個人和組織，也包含那些受到「外國影響」的人士，全都在監管之列。每周更新的「外國代理人」名冊由官方發布，很快就幾乎包括了每個非克里姆林宮認可的記者、電台播音人、部落客和自由媒體分析家。
　　令我震驚的是，當我在開戰初期開始預報本書的寫作計畫時，我已經認識多年、甚至幾十年的朋友和聯絡人告訴我，他們不能冒險在公共場合會面，或在講話時被錄音；甚至挺克里姆林宮的現任或退休官員，以及重量級愛國媒體和政治人物，都謹小慎微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許多消息來源拒絕與我在公共場合見面，因為他們在與外國記者交談時會被認出；許多最具揭密性的談話發生在餐桌上、度假別墅裡，或是依照傳統的蘇維埃Soviet style方式──在共同朋友的廚房內，而那些熱心安排這種私人聚會的主人，也經常不事先告訴訪客：我，一個危險的外國人，將會在場。
　　本書引用的許多資訊來源，必須保持匿名──在某些案例中，是為了保護他們的身分，其他則因為引述的評論來自無紀錄在案的社交場合，或者屬於機密交流。作為讀者，必須信任涉及的任何資訊，這難免令人沮喪，對於必須核實消息的記者來說，也有著同樣的懊惱。但這就是本書報告中，從二○二二年三月至二○二三年三月，在莫斯科和基輔（Kyiv），所面對的氛圍。最令我驚訝──同時也警醒的──是俄羅斯社會關閉得如此迅速。在普丁二○二二年入侵之前，在俄羅斯的政治生態體系中，尚具有政治反對派和言論自由的生存空間，儘管空間狹小，但還是被一系列不言自明的規則所確認，這些規矩被當局所遵守，要比被其破壞更為常見。私下裡的反克里姆林宮政見，甚至在公眾場合或社交媒體上宣洩時，也從未被明令禁言，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之前，在家庭電話上安裝隔音護罩的故事，曾經是來自蘇維埃時代Soviet days的古老傳說。在這之後，我的許多爆料者都堅持在我們談話時，離各自的智慧型手機至少數公尺之遠，或者將它們留在會面場所之外。
　　恐懼具有傳染性，在一個長期認可的規則已崩潰、新法理尚未形成的世界中，它繁殖得更加迅猛。反對派活動分子和記者曾戲稱：普丁政權為「素食者」，而非食肉類野獸。除了少數明顯的例外事件，當局傾向於威脅而不是毀滅異議人士。克里姆林宮的首席意識形態思想家弗拉季斯拉夫．蘇爾科夫（Vladislav Surkov）──湊巧也是普里列平的朋友和姻親──執掌著基本依據後現代主義、用戶至上觀點，最終輕視意識形態等理念所建構的宣傳體系；一會兒在這裡追隨正統東正教義，一會兒又在那裡重拾對蘇維埃的懷舊情結Soviet nostalgia。蘇爾科夫撥弄著理想的琴弦，就像法國作家若利斯．卡爾．于斯曼（J. K. Huysmans）的頹廢派古典小說《逆流》（À rebours）中，敲打著可釋放香氣的管風琴鍵盤之樂師。這個相對包容的素食者生態體系，在二○二○年二月蘇爾科夫離開克里姆林宮後就分崩離析。我們將會看到，舊系統被頭腦狂熱的前「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官員獨斷的管控所取代，他們深信，自己面對的西方正在推行阻撓和毀滅俄羅斯的使命。
　　反普丁人士總是傾向於彬彬有禮，甚至聽天由命來應對自己的安全命運。在二○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入侵烏克蘭之後，很少有人繼續仗義執言──那時，對當局毫不在乎，已經成為膽大包天的行為。使我更加震撼的，是挺普丁人士也突然發現了自己的恐懼。一系列不言而喻、曾制約他們生存世界的 「相互理解」 ，突然被一種新的、陌生的愛國主義及戰爭引力場規範所取代。什麼言行是俄羅斯戰時所批准的，什麼又是被新禁止的作為？無人確切知曉。一位前蘇聯國安會少將、前普丁最資深內閣部長之一的大學同學和私人好友，曾將我帶到寒冬的室外，在鄉間別墅的柴火木棚內談話，只有在那裡他才放心，可以確保無人旁聽、留意我們的對話。與普丁關係密切的一位石油大亨的女兒，也曾兩次要求在莫斯科的白兔餐廳調換座位，因為她不喜歡坐在附近的人可能會偷聽我們的表情。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我提及這些現象，並不是為了要給人們這些印象──在莫斯科的採訪報導猶如勒卡雷（John le Carré）間諜小說描述的那樣神祕驚悚；而是要指出，俄羅斯的政治和媒體氛圍，隨著普丁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風波，已經發生了非常迅速、深刻的變化。有些老朋友轉變為激進好鬥、甚至令人憎惡的愛國者；其他人則意識到，可以假裝享受到開放、富裕歐洲生活方式的俄羅斯，已經不復存在──或者，可能僅存於他們的想像之中。數千名受過最好教育的俄羅斯人開始逃亡海外；但是，只能留下的絕大多數人，選擇了隨波逐流──有些人積極附和，絕大多數則保持沉默。如果戰爭的狂熱類似泥炭的煙火，那麼循規蹈矩就像皚皚白雪，嚴密覆蓋了被裹挾在麻木氛圍中窒息的感官和認知，整個俄羅斯社會就像將人民蜷縮趕入庇護所。有些俄羅斯人在回顧他們蘇維埃童年的寬慰文學修辭時，發現了這樣的庇護所；還有人在積極忽略和封閉面臨現實的過程中，找到了心靈的安樂窩。直到九月二十一日，進入戰爭超過六個月之後，莫斯科的生活依舊像處於完全正常的極度強烈幻象中，不允許戰爭來騷擾那裡的寧靜。但是，在九月的那一天，宣布部分動員令的時刻，普丁才算是讓俄羅斯國家──和他自己的權貴階層──大吃一驚。突然之間，一場除了無法目睹、各方面都貨真價實的戰爭，對成千上萬家庭中有適齡參軍男性成員的俄羅斯人來說，突然成為緊密關聯、涉及私密的事件。從那一刻起，沒有任何俄羅斯人可以倖免，這場降臨到自己國家凜冽政治寒冬的襲擾。

　　巨大社會衝突的定義，是其結果可以造成民族的分裂和世界秩序的重塑。根據這樣的尺度衡量，俄烏戰爭堪稱歐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地緣政治危機，這也將產生遠比九一一事件巨大的全球性後果。世界的安全架構、食品及能源供應、軍事力量和聯盟勢力的平衡，都將因其而發生永久性的改變。
　　最好的結局是，普丁陷入僵局的侵烏戰爭，將被證實為在歐洲歷史上擴張性帝國主義的最後掙札，以及象徵著西方帝國時代的最終滅亡。這也將暫緩中國採用常規軍事力量挑戰自己鄰居的計畫。在開戰的第一周，烏克蘭證明了，壓倒性的裝甲和空降兵力，可以被現代化的步兵便攜武器所擊敗，以此顛覆了傳統冷戰時代有關進攻和防守的計算法則，進而同時震驚了自己的敵人和盟友。世界對俄羅斯入侵的制裁也顯示了真正的經濟力量──包括了一夜之間毀滅整個經濟體系的強權──已經從民族國家層面移動到民間公司的領域，基於道德和政治考量的公司決定，能夠帶來比政府行為更嚴重的經濟打擊。同時，俄羅斯試圖透過削減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來進行反擊，卻令人驚訝地顯示，這表明了能源實際上並不像西方曾經懼怕的那樣具有強勢功效。
　　在同一時期，由於普丁和他的宣傳同夥，多次將在戰場上或甚至在戰略上使用核武器的概念，從理論範疇穩步推向可能實施的現實，導致烏克蘭戰爭又讓世界陷入更加危險的境地。這也提出了致命性──尚無明確解答──的議題：西方社會在捍衛他們自己奠定的國際準則之名義下，將願意承擔多大的經濟和社會痛苦？
　　烏克蘭戰爭是蘇聯解體的血腥終極行動。就在我寫作本書時，敵對戰鬥仍持續進行，所以我的故事也必然無法完結。但是，儘管我們對「衝突如何具體結束」缺乏概念，我們卻已知曉，如果戰事繼續將帶來的後果；對俄羅斯和烏克蘭任一方而言，將不存在完全的勝利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投入太多，不會允許基輔敗於俄羅斯軍隊；如果普丁任由克里米亞（或同樣性質的頓巴斯的反叛共和國）輸給烏克蘭，他的政權和自己的生命則將休戚相關。他曾經反覆說過，發誓守衛這些地域，如有必要，將主動發起核攻擊。所以，這場戰爭將在談判求和的基礎上最終結束──就像所有最後沒有取得全面勝利的戰爭一樣。
　　普丁有可能將任何戰爭的最終結果，都宣稱為俄羅斯的勝利，由於他對俄羅斯媒體的控制如此完善，他說服自己的多數同胞來相信自己結論的成功機率頗高。
　　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無論普丁在炮火平息後，想方設法保住了多少前烏克蘭的領土，他試圖扭轉烏克蘭向西方靠攏的趨勢、確立俄羅斯新權威和偉大前程的實踐，已被證實為災難性的失敗。數十年精心安排的經濟計畫被毀滅殆盡，全世界曾經同情相交的盟友避之不及，數十萬俄羅斯最光彩、最優秀的才俊流亡他鄉，俄羅斯國家的戰略獨立性，由於被迫對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依賴，遭受到深刻的損害。普丁已經從根基上荼毒了俄羅斯的未來。他自我宣稱的勝利，體現了文盲戰勝知識、僻壤支配大城市、老年人壓制年輕人，以及往昔封閉未來的倒行逆施。
　　普丁的入侵，也精準創造了自己試圖防範的同樣結局。戰爭團結了烏克蘭人，給予了這個國家真正意義上的立國基礎；戰爭也重新啟動了北約，為它帶來了新的目標、錢財和加盟成員，同時也重申了歐盟在此戰後反威權主義的價值，這正是歐盟一體化初始創立時的基礎。在更加深入的層次上，普丁也提醒了全世界的民主勢力，自由不可能自然來臨──儘管在共產主義制度崩潰後，西方許多人得出了與之相反的宿命論點──現在一切都已經明瞭，必須用戰鬥來獲取和保護人民的自由權利。
　　本書在戰爭爆發的頭一年期間，幾乎全部於莫斯科和基輔兩地寫作完成。因此，這不是單純的戰爭故事描寫，而是介紹戰爭如何開始之相關歷史的首次素描──講述了衝突如何從俄羅斯的閃電襲擊，經歷了僵持困境，直至烏克蘭開始反攻的階段。我將重點集中在揭示普丁入侵烏克蘭核心運作過程中最扣人心弦的神祕內幕：用暴力塑造更加偉大俄羅斯的理念，如何被詭異的東正教民族主義勢力所支持，在穿越俄羅斯政治邊緣化之後，最後如何成為克里姆林宮官方的核心政策？普丁為何／如何決定了，將數十年精心建設的宏觀經濟事業、外交成就棄如敝屣，如此莽撞和冒險地發動了戰爭，以至於直到入侵行動的最後時刻，他計畫中的全部細節，甚至還對自己最高級別的大多數內閣部長保守機密？誰是在地毯下暗中爭鬥的走狗──如同邱吉爾（Churchill）曾經令人難忘般如此描述過的克里姆林宮內部較量──是誰相互鬥法，最後贏得了普丁的耳根、心胸和意念？以及最為重要的，是普丁決定走向戰爭的真正原因究竟是為了什麼？

於莫斯科，二○二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前言

　　每個人都必須理解：為了我們的生存，毀滅我們所有敵人的全球戰爭動員已經迫在眉睫。戰爭是我們民族的理念。我們唯一的任務，領袖們唯一的使命，就是向所有俄羅斯人民解釋，使他們信服，這就是我們英雄史詩般的未來。

──俄羅斯作家、頓巴斯志願戰士，札哈爾．普里列平（Zakhar Prilepin），二○一四年四月


　　「你會很高興見面的。」 我的老朋友簡尼亞（Zhenia）在電話那頭的聲調平淡中帶有謹慎。那是二○二二年三月二十八日，在烏克蘭的戰爭已經持續一個多月。「你單純只是想見面開心一下，還是來試圖告訴我，為什麼我錯了...

前言
序曲：戰爭邊緣

第一部──帝國與血脈
第一章：毒化的根基
第二章：「莫斯科現在靜悄悄」
第三章：流血的神像
第四章：屬於我的明天

第二部──戰爭之路
第五章：開戰途徑
第六章：真實意圖還是虛張聲勢？
第七章：災難警訊

第三部──玩火之術
第八章：局勢崩潰
第九章：超限較量
第十章：僵持
第十一章：幻覺的代價
第十二章：躋身先聖之殿

致謝
註釋

前言
序曲：戰爭邊緣

第一部──帝國與血脈
第一章：毒化的根基 ...